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早期维新派王韬的史学思想
早期维新派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至甲午战后，维新运动达到高潮。7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展开在世界范围内分割殖民地的争夺。列强加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侵略，中国日益面临被瓜分的危险，外贸赤字迅速上升，刺激进步知识分子寻找救亡图强的良策。七八十年代起，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批民办新式企业，标志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产生，它虽然微小却是新生的社会力量，要求冲破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的压制，在经济上政治上得到发展。介绍西方知识的书籍、报纸在国内陆续发行（如江南造船厂所译书，除科技、兵制、船政、商学书籍外，还有史志、教育书籍，以及《西国近事汇编》等。早期的报纸，除传教士所办《万国公报》[上海]外，中国人先后创办的有《中外新报》《华字日报》《循环日报》[都在香港]）。一批官员、知识分子先后被派到国外担任外交官或外出游学，大大开拓了眼界，并向国内传递西方的信息。70年代起逐步形成的维新变法、发展资本主义、实现国家富强的思潮，是近代爱国救亡思想的新发展。近代维新派也利用宣传历史思想、撰写历史著作的方式传播他们的主张，推动变法运动，其代表人物有王韬、黄遵宪、康有为。
王韬（1828—1897年），江苏苏州人，字紫诠，号仲弢、天南遁叟。22岁到上海，受雇于英人所办“墨海书馆”达13年之久。后因上书太平军，被清政府通缉，逃往香港，为英国传教士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至1870年，由理雅各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英、法等国。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常在报上撰文宣传变法主张。晚年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除著《普法战纪》《法国志略》外，还有《弢园文录外编》行世。
王韬曾亲到欧洲资本主义先进国家游历、考察，这跟他形成早期维新思想并撰著外国历史著作关系极大。比起魏源主要着眼于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武器技术来，王韬的认识已明显前进了。他说：“至今日欲办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今日我国之急务，其先在治民，其次在治兵。”“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要求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他批评顽固派阻挠变法，“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并且说，即使孔子生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他认为学习西方富强之术，必须先富而后强，因而应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染、造轮船。主张允许民间自立公司，认为“官办不如民办”。又说：“若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视其所出繁旺与否，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中法战争发生，他力主抵抗，反对妥协。他说：“我朝自二十余年来，讲求武备，整顿边防，仿效西法……设非出之于一战，则果可用与否，未由见之。今者薄海臣民，忠义奋发，设非一战，则何以作士气？何以振人心？何以兴人才？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但持之以坚忍不拔之志，则豪杰之士，必闻风而起。岂独制法人而已哉，将见欧洲诸雄国胥畏之矣！”
《普法战纪》20卷，记叙1870—1871年普法战争事。系王韬在翻译人员帮助下，依据当时报纸所载资料及采集其他文献，依时间先后汇编而成。它基本上属资料汇辑性质，不是系统著作。但它撰辑及时，战争结束时书已完成，对于东方国家了解这场重要战争的前因后果、了解世界形势大有用处。日本陆军文库曾刊印此书，说明当时日本明治维新虽已开始，但日本人对欧洲事务的了解，尚不及在香港的王韬（王韬也因此在日本赢得很大名声，曾应邀东游。此行撰成《扶桑游记》）。《法国志略》24卷，价值较高，撰著时间也在1870—1871年，后来作重订补充。王韬撰此书目的有二：一是把法国历史介绍给国内。美、英、法三国，已有英国人慕维廉译《英吉利志》，美国人裨治文译《联邦志略》，唯独法国无史，而法兰西“素以文明称，制度文明之备、宫室文物之美，诸国莫能及焉，拿破仑出，更定法律，其精审为欧洲冠，其通中国也最先，文人学士，已自明季航海而来”，故撰写这样一部史书很必要。“谈远略者，即以先睹为快”，“俾二千年以来事迹，得以昭示海内”，使国人增长知识，提供鉴戒。二是以法国的富强和进步激励国人觉醒，打破闭塞的陋习。对此他很有感触，说：“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理尽性，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因此他在书中既载史实又重制度，并很注重介绍法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资料来源，主要依据日本人冈千仞编译的《法兰西志》、冈本监辅编译的《万国史记》，此外就见闻所及，或采集他书及报纸材料而成。
全书内容是把记载法国历史和记载社会制度、现状二者相结合，故其体裁形式也是把按事立篇的纪事本末体与按专题安排的典志体二者结合起来。前14卷记史事，包括开国纪元、王朝更迭、路易十八复位、法英姻盟和战、法英助土攻俄、法奥战和始末。这些记载第一次把法国历史兴衰比较系统地介绍过来。后10卷是专题记载，包括职官、国会、礼俗、学校、工艺技术，以及法国疆域、首都巴黎、地方都邑的地理知识。这一部分，更多地体现出王韬学习西方、寻求富强的见识。书中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贸易的一套办法，如银行、商会、邮政、铁路都有评论，认为银行业的作用是“通有无，济缓急，便取携，盛贸易”，称“四民之中尤以通商为急务”。这是早期维新派对发展市场经济重要性的认识。总结邮政有三大优点：便利，妥当，费用低廉。认为铁路线“无不毕达，罔有阻塞”，大大便利国内联系和经济发展。对于法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也很重视。卷17《志学术》，讲法国300年人才辈出，“于格致历数之理多所发明，详加究测”，有明显的实效。然后历述15世纪以来有关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航海、工艺、光学、电学等方面的成就，使人耳目一新。王韬对报纸的作用更重视，强调报纸在西方发挥的巨大的宣传舆论作用，对改善国家政治状况有直接的影响：“通上下之情，达彼此之意，传之内外，无间遐迩。”“欧洲各国，皆以此为亿兆公论之所寄，公道赖以常存于天地间，必如是然后君明臣良，上和下睦，人主不得逞其威福，官吏不得行于苛畏。”还统计了当时五大洲已有5950余家报纸，提供信息来促进国内重视这一近代事业。尤其有价值的是，书中《志国会》一章，详细记载国会根据公众的意志制订法律，选举统领、首辅，“一有不当，通国谢之”。并以“逸史氏王韬曰”发表评论，称“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欧洲诸国，类无不如是，即有雄才大略之主，崛起于其间，亦不能少有所更易新制、变乱旧章也。偶或强行于一时，亦必反正于后日。拿破仑一朝，即可援为殷鉴。夫如是则上下相安，君臣共治，用克垂之于久远，而不至于苛虐殃民，贪暴失众。”强调由于有议会民主制度保障，法律不能随便更改，更不能随意破坏，国家可以避免长时间离开常轨，有效地防止腐败政治的发生。这些议论在当时明显地具有批评封建专制腐朽性的重要进步意义。
2.黄遵宪《日本国志》的成就
黄遵宪《日本国志》撰著时间稍后于《法国志略》，相比之下，具有更高的价值。它观点进步，体例严密，成一家之言，堪称继《海国图志》之后近代史学的又一部里程碑式著作。
黄遵宪（1848—1905年），广东嘉应（今梅州市）人，字公度，别号人境庐主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位有多方面贡献的人物，著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举人出身。1877年（光绪三年）被任命为清朝首任驻日公使参赞，历时5年，广交日本朝野人士。他悉心研究日本明治维新所经历的变革，于1879年着手撰写《日本国志》，至1882年离开日本时已完成初稿，后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尽力保护华侨和华工的利益，同美国政府歧视政策做斗争。直至20世纪50年代，美洲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仍赞誉他是真正保护华侨利益的外交官。1885年离美回国，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他思想上更受刺激，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此书完成，于是回嘉应故居，“闭门发箧，重事编纂”，补充他在美国亲身考察的新见解，使此书臻于新境地。1887年5月全书完成。1889年任驻英使馆二等参赞，曾为国内兴办铁厂进行考察，提出报告。1891年任驻新加坡总领事，了解华侨的境况和要求。经他力争，清政府开始颁布几项保护归侨的规定。1894年回国。他是维新派的骨干人物，1895年在上海参加强学会，次年出资参与创办《时务报》。1897年出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协助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甚有成效，并亲到时务学堂讲学。1898年，徐致靖向光绪帝推荐通达时务人才，特别赞誉他“器识远大，办事精细”。戊戌政变发生时，黄氏在上海，清军200人包围其住宅。后被“放归”故里。晚年致力于写诗、讲学。他在近代诗歌史上有很高的地位，被誉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日本国志》共40卷，50余万字，采书200余部，共分12篇“志”：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法、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各卷中几乎都有序论或后论，不少是数千字的长篇议论。还有《中东年表》，是中国、日本纪元对照表。全书以“志”为主体，用“论”和“表”配合而成。此书著成之时，就被早期维新思想家薛福成称为“奇作”。它有下列三方面的出色成就：
第一，对明治维新“改从西法，革故取新”做出及时的总结，为中国维新变法提供了效法的榜样。
《日本国志》撰述时间与所记史实的发展几乎是相平行的。黄遵宪却能做到对于明治维新这一复杂而且正在变动中的“活的历史”做出总结，把握住其“改从西法，革故取新”这一核心问题。他详细论述明治四年（1871年）以来如何“锐意学习西法”，如：四年十月，派遣大臣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访问欧美各国。五年三月，废亲兵，置近卫兵；六月，设邮政局；七月，定学制；八月，置裁判所，创银行等等。黄遵宪赞美这些学习西方的新政说：“布之令甲，称日维新，美善之政，极纷纭矣！”对于当时中国人最具警醒作用的是，书中明白宣告日本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注定要完结，召开国会为期不远了。黄氏以赞扬的态度记述：在推翻德川幕府过程中，国皇为了争取民心，下诏全国宣誓“万机决于公论”。幕府倒台后，政治形势继续发展，以至于“近日民心渐染西法，竟有倡民权自由之说者。……数年以来，叩阍求说促开国会者，纷然竞起，又有甚于前日尊王之说”。因此，“时会所迫”，“二千余岁君主之国，自今以往，或变而为共和，或变而为民主”，已是必然的历史趋势。黄遵宪明确赞成废除君主专制，是希望中国走日本式的道路，废除帝制以求自强，突出地表现了他的爱国民主思想。黄遵宪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在地理上孤立大海之中，与天下万国无一邻接，却因重视学习外国，促成实现这一根本历史变局。“外舶迭来，海疆多事，当路者皆以知彼国情、取彼长技为当务之急”。其结果，已使日本“骏驳乎进开明之域，与诸大国争衡！”假若实行“闭关谢绝”政策，那么至今仍是“一洪荒草昧未开之国耳！”黄遵宪在书中反复论证“交邻之果有大益”，目的是要让国内那班足己自封、排斥学习外国长处的守旧派醒悟过来。
《日本国志》对日本在经济、军事上如何增强国力，记述堪称详备。《职官志》中记开矿山、建铁路、置邮政，《食货志》中记税务、国计、货币、商务、新式产业和对外输出，《兵志》中讲采用征兵制的优点，都是著者记述的重点。书中还有各式各样的表，如邮政局表，官有矿山表，民有矿山表，铁道表，岁出岁入总计表等，说明黄氏对明治维新的研究深入到有关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对于明治维新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措施，如兴办新式企业、奖励对外输出、开办国有企业、扶植民间专业性大企业、对国内产品实行免税鼓励出口、重视采择利于发展产业的各种建议，以及商人联合起来组织“会社”等，黄遵宪都以敏锐的眼光给以总结，及时向国内传播，恰恰反映了七八十年代国内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书中还记载日本在教育、文化上，颁行新学制，在全国建立起西方式教育制度，因而“西学有蒸蒸向上之势”。
第二，结合日本的新政，进而介绍西方国家的先进制度，迫切希望中国赶上世界潮流。
黄遵宪所定的另一撰述要求，是要努力溯源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如《凡例》所说：“今所撰录……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欧美各国为什么强盛？黄遵宪的回答是主要靠两条。一是他们建立起民主式制度。“其国大政事、大征伐，皆举国会议询谋，佥同而后行。其荐贤授能、拜爵叙官，皆以公选。君臣上下无甚差异，相维相系，而民气易固。”这是远远胜于专制制度的民主制度，欧美各国正在实现，日本正在实现。他认为其他国家也应跟上这种世界潮流。二是西方国家通过竞争角逐，大力发展产业，增强国力。他认为产业发展与否决定国力的强弱，遂从多方面总结西方国家殚精竭虑增殖产业的办法。他论述西方国家把发展产业作为根本国策：“今海外各国汲汲求富，君臣上下，并力一心，期所以繁殖物产。”“泰西人有恒言：疆地之役，十战九败，不足虑也；若物力虚耗，国产微薄，则一国之大命倾焉。彼益筹之精而虑之熟矣。”又总结西方取得技术的进步来自举国精心的研求：“其在国中也，则日讨国人，朝夕申儆，教以务财、力农、蓄工。于己所有者，设法以保护之，加意以精之；于己所无者，移种以植之，如法以效之。广开农工商诸学校以教人。有异种奇植，新器妙术，则摹其形，绘其图，译其法以广传之。”并论述西方国家采用关税保护、收集市场需求等手段发展本国产业，与外国激烈竞争。黄氏认为，积弱的中国处在这样一个事变急剧、充满侵略危险的世界，而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居于先进、在产业上迅速发展，那么中国要跟上世界潮流、谋求自立自强，就必须去掉头脑中以天朝上国自居的虚幻的世界，以清醒的态度面对现实的世界。这就需要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变。书中主要论述的有：抛弃“用夏变夷”的陈腐之见，采取“互相师法”的学习态度；反对“喜谈空理”，提倡注重实学；改变“讳言兴利”的陋规，讲求“理财之法”。
黄遵宪在书中又反复告诫：欧美各国的强盛，对于弱小落后的东方国家来说，则又意味着侵略的威胁，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第三，结合史实发表议论，直接提出救亡图强的主张。
黄遵宪在书中大量地运用序、后论，以及正文和小注中夹叙夹议的形式，表达自己改革图强的进步要求。他尖锐地抨击封建专制的罪恶：“盖自封建之后，尊卑之分，上下悬绝，其列于平民者，不得与藩士通嫁，不得骑马，不得衣丝，不得佩剑。而苛赋重敛，公七民三，富商豪农，别有借派。间或罹罪，并无颁行一定之律，畸重畸轻，唯刑吏之意，小民任其鱼肉，含辛茹苦，无可控诉。或越分而上请，奏疏未上，刀锯旋加，瞻仰天门，如天如神，穷极高远。盖积威所压，上之而下，压制极矣！”这段话概述日本封建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小民的压迫剥削，实际上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封建压迫的抗议。书中表彰了明治维新爱国志士“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精神，评论“处士横议”在开启由幕府专权走向明治维新这一历史变局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幕府方且厉其威凌，大索严锢，而人心益奋，士气益张。伏萧斧、触密网者，不可胜数。前者骈戮，后者偶起，慨然伸攘夷尊王之说于天下，至于一往不顾，视死如归，何其烈也！”并论述明治四年以后改革的步骤加快，其主要原因是：“故家世族，束之高阁，居要路者，多新进平民，益奋袂攘臂，以图事功，而维新之规模益拓矣！”黄氏如此热情地赞扬日本“处士”一往无前的精神，其更深的寓意是召唤中国也要产生勇于为革新事业献身的爱国志士。
1890年，《日本国志》在广州富文斋付刊。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在全国一片公愤中，《日本国志》的价值也被大家看清楚了：书中所记日本经维新而崛起、预见日本争霸亚洲、主张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这一切与国家大局竟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当时有个官员感慨：“此书早流布，省币二万万两！”戊戌变法时期，正值光绪帝最后下决心变法和筹划变法具体步骤的关键时刻，曾两次急切地向翁同龢索取《日本国志》。百日维新中颁行的各项新政上谕固然主要是采纳康有为历陈的建议，但上谕中不少重要改革措施也明显地反映出《日本国志》中明治新政和黄遵宪议论的影响。黄遵宪继承了魏源史学的爱国精神、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并且在明确发展资本主义，介绍日本及欧美的制度、文化，批判封建专制等方面，又较魏源的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在编撰上，由于黄遵宪多年担任驻日外交官，亲自了解、观察、访求，直接获得大量资料，熔铸成篇，因而此书较《海国图志》《法国志略》更有系统性。
3.康有为历史必变的思想和维新变法
19世纪90年代，中日战争爆发，其结果举世震惊。老大的中国被一向所看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打得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台湾、澎湖，赔款白银二万万两，中国更加陷入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清朝统治极度腐朽的实质彻底暴露，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至此，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潮正式登上政治舞台。以康有为为主要领袖的维新派，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一定群众基础的爱国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力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与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陈腐历史观相对立，产生了动员民众特别是爱国知识分子的巨大力量。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字广厦，号长素，又称南海先生。初受业于名儒朱次琦，博通经史，注重以学术“经世”。1888年10月，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指出列强环伺，危害我国，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较系统地提出改良政治的主张。以后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培养维新力量，并撰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马关条约》签订时，他正在北京参加会试，奔走策划，联合各省举人千余上书清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遂在京组织“强学会”，发行《中外纪闻》，推动各地广设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在这期间，他连续上书清帝，痛陈国家面临瓜分危险，不变法无法生存，并阐述变法具体措施。1898年春，在京成立“保国会”。在翁同龢等支持下，促成“百日维新”，受光绪帝召见。他迭上奏折，广泛提出改革建议，与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等全力策划推行新政。政变发生，他被清廷通缉，逃亡国外。之后，他组织保皇会，反对革命运动。1917年参与策划清帝复辟。还著有《日本明治变政考》（未刊）、《大同书》、《戊戌奏稿》等。
康有为宣传维新变法的实质是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政治上以君主立宪代替封建专制。他形成变法思想的主要条件，一是因国家处于危急形势而激发的爱国思想，一是由于他获得较多西方知识，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先进性。康氏出生于最早遭受外国侵略的广东，这里又是最先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影响的地方。在青年时代，他便敏锐地觉察到国内国外的激烈矛盾，忧心时局立志报国。1879年，他结识京官张鼎华，过从密切，从张的讲述中，“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大开了眼界，了解到正在酝酿的维新思潮和新鲜知识，立下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的大志。康氏又大力搜集当时传入的西学书籍，学习西方知识，了解世界潮流。他自述：光绪五年（1879年），“既而得《西国近事汇编》、李圭《环游地球新录》及西书数种览之。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光绪八年，“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舟车行路，大购西书以归讲求焉。十一月还家，自是大讲，始尽释故见。”光绪九年，“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于是欲辑《万国文献通考》，并及声律、韵学、地图学，是时绝意试事，专精问学，新识深思，妙悟精理，倪读仰思，日新大进。”综合上述两项，使康有为成为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发动维新变法运动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以激烈的语言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宣传“变”是古今中外的普遍规律，是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迫问题。他说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唯一的解救办法就是变法图强。“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他痛陈国内政治腐朽已极，造成危机四伏的局面：“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又反复列举世界各国因勇于变革而富强、因墨守旧规而变弱的史实，强调变法乃是不可抗拒的“公理”：“若夫日本地域，比我四川，人民仅吾十分之一，而赫然变法，遂歼吾大国之师，割我辽、台，偿二万万。若夫印度、突厥，岂非古有名万里大国哉？然今则夷为奴属，或割为病夫，听诸欧蹂躏焉。……况今者四海逮通，列强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暮奏。欧人及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突厥（指土耳其）至大国，守旧拒之则弱，日本小国，更新变用之则骤强。此其明效大验，公理正则，无可逃遁者矣。”
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根据，是他改造儒家经典中朴素的变易学说，同他所学到的西方知识相结合，创造了他的“公羊三世历史观”和“托古改制”学说。1890年至1891年春，他在广州与廖平晤面，受到廖平的启发，康氏将公羊学家的变易观点大力推演。《春秋公羊传》是儒家今文经学派的主要典籍，专讲“微言大义”，具有政治性、可比附性的特点，在历史大转折的时代，曾一再被利用来在解经的名义下发挥新的思想。《公羊传》中已有“三世说”的雏形，称孔子修《春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董仲舒进而提出“张三世”“通三统”之说。称：“《春秋》今十二世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春秋》当新王。”“《春秋》当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东汉何休注《公羊传》，进一步演变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成为一套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历史哲学。至龚自珍吸收了公羊三世说中变的观点，用“治世、衰世、乱世”来说明封建统治由兴盛走向衰落，“三世说”遂与讥评时政、变革现实的主张相结合。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一再阐发“公羊三世说”，把社会阶段进化学说与建立君主立宪的主张结合起来，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他是这样论述的：“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化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共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二）既然两千年前孔子已据“进化之理”作过改制，那么现在仿效“圣人”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是正当的了。表面上，康有为是在发挥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推演古奥的概念术语；而实质上，他是代表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他面对着顽固派的抵抗，为了变革，必须找到像今文经学这样一种既对正统学说别树一帜，又具有儒家经典合法地位的思想武器，加以改造利用。
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龚、魏的继承和发展。龚、魏倡导变革，但还停留在议论阶段，康有为则把它变成实际的行动。龚、魏尖锐批判清朝的腐败，不愿听任民族危亡去讨好统治者，但他们的爱国思想跟希望清朝强盛的情感还分不开。康有为讲“太平”，提出民主共和的理想，是把清朝甩开了，在这一点上，他把爱国与对清朝统治的态度两者区分开来了。这说明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出现新变化，即民族资本主义在19世纪90年代获得初步发展，使维新运动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然而，这个阶级特别是维新派上层是极其软弱的，所以康有为的实质要求只限于对封建制度实行改良。他的三世说中每一世又分为小三世，再划为更小的三世，辗转可至无限。他借解释“王天下有三重焉”句，议论说：“三重者，三世之统也；有拨乱世，有升平世，有太平世。……每世之中，又有三世焉。则据乱也有乱世之升平、太平焉，太平之世亦有其据乱、升平之别。……展转三重，可至无量数，以待世运之变，而为进化之法。”而历史就必须经由这种差异极小的层次缓慢地“循序渐进”，只主张渐变和改良，反对突变和革命。康有为阐发“三世说”历史观起到动摇顽固派旧教条的作用，推动了维新变法的发展。晚清公羊朴素进化论的流行还成为进步知识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基础。但是晚清公羊学说又具有粗疏原始、主观和神秘的致命弱点。它所讲的变易历史哲学，是靠阐释古代经典而得，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主观推论和比附的基础上，未能摆脱封建学术的旧体系，而且很带争论性，使很多人感到怀疑甚至骇异。
康有为极其重视以各国变法与否的正反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下决心实行新政。1898年春，他进呈《日本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两书。6月间，百日维新高潮之时，光绪帝又通过总理衙门大臣传令康有为：“即将所著《日本变政考》《波兰分灭记》《法国变政考》《德国变政考》《英国变政考》，立即抄写进呈。”其中，《日本变政考》最重要。当时系采取分卷陆续进呈办法，故梁启超说：“有为进呈之《日本变政考》，连日被促，一册甫上，阅日即催。”可见变法期间光绪对此书的重视。原稿有12卷，计10余万字，以编年体的形式，按时间顺序，分条记载明治维新实行新政的大事。有时是大段摘译其法令、条例、章程或演说的原文，康氏另用“案语”发表议论。
书中记载和评论的重点，一是宣告实行新政时明治天皇的决心和新政规模；二是新政的措施，包括官制、经济措施和教育改革。康有为论述天皇“大誓群臣以定国是”是打开全国局面的关键事件：“观其敕誓之言，兢兢乎忧国危亡，恶守旧之阻挠，发维新之大号，去尊重之积习，恶上下之相离，视国民皆一体，采良法于万国，言重意长，谆谆反复，诚心感动，百官动色，誓死相从，是皆在日主发愤之一心，而成今日富强之大业也。”而从下层人物中选拔人才是新政又一关键：“维新首集，皆以处士而列朝班，参大议，盖值百事毕创，志在需才，而当时勋贵雄藩，率以搜罗人士为急，且出洋俊彦学成而归者，方遇维新，日廷则乐得贤才，诸士则喜展才艺，用能使将坠之邦，起于强劲；赜腐之政，列乎文明。噫！岂非趁序破格之故耶？”又论日本当时新设制度局作为筹划新政的总机关：“制度局撰叙仪制官职诸规则。专立此局，更新乃有头脑，尤为变法下手之法。”诸如此类，都是拿日本变法的重大措施与中国应该实行的政策相对应，促使光绪帝加以仿效。康有为曾这样评论此书对戊戌新政所起的直接作用：“每日本一新政，皆借发一义于案语中。凡中国变法之曲折条理，无不借此书发之……上以皆日本施行有效者，闻之甚喜。白官制、财政、宪法、海陆军，经营新疆，合汉满教男女，改元迁都，农、工、商、矿各事，上皆深然之。新政之旨，有自上特出者，每一旨下，多出奏折之外，枢臣及朝士皆茫不知所自来，于是上疑上谕皆我所议拟，然本朝安有是事？惟间日进书，上采案语，以为谕旨。”
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推动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康有为反对专制，要求参政，实行变法，但又与统治者相妥协，对下层群众运动怀有敌意，极端害怕民众起来革命。所以，当后来革命派坚决要求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时，康有为立即抛掉他的历史进化观点，公开为封建专制辩护，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他学风武断，有不少言论都属牵强附会。这些都反映其严重的历史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