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承认：我最初结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时候，从来没有哪一刻看出他这个人有什么非同寻常的地方。但是现在，很少有人会否认他的伟大。我所说的伟大不是幸运的政客或是屡立战功的军人所实现的伟大，他们的伟大来自身份、地位的特性，而非源自其个人的品质。而且一旦他们的身份发生改变，这种伟大就会被削弱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就好比离任的首相，常常被看作摆出一副优越姿态的演说家，而离开了军队的将军，则不过是个窝在集镇里的乏味英雄罢了。但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伟大是真正的伟大。也许你不喜欢他的艺术作品，但是无论如何，你都很难否认你对他的作品充满敬意和着迷。他的作品会使你躁动不安，将你的心俘获。他受人讥讽、嘲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且为他辩护或是称赞他的行为，也不再被看作某些人性格怪僻或者乖戾的表现。甚至就连那些性格缺陷，也被世人当作他优点的必要衬托。他在艺术领域的地位问题仍会被人们持续争论下去，仰慕者对他的奉承之词和诋毁者对他的轻蔑恶评，也许都是任性的信口雌黄。不过有一件事是所有人都不会怀疑的，那就是他天赋异禀。在我看来，艺术领域里最有趣的事莫过于艺术家的个性了。如果艺术家拥有奇特的个性，就算他有一千个缺点，我也很乐意去为他开脱。我认为委拉斯开兹[1]是比埃尔·格列柯[2]更优秀的画家，但是在习惯性地接纳了对他的盖棺定论之后，人们的仰慕之情就显得陈腐而缺乏新意了。然而，这个充满了肉体欲望和悲剧意味的克里特岛人，则像是一位屹立于世的献祭者，向艺术世界呈交了他那神秘的灵魂。一位艺术家、画家、诗人或是音乐家，会用崇高或者美好的作品来装点世界，使人们的审美趣味得到满足。但是这种追求美的欲望其实和我们的性本能是相似的，它们都有野性残暴的一面。当艺术家的作品置于你面前时，他们实际上也把自身那更加伟大的艺术天赋呈现给了你。探寻艺术家的秘密，会让人有一种阅读侦探小说才会产生的着魔感。这种秘密和宇宙极为相似，其妙处就在于没有答案。斯特里克兰德哪怕最不起眼的艺术作品，也能向人们模糊地展示出他奇异、复杂、饱受折磨的人格。那些不喜欢他作品的人之所以无法对他漠不关心，肯定是因为这一特点。也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人们才被激发出莫大的兴致，想要彻底探究一番他的人生和品格。
直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雨哀才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了那篇文章，将这位不为人知的画家从被遗忘的深渊中拯救出来。这篇文章亦是独辟蹊径的范例，日后很多作家总会带着或多或少的折服感去追随他的思想进行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哪位评论家能够比雨哀更有无可辩驳的权威，所以人们不可能不被他所下的那些论断震撼。他的评论似乎褒奖得过了头，但是后来世人的看法已经证实他的评判是公正的。所以，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如今的声誉，是实实在在建立在雨哀的铺垫之上的。不仅如此，他声誉的崛起也是艺术史上最为浪漫的事件之一。不过，我不打算去深入描写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除非那件作品涉及了他的性格。某些画家的观点我不敢苟同，他们目空一切地声称“门外汉对绘画一无所知，所以这些人最好默不作声，尽管掏出支票簿来表达对画家们的赞赏”。这种观点是一种极为荒谬的误解。这种对艺术的看法和“只有能工巧匠才能完美地理解一件工艺品”一样荒谬。艺术是情感的体现，艺术在倾诉情感的时候，使用的是人人都可以理解的语言。不过我也承认一点，那就是没有绘画技巧和实践理论的评论家，确实很难有能力说出一件艺术品的真正价值。而我恰好对绘画是极度无知的。幸运的是，我没有必要冒着风险去评论绘画作品。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加特先生不仅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还是一位令人敬佩的画家。他在自己写的一本小册子[3]里已经详尽无遗地讨论过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艺术作品了。雷加特的文笔风格，实在是令人佩服的典范。不过多数情况下，这种文风在英国可不会像在法国那样，能够被人们欣然推崇。
莫里斯·雨哀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简单概述了一下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他这样写，是有意要吊读者的胃口。他本人对艺术的热爱是无私的，并且不涉及自己的利益。他真正的心愿是寻找独具慧眼的人，让他们关注这个具备顶级独创意识的天才。当然，像雨哀这种异常优秀的记者肯定也意识到了：如果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写些具有“人情味”的东西。那些过去和斯特里克兰德接触过的人——有些人是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有些是在巴黎北区蒙马特咖啡店里见过他的画家——都惊愕地意识到，曾经被他们视为失败的画家，和众多失意落魄的艺术家差不多的那个人，原来是个天才，而且自己居然和他还有过点头之交。于是不久之后，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一篇是对他的追忆，那一篇是对他的赞赏。这些文章虽然为成就斯特里克兰德的举世闻名增添了不少贡献，但不能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个话题在人群中大受欢迎，勤勉的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在他宏大的专题论著[4]里专门罗列出一个目录，让人们轻而易举地一睹他收录的那些权威性文章。
神化万物是人类的天性。有些人和身边的常人截然不同，一旦这种人的生平事迹有任何让人们感到惊奇或是神秘的元素，那么人们就会热切而又急迫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然后再狂热地顶礼膜拜。这种浪漫的行为，可以说是对平淡无奇的生活的一种抗议。而传奇中的那些事迹则成为英雄走向不朽的通行证。沃尔特·雷利爵士[5]之所以能够毫无悬念地成为人们铭记的不朽回忆，更多的是因为他为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铺下自己的披风，好让她踏着走过去，而非他把英国的国号带到了许多未曾探索的领域。当一个惯爱讽刺的哲学家想到雷利爵士这件事的时候，也只能哑然失笑了。说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他的生活鲜为人知。他树敌不少，没交到几个朋友。因此，不少想要写一写斯特里克兰德的人都必须用积极、正面的想象力去填补记忆的空白，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即便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事迹人们知之甚少，但是现成的那点东西还是给一些富有浪漫情怀的作者提供了足够的创作机会。他的一生充满了太多奇异和恐怖的经历，他具有某些让人不可接受的性格，他的命运令人唏嘘不已。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一个神话故事就会从如此奇异的人生传奇中横空出世，连那些明智的历史学家在抨击它的时候都会犹豫不决。
但是明智的历史学家肯定不会像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那样。他写了一本关于他父亲的传记[6]，在关于他父亲后半生的事迹上，他公然试图“删除某些已经越来越流行的误解”，他认为那些误解已经“给依然在世的人造成了相当大的痛苦”。众所周知，在一般公认的有关斯特里克兰德的生平里，有许多内容会让一个体面的家庭感到尴尬和难堪。总之，我很大程度上只是用消遣娱乐的心态读了一下这部传记，读过之后我为自己这么做而庆幸，因为这部传记既苍白又无趣。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刻画了这样的形象：一位完美的丈夫和父亲，一个脾气温和、习性勤勉、品行端正的男人。唉，真是想不到——连当代的传教士都通过学习一门我认为叫作《圣经》的学科，从而获得了“为某些事情辩解开脱”的惊人才能。像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这么孝顺的儿子应该会发觉，想要记住自己父亲真实的生平事迹是件很难为情的事。所以，他如此“解释”自己父亲的一生其实是有微妙之处的。我想，他凭借这种方式肯定能在教会中获得最为尊贵的地位。我仿佛能看见，他那肌肉强健的小腿就要套上象征主教身份的裹腿了呢。其实他做了一件很危险，但恐怕也是很勇敢的事情。不过，这些人们普遍接受的传说，很可能对斯特里克兰德声誉的崛起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人们被他的艺术作品吸引的原因，或者是源于对他性格的厌恶，或者是源于对他死亡的同情。然而，儿子善意的所作所为，倒是给他父亲的仰慕者浇了盆冷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发生了一件绝非偶然的事。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的传记的出版引发了人们的议论，随后，在佳士得公司的拍卖会上，他父亲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撒玛利亚的女人》[7]拍出的价格比它九个月之前的成交价低了二百三十五英镑。此前，这幅画被一个著名的收藏家购买，他的突然去世使得这幅画作再一次回到了拍卖会上，等候被“一锤定价”。若不是人类具有喜欢创造神话的天性，能让他们对这个使他们的猎奇心大失所望的传记故事漠然置之的话，也许单凭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画作的影响力和独创性，恐怕都无法扭转这种局面。好在不久之前，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发表了那部著作，最终彻底打消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顾虑。
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所属的历史学派不仅仅认为人类的天性是能有多坏就有多坏，而且他们认为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读者被这种历史学派玩弄于股掌之中还是能够获得娱乐感的，因为历史学派写的文章，比那些通过“把伟大的浪漫人物描绘成一个具有家庭美德的形象”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人写的东西要可靠得多。对我这种读者来说，如果把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仅仅写成是经济利益上的盟友，那么我会感到非常遗憾。如果想说服我接受提比略和英王乔治五世一样都是无可非议的君主，那必须得有比现有可用的文献多得多的证据来支持这种观点（感谢上帝，应该没有）。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评价斯特里克兰德牧师那部天真无邪的传记所用的措辞，让我们很难不对那个不幸的人产生一种同情。斯特里克兰德牧师那得体的含蓄被打上了虚伪的烙印，他那长篇累牍的遁词被严厉地斥责为谎言，他的缄默则被视为一种背叛。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的这些过失而言，他身为一个作者确实应该受到指责。但是从传记主人公儿子的角度来看，他的这些行为其实也情有可原。倒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因为此事而受到了牵连，被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指责是个假正经、不诚实、自命不凡、爱行骗、很狡猾、厨艺糟糕到家的民族。在我个人看来，斯特里克兰德先生在驳斥一件世人深信不疑的传闻——“他父母之间有不愉快的感情”时，表现得很是鲁莽。他在传记里援引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在巴黎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信，信中写的“她真是个优秀的女人”作为证据。然而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却通过临摹的方式重印了那封信的原件，涉及感情的那段文字实际上是这样写的：“我那该死的妻子。她真是个优秀的女人。我祝福她下地狱去吧。”在教会势力如日中天的时期，它们并不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不受欢迎的事实的。
韦特布雷希特—卢瑟兹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狂热崇拜者，他如果想粉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他看问题没有走眼的时候，总是能够一眼洞穿暗藏在天真无邪的面具之下的可鄙意图。他是一位心理病理学家，也是一位艺术研究者。在他面前，一个人潜意识里的秘密几乎是藏不住的。没有哪个神秘主义者能够像他那样，透过寻常事物的表面看到其更深层次的意义。神秘主义者能看到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事物，而心理病理学家则能看到根本无法表达的事物。这位博学的作者渴望搜寻每一个可能会使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名誉扫地的事迹，他对此像是有种着魔般的迷恋。每当他找出一些画家残酷无情或者卑鄙无耻的事迹时，他的心头就会涌上一股暖流；每当他搜罗到的某件被人遗忘的故事能使罗伯特·斯特里克兰德牧师感到惊愕时，他就会心花怒放得像个在宗教法庭上审判异教徒的检察官。他写这部著作的勤奋劲儿让所有人都感到大为吃惊，因为没有任何一件小事能够逃脱他的观察。你可以确信，就算是一张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遗留下来的洗衣赊账单，他都会在著作中不加删节地呈献给你；如果他发现了画家有未能还清半克朗的欠账这种事，那这笔欠款产生始末的每一个细节也都不会被遗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