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论证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对道德革命的探讨，是否有助于对道德问题的理解？论证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对科学革命的缜密研究，已经取得对科学问题的深刻认识。比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2]探讨了17世纪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伽利略、哥白尼和牛顿），进而探讨了更近时期的科学革命（这一时期产生了令人称道的量子物理学），最终形成有关科学革命的重要论点。
科学知识的发展，明显推动了技术的迅速进步。但是，科学发展的动力并非源于改造世界的实践，而是源于渴望理解世界的探索。另外，如伊曼努尔·康德所说，道德最终具有现实的特征：虽然它在道德层面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感觉，但是，就其本质而言，道德影响着我们的行为。革命是在短暂时间内发生巨变的过程，因此，道德革命必然引起道德行为的迅速变化，而不会囿于道德感觉的范围。然而，道德革命终结之时，正如科学革命终结之时，事物呈现崭新的面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哪怕只是相隔一代人，下一代的人都会问，“那时的人们思考什么问题？很多年里，我们又是如何思考的？”
基于以上考虑，我开始审视一系列道德革命，试图发现道德革命的意义所在。我很快发现，我所关注的那些毫无关联的事例，比如决斗习俗的消亡、缠足习俗的废除以及大西洋沿岸贩奴制度的废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这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一个共同之处是，上述每一事例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在这些习俗或者制度终结之前，这样的讨论显然产生了重要的成果。讨论成果不仅流传了下来，而且，记录讨论成果的方式，对于其他文化环境和其他历史时期的人们来说，也是可以辨认与理解的。上述不道德行径终结之际，不论出现了何种情况，在我看来，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目睹新的道德理念的出现，当时当地的人们并没有感到惶惑不安。决斗永远具有谋杀的性质，也是非理性行为，缠足是一种痛苦的自残行为，贩奴制度永远是对奴隶人性的践踏。
我惊讶于这样的事为什么没有被阻止。其次，更让我惊讶的是，这样的事为什么会发生：在上述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一种被约定俗成地称作“荣誉”的因素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对这些事例的探讨，其结果汇集在本书之中。当然，决斗肯定与荣誉相关，这个论点并无新意；决斗习俗随着新的荣誉观念的出现而终结，这也并非新论。但是，我的看法是，真正让我们惊讶的一种现象是，国家荣誉和社会阶层的荣誉在新世界的平台上淡出已久，然而，在废止缠足制度与近代奴隶制度过程中，这两种荣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看来，以上事例与以下问题有着直接的关联：社会认同(Identity)，比如男性与女性、同性恋者与传统性取向者、美国人与加纳人、基督教徒、穆斯林信徒以及犹太人，在我们的情感形成以及行为选择中具有何种作用？我在早些时候完成的一本书里，探讨了诸种社会认同现象，比如家庭认同、民族认同、宗教认同、国家认同等，是以何种方式将我们与其他人联系起来获得对光荣与耻辱的共同认知。我特别关注荣誉与社会认同的关联问题，因为这是道德革命的核心，也是我探讨道德革命的原因所在。
我认为，这种关联值得关注。社会认同将道德革命与人类一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人类这一心理状态被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道德哲学家所忽视，尽管最近在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领域里，它开始成为讨论的焦点。这一心理状态就是，人们对社会地位及受尊重程度给予深刻而持续的关注，我们人类需要获得一种如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所说的anerkennung，也就是“承认”。我们希望，他人应当根据我们的社会认同及职业，恰如其分地对待我们。我们需要他人承认，我们是有感觉的存在，承认我们需要对他人的承认。如果看到走在大街上的其他人，我们因为相互承认而目光相遇，我们都能体验人类的这种基本需求，也会基于这一需求而相互回应，达到相互承认的目的。这一过程是即时发生的，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探讨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对人类希冀他人承认的心理做过著名的研究。我认为，废奴运动的巨大能量源于获得他人承认的人类愿望，这个结论应该不会让黑格尔感到惊讶。
我的研究把我引入一个出乎预料的方向：现在我希望说的是，在思考如何拥有成功的人类生活的过程里，荣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拥有他所说的eudaimonia（幸福）的那种生活方式。围绕eudaimonia展开的研究，被他称为“伦理学”。我认为，本书是对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贡献，同时，我本人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伦理学”这一名词。
Eudaimonia一词一直被误译为“幸福”（Happiness）。在亚里士多德看来，eudaimonia一词的真正含意可以更好地表述为：拥有eudaimonia就可以兴盛（flourish），我对“兴盛”一词的理解就是“生活美满”，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将“生活美满”与否等同于是否与他人友善。我们对他人的义务，相对于指导我们生活的众多价值观念而言，只是一种次要的价值观念，我认为，有理由把这种特殊的价值观称作道德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说，决斗习俗、缠足习俗和蓄奴制度，显然都是一些道德问题。（奴隶、缠足女人以及死去的决斗者，都被剥夺了应有的权利。）
从这一视角出发，道德显然是伦理学的重要构成：对他人尽应尽之责是美满生活的必要构成。过去几个世纪的诸多特征之一，是人们愈加理解每个人对他人应尽的责任。不过，拥有美满的生活，仅仅在道德上保持完美是远远不够的，并且，令人困惑的是，探讨人类美满生活的要素时，哲学总是趋向于将生活的多元性过于简单化。一种美满生活通常包括家庭及朋友的关系，影响这些关系的因素，不仅有对他人的责任因素，也有出自爱心而自愿给予帮助的感情因素。很多人参加社会活动，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们参加教会或者寺庙的活动；我们一起观看或者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我们介入地方和国家的政治活动。体验诸多珍贵的人类活动，让我们受益匪浅。这些活动包括聆听音乐、欣赏文学作品、观看电影和视觉艺术作品，还包括很多自主选择的活动内容，比如，学习烹调艺术、经营一座花园、研究家族历史，等等。人类拥有多种方式追求美满生活。
理解荣誉之于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方法之一是确认荣誉和尊重的关联。尊重与自尊显然是人类基本的德行，也是对eudaimonia的补充，它有助于美满生活的形成。
在我的学术生涯里，我花了大量时间说服我的哲学家同事相信，一些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因素，一直没有引起他们的认真关注。这些因素包括：人种与民族、性别与性行为、国家与宗教，等等。我们在创造自己生活的过程里，被赋予丰富的社会认同。荣誉就是一个被现代道德哲学家忽略的关键问题。我们认为荣誉是一个关键问题，原因之一在于，与社会认同一样，荣誉可以将不同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关注荣誉，如同关注社会认同，可以帮助我们恰如其分地对待他人，并且帮助我们创造自己的美满生活。以往的哲学家曾经关注过这一问题，读读孟德斯鸠或者亚当·斯密的著作，或者就此问题专门读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我们就能有所了解。不过，虽然“尊重”和“自尊”是当代哲学研究的两个热门课题，但是，与此相关却区别明显的“荣誉”概念，似乎基本上被人忽略。我认为，现在是将“荣誉”重新纳入哲学研究范畴的时候了。
本书探讨的几个历史事件具体而微地印证了不同时空环境里的荣誉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我们探讨荣誉概念创造了条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环境，丰富了我们对荣誉的整体概念的认识。从英国到中国然后回到大西洋的漫长旅途，让我们加深了对荣誉诸多特征的理解。它们并非孤立的地区性事件，而是代表着人类发展的三个阶段。它们不仅对于新加坡、孟买或者里约热内卢的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洛杉矶、好望角或者柏林的人们来说，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我相信，在上述任何地方，尽管各地对荣誉的理解有所差异，但是我们发现，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历史事件，它们留给我们的基本教益都是相同的。
我的设想是，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其他民族、其他时代和其他空间，我们还必须洞察当代生活。特别是，我希望通过对以往事例的探讨，获得必要的教益，并以此为指导，探讨当代世界环境中由荣誉引发的一些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比如，以荣誉的名义对女性和幼女进行的谋杀。在本书第四章里，我们将在巴基斯坦旅行。我们试图理解与面对荣誉的阴暗一面；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在一个地方适用的教益，也适用于其他地方。虽然我关注的是巴基斯坦，不过，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清醒认识到，今天以荣誉的名义发生的杀戮行为，绝非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
以荣誉的名义的杀戮行为，不是当代环境下荣誉的唯一表现方式。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我的目标是提出一些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正确地理解荣誉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其他问题。“你们当时思考什么问题？”这是我们需要向祖先提出的问题，不过，我们知道，一个世纪之后，下一代人也会对我们提出同样的问题。有谁知道，下一代人认为什么才是最不可思议的现象？在美国，百分之一的人受过监禁处罚，数千人被常年关押。在沙特阿拉伯，政府禁止女性驾驶汽车。今天，在很多国家里，同性恋者不是被投入监狱，就是被处以死刑。此外，还有鲜为人知的工业化耕种体制，数亿的哺乳动物、几十亿的鸟类过着不堪而短促的生活。在发达国家之外，人们忍受着极端的贫困状态。终有一天，人们将会发现，他们不仅意识到旧制度的荒谬与新制度的合理性，而且也会意识到，旧的方式蕴含着令人耻辱的因素。在向现代过渡的阶段里，很多人将改变做事方式，他们羞于继续按照旧的方式行事。今天，如果我们为荣誉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世界将变得更加美好。这一期望或许并不过分。本书的主旨是对荣誉做出解释，帮助我们充分认识到，荣誉对每个人都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在我童年的时候，有一位名叫瓦尔·杜尼肯（Val Doonican）[3]的爱尔兰歌手。他演唱的“向高处走”（“Walk Tall”）成为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在这首歌里，他唱到，当他只有“成年人的膝盖那么高的时候”，妈妈告诉他一个道理。妈妈说，“要向高处走”，妈妈还鼓励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虽然，当时我的个子只比成年人的膝盖略高，不过，现在我还能记得，这位妈妈的忠告对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歌里的这位主人公在监狱里发出感慨之言，他没有听从妈妈的忠告而入狱。）瓦尔·杜尼肯有着美妙的歌喉，这首走红歌曲十分感人，不过，歌曲感动我四十余年的原因，是它对荣誉的简洁表述。荣誉的心理因素，与向高处走以及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的理念，具有深刻的关联。瓦尔的妈妈还告诉他，应该“高抬着头”。一些具有荣誉感的有识之士认为，他们所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就是因为他们高抬着头。我们看到，他们是一些拥有自尊的人，他们能够感受自己宽广的心胸和坚挺的脊梁，感受充分的自尊。
从另一个角度看，屈辱让人的脊梁弯曲，让人的目光短浅。在阿善提-特维（Asante-Twi）语（这是我父亲使用的语言）里，如果有人做了不名誉的事情，我们会对他说，“他的脸都掉了”；确实，感到羞耻的脸肯定是目光向下的脸。在阿善提-特维语里，表示荣誉的单词是“animuonyam”，这个单词的词根是“nim”，意思是“脸”。我们知道，中文有一种说法，就是“丢脸”；法语、德语与英语一样，都有丢脸和有面子的说法。东亚、西欧和非洲西部地区也有类似说法，这是三个差异很大的区域。一切都表明，人类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基本特点。
我们如何刻意看待自己的脸色，是大胆显露，还是有意隐藏，这不是值得关注的唯一问题。我们因为羞耻而不由自主地脸红，我们因为激动而泪流满面；我们感到愤怒和骄傲的时刻，脸部表情尤为明显。与观察人体的其他部位相比，对脸部的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他人之感受。因此，荣誉与脸部的直接关联，似乎隐含着这种意思，即我们只有在他人的视线范围之内，荣誉才与我们的感觉发生关联。这个意思当然是错误的。羞耻是我们独自一人也能感受到的。
让我们回到17世纪。勒内·笛卡尔(RenéDescartes)[4]当时写到，他“被迫承认，我过去居然称赞过那位作者，对此我因此感到羞耻，并且脸红……”可以想象，当时他坐在书房里，反思自己不当的称赞之词，意识到自己的判断多么糟糕；这种错误判断意味着，他在学术上不再值得人们完全的尊重。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脸部。维护自己的荣誉，就是希望自己值得他人的尊重。如果意识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不论他人是否看见，我们都会感到羞耻。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向读者论证所谓的“荣誉理论”。不过我认为，理解荣誉理论的最好方法，是观察荣誉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认识构成荣誉的关键要素。在本书最后一个章节的开始部分，我将汇总讨论过的荣誉理论的所有要素。我认为，这是我对荣誉理论做出完整表述的合适场合。如果缺乏论据支持，任何理论均无太大效用；除非读者了解我的论证过程，否则无法真正理解“荣誉理论”的意思……或者说，无法确定我的结论是否正确。
我知道，当代很多人厌恶讨论“荣誉”问题，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荣誉这样的概念，我们的生活或许会变得更好。（比如，你用几年时间写完一本书，有人问你，“你在忙些什么？”我的回答是，“写作一本关于荣誉问题的书”；在这样的场合，通常会听到上述说法。）但是，不管崇尚荣誉还是厌恶荣誉，我可以肯定地说，读者一定感受过一些感觉，比如笛卡尔的羞耻感和瓦尔·杜尼肯的自豪感。我们的社会生成一定的规则，它们以行为模式与感觉模式的方式延续下来，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特征之一；与荣誉问题相关的心理学的核心问题，即给予他人尊重，同时获得他人对自己的尊重，已经根植于读者心里，根植于每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不管荣誉心理学多么精致、多么高深，其基本含义可以用相互尊重予以概括。我认为，这是我们对荣誉问题做出思考的原因之一。荣誉源于人类基本的社会心理。可以肯定，我们应当试图理解人类的特征，妥善地予以利用，而不能宁愿自称与众不同……甚至更糟糕，假装我们根本不拥有人类的特征。我们或许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荣誉问题，但是，荣誉问题却不会与我们脱离关联。
奎迈·安东尼·阿皮亚
2011年9月于普林斯顿
注释
[1] 托马斯·库恩(1922—1996)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2] 保罗·费耶阿本德(1924—1994)：当代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主要论著有《微观物理学问题》(1962)、《告别理性》(1987)等。
[3] 瓦尔·杜尼肯(1927— )：爱尔兰男歌手。
[4]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科学家、哲学家和数学家，创建了解析几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