《红与黑》自一八三〇年问世以来，经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考验，已被世界各国视为经典文学名著，同样也受到中国文学创作界、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欢迎，成为令人爱不释手的一本文学读物。
一、《红与黑》的创作过程
人们或许很难相信，他们如此喜爱的这部小说竟是作者在当时发生的一桩刑事案件的基础上加工创作出来的。但这确是事实。
司汤达曾在其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吕西安·娄万》手稿的空白处写道：“只要我还需要对作品内容费心思索，我就无法赋予人物对话以个性和深刻含义。因此，以于连·索雷尔这样的现成故事为素材进行创作，就显示出了它的优越性。”
司汤达是十八世纪启蒙思想的信徒，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拥护者，拿破仑的忠实崇拜者。一七九七年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乡格勒诺布尔，来到巴黎，追随拿破仑转战欧洲，去过意大利的米兰、德国的柏林、俄国的莫斯科，参加过拿破仑对欧洲君主国第六次反法联盟的抗击，直至拿破仑垮台。他把拿破仑的失败视为最大的历史悲剧，借于连之口表达了他的失望心情：“拿破仑真是上帝给法国青年送来的人！谁能取代他？没有他，不幸的人能做什么呢？”
正因为如此，司汤达对波旁复辟王朝怀有深刻仇恨，他曾说过：“像我这样一个到过莫斯科的人，在波旁王朝的法国除了受屈辱外，不会有别的。”于是他前往意大利的米兰，在那里旅居了七年，这期间他称波旁王朝是“发臭的烂泥”，发誓说“不再见被波旁王朝玷污的法国和巴黎”。一八二一年意大利烧炭党人发动的起义惨遭镇压后，他被警察当局视为“不信宗教、反对正统和一切合法政府”的“极端危险”的人，被迫返回巴黎。
从这时起，司汤达更注意用其敏锐的目光观察复辟王朝统治下的种种社会现象和矛盾斗争，以数学家般的冷静头脑分析和概括时代的本质特征，试图揭示出复辟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反动统治和种种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革命到了一触即发的成熟阶段。这时，一八二七年十二月《法院公报》报道的一桩刑事案件引起了司汤达的密切注意，他从中看出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特征，从而涌动出强烈的创作激情。随后，他利用多年练就的成熟艺术技巧（司汤达创作《红与黑》时已四十七岁，此前发表了不少文学评论、艺术传记和中篇小说《阿尔芒斯》），对这一素材进行大量的艺术加工和形象塑造，创作出了《红与黑》这部批判现实主义杰作。
这里有必要对上述案件做一概要介绍，以便使读者看出案件主人公安托万·贝尔德和小说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相似之处。
安托万·贝尔德时年二十五岁，出生在布朗格村一个穷苦的马掌匠家庭。他身体孱弱，不宜从事笨重劳动；但他天资聪颖，很小就对高深的学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地几个有身份的人，出于强烈但缺乏明智的同情心，想帮他步入教会，以使他摆脱命运为他安排的卑微处境。当地的本堂神甫收养了他，传授他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识，并帮助他于一八一八年进入格勒诺布尔小修道院。一八二二年，他因重病被迫中断学业。后来本堂神甫又介绍他去米肖先生家任家庭教师。米肖夫人三十六岁，她贞洁端庄，心地善良，对体弱的家庭教师非常关心，丝毫没有考虑这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不到一年时间，米肖先生不得不把他辞退，因为传说他与女主人发生了恋情。贝尔德孜孜以求的目标是担任圣职，于是想重入教会，他向里昂和格勒诺布尔等地修道院提出申请，但均遭拒绝。他把失败归罪于米肖夫妇，在给米肖夫人的信中扬言要杀了她。七月十五日，他去里昂买了手枪，于二十二日（星期天）一大早带着装有两发子弹的手枪进入布朗格村教堂，趁米肖夫人虔诚祈祷之机向她和自己各开了一枪，两人均重伤倒地。
司汤达还注意到当时发生的另一桩类似的刑事案件：青年细木工拉法格杀死了他那位出身高贵的情妇。他把这个青年的某些相貌特征赋予了于连。
司汤达将贝尔德和拉法格的命运作了比较，进而就“人的性格力量和毅力”进行了深入认真的思考。他一直在寻找像中世纪骑士那样激情澎湃、骁勇无畏的英雄，他现在在下层百姓中找到了他们。他在《罗马漫步》中清楚无误地写道：“在巴黎上层社会似乎已丧失强烈而持久的感受力的时候，热情却在小资产阶级中间，在像拉法格这样的青年中间，激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但由于缺乏财富，他们不得不工作，同其真正的需要搏斗……他们保留着意志力，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感受力。伟人今后很可能出自拉法格所处的那个阶级。拿破仑从前也曾处于同样的境况：良好的教育、丰富的想象和极端的贫困。”
《红与黑》的创作始于一八二八年年底，完成于一八三〇年。对司汤达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创作时期，他本人就曾说过：“在我一八三〇年写作《红与黑》的时候，说我已变得非常幸福或许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说我那时颇为幸福。”他之所以幸福，可能是因为革命推翻了他切齿痛恨的复辟王朝，建立了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
二、《红与黑》的艺术特色《红与黑》不仅通过对于连从天真盲目到幻灭清醒的全过程描写，塑造出一个为体现自身价值、追求个人幸福、维护自己尊严和荣誊而冲锋陷阵的小资产阶级青年的生动形象，而且在艺术上也颇具特色，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
真实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也是吸引读者的首要因素。司汤达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一贯主张文学应当表现时代，反映社会现实。所以，他十分重视把他对社会的准确观察通过运用大量“真实的细节”艺术地再现时代风貌。他把自己对大革命的热爱和对拿破仑皇帝的崇拜，对资产阶级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和幸福观的理解，全都赋予了主人公于连，而他本人又是那个时代的见证人，这就使于连的形象给人第一层真实的印象。其实，司汤达固然想把于连塑造成他心目中的一个理想的英雄，但他丝毫无意以牺牲真实为代价而去掩饰于连思想和性格上的缺点，把他描绘成一个尽善尽美的完人。既有理想抱负，敢于向社会和传统道德挑战，又有个人所难免的某些不足之处，这样的文学形象才真实可信。最后，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所言，小说的故事框架和人物雏形均来自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刑事案件，虽然经过了作者的艺术加工，于连已不完全是其原型贝尔德，但于连的艺术真实不仅无损于生活真实，而且远要高于生活真实。司汤达之所以在小说卷首引用丹东的名言“真实，无情的真实”，看来不是没有特殊意义的。
以刻画内心世界作为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是《红与黑》另一重要的艺术特色。用司汤达自己的话说，他所看重和潜心研究的是人的“性格力量和毅力”，换言之，他要着重表现的是“性格力量和毅力”在人的社会表现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只要留心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于连、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等主要人物，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话语、内心独白或作者的分析无不把他们当时的内心活动勾画得清清楚楚，使读者不仅能看到他们的行动，而且能看到他们何以那样行动。正因为作者的眼睛凝视着人物的内心世界，所以才很少在他们的外貌特征上浪费笔墨，而是只作极简要的、最不可或缺的说明，以至人们通读小说之后甚至不知道于连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不知德·雷纳尔夫人和玛蒂尔德小姐穿的是什么衣服。这种忽略人物外貌特征、精心刻画其内心世界的手法，在十九世纪初期文学中如果不能说绝无仅有，至少也十分罕见。但也恰恰因为作者细致描绘了于连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才使他在文学形象的画廊里格外光彩夺目，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运用伏笔或暗示这一文学表现手法，是《红与黑》的另一艺术特色。于连在去德·雷纳尔先生家之前先去了教堂，在那里发现一张纸片，上面写着：“路易·让雷尔在贝桑松伏法，死刑执行及临刑前的详情……”奇怪的是，此人姓氏的后两个字竟跟于连的姓氏“索雷尔”后两个字完全相同；玛蒂尔德跟于连谈到过她的一个前辈博尼法斯·德·拉莫尔和玛格丽特王后的私情，以及玛格丽特捧着其情夫被砍下的头竟毫无惧色。这几段描述就为后文于连被砍头、玛蒂尔德捧着他的头将他安葬的情节埋下了伏笔，使人预感到于连的悲惨结局，不由得为之心跳。此外，于连那天还在教堂的祭台前发现，一片洒落在地上的圣水经红色帷幔反光照射，看上去像血，这片像血的圣水就是对后文于连在此刺杀德·雷纳尔夫人这一情节的暗示。另一伏笔是于连发现的那个山洞，他曾说那是个连圣贤都向往的永久安息之地，这就暗示了他本人随后被葬在那里。司汤达运用这一手法，或许是想让其主人公于连始终处于悲剧氛围之中，即使这有悖于他的初衷，但它起到的这种作用却是肯定无疑的。
《红与黑》整部小说只围绕于连一人展开，作者精心选择外省小城维里耶尔、省城贝桑松和京城巴黎作为他的活动天地，让于连带着读者去一步步、一层层地认识社会。有了他，某个天地才出现在读者面前；没有了他，这个天地及其中活动的人物也随之消失。比如，于连一旦离开维里耶尔，德·雷纳尔先生和他的小城就极少再被提及；于连一旦停止给费尔瓦克元帅夫人写假情书，这位贵妇也就从书中消失了。作品这种严谨的结构、分明的层次和主题的突出，无疑也是其一大艺术特色。
至于语言，由于司汤达崇尚朴实无华、毫无装饰的美，厌恶浮华艳丽或过于夸张的修饰，因而他的语言朴实自然，如日常口语一般，读来令人感到十分亲切。
总之，司汤达以他对时代的深刻认识和精辟分析，运用他成熟的艺术技巧为我们留下了《红与黑》这部传世之作，塑造出于连这样一个独具魅力的艺术形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于连不应当也不可能被视为可以效仿的楷模，但他毕竟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铭记在人们心中。为此，我们将永远感谢和敬仰他的塑造者——一代文学巨匠司汤达。
刘志威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