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时，和高利勤一样，他也有很多苦恼：“不是我们的问题，是测绘队水平不够，有的把方位搞错，有的漏掉一块，倒把我们整得恼火！测绘后我们去叫农户重新签字，农户大骂。过去鼓励大家搞鱼塘、藕塘，现在鱼塘、藕塘又通通不算耕地，没有了耕保基金，群众又大骂我们……”
40多岁的村支部书记周德成从另一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从20岁起，我在农村已经搞了20多年，从社到村，过去工作好推动，集资、‘三提五统’压力都没现在这么大。过去耍横的可以弄到村里，公安一配合，再厉害的‘钉子户’也不怕，现在文明执法，工作的难度大了。现在大事小事都找书记，从天亮到天黑工作都做不完。”
他还说：“产权改革从2008年6月就开始搞，现在还没有结束。过去测量土地时上面没有提出具体要求，现在搞‘回头看’要求返工，不只花了钱，把人也整昏了。农村的年轻的、有文化的都出去打工了，剩下一些老人、没文化的人根本做不了，下面累得‘遭不住’（受不了）。要调整土地，老百姓质问我们：‘说是30年不变，你们咋又在变？’搞得我们无言以对……”
对这些牢骚应该怎么看？我请教了双流县永安镇凤凰村的党支部书记樊云华，这位个子不高、像个老农的村支书，一提起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便露出了憨厚的笑容，他告诉我：“我从1980年搞农村工作，今年已经30年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现在这样的好政策。确权是前人没做过的事，使命光荣而伟大。困难是有，但俗话说，‘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丈量土地时，我们没有相机就用手机照，也把地貌弄清楚了。我们要做到不留后患，解决不了的难题就交给村民讨论，大家通过后按‘指拇印’（手印）。一些不能算耕地的地方，我们就采用‘谁受益谁负担’的办法，把矛盾解决了。”
这个村6社的女社长陈昌术也告诉我：“我们这里问题不大，大家都觉得现在的政策好，把农民扶起来了。土地确权后我们已经形成了决议，‘生不增，死不减’，耕保金就按确权的面积算。”
我又请教了永安镇白果村的支部书记陈顺安，他也在忙碌地搞“回头看”，神情疲惫，眼睛四周围上了黑眼圈。他的看法是：“搞‘回头看’很有必要。土地确权颁证后就是农民的资产，可以抵押，可以流转，最初就应该实测，应该严格要求。现在为啥要‘回头看’？一是因为产改是一种创新，难免不出差错，需要弥补；二是因为有的干部过去工作不逗硬，不认真，松懈了。这是市、县领导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整改。至于鱼塘、藕塘不再算耕地，这也是合理的。破坏了耕地层当然就不应该再算耕地。建立耕保基金是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农民希望多拿钱，但中国人要吃饭，给了耕保金就必须是耕地，可以保障粮、油、菜的供应。农民的利益怎么办？可以根据‘谁受益谁负担’的政策找业主协商解决嘛！总之，宣传必须到位，要给农民讲清道理，每个地方都有不讲理的人，道理要反复地讲。”
对于白果村的产权改革，他说：“我们一开始就很认真，做了很多工作，要求产权改革必须搞得很实在，不能哄上级，要对得起一方的老百姓，要经得住历史的检验。当然我们也有缺点，所以也在搞‘回头看’，要把工作搞得更扎实。”
他还告诉我，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既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要解决几十年遗留的老问题，矛盾确实很多，而上级又要求限期完成，基层干部便感到了很大的压力。有个社在进行“确权颁证”前，曾根据村民们的意见，按人员的增减情况对承包地进行了调整，划分地块时又采取了村民们认为最公平的“拈纸坨坨”（抓阄）办法。这个方案本来是大家通过的，但有位村民在抓阄后认为自己抓到的土地不好，于是死活不干了，他自己不出面，却让因病开过刀的老婆出面，大哭大闹。鉴于她是病人，大家投鼠忌器，不敢批评，只能采取安慰、说服的办法。村干部、村“议员”曾经先后六次到她家摆龙门阵，又把他们的亲戚朋友找遍，协助说服，但工作仍然做不通。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只得“推倒重来”，全社重新丈量土地，重新确定方案，方案搞好后在镇领导和村干部的帮助下再让全社投票，进行公示后再抓阄，才解决了问题。
在推行基层民主后，基层干部失去了“一言九鼎”的决策权，主要职能是“服务”，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角色转换”，以致部分社长苦着脸说：“我一个月哪里去打工挣不到这400元钱？（社长的补助是每月400元）”过去人们争着想当村主任和社长，甚至有人贿选，现在不少人却想辞职了。
于是我问陈顺安：“社长要辞职你咋办？”
他苦笑着回答：“我们只有用‘诓’的办法，让大家坚持工作。过去我们是领导，有啥事就布置下去让村民们干，现在还权于民，基层民主了，村上没有决策权，只能进行指导，许多大事都是社员说了算，这本来是社会的进步，但一些社长感到工作不好做，不想干了。除了工资低，他们说得罪人后还要天天挨骂，邻居成了仇人，会记恨你一辈子……”
50多岁、身材高大的陈顺安，本来正成功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有“地瓜大王”之称。他创办了地瓜研究协会，建立的地瓜原种基地是全国最大的地瓜种子生产基地，培育出的良种远销全国和东南亚地区，而他本人也是成都市劳动模范、市人大代表，并被全国科协和财政部命名为“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三年多前在搞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时，上级要求选出“能人”担任书记，经过反复酝酿，村民和党员们便一致推选了他。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陈顺安很感动，但两个儿子的看法却不同，父子间曾经有过这样的对话：“老爸，您好容易经过十几年的打拼，公司终于打开了局面，有了一定基础，地瓜协会已经全国闻名，您何必扔下自己红红火火、兴旺发达的事业去干那费力不讨好、惹人讨厌的‘村官’呢？”
听了儿子的话，陈顺安没有开口。
“再说，从挣钱来说，”儿子继续劝说着父亲，“村支书如果不吃欺头、不占便宜，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工资，全村3000多人、1000多户，吃喝拉撒样样得操心，鸡毛蒜皮啥事都要管，干不好还要受到上级和村民的批评，和公司的董事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您已经50多岁了，何必再去操这份心？”
陈顺安皱着眉头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终于说话了：“爹这一代人和你们这一代人可能有些不同，我们受过政治上的打击，也受过为人民服务的教育……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可以去干自己喜欢的事业，老爸不干涉你们。我知道，当村支书做的是‘亏本生意’，一年1万多元工资，连招待客人的烟都得自己掏钱。但既然大家选上了我，我就要对得起大家，就要为白果村负责。面对大家的希望和信任，哪怕我为白果村死了也划得着！”
于是他毅然扔下自己的公司，到白果村上任了。从此，他便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常常早晨六七点钟就开始工作，一直持续到深夜。在荣获“四川省优秀党支部书记”称号后，他的脸上仍然总是带着一些焦虑，“我总觉得自己还得更努力一些，和别人一比差距仍然很大……”
在推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同时，陈顺安已经成功地带领白果村的村民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大面积种植了优质葡萄，部分产品已经通过了有关部门的“有机认证”。与此同时，陈顺安和村干部们又策划着第一、第三产业联动，结合成都市推行的建设现代田园城市，在白果村打造乡村旅游，建造一个新颖的“田间超市”……
结合城乡一体化和建设现代田园城市，上级已经下达了“川西林盘”保护和建设“生态家园”等项目，陈顺安认为，这正是白果村发展的良机，于是在全村开展了创建卫生村和生态文明村活动。虽然工作上有许多困难、许多艰辛，但是陈顺安说：“搞了多年的公司，虽然没赚多少钱，但我比一般老百姓富裕，很满足了。当了村支书后，我在村上和家里都说得起话，村里老百姓富裕了，我也有一种成就感，我愿意用自己的经验指导他们，我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比赚多少钱更重要……”
经过艰难的“回头看”，到2010年11月底，经过有关部门严格的检查验收，确定成都市19个区（市）县和高新区的确权颁证工作全部合格。
◆耕保基金和法律援助
和确权颁证相配套，成都市还有一项创举就是2008年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制度”（简称“耕保基金”或“耕保金”）。
我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着占世界22%的人口，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传统农业经济效益不高。许多地方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仔细算算账，发现没挣什么钱。于是农民从事农业种植的积极性很低，纷纷外出打工，土地撂荒的现象随处可见。有的农民和村集体在利益的驱使下，甚至用各种办法破坏耕地，搞企业，建工厂、修房子，城郊大量出现的“小产权房”即是一例。
2008年，成都在出台《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的意见》的同时，配套出台了《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目的便是严格保护耕地。《办法》规定，成都市和所属各区（市）县财政每年挤出26亿元设立耕地保护基金，基本农田按每年每亩400元、一般耕地按每年每亩300元的标准进行补贴，如发现土地撂荒或用于非农用途，耕保金便停止支付。根据农民意愿，耕保金也可以与养老保险挂钩，用以抵扣保险费。成都市市长葛红林曾笑称：“这是给耕地保护加了紧箍咒。”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是成都市农村工作的“四大基础工程”之一，历时三年多，在完成“确实权，颁铁证”之后，全市共依法登记了各类农村产权570余万宗并颁发了产权证。为了保障确权颁证后各项产权的权益，切实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2011年成都市又将农村产权维护纳入了法律援助范围。这在全国也无先例。
据有关部门介绍，法律援助的具体事项有：农村产权确权效力发生争议的事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及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行使民主权利的案件；侵害农民土地承包及自主经营权的案件；土地、林地、房屋等农村产权流转中侵害集体经济组织及农民利益的案件；涉及农村产权维护的公益诉讼案件；其他侵害农村产权的行为和案件。温江区在全市率先建成了法律援助中心，当四川省和成都市确定要建设“1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并以此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后，温江区便提出了要打造“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的目标。据温江区司法局负责人介绍，“半小时”的目标并不是一个“大跃进”的口号，它意味着“必须做到每一个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困难人员，在半小时之内都能到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为此，温江区健全了区、镇（街）、社区（村）三级法律援助工作网络平台，开通了法律援助24小时值班热线，以及“温江法援”QQ群和视频等。在两个月中，便为48件涉及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事项提供了援助服务。与此同时，还接受了法律咨询191次。
◆采访札记
在“三个集中”和“六个一体化”的基础上，成都市开始实施农村工作的“四大基础工程”，包括进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建设、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这些是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核心，囊括了市场体制、民主政治、社会管理改革各个方面，是统筹城乡改革的“深水区”，而其核心是产权制度改革。市场体制的二元分割，正是城乡二元体制中最为坚固的一道壁垒。
2011年4月成都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在总结成都市7年多来统筹城乡改革的实践时，有这样一段话：“‘三农’问题的症结在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突出表现在区别城乡居民身份的二元户籍制度，障碍在导致城乡公共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的体制机制，根子在不易理清的农民财产权利。统筹城乡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努力实现公共资源在城乡均衡配置，赋予农民真正意义上的财产权利，实现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城乡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必须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财产权利不清晰、不完整，造成生产要素无法在城乡间自由流动，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资产都不能转化为发展的资本，常常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以致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发展的动力与活力，因此就必须解决产权问题。不如此则不能让农民享有城市居民同样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这是成都上下一致的共识。
2008年1月，成都启动了艰难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业产权制度，开展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和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目的就在于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2008年10月，成都第一个综合性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成立，农民的各种产权可以通过市场规则实现有序流转，各种农村资源进一步被盘活。以后各区（市）县镇也相继成立了农村产权交易所等交易平台，到2009年底已实现产权流转6.6万余起，金额33亿余元。
2008年11月成都推出了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2009年7月全面启动了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伴随着“四大基础工程”的推进，成都市深化了农村基层的民主建设，保证了改革平稳顺利地进行。
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截至2011年3月，全市2661个村、212万农户、485万宗农民承包地、宅基地、房屋等产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已经基本完成。成都市第一次真正摸清了农村的“家底”，这是了不起的成绩。
确权颂证后，土地从资源变成了资本，农民“持证进城”，即使进城定居，也仍然拥有自己的土地所有权，解决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体制让城市资本和农村的土地资源互惠互享，有效地解决了城市发展“地从哪里来”和农村发展“钱从哪里来”的难题，激发了资本进入农村的动力，也激发了农村生产要素的活力，把国家扩大内需的方针落在了实处，为新型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长久的动力和支撑。
2006年，经国土资源部批准，成都被确定为“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城市，政策规定，过去对土地的“位置控制”变成了“总量控制”。这个政策被老百姓称之为“飞地”政策。土地在城乡之间“飞”了起来，既解决了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又让偏远地区的农村获得了较高的土地收益，实现了城市土地级差收益反哺农村。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成都市通过此项政策带动的投入资金已经超过150亿元，平均每个农民从土地增值中收益了3.2万元。
国情研究专家胡鞍钢教授把成都的产权制度改革称为一场“解放运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力的再次大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