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并不虚幻
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真实的故事——
在巴黎，有一个名叫夏米的老清洁工，他曾经替朋友抚育过一个小姑娘。为了给小姑娘解闷，他常常讲故事给她听，其中讲了一个金蔷薇的故事。他告诉她，金蔷薇能使人幸福。后来，这个名叫苏珊娜的小姑娘离开了他，并且长大了。有一天，他们偶然相遇。苏珊娜生活得并不幸福。她含泪说：“要是有人送我一朵金蔷薇就好了。”从此以后，夏米就把每天在首饰坊里清扫到的灰尘搜集起来，从中筛选金粉，决心把它们打成一朵金蔷薇。金蔷薇打好了，可是，这时他听说，苏珊娜已经远走美国，不知去向。不久后，人们发现，夏米悄悄地死去了，在他的枕头下放着用皱巴巴的蓝色发带包扎的金蔷薇，散发出一股老鼠的气味。
送给苏珊娜一朵金蔷薇，这是夏米的一个梦想。使我们感到惋惜的是，他终于未能实现这个梦想。也许有人会说：早知如此，他就不必年复一年徒劳地筛选金粉了。可是，我倒觉得，即使夏米的梦想毫无结果，这寄托了他的善良和温情的梦想本身已经足够美好，给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意义，把他同那些没有任何梦想的普通清洁工区分开来了。
说到梦想，我发现和许多大人真是讲不通。他们总是这样提问题：梦想到底有什么用？在他们看来，一样东西，只要不能吃，不能穿，不能卖钱，就是没有用。他们比起一则童话故事里的小王子可差远了，这位小王子从一颗外星落在地球的一片沙漠上，感到渴了，寻找着一口水井。他一边寻找，一边觉得沙漠非常美丽，明白了一个道理：“使沙漠显得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口水井。”沙漠中的水井是看不见的，我们也许能找到，也许找不到。可是，正是对看不见的东西的梦想驱使我们去寻找，去追求，在看得见的事物里发现隐秘的意义，从而觉得我们周围的世界无比美丽。
其实，诗、童话、小说、音乐等等都是人类的梦想。印度诗人泰戈尔说得好：“如果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童话故事，没有读过《一千零一夜》和《鲁滨孙漂流记》，远处的河岸和对岸辽阔的田野景色就不会如此使我感动，世界对我就不会这样富有魅力。”英国诗人雪莱肯定也听到过人们指责诗歌没有用，他反驳说：诗才“有用”呢，因为它“创造了另一种存在，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世界的居民”。的确，一个有梦想的人和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他们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如果你和那种没有梦想的人一起旅行，你一定会觉得乏味透顶。一轮明月当空，他们最多说月亮像一张烧饼，压根儿不会有“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的豪情。面对苍茫大海，他们只看到一大滩水，绝不会像安徒生那样想到海的女儿，或像普希金那样想到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唉，有时我不免想，与只知做梦的人比，从来不做梦的人是更像白痴的。
1996.10
好梦何必成真
好梦成真——这是现在流行的一句祝词，人们以此互相慷慨地表达友善之意。每当听见这话，我就不禁思忖：好梦都能成真，都非要成真吗？
有两种不同的梦。
第一种梦，它的内容是实际的，譬如说，梦想升官发财，梦想娶一个倾国倾城的美人或嫁一个富甲天下的款哥，梦想得诺贝尔奖奖金，等等。对于这些梦，弗洛伊德的定义是适用的：梦是未实现的愿望的替代。未实现不等于不可能实现，世上的确有人升了官发了财，娶了美人或嫁了富翁，得了诺贝尔奖奖金。这种梦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变成现实，如果不能，我们就说它是不切实际的梦想。
第二种梦，它的内容与实际无关，因而不能用能否变成现实来衡量它的价值。譬如说，陶渊明梦见桃花源，鲁迅梦见好的故事，但丁梦见天堂，或者作为普通人的我们梦见一片美丽的风景。这种梦不能实现也不需要实现，它的价值在其自身，做这样的梦本身就是享受，而记载了这类梦的《桃花源记》《好的故事》《神曲》本身便成了人类的精神财富。
所谓好梦成真往往是针对第一种梦发出的祝愿，我承认有其合理性。一则古代故事描绘了一个贫穷的樵夫，说他白天辛苦打柴，夜晚大做其富贵梦，奇异的是每晚的梦像连续剧一样向前推进，最后好像是当上了皇帝。这个樵夫因此过得十分快活，他的理由是：倘若把夜晚的梦当成现实，把白天的现实当成梦，他岂不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这种自欺的逻辑遭到了当时人的哄笑，我相信我们今天的人也多半会加入哄笑的行列。
可是，说到第二种梦，情形就很不同了。我想把这种梦的范围和含义扩大一些，举凡组成一个人的心灵生活的东西，包括生命的感悟，艺术的体验，哲学的沉思，宗教的信仰，都可归入其中。这样的梦永远不会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接现实，在此意义上不可能成真。但也不必在此意义上成真，因为它们有着与第一种梦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不妨说，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内在的现实，这样的好梦本身就已经是一种真。对真的理解应该宽泛一些，你不能说只有外在的荣华富贵是真实的，内在的智慧教养是虚假的。一个内心生活丰富的人，与一个内心生活贫乏的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意义上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
我把第一种梦称作物质的梦，把第二种梦称作精神的梦。不能说做第一种梦的人庸俗，但是，如果一个人只做物质的梦，从不做精神的梦，说他庸俗就不算冤枉。如果整个人类只梦见黄金而从不梦见天堂，则即使梦想成真，也只是生活在铺满金子的地狱里而已。
2000.11
真·善·美
真、善、美是人类古老而常新的精神价值。人类所追求的一切美好的境界，所使用的一切美好的词汇，几乎都可以归结到这三个词。正因为如此，这三个抽象而美丽的词便可容纳种种不同的理解。事实上，对于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人们一直各抒己见，争论不休，不曾也永远不可能达成一致的看法。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仍用这三个词来代表那些值得我们追求的精神价值。
把精神价值概括为真、善、美三种形态，的确很有道理。柏拉图把人的心灵划分为三个部分，即理智、意志和情感，而真、善、美便是与这三个部分相对应的精神价值。其中，真是理智的对象，体现为科学活动，善是意志的对象，体现为道德活动，美是情感的对象，体现为艺术活动。当然，我们应当记住，正像人的心灵本是一个整体，理智、意志、情感只是相对的划分一样，真、善、美三者也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它们之间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真”即真理、真实、事物的真相。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因此，运用理性能力去认识真理乃是人的优秀和尊严之所在。对于什么是真理，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认识真理，哲学家们有很不同的看法。不过，有一点好像是比较一致的，就是他们都提倡一种热爱真理的精神。所谓热爱真理，首先是指对于任何道理都要独立思考，寻问和考查它的根据，决不盲从。所以，真正热爱真理的人必定是具有怀疑精神的，对真理的热忱追求往往表现为对传统观念和流行意见的怀疑乃至反抗。其次，一旦发现了真理，就要敢于坚持。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柏拉图的理论作了重大修正和批判，在谈到这一点时，他说了一句名言：“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爱真理甚于爱一切，这是思想家的必备品质。在人类历史上，新发现的真理一开始总是被视为异端，遭到统治者乃至全社会的反对和迫害，因而坚持真理必须具有非凡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在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人类各个思想领域中，多少革新者为了坚持他们心目中的真理而历尽苦难，甚至献出了生命。他们所发现的真理也许又会被后人推翻，但他们热爱真理的精神是值得世世代代永远尊敬的。
“善”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个人的善，即个人道德上、人格上、精神上的提高和完善。另一是指社会的善，即社会的进步和公正。这两方面都牵涉到理想和价值标准的问题。“善”的个人是好人，“善”的社会是好社会，可是好人和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个人来说，理想的人性模式是怎样的，怎样度过一生才最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无现成的一成不变的答案，需要每个人和每一代人进行独立的探索。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就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要有理想，并且为实现理想而努力。没有理想，个人便是堕落的个人，社会便是腐败的社会。
对“美”的理解分歧就更大了。这里我不想去探讨美学上的各种理论，只想表明我的这一看法：尽管美感的发生有赖于感官，例如我们要靠眼睛感受形象的美，要靠耳朵感受音乐的美，但是，如果感官的任何感受未能使心灵愉悦，我们就不会觉得美。所以，美感本质上不是感官的快乐，而是一种精神性的愉悦。正因为此，美能陶冶性情，净化心灵。一个爱美的人，在精神生活上往往会有较高的追求和品位。
由此可见，真、善、美的确是不可分的。理智上求真，意志上向善，情感上爱美，三者原是一体，属于同一颗高贵心灵的追求，是从不同角度来描述同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
1996.10
度一个创造的人生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人类精神生活的特征，那么，最合适的便是这个词——创造。
所谓创造，未必是指发明某种新的技术，也未必是指从事艺术的创作，这些仅是创造的若干具体形态罢了。创造的含义要深刻得多，范围也要广泛得多。人之区别于动物就在于人有一个灵魂，灵魂使人不能满足于动物式的生存，而要追求高出于生存的价值，由此展开了人的精神生活。大自然所赋予人的只是生存，因而，人所从事的超出生存以上的活动都是给大自然的安排增添了一点新东西，无不具有创造的性质。这样的活动当然不是肉体（它只要求生存）而是灵魂发动的。正是在创造中，人用行动实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把自己内心所珍爱的价值变成可以看见和感觉到的对象。
由此可见，决定一种活动是否具有创造性的关键在于有无灵魂的真正参与。一个画匠画了一幅毫无灵感的画，一个学究写了一本人云亦云的书，他们都不是在创造。相反，如果你真正陶醉于一片风景、一首诗、一段乐曲的美，如果你对某个问题形成了你的独特的见解，那么你就是在创造。
许多哲学家都曾强调劳作与创造的区别，前者是非精神性的，后者是精神性的。在这方面，马克思的看法也许仍是最有启发意义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是更喜欢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的，因为人在这种活动中能够充分实现自己的能力和价值，从而获得精神上的享受。然而，为了生存，人又必须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可以把我们的时间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把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以便为每个人从事创造活动腾出充足的自由时间。这个道理对于个人也是适用的。一个人只是为谋生或赚钱而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劳作，而他出于自己的真兴趣和真性情从事的活动则属于创造。劳作仅能带来外在的利益，唯创造才能获得心灵的快乐。但外在的利益是一种很实在的诱惑，往往会诱使人们无休止地劳作，竟至于一辈子体会不到创造的乐趣。在我看来，创造在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乃是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
真正的创造是不计较结果的，它是一个人的内在力量的自然而然的实现，本身即是享受。有一位夫人督促罗曼·罗兰抓紧写作，快出成果，罗曼·罗兰回答说：“一棵树不会太关心它结的果实，它只是在它生命液汁的欢乐流溢中自然生长，而只要它的种子是好的，它的根扎在沃土中，它必将结好的果实。”我非常欣赏这个回答。只要你的心灵是活泼的，敏锐的，只要你听从这心灵的吩咐，去做能真正使它快乐的事，那么，不论你终于做成了什么事，也不论社会对你的成绩怎样评价，你都是度了一个有意义的创造的人生。
1996.10
哲学、时代与理想主义
——在中央电视台答大学生问
1.当今时代重实用，哲学也往实用主义靠，流行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你的哲理散文是否也属于这种倾向？
答：好像不是一回事吧？我自己觉得，我是更接近理想主义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都看重价值，但前者看重的是实用价值，后者看重的是精神价值，前者只问对生存有没有用，后者却要追问生存的意义。实用主义对精神价值是很蔑视的，把一切都归结为实用价值，譬如詹姆士说，如果相信上帝有实际好处，他也愿意相信，哪怕这个上帝住在粪土堆里。在我看来，实用主义哲学够不上哲学的水平，至于现在流行的处世哲学、营销哲学之类，则连实用主义哲学的水平也够不上。
2.你认为通俗化会不会降低哲学的水准？
答：衡量任何精神作品，第一标准是看它的精神内涵，包括深度、广度、创新等等，而不是看它是否容易被读懂。精神内涵差，不管容易不容易懂都不好。精神内涵好，在不损害这内涵的前提下，我认为容易懂比不容易懂要好。形式往往给人以错觉，譬如说，有的作品的确非常难懂，可是你一旦读懂了，会发现它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有的作品看似好懂，可是你读进去了，会发现其实离读懂它还远得很。
3.作为当今中国哲学界的著名学者，你为何不着力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
答：因为我自知没有这样的能力。建构新体系，应该真正是提出了新的思路，这种新思路在哲学史上或者不曾有过，或者仅仅只是萌芽。一个新体系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事件，它改变了以往各个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作为整体的哲学史也发生了某种改变。如果没有真正重要的创新，只是重复前人，做些新的排列组合，我认为毫无价值，不想为这种事耗费精力。
4.当代中国有哲学家吗？
答：这要看怎样定义哲学家了。我想，哲学家这个称号可以用在三种人身上。第一种是上面提到的那种创建了新体系、改变了哲学史的哲学天才，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我们有这样的哲学家。第二种是以哲学为职业的人，在哲学这门学科内从事学术研究，做一些知识性的整理和解释工作。这样的哲学家当然是有的，我也在其列。第三种是所谓爱智慧者，也就是把哲学当作一种精神生活方式，执着地思考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这样的哲学家始终是有的，分散在各行各业之中，与职业无关。
5.当今社会道德下滑，你是否在有意识地为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做一些事情？
答：至少一开始不是。我只是自己对一些问题感到困惑，努力要去想通，并且把想的结果写了下来。发表后才发现，也许对社会有些积极作用。我相信苏格拉底的一句话：“美德即智慧。”一个人如果经常想一些世界和人生的大问题，对于俗世的利益就一定会比较超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伤天害理的事情。说到底，道德败坏是一种蒙昧。当然，这与文化水平不是一回事，有些识字多的人也很蒙昧。
6.在现实生活中，理想不但实现不了，常常还被击得粉碎。应该如何对待这个令人痛苦的事实？
答：你所说的理想，可能是指对于社会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美好想象，一旦看到社会真相，这种想象当然就会破灭。我觉得这不是理想这个概念的本义。理想应该是指那些值得追求的精神价值，例如作为社会理想的正义，作为人生理想的真、善、美，等等。这个意义上的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这里还有一个怎样理解理想的实现的问题，对之不能做机械的理解，好像非要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似的。我认为，现实不限于物质现实和社会现实，心灵现实也是一种现实。尤其是人生理想，它的实现方式只能是变成心灵现实，即一个美好而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由之所决定的一种正确的人生态度。除此之外，你还能想象出人生理想的别的实现方式吗？
7.学术研究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如何？你怎样看文化炒作现象？
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包括学术著作具有二重性，即既是文化，又是商品。一个作品的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是两码事，它们往往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差距还非常大。因此，作为国家，就不能把文化完全交给市场去支配，对于高级文化要扶植。作为个人，当然就看你自己想要什么了。有些人专为市场生产，那是他们的选择，无须责备，不过他们的作为基本上与文化无关。好的学者和作家必定是看重文化价值的，他们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在写作时绝对不去考虑能否卖个好价钱。只是在作品完成以后，一旦进入市场，他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的现实，要学会捍卫自己的利益，不说卖个好价钱，至少卖个公道的价钱。至于文化炒作，又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商业行为。所谓文化炒作，就是媒体的某些从业人员与产品的制造者、销售者相勾结，以谋取和瓜分暴利为目的，在所控制的媒体上做与产品的实际价值远不相符的虚假广告。这至少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往往还是欺骗消费者和侵犯其权益的行为。
8.如果把媒体对你的报道同你的实际成就比较，你认为有没有炒作之嫌？
答：基本上没有吧。我从来没有主动请人写评论、报道之类，对我的评论和报道基本上是自发的，我常常还只是听说，自己没有读到。当然，所谓出名，与媒体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盛名”之下，是否相符？肯定未必。所以，我自己对所谓“名人效应”一直保持着清醒，譬如说，现在我发表作品比较容易，但我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粗制滥造。说到底，作品本身才是目的，写出好作品的快乐高于一切。毫无疑问，在我自己认为是好作品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媒体给以适当报道的，总得让读者知道呀。现在市场上图书这么多，悄没声儿地搁进去一本，真可能被淹没。不过，我相信，最后还是要靠作品本身说话，长远地看，真正的好作品是不会被淹没的。
9.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好像比较浮躁，你怎么看？
答：我和现在的大学生接触并不多，不算了解，只能凭想象说一说。与八十年代比，九十年代的特点一是社会更开放，禁忌更少，价值多元的格局进一步形成。这意味着在人生的目标上，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就有了更重的独立思考和自主选择的责任。二是商业化的程度更高，连大学生的分配也完全交给了市场，要自己去对付激烈的竞争，因而生存的压力更大了。选择的责任和生存的压力都会使人焦虑，所谓浮躁很可能是焦虑的外在表现。
10.我们很担心，在学校时都比较有理想，可是，一旦走入社会，要坚持精神追求谈何容易，多数人被同化了。你说应该怎么办？
答：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我是你们，也只能面对现实，好好对付生存的压力。这肯定将占据大部分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同化是一个每天在发生的事实。我最多只能说，你们应该争取做那未被同化的少数人。为了这个目的，一个笨办法就是珍惜有限的闲暇时间，在生存斗争之余坚持读书，并且一定要读真正的好书。读什么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在这方面千万不要跟着媒体跑，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乱七八糟的流行读物上。媒体的着眼点基本上是文化消费，而如果你的生活的全部内容只是劳作和消费，怎么还能有真正的精神生活呢？相反，如果你经常与古今中外的圣哲会面，就能从他们那里获得一种强大的力量，足以支撑你抵御社会的同化。
11.你能说一说大学生活对于你一生的主要影响吗？
答：回想起来，大学里的那些课程对我没有什么影响，事实上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是，正是在大学里，我学会了自己选择精神食物，这使我一生受益。
12.大学毕业后，你曾在广西的深山老林中生活了很久。我们想知道，这一段生活对于你后来的成就是否很重要，是否使你达到了一种灵魂上的大彻大悟？
答：哪里啊，当时我还很年轻，对生活充满着欲望，分配到深山老林里是不得已之事。偶然住一阵也许挺新鲜，长年在那里生活就是另一回事了，你会觉得单调、沉闷、闭塞，绝非那样浪漫。不过，那一段生活对我也有好处，主要的好处是使我知道了自己只是一个平常人。我始终记着这一点，所谓成就、名声之类是很外表的东西，我和当时那个在深山老林里默默无闻的我并无本质的区别。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彻悟。
13.尼采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最后还疯了。他对你的实际生活有影响吗？
答：你们从我的书中可以看到，我这个人一点也不偏激，好像也还没有疯的征兆。与尼采比，我可能要健康一些，当然更可能要平庸一些。
14.最后想问一下，你觉得你幸福吗？
答：当然有觉得幸福的时候，也有觉得不幸的时候。我不知道怎样算总账。古希腊的梭伦说：无人生前能称幸福。算总账好像是追悼会上的事情，不过那和我完全无关了。既然如此，幸福就不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许多伟大的人都不幸福，例如尼采和凡·高。我比他们幸福，因为我肯定比他们平庸。
1998.11
让世界适合于小王子们居住
——为《小王子》新译本写的序
像《小王子》这样的书，本来是不需要有一篇序言的，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可能有。莫洛亚曾经表示，他不会试图去解释《小王子》中的哲理，就像人们不对一座大教堂或布满星斗的天穹进行解释一样。我也不会无知和狂妄到要给天穹写序，所能做的仅是借这个新译本出版之机，再一次表达我对圣爱克苏贝里的这部天才之作的崇拜和热爱。
我说《小王子》是一部天才之作，说的完全是我自己的真心感觉，与文学专家们的评论无关。我甚至要说，它是一个奇迹。世上只有极少数作品，如此精美又如此质朴，如此深刻又如此平易近人，从内容到形式都几近于完美，却不落丝毫斧凿痕迹，宛若一块浑然天成的美玉。
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是，一个人怎么能够写出这样美妙的作品。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另一件事是，一个人翻开这样一本书，怎么会不被它吸引和感动。我自己许多次翻开它时都觉得新鲜如初，就好像第一次翻开它时觉得一见如故一样。每次读它，免不了的是常常含着泪花微笑，在惊喜的同时又感到辛酸。我知道许多读者有过和我相似的感受，我还相信这样的感受将会在更多的读者身上得到印证。
按照通常的归类，《小王子》被称作哲理童话。你们千万不要望文生义，设想它是一本给孩子们讲哲学道理的书。一般来说，童话是大人讲给孩子听的故事。这本书诚然也非常适合于孩子们阅读，但同时更是写给某一些成人看的。用作者的话来说，它是献给那些曾经是孩子并且记得这一点的大人的。我觉得比较准确的定位是，它是一个始终保有童心的大人对孩子们、也对与他性情相通的大人们说的知心话，他向他们讲述了对于成人世界的观感和自己身处其中的孤独。
的确，作者的讲述饱含哲理，但他的哲理决非抽象的观念和教条，所以我们无法将其归纳为一些简明的句子而又不使之受到损害。譬如说，我们或许可以把全书的中心思想归结为一种人生信念，便是要像孩子们那样凭真性情直接生活在本质之中，而不要像许多成人那样为权力、虚荣、占有、职守、学问之类表面的东西无事空忙。可是，倘若你不是跟随小王子到各个星球上去访问一下那个命令太阳在日落时下降的国王，那个请求小王子为他不断鼓掌然后不断脱帽致礼的虚荣迷，那个热衷于统计星星的数目并将之锁进抽屉里的商人，那个从不出门旅行的地理学家，你怎么能够领会孩子和作者眼中功名利禄的可笑呢？倘若你不是亲耳听见作者谈论大人们时的语气——例如，他谈到大人们热爱数目字，如果你对他们说起一座砖房的颜色、窗台上的花、屋顶上的鸽子，他们就无动于衷，如果你说这座房子值十万法郎，他们就会叫起来：“多么漂亮的房子啊！”他还告诉孩子们，大人们就是这样的，孩子们对他们应该宽宏大量——你不亲自读这些，怎么能够体会那讽刺中的无奈，无奈中的悲凉呢？
我还可以从书中摘录一些精辟的句子，例如：“正因为你在你的玫瑰身上花费了时间，这才使她变得如此名贵。”“使沙漠变得这样美丽的，是它在什么地方隐藏着一眼井。”可是，这样的句子摘不胜摘，而要使它们真正属于你，你就必须自己去摘取。且把这本小书当作一朵玫瑰，在她身上花费你的时间，且把它当作一片沙漠，在它里面寻找你的井吧。我相信，只要你把它翻开来，读下去，它一定会对你也变得名贵而美丽。
圣爱克苏贝里一生有两大爱好：飞行和写作。他在写作中品味人间的孤独，在飞行中享受四千米高空的孤独。《小王子》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出版一年后，他在一次驾机执行任务时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在地球上再也没有发现他的那架飞机的残骸。我常常觉得，他一定是到小王子所住的那个小小的星球上去了，他其实就是小王子。
有一年夏天，我在巴黎参观先贤祠。先贤祠的宽敞正厅里只有两座坟墓，分别埋葬着法兰西精神之父伏尔泰和卢梭，唯一的例外是有一面巨柱上铭刻着圣爱克苏贝里的名字。站在那面巨柱前，我为法国人对这个大孩子的异乎寻常的尊敬而感到意外和欣慰。当时我心想，圣爱克苏贝里诞生在法国并非偶然，一个懂得《小王子》作者之伟大的民族有多么可爱。我还想，应该把《小王子》译成各种文字，印行几十亿册，让世界上每个孩子和每个尚可挽救的大人都读一读，这样世界一定会变得可爱一些，会比较适合于不同年龄的小王子们居住。
2000.8
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
——读吴宓《文学与人生》
一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清华大学一位教授给学生开设了一门题为《文学与人生》的课程。他在教案上列出了这门课程的目标，其第一条是：
“把我自己的——我的所读所闻，我的所思所感，我的直接和间接人生经验中的——最好的东西给予学生。”
读到这话，我不禁肃然起敬，知道自己面对的不只是一位文学教授，而更是一个真诚的人，他的课程不只是传授知识，而更是一种严肃的精神活动。
“文学与人生”似乎是一个早被说烂了的题目，何以如此牵扯吴宓先生的感情呢？读下去我发现，在这门课程中，他谈得最多的不是文学，而是哲学，不过不是书本上的哲学，而是通过半生阅读和思考所形成的他自己的哲学人生观。于是我愈加明白，吴宓首先是一个认真的人生思考者，他的文学研究是在他的人生思考的轨道上，并且作为这种思考的重要组成部分展开的。因此，“文学与人生”就不是他的专业领域内诸多学术课题中的一个，而是体现了他的毕生追求的志业之所在，难怪他要全身心地投入了。
吴宓之研究文学，是把文学当作人生的“表现”和“精髓”，“通过文学来研究人生”。抱着这个目的，他便把凡是表现了人生之精髓的作品都视为文学。这样的文学是广义的，不仅包括诗、小说、戏剧等等，也包括历史和哲学著作，乃至于一切文字作品。这样的文学又是狭义的，必须是“世上最精美的思想和言论”（M.安诺德语），而非徒具文学体裁的外表便可以充数的。综合这两个方面，他心目中的文学就是古今中外文史哲的一切精品。他认为，唯有熟读这些“每个善良聪明的男女都应阅读的基本好书”，博学精研，合观互成，方可通晓人生全体之真相，达到借文学研究人生的目的。
吴宓所说的文学，实际上是指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那些不朽之作。如同天才不可按专业归类一样，这些伟大作品也是不可按学科归类的。永恒的书必定表现了人生的某些永恒内涵，因而具有永恒的价值。然而，在浮躁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浮在人生的表面，不复关心永恒，于是只读谋职所需的专业书和用以解闷的消遣书，冷落了这些永恒的书。有感于此，在三十年代的美国，由吴宓的导师白壁德领导的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和由赫钦斯等人代表的永恒主义教育思潮便起而提倡回到古典名著，但收效甚微。那么，就让过眼烟云的人去读过眼烟云的书和报纸吧，而像吴宓这样关心人生永恒问题的人自会“以取法乎上四字为座右铭”，“非极佳之书不读”，在永恒的书的知音，在寂寞中“与古今东西之圣贤哲士通人名流共一堂而为友”。
对于文学和人生，吴宓皆从大处着眼。他说：“在人生中重要的不是行为，也不是结果，而是如此行为的男女的精神和态度。”同样，“在艺术与文学中，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处理。”因此读书“首须洞明大体，通识全部，勿求细节”，注意作品所表现的“作家对人生和宇宙的整体观念，而非他对特定人、事的判断”。可见无论在人生中，还是在文学中，吴宓看重的均是贯穿其中的整体的人生哲思，正是这种哲思把文学与人生也贯通了起来，把文学研究变成了人生探索的一种方式。
其实，吴宓所表达的无非是一种古典的人文信念。按照这种信念，治学的目的不在获取若干专门知识，而在自身的精神完善，好的学者不只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甚至也不只是文史哲的通才，而更是具备人生识见的智者。这种信念是东西方古典人文传统所共有的，而在功利日重和分工日细的现代却式微了。但是，某些基本的真理只会遭到忽视，不会过时。我相信，不论学术如何进展，孔子所云“古之学者为己”永远是治学的正道。背离这个正道，治学和做人脱节，仅仅寄居在学术的一枝一节上讨生活，或追逐着时髦的一流一派抢风头，是决计成不了大气候的。
二
吴宓的哲学观点并不复杂，大致袭用了柏拉图以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把世界划分为本体界和现象界的模式。他爱用的表述是“一”与“多”。事实上，不论古今东西，凡具形而上性质的宇宙观都不脱这二分的模式。但是，正如吴宓所说：“每人必须在自己的灵魂中重建哲学的真理。”在他的灵魂中，这个“一”与“多”的公式的确经过了重建，获得了新的生命，成了他据以建立自己的全部人生观的基石。
至少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立足于世界二分模式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呈现出了崩溃之势，遭到了许多思想家的批判。如此看来，吴宓在哲学上似乎是一个落伍者。然而，问题在于，世界二分模式不只是逻辑虚构物，它在人性中有着深刻的根源。如果人类站在尘世不再仰望头顶的星空，沉湎于物欲不再敬畏心中的道德律，人类会是什么样子？摆脱了对绝对之物的形而上追问，哲学又会是什么样子？宣告“上帝死了”的尼采不是也在盼望“超人”诞生吗？
吴宓正是站在价值论立场上来运用世界的二分模式的。在他那里，“一”的真正含义是指绝对精神价值，“二”的真正含义是指现实世界和社会中的相对价值。与此相对应，便有两种人生。一种是永生、理想的人生，即守住“多”中之“一”，修“天爵”，追求仁义忠信。另一种是浮生、世俗的人生，即自溺于“多”而遗忘“一”，修“人爵”，追求功名富贵。他向往的是前者，自云兼识“一”与“多”，且知“一”存在于“多”之中，但“宓之态度及致力之趋向”则注重于“一”，所以“宓之总态度可名为理想主义”，而“其他名词或派别均不足以代表宓”。
理想主义（idealism）一词可有二义。一是与实利主义（materialism）相对立，指注重精神生活达到价值，视精神生活的满足为人生真正幸福之所在。二是与虚无主义（nihilism）相对立，指信仰某种绝对价值，这种信仰与对某宗教某学说的信奉并无必然联系，一个不是任何教条的信徒的人仍可有执着的精神追求。说到底，理想主义是一种精神素质，凡具此素质的人，必孜孜以求“一”，无论是否求得，都仍是理想主义者。
在吴宓身上就有这样的精神素质，他之成为理想主义者，实出于天性不得不然。他必须相信“浮象”中有“至理”，“世间有绝对之善恶是非美丑”，借此信念，他才感到“虽在横流之中，而犹可得一立足点”，“虽当抑郁懊伤之极，而精神上犹有一线之希望”。吴宓对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不止一次指出：“学术思想之淆乱，精神之迷离痛苦，群情之危疑惶骇，激切鼓荡，信仰之全失，正当之人生观之不易取得，此非特吾国今日之征象，盖亦全世之所同也。”“宗教信仰已失，无复精神生活。全世皆然，不仅中国。”正是痛感这“博放之世”的“偏于多”，他才力主“须趋重一以救区失”，亟欲为自己也为国人“取得一贯之精神及信仰”。
十九世纪以来，在中国的土地上，各种社会变革思潮迭起，不外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端。然而，富国强兵也罢，共产平权也罢，着眼点均在政治和经济的改造。一切社会运动都不涉及绝对价值的问题，不能为精神提供形而上层次的信仰。吴宓认为，“社会改革者的失误”在于试图由“多”达到“一”，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情况也许正好相反，无论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还是文人下海，结果都是精神的贫困化。在任何时代，智者的使命都在于超越社会潮流而关注人类精神的走向，灵魂的寻求都是每个人必须独立完成的事情。
在一个普遍重实利轻理想的时代，像吴宓这样一位真诚的理想主义者难免会感觉孤独的痛苦了。但他毫不动摇，“甘为时代之落伍者”。在孤独中，他用孟子的穷达之论自勉。他运用“一”与“多”的理论，对这个命题有独到的发挥。他指出，首先，这个命题指的是“一”，而非“多”。“独善”和“兼善”是“对同一个人的品质的描述，而非供人选择的不同（例如两种）生活”。事实上，贯穿于两者之中的是同样的理想主义精神。其次，“独善”是“原初意向”、“真正目的”，“兼善”则是“自然后果”、“始所未料的结果”。我很赞赏他的这个解释。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进程往往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参与意识，以拯救天下为己任，这大约是来自集学与仕于一身的儒家传统吧。然而，依我之见，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妨超脱些，和社会进程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在历史意识和人生智慧的开阔视野中看社会进程。也就是说，首先要自救，在躁动中保持静观沉思，在芸芸众生中做智者（而不是导师或领袖），守护好人类和人生的那些永恒的基本价值。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制约作用，至少会对人类的精神走向发生良好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自救就是救世，独善其身收到了兼善天下的效果。即使收不到也无憾，因为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对于智者来说，独善却是性之必然，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三
当然，一个健全的理想主义者是不该脱离实际和逃避现实的，因而终归面临着如何处理理想与实际、“一”与“多”的关系这个重大问题。所谓实际或“多”，概括地说，包括事功、实利、情欲三个方面。吴宓的解决办法，一言以蔽之，便是“中庸”。他运用“一”与“多”的公式对儒家经典多有独到发挥，“中庸”又是一例。
孔子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据此，“中庸”即“执两用中”。“两端”究竟何所指？一般认为，是指“过”与“不及”。但这样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衡量“过”和“不及”的标准又是什么？只能是“中”，陷入了循环论证。吴宓独释“两端”为“一”与“多”，准此，“执两用中”就是“一+多”，而非“多中之一+多中之另一”，“中庸”就是“一与多之间居中”，而非“多与多之间的中心点”。这个解释是否符合孔子的原意，姑且不论，却是能自圆其说的，对于吴宓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坚持了理想主义。按照这个解释，“中庸”即是守住理想，以理想为“最终标准”，同时方便变通，应用理想于实际，这叫作“守经而达权”。
例如在事功方面，吴宓自己是极努力的，除教学和著述外，还劳苦奔走，自费贴补，苦心营办《学衡》杂志，而目的旨在贯彻自己的理想。至于努力的结果如何，则不必太看重。他以古印度神曲中“行而无著”和曾文公“不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语自勉，鼓励自己“强勉奋斗，不计成功之大小，至死而止”。坚持理想而不求理想之必定实现，努力事功而不执着事功之成败，这种态度就是“中庸”。事实上，理想之为绝对精神价值，原本就不可能完全变为现实，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因此稍减，有了它，事功之相对价值才有了根据和目标。
又如义与利的关系，吴宓强调，义属于“一”和理想，利属于“多”和实际。“理想必取全真，而实际应重适宜。”在义的领域，包括思想、道德、文艺、爱情等，“必须用理想标准，力求高美”。在利的领域，包括衣食、名位、事务、婚姻等，“可但就实际取样，得此便足”。孔子注重理想生活，对于实际生活则随遇而安，无可无不可，这就是在义利问题上的中庸态度。市侩唯利是图，毫无理想，苦行僧枯守理想，绝对排斥物欲，伪君子既无理想，又诅咒物欲，均不合中庸之道。一个有着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人，对待身外之物自会有一种淡泊的态度，既不刻意追求，也不刻意拒斥，能吃苦也能享受，贫富皆不改其志。他真正看轻了得失，以至于对得和失都泰然处之了。
在吴宓看来，“义”并非抽象的“理”，也包括真挚的“情”，是真情与至理的统一。他给自己树立的目标是“情智双修”，或曰“情理兼到”。不过，这里的“情”指一种类似于宗教感情的诚爱之心，而非情欲。情欲却是属于“多”的范畴的。灵魂为“一”，肉体为“多”，中庸即是重灵魂生活而顺肉体之自然，禁欲和纵欲皆为偏执。他对性爱的分析十分有趣。他说，任何男人与任何女人之间的关系均是相对的，都在“多”之中。因此，一男爱一女，一男爱多女，一女爱多男，多男爱多女，或同时，或先后，这种种情形形而上学地说都同样是有道理的。由此使恋爱极不稳定，如沙上筑屋，常是轮盘式、三角式、交织式，很少互相式的，遂导致痛苦和悲哀。吴宓自己是一个经历了失恋痛苦和离婚悲剧的人，所以这番话不仅是出于理性思考，而且包含着身世之叹。事实上，世上确无命定姻缘，男女之爱充满着偶然和变易的因素，造成了无数恩怨。因此，爱情上的理想主义是很难坚持到底的。多数人由于自身经验的教训，会变得实际起来，唯求安宁，把注意力转向实利或事功。那些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受幻灭感所驱，由情入空，走向虚无主义，如拜伦一样玩世不恭，或如贾宝玉一样看破红尘。吴宓也是一个极执着的理想主义者，但他不肯放弃理想，试图在爱情上也寻求“一多并在”的中庸，于是提出“由情入道”、“由情悟道”，即“由爱情入宗教”，“借人生的痛苦经历而逐步理解和信仰上帝的世界”。可是，作为一个本无基督教信仰的中国人，又生在西方人也惊呼“上帝死了”的时代，这条路能走通吗？抑或他所说的“宗教”和“上帝”别有所指？
四
宗教植根于人的天性和人生的基本处境，决非科学进步和社会改造能够使之消灭的。人生的某些根本缺陷是永恒的，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人免除生老病死之苦。诚如吴宓所说：“众生的共同状态，即‘人生’，是不幸的。虽不断努力（娱乐，消遣，以试图忘却，浪漫之爱仅其一耳），亦从不满意；人无‘安宁’——作为幸福和仅仅来自上帝的那种‘安宁’。”无论何人，只要执意在短暂的人生中求永生，在人生的不完善中求完善，他便已经具有一种宗教倾向了。宗教乃理想主义之极致，理想主义者所相信的绝对精神价值不过是神的同义语罢了。在此意义上，吴宓恰当地自道有“宗教精神”。
真正的宗教精神只关涉个人的灵魂，与世俗教派无关。我很赞赏吴宓的话：“盖宗教之功固足救世，然其本意则为人之自救。”一个人如果不是因为灵魂中发生危机而求自救，无论他怎样具备救世的热情，宗教始终是外在于他的东西。
然而，灵魂渴求信仰，世道亟需宗教，便会有宗教的信仰了吗？可惜并不。恰恰相反，愈是渴求信仰的灵魂愈是难以盲信，而要在信仰业已沦丧的时代人工培植宗教更是缘木求鱼。请听吴宓的自白：“吾虽信绝对观念之存在，而吾未能见之也。吾虽日求至理，而今朝所奉为至理者，固犹是浮象，其去至理之远近如何，不可知也……于此则须虚心，则须怀疑。然徒虚心怀疑而无信仰，则终迷惘消极而无所成就而已。故吾须兼具信仰与怀疑，二者互相调济而利用之。”“究极论之，道德理想功业，无非幻象。人欲有所成就，有所树立，亦无非利用此幻象，所谓弄假成真，逢场作戏而已。”原来，他之所以信仰，是因为他必须有信仰，不能无信仰，无信仰会导致对人生抱迷惘消极的态度，而这是他万万不愿意的。至于所信仰的理想、至理、绝对观念究竟是否存在，他是怀疑的。不但怀疑，而且明确其为“浮象”“幻象”。但他要“利用”之，借以勉励自己在人生中有所作为。
前面说到，作为理想主义者，吴宓视理想为根本，而把实际看作理想的应用，也就是利用实际以贯彻理想。现在又说利用理想，理想成了手段，岂不自相矛盾？似乎是的，但矛盾只是表面的，其中有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他的理想主义人生态度。他之所以明知理想是幻象而仍姑妄信之，正是因为他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理想主义人生态度。即使理想连同实际喋喋不休是幻象，他仍然要利用它们来追求一种理想的人生，这种追求是完全真实的。当然，一个执着的理想主义者竟清醒地看到理想仅是幻象，无疑透出了悲观的底蕴，但这乃是信仰崩溃时代一切理想主义之共同的悲剧，几乎无人能够幸免。
既然吴宓在宗教中所寻求的是可以为理想人生提供根据的根本信念，他对宗教的外壳就不必在意了。他看得明白，人之信何教何派大抵出于事境之偶然和先入为主，并不太重要。鉴于受中国文化传统的熏陶，儒教已是他的先入之见，他表示将终身依从儒教。但是，他又看得明白，儒学不成其为宗教，只是道德学说。然而，既然世界处于宗教衰败的时代，不得已而求其次，道德也许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了。当他把道德当作自救和救世之道时，一种广义的宗教信念仍是他的内在动力。他相信宇宙间必有至善存在，这个信念鼓舞着他为建立道德兢兢工作，成为一个他恰如其分自命的“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现实主义道德家”。绝对价值的存在是必要的假设，一个人如果没有宁信其有的宗教精神或曰浪漫气质，怎么可能从事任何真正的精神事业呢？
吴宓所欲建立的道德是广义的，与人文主义同义。按照他的理解，人文主义即“个人的教养或完善”，为此须研习人类一切文化精品。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头所阐述的他的古典人文信念。从这种信念出发，他反对存“中西门户之见”，主张“兼取中西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在他之前，辜鸿铭、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等人均已走入这个融合中西文化之精华的思路。在我看来，这个思路的合理是一目了然的。我确信人性和人生基本境况是不变的，人类不分古今东西都面临着某些永恒的根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一切精神文化的核心。当然，对于每个人来说，如何融会贯通却是要他独立完成的事情，并且必定显出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的差别。说句老实话，我已听厌了不断老调重弹的中西文化讨论，既不相信全盘西化，也不相信儒学复兴，并且也不相信可以人为地造就一种东西合璧普遍适用的新文化新人一个观。当务之急不是制订救世的方案，而是启迪自救的觉悟；不是建立统一的价值体系，而是鼓励多元精神价值的真诚追求。如果有更多的人注重精神生活，热爱全人类文化遗产，认真思考人生问题，那么，不管思考的结果怎样纷异，都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民族前途的福音。我们已经有了许多热衷于文化讨论的学者，缺少的是真诚的儒者、释者、基督徒、人文主义者等等，一句话，真诚的理想主义者。读完吴宓的《文学与人生》，掩卷沉思，我明白这本书使我如此感动的原因之所在了。
1993.8
哲学家或中蛊者
——记一个为思想而痛苦的农民
一
两年前的一个白天，德国大牌哲学家哈贝马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做报告，基本座无虚席。我迟到了，到达时报告已近尾声。我有夜间工作的习惯，早上起不来，即使做报告的是苏格拉底，我也无法改变这个习惯。散场后，我去我的办公室，那里坐着一个安徽青年农民，他已经等了很久，执着地要见我。他递给我几张稿纸，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要求我立即阅读并表态。
一共是四页，字迹还算端正。第一页是一篇题为《人本质论》的短文。第二、三页是三首小诗，分别题为《思索》《痛苦》《理想》。第四页没有标题。内容都是抒发一种哲学性的情绪，我看不出有什么值得表态的新鲜论点。我假装慢慢翻阅，心里琢磨着怎么打发他，却终于想不出恰当的措辞。
我抬起头问：“你要我说什么呢？”
这时候我看见了他的眼睛，心中一震。从装束看，他是典型的民工，一身灰暗的旧衣服，和别的民工没有区别。可是，他的非常年轻的脸上的那一双眼睛，却是我在别的民工脸上不曾见过的，在不是民工的人——譬如我们知识分子——脸上也不曾见过的。这是一双潮红发亮的眼睛，闪射着异常单纯的光芒，像被正午阳光照透的湖水，正充满期待地盯着我。
听到我的问话，他显露失望、焦急、不屑的表情，指给我看第四页上的两行字，并且念了出来：“自信是人的灵魂；艺术即精神本质。”然后用相当自负的口气问我：“你不认为这两句话是真理吗？”
我有些不耐烦了，回答说：“我怎么知道它们是不是真理。你不能拿出一两句孤零零的话，就宣布它们是真理。你至少得阐释和论证。”事实上，在那几页文字中，我觉得就数这两句话最空洞、最不知所云了。
他开始叙述这两句话的来由。据他说，当时他的思绪是混乱的，灼热的，慢慢地沉静下来，于是脑中一片猩红色，在猩红色的荧屏上鲜明地映出这两行金色的字，持续了两天之久。“这不是凭灵感所能达到的，”他总结道，“它们是真理，是自己跑到我的头脑里来的。这真理不属于我，而是属于人类。我知道自己生命的脆弱，我最害怕的是这真理在我死之前没有被人类知道，毁在了我的手里。”
听着这些充满巨大使命感和悲剧感的极其真诚的大话，我感到哭笑不得。这种事我遇见得多了，常有类似的疯子或半疯子给我写信、打电话或直接来找我，声称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并以偏执狂的执拗劲头强求我承认。
“你一定认为我有精神病吧？”他仿佛猜中了我的心思，苦笑了一下，“我在别人眼中就是一个疯子。但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只有你。我向《天涯》《读书》和别的一些杂志投过稿，一丝回音也没有。所以，一旦有了点钱，我就亲自前来。我这是第二次来北京了，两次花了一千五百元。这次我去了《读书》杂志社，他们完全不懂。我只能指望你了。”
说到这里，他几乎流泪了，而我也为之神情黯然。我不知说什么好。我不能鼓励他，这等于欺骗他，但我又不忍伤害他。
“我能为你做什么？”我问。
“我要你帮我发表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比我的命还重要。如果文章不能发表，我真的会发疯。在中国，能帮我发表这种思想的人，也只有你了。”
我无法再拒绝，只好用缓兵之计。我告诉他，文章这样没头没尾是肯定发表不了的，建议他回去写成一个完整的东西寄给我，然后我再想办法。我只能答应到这个程度。最后他仍是带着失望的心情离去的。
二
他回去后，开始不断给我打电话，都是催问文章能否发表，何时发表。我家小保姆已经熟悉他的声音，一接他的电话，就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又是那个哲学家。”他还隔一些天给我写一封信。电话和信都是从温州发来的，他在那里的一个建筑工地打工。从信上知道，他的名字叫梁自斌，大约出于对我迟迟未能帮他发表文章的不满，最后两封信的署名变成了梁天傲。
正是这些信使我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好感和相当的敬意。我发现，他对哲学和精神事物是真有领悟的，就此而论，称他为哲学家就绝不是一种嘲讽。我要在这里摘录他信中的若干句子，我不想转述，因为文字表达本身也显示了他的水准。
他这样定义哲学和哲学家——
“哲学就是告诉世人应该怎样做且怎样能做好的学说。哲学家就是站在时代思想的峰巅，看到远方理想的目的地及通往理想目的地的道路的人。至少人类要有路可走，这是哲学家的责任。”
他不满意“民间思想家”的称号，自命“人间哲学家”，解释道：“哲学家和思想家不同。如老子是哲学家，而孔子是思想家。哲学家追求绝对，而思想家追求合理。”
他论述中西哲学的不同——
“中国的哲学是直通车，在风驰电闪之间已到达了终点站——极境如老子的道……西方的哲学是一辆慢车，到了一个站，上来几位哲学家，下去几位哲学家，如此循环。”
“如果没有老子哲学中的道，中国也会变成一个宗教国家，因为人类追根求源，总要问一个为什么。”
他谈论精神世界和人生——
“真理存在于意象物的世界，这个世界由灵感和超意识境界产生。经验现象的世界是零碎的，而意象物的世界是完整的。”
“神性就是精神的纯正性，精神凝重出神性。”
“当一个人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状态时，可以和上帝相遇。当他走出那种状态时，又发现自己并不能承担起那种责任。”
“人是上帝的碎片，抑或上帝是人的终极。”
“在天为道，在地为路，在人为本，天道和人本都高不可攀，人行走在路上。”
“上帝造人真是太残忍，百年的光阴只够做一件大事情，实现一个理想，真正地爱一个人。”
这些句子闪烁着真知，准确地表达了一个沉浸于精神性思考的人的体悟，而它们的的确确出自一个长年累月在建筑工地上做苦工的农民的笔下。
三
我要继续摘录他的信。这一部分涉及他的自我评价，人们也许会用病理学的眼光看待它们，看出某种精神病的症状，例如一种自大型的妄想症。遗憾的是，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不过，人们在尼采的自我评价中也看出了同样的症状。我当然不会无知到把他和尼采相提并论，但仍有一点可比的地方，就是症状都以极富精神性的方式表现出来。
他自己当真把自己和尼采相提并论了，这也许证明了他的无知。然而，他的无知显得何等有气魄而且懂行：“我的思想和尼采的思想是两座互望的高峰，而存在主义不过是两座大山之间奔腾的河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假如没有上帝，人岂不是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他认为这句话中的“上帝”应改为“真理”，而这个最高道德难题已在他手中解决，因为“所幸真理已经诞生”。
他这样描述他的思想的产生方式：“我的这些思想都是自动显现的，也许就是康德说的自在之物。借用尼采的话说：情感的天才像镜子一样静静地躺着，以致内在的天地可以在其上反映出来。”他宣布：“在这个星球上，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哲学家和文学家中，能用超意识写作的，我可能为第一人。”
他不但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先知式的哲学家，而且强烈地感觉到作为一个先知的悲剧性命运。在他的信中，这类悲壮的自许和自怜比比皆是——
“有幸生而为人，却不幸生而为哲学家，是一种哀伤。”
“我是一个不能活下去，也不想活下去，却必须活下去的人，这只能让我体验到屈辱和悲哀。”
“我自认为我的思想天下第一，而在现实中我却如此落魄。”
“忧闷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不是我的，我只负有限的责任。我觉得世人需要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导师和权威。”
“我是为了那篇文章才活到今天的。我受过多少苦呢？不必说。‘他自以为是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是的，我自以为我的思想是真理，所以，一切的痛苦、屈辱、悲哀我必须承受。如果耶稣愿意和我对换，我情愿去钉十字架，而让他创造出这种思想来。”
“这种思想已经削去了我的整个的精神和一半的肉体。如果不是为了这种思想，在我到达地狱的时候，我就回不来了。那时候，感觉就像走到了自己的坟坑前面，千百次地和自己商量：跳下去吧，跳下去一切都解脱了。不知为什么，突然爆发了强烈的责任心，我对自己说：只要我不意外死亡，我一定要把这种思想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我只好绕过坟坑前进。悲惨中看着自己的样子都感到好笑。六七年来，身负真理之重，活得惶惶恐恐。”
有时候，他也会在悲苦中自嘲。他说：“我本不过是井底之蛙，或许正因为是井底之蛙的缘故，反而看到的那一片天更真实。所以我怀着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想打败一切思想者。”接着注明：“说着玩的，我不就是一农夫吗。”他引尼采的话：“我最大的危险是对人类的厌恶。”然后说：“我连自己也厌恶。早一段时间看电视，报道说，钟馗是我们灵璧人。我们是一对好哥们。”
他偶尔也会怀疑他的思想可能被别人驳倒，如果那样的话，他就不活了，因为：“我怎么能容忍自己历尽千辛万苦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竟然是几页废纸。”他心中常常响起帕斯卡尔的呼喊：“上帝，请不要抛弃我！”他表示：“如果我不是一个思想者，我情愿我是一个信仰者，怀着一种宗教性情绪去生活。”他实在太苦闷了，告诉我：“我身体不好，心理矛盾，心情不好，有时只想吐两口血才舒服。”
现在我在录入这些话语的时候，心中仍翻涌着强烈的感动和同情。在现实生活中，我极少遇到如此为思想而痛苦的人。他的一些话说得真挚、痛彻肺腑而且漂亮，如果是出现在历史上某位精神伟人的遗稿中，皆可圈可点。然而，如果从一个并无真正重大精神建树的人口中说出，似乎就显得不成比例从而可笑了。尽管如此，我仍不禁肃然起敬。倘若一种精神现象足够纯粹，我们还是不要用结果的大小去衡量它的价值吧。
四
我们的主人公念念不忘的是要发表他的那篇文章，也就是他留给我的四页纸。在一次次的电话催促下，我不得不向他承认，我对此无能为力。但是，我答应可以采用一个变通的办法，即由我写文章来介绍他文章中的思想。现在我实际上正在履行我的诺言。我反复研究这四页纸，仍不觉得多么精彩，还不如他信中的一些内容。不过，我觉得自己能够理解他的基本思路。
在一封信中，他向我追忆他的心路历程：“我从小就处在一种孤独封闭的精神状态之中，我走不出那种精神状态，别人也走不入那种精神状态——痴的状态。十来岁时看一本连环画《永生岛》，描写一个王子去寻找永生岛的故事，开头几页的大意是人总要死的，我看了顿时觉得人活着没有意思，心里好像遭受了一次打击。直到产生这种思想之后，我才走出这种状态，看到外面多彩的世界。”这段话向我提供了一把解读他的文章的钥匙。他小时候受死的问题的困扰，对生命的意义失去了信心。他一直试图解决这个问题，而他认为终于在他的文章中解决了，他已经找到了生命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在《人本质论》中，他面对浩瀚宇宙和无尽时空发出了“人是什么”亦即“我是谁”的永恒之问，而结论是：“只有精神之光可以穿透宇宙这古老而永恒的存在，为人类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
在《思索》中，提出的是同一个问题：“四周是盘旋的宇宙，众星唰唰地从眼前一闪而过，置身在这渺漠的星体，我们是什么？”答案也是相似的：“我们是宇宙的精灵，我们要表达生命的宏阔。”
然而，人凭借精神虽能贯通宇宙，但并不能真正成为上帝，于是就有了《痛苦》：“我知道，你的痛苦源于你是宇宙意识的主人。”
因此，思索和痛苦只是人的灵魂觉醒和寻找的过程，“最终的家园”只能是《理想》。但是，“理想”究竟是什么，似乎不得而知，这首诗只有两句：“第一次，第一次抬起思索的头颅，遥望着宇宙的极深处。”莫非答案隐藏在第四页上他最得意的两句话里，譬如说艺术是人的灵魂的归宿？
总起来说，我觉得整篇文章所表达的无非是一个信念：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人唯有凭借精神才能使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具有意义。事实上，这个信念属于每一个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全然不是什么新思想。在这个青年农民的心中，这个信念如此新鲜而强烈，以至于他对表达了这个信念的他的文章做出了不可思议的高估。
五
人类天性中有一种不可消除的冲动，就是要对世界和人生的问题追根究底。这种冲动虽说提升了人类存在的精神品质，但并不有利于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仿佛是为了保护人类的生存，上天就只让这种冲动在少数人身上格外强烈。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不同角落里，都有这样一些怀着强烈的形而上学冲动的人，不妨说，他们是一些中了形而上学之蛊的人。这样的人倘若同时具有巨大的才能，就可能成为精神领域里的天才。可是，倘若才能不足以驾驭强烈的冲动，情形就惨了，很可能会被冲动所毁而毫无积极的结果。在一般人眼里，凡是痴迷于精神事物的人都有疯狂之嫌，区别在于，有的人同时是天才，有的人却仅仅是疯子。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是人类精神追求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还想起宁夏某县的一个小职员，多年来他不停地给我和另外一些人写信，内容永远是几页复印件，宣告他所发现的宇宙真理。由于内容明显荒唐无稽，我没有理睬。后来，在一封亲笔信中，他告诉我，他为复印和邮寄这些信花费了数千元，已经一贫如洗，为此常被老婆责骂。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这样的人，绝对数字一定不小。这无疑是精神病的一个类型，其特征是狂热地相信自己发现了绝对真理。他们往往对于人类思想史一无所知或所知极少，念头一旦固结在某个命题上，就不再转移，从此就为让社会承认这个命题以及自己的创始人地位而徒劳努力。事实上，他们多半能够正常应付日常生活，但观念上的偏执已足以使他们潦倒不堪。当这样的人本来就是穷人时，便越发显得可怜了。我希望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都来关心这一人群。
不过，我想强调，对于这一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我们不能仅仅当作精神病人看待。本文的主人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否认他有一定程度的精神病症候，但是，他的整个精神表现是绝不能用精神病来解释的。他曾向我表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他无法使他的思想系统化，因此渴望能够上大学。我不无理由地判断，他的那种偏执症和自大症未必是病理性的，因而知识视野的拓宽可能会把它们治愈。更重要的是，他的事例向我们提示，在社会底层生活着一些执着于精神事物并且具备相当才能的青年，他们在其生活的环境中完全得不到理解，社会有责任为他们开辟获得理解的渠道。我设想，有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坛上，他们中的佼佼者为何不能坐在哈贝马斯曾经坐过的位置上，向职业学者们报告自己业余思考的心得呢？如果有那一天，我一定破例改变一次晚起的习惯，做一个准时出席的听众。
2003.10
理想主义
1
据说，一个人如果在十四岁时不是理想主义者，他一定庸俗得可怕，如果在四十岁时仍是理想主义者，他又未免幼稚得可笑。
我们或许可以引申说，一个民族如果全体都陷入某种理想主义的狂热，当然太天真，如果在它的青年人中竟然也难觅理想主义者，又实在太堕落了。
由此我又相信，在理想主义普遍遭耻笑的时代，一个人仍然坚持做理想主义者，就必定不是因为幼稚，而是因为精神上的成熟和自觉。
2
有两种理想。一种是社会理想，旨在救世和社会改造。另一种是人生理想，旨在自救和个人完善。如果说前者还有一个是否切合社会实际的问题，那么，对于后者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人生理想仅仅关涉个人的灵魂，在任何社会条件下，——个人总是可以追求智慧和美德的。如果你不追求，那只是因为你不想，绝不能以不切实际为由来替自己辩解。
3
理想有何用？
人有灵魂生活和肉身生活。灵魂生活也是人生最真实的组成部分。
理想便是灵魂生活的寄托。
所以，就处世来说，如果世道重实利而轻理想，理想主义会显得不合时宜；就做人来说，只要一个人看重灵魂生活，理想主义对他便永远不会过时。
当然，对于没有灵魂的东西，理想毫无用处。
4
对于一切有灵魂生活的人来说，精神的独立价值和神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是无法证明也不需证明的公理。
5
圣徒是激进的理想主义者，智者是温和的理想主义者。
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一个寻求信仰而不可得的理想主义者会转而寻求智慧的救助，于是成为智者。
6
我们永远只能生活在现在，要伟大就现在伟大，要超脱就现在超脱，要快乐就现在快乐。总之，如果你心目中有了一种生活的理想，那么，你应该现在就来实现它。倘若你只是想象将来有一天能够伟大、超脱或快乐，而现在却总是猥琐、钻营、苦恼，则我敢断定你永远不会有伟大、超脱、快乐的一天。作为一种生活态度，理想是现在进行时的，而不是将来时的。
7
“善”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个人的善，即个人道德上、人格上、精神上的提高和完善。另一是指社会的善，即社会的进步和公正。这两方面都牵涉到理想和价值标准的问题。“善”的个人是好人，“善”的社会是好社会，可是好人和好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个人来说，理想的人性模式是怎样的，怎样度过一生才最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如何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公正，社会进步的目标究竟是什么？这些问题并无现成的一成不变的答案，需要每个人和每一代人进行独立的探索。我们只能确定一点，就是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要有理想，并且为实现理想而努力。没有理想，个人便是堕落的个人，社会便是腐败的社会。
心灵也是一种现实
1
人同时生活在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中。内心世界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外部世界也是一个虚幻的世界。
2
对于不同的人，世界呈现不同的面貌。在精神贫乏者眼里，世界也是贫乏的。世界的丰富的美是依每个人心灵丰富的程度而开放的。
对于音盲来说，贝多芬等于不存在。对于画盲来说，毕加索等于不存在。对于只读流行小报的人来说，从荷马到海明威的整个文学宝库等于不存在。对于终年在名利场上奔忙的人来说，大自然的美等于不存在。
3
一个经常在阅读和沉思中与古今哲人文豪倾心交谈的人，与一个只读明星逸闻和凶杀故事的人，他们生活在多么不同的世界上！
4
肉体需要有它的极限，超于此上的都是精神需要。奢侈，挥霍，排场，虚荣，这些都不是直接的肉体享受，而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当然是比较低级的满足。一个人在肉体需要得到了满足的基础上，他的剩余精力必然要投向对精神需要的追求，而精神需要有高低之分，由此分出了人的灵魂和生命质量的优劣。
5
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物质上的贫富，社会方面的境遇，是内在的精神素质把人分出了伟大和渺小，优秀和平庸。
6
说到底，在这世界上，谁的经历不是平凡而又平凡的？心灵历程的悬殊才在人与人之间铺下了鸿沟。
7
对于一颗善于感受和思考的灵魂来说，世上并无完全没有意义的生活，任何一种经历都可以转化为内在的财富。而且，这是最可靠的财富，因为正如一位诗人所说：“你所经历的，世间没有力量能从你那里夺走。”
8
心灵的财富也是积累而成的。一个人酷爱精神的劳作和积聚，不断产生、搜集、贮藏点滴的感受，日积月累，就在他的内心中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宝库，造就了一颗丰富的灵魂。在他面前，那些精神懒汉相比之下终于形同乞丐。
精神乞丐？可是精神的财富是可以乞讨而得的么，哪怕拥有者愿意施舍？何况，物质上愈是贫穷的人就愈知道金钱的价值，认识精神财富的价值却需要精神的眼睛，而精神贫乏的人必定也在精神整体上发育不良，他的精神眼睛是盲的，甚至连乞讨的愿望也没有。物质上的贫富差别显而易见，于是穷人起而反抗，并且把带头揭露此种差别的人视为英雄和救星。可是，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唯有富者看得分明，倘若他直言不讳地揭露此种差别，就会被视为罪人，宽容一点吧，便是狂人和疯子。
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穷人，他受肉体冻馁之苦。精神上的贫富差别，受害者是富人，他受精神孤独之苦。
9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往往把这里的报应理解得非常实际，似乎善报即世俗的福和乐，恶报即世俗的祸和苦。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善人遭祸受灾或恶人升官发财的事情决不罕见，于是一些人就大惑不解，斥之为谎言，另一些人则为了自我安慰，便把报应的实现推迟到死后。其实，这句话只有按照真正的宗教精神来理解才是真理，而按照真正的宗教精神，报应并不在天国或来世，当然更不是世俗性质的苦乐。真正的报应就在现世，这就是：对于善者和恶者来说，由于内在精神品质的不同，即使相同的外在遭遇也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善者并不因为他的善而能免受人世之苦难，但能因此使苦难具有一种证实、洗礼、净化的精神价值，就像恶者因其恶而使降临在他们头上的苦难具有一种诅咒、浩劫、毁灭的惩罚性质一样。善者播下的是精神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精神的果实。如果他真的是善者，难道他还会指望别样的收获吗？
梦在人生中的价值
1
在某种意义上，美、艺术都是梦。但是，梦并不虚幻，它对人心的作用和它在人生中的价值完全是真实的。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彻底排除掉梦、想象、幻觉的因素，世界不再有色彩和音响，人心不再有憧憬和战栗，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在人生画面上，梦幻也是真实的一笔。
2
梦是虚幻的，但虚幻的梦所发生的作用却是完全真实的。美、艺术、爱情、自由、理想、真理，都是人生的大梦。如果没有这一切梦，人生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啊！
3
在这个时代，能够沉醉于自己的心灵空间的人是越来越少了。那么，好梦联翩就是福，何必成真。
4
两种人爱做梦：太有能者和太无能者。他们都与现实不合，前者超出，后者不及。但两者的界限是不易分清的，在成功之前，前者常常被误认为后者。
可以确定的是，不做梦的人必定平庸。
5
人们做的事往往相似，做的梦却千差万别，也许在梦中藏着每一个人的更独特也更丰富的自我。在一定意义上，艺术家是一种梦与事不分的人，做事仍像在做梦，所以做出了独一无二的事。
6
我喜欢奥尼尔的剧本《天边外》。它使你感到，一方面，幻想毫无价值，美毫无价值，一个幻想家总是实际生活的失败者，一个美的追求者总是处处碰壁的倒霉鬼；另一方面，对天边外的秘密的幻想，对美的憧憬，仍然是人生的最高价值，那种在实际生活中即使一败涂地还始终如一地保持幻想和憧憬的人，才是真正的幸运儿。
7
人生如梦，爱情是梦中之梦。诸色皆空，色欲乃空中之空。可是，若无爱梦萦绕，人生岂不更是赤裸裸的空无；离了暮雨朝云，巫山纵然万古长存，也只是一堆死石头罢了。
8
情人因相思而成其为情人。在梦中，昨日的云雨更美。只因襄王一梦，巫山云雨才成为世世代代的美丽传说。
9
两种人爱做梦：弱者和智者。弱者梦想现实中有但他无力得到的东西，他以之抚慰生存的失败。智者梦想现实中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东西，他以之解说生存的意义。
10
浮生若梦，何妨就当它是梦，尽兴地梦它一场？世事如云，何妨就当它是云，从容地观它千变？
11
人是一种讲究实际的植物，他忙着给自己浇水、施肥、结果实，但常常忘记了开花。
创造
1
在我看来，创造在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乃是衡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的主要标准。
2
生活质量的要素：一、创造；二、享受；三、体验。
3
繁忙中清静的片刻是一种享受，而闲散中紧张创作的片刻则简直是一种幸福了。
4
圣爱克苏贝里把创造定义为“用生命去交换比生命更长久的东西”，我认为非常准确。创造者与非创造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只是用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的东西，仅仅生产自己直接或间接用得上的财富；相反，前者工作是为了创造自己用不上的财富，生命的意义恰恰是寄托在这用不上的财富上的。
5
耽于梦想也许是一种逃避，但梦想本身却常常是创造的动力。凡·高这样解释他的创作冲动：“我一看到空白的画布呆望着我，就迫不及待地要把内容投掷上去。”在每一个创造者眼中，生活本身也是这样一张空白的画布，等待着他去赋予内容。相反，谁眼中的世界如果是一座琳琅满目的陈列馆，摆满了现成的画作，这个人肯定不会再有创造的冲动，他至多只能做一个鉴赏家。
6
每一个伟大的精神创造者，不论从事的是哲学、文学还是艺术，都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具有内在的一贯性，其所有作品是一个整体。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每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辈子只在思考一个问题，每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一辈子只在创作一部作品。另一是具有挑战性，不但向外界挑战，而且向自己挑战，不断地突破和超越自己，不断地在自己的问题方向上寻找新的解决。
7
在精神创造的领域内，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充其量只能有交流。在这个领域内，一切严肃伟大的事情都是由不同的个人在自甘寂寞中独立完成的。他们有时不妨聚在一起轻松地玩玩，顺便听听别人在做些什么事，以便正确估价自己所做的事。这是工作之余的休息，至于工作，却是要各人关起门来单独进行的。
8
精神仍在蓬勃生长，肉体却已经衰老，这是某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是以他的心灵为仓库的。不管你曾经有过多么丰富的经历、感受和思想，如果你的心灵已经枯寂，这一切对于现在的你就不再有意义。哪怕你著作等身，它们也至多能成为心灵依然活泼着的别人的精神财富，对于你却已是身外之物了。这是另一些创造者晚年的悲哀。
天才
1
一个天才也许早熟，也许晚熟。问题不在年龄，而在于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话要说出来，或早或迟，非说出来不可。
2
博学家一辈子说别人说过的话，天才则能说出自己的话，哪怕一辈子只说出一句，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是非他说不出来的。这是两者的界限。
3
天才区别于常人的不是智力，不是勤奋，而是一种使命感。也许他自己也说不清这使命感究竟是什么，但是却始终存在，并且常常出其不意地叮咛他，折磨他。这是一种责任心，不是对他人，对人类，而是对自己的生命的责任心。
4
多数人属于家庭，国家，社会。天才属于有与无，最小与最大，自我与永恒。
5
对天才来说，才能是沉重的包袱，必须把它卸下来，也就是说，把它充分释放出来。“天才就是勤奋”，但天才的勤奋不是勉为其难的机械的劳作，而是能量的不可遏止的释放。
有时候，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仅在于是否养成了严格的工作习惯。
6
天才是伟大的工作者。凡天才必定都是热爱工作、养成了工作的习惯的人。当然，这工作是他自己选定的，是由他的精神欲望发动的，所以他乐在其中，欲罢不能。那些无此体验的人从外面看他，觉得不可理解，便勉强给了一个解释，叫作勤奋。
世上大多数人是在外在动机的推动下做工作的，他们的确无法理解为自己工作是怎么一回事。一旦没有了外来的推动，他们就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了。
还有一些聪明人或有才华的人，也总是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终于一事无成。他们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感，可是，在我看来，一个人不能养成工作的习惯，这本身即已是才华不足的证明，因为创造欲正是才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7
天才是最接近自然本来面目的个性。既然自然本身是丰富多彩、充满矛盾的，那么，天才怎么可能永远自相一致呢？哲学史上最有创造力的天才，恰恰是最自相矛盾的。二律背反是天才的命运。
8
天才是大自然的灵感。因此，一个天才在泄欲时是动物，在吃喝时是凡夫俗子，只有在大自然的灵感降临于他时才是天才。因此，一个天才在平时多数场合不是天才，只有在少数幸运的时刻才是天才。
9
天才往往不是那些最聪明的人。如同大自然本身一样，天才必有他的笨拙之处。
10
一个有才华有活力的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找到了归宿，他永远在尝试，在探索。天才之缺乏自知之明，恰如庸人一样，不过其性质相反。庸人不知自己之短，天才却不知自己之长。德拉克洛瓦在创作他的传世名画之时，还在考虑他是否做一个诗人更合适些。
11
我相信，天才骨子里都有一点自卑，成功的强者内心深处往往埋着一段屈辱的经历。
12
芸芸众生也有权利活。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是平等的。至于说到历史，就是另一回事了。天才与芸芸众生之间隔着鸿沟。当然，天才的伟大并不需要优越的享受来报偿，伟大本身就已经是他的报酬。
13
天赋高的人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贵族心理，看不起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他对群众的宽容态度是阅历和思考的产物。
14
天才生活在一个观念和想象的世界里，尽管在他们看来，这个世界更真实，更根本，但是它确实是脱离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因此，用世俗的眼光看，天才绝不可能给人类带来任何实际的幸福（世俗意义上的幸福始终等同于福利），他们的欢乐只是疯狂，他们的苦痛也只是自作自受。世人容忍他们的存在，如同对待异禽怪兽一样给他们拨出一小块生存空间，便已经是礼遇有加了。天才自己不应当期望有更好的待遇，否则就等于期望自己不是天才。
15
庸才比天才耐久。庸才是精神作坊里的工匠，只要体力许可，总能不断地制作。创造的天才一旦枯竭，就彻底完了。他没有一点慰藉，在自己眼里成了废物。他也的确是一个废物了。
16
创造靠智慧，处世靠常识。有常识而无智慧，谓之平庸。有智慧而无常识，谓之笨拙。庸人从不涉足智慧的领域，所以不自知其平庸。天才却不免被抛入常识的领域，所以每暴露其笨拙。既然两者只可能在庸人的领土上相遇，那么，庸人得意，天才潦倒，当然就不足怪了。
17
天才三境界：入世随俗，避世隐居，救世献身。
18
我总在想，天才在同时代人中必是孤独的，往往受到冷落和误解，而在后来的时代中，大多数人事实上也是不理解他们的。那么，他们身后的名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
也许，伟大心智的超时代沟通是一个原因，这种沟通形成了高级文化的历史继承渠道。
但问题仍然存在：即使后来的天才理解先前的天才，可是这后来的天才在自己的时代仍然是孤独的，他对先前天才的评价却何以得到人们的公认呢？
也许总有少数幸运的天才，正是通过他们，世人在接受他们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所赏识的其余不幸的天才。
19
天才是如何被承认的？几种假说——
其一，级差承认：二等才智承认一等才智，三等承认二等，以此类推，至于普通人，使天才终于在民众中树立起了声誉。当然，仅仅是声誉，其代价便是误解的递增。
其二，连锁承认：在众多天才中，某一天才因为种种偶然性的凑合而被承认，于是人们也承认他所欣赏的一系列天才，这些天才中每人所欣赏的天才，就像滚雪球一样。
其三，然而，最准确的说法也许是，天才是通过被误解而得到承认的。世人承认其显而易见的智力，同时又以平庸的心智度天才的思想。归根到底，只有天才才能完全理解天才，庸人只是起哄罢了。
20
天才因其被误解而成其伟大。这话可有三解：第一，越是独特的天才，与常人越缺少共同之处，因而越是不被理解和易遭误解。所以，误解的程度适见出独特和伟大的程度。第二，天才之被承认为伟大，必是在遭到普遍的误解之后，人们接受了用自己的误解改造过的这天才形象，于是承认其伟大——即承认其合自己的口味。第三，天才的丰富性和神秘性为世世代代的误解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愈是伟大的天才愈是一个谜，愈能激起人们猜测他、从而误解他的兴趣。伟大与可误解度成正比。
21
也许，天才最好的命运是留下了著作，在人类的世代延续中，他的思想不时地在个别人心灵上引起震颤和共鸣。这就是他的不朽和复活。较坏的是著作失传，思想湮灭。最坏的是他的著作成为经典，他的名字成为偶像，他的思想成为教条。
22
对天才是无法盖棺论定的。天才在受到崇拜的同时总是遭到误解和曲解，引起永无止息的争论。也许，不能盖棺论定本身就证明了伟大。
23
盖棺论定也许适用于二、三流的思想家，可是对于天才并不适用。天才犹如自然，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为世世代代的争论留下了广阔的余地。有哪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不是在生前死后戏剧性地经历着被误解、被“发现”、又被误解、又被重新“发现”的过程呢？
24
天才的诞生是一个超越于家族的自然事件和文化事件，在自然事件这一面，毋宁说天才是人类许多世代之精华的遗传，是广阔范围内无血缘关系的灵魂转世，是钟天地之灵秀的产物，是大自然偶一为之的杰作。
25
天才的可靠标志不是成功，而是成功之后的厌倦。
26
天才是脆弱的，一点病菌、一次车祸、一个流氓就可以致他于死命。
27
天才未必是强者，例如凡·高。
性格的强弱决定尘世的命运，天赋的大小决定天国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天才死后享誉看作天国的荣耀。
高更也以穷困潦倒而终。但是，和凡·高相比，他毕竟在生前就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他是强者。
28
天才不走运会成为庸人，庸人再走运也成不了天才。
29
一个青年对我说：“我就是尼采！”
我答道：是吗？尼采是天才。每个天才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你重复了尼采，所以你不是天才，所以你不是尼采。
30
天才往往有点疯，但疯子不等于是天才。自命天才的人老在这一点上发生误解。
31
天才与疯子，奇人与骗子，均在似是而非之间。
世上有一个天才，就有一千个自命天才的疯子。有一个奇人，就有一万个冒充奇人的骗子。
32
俗人有卑微的幸福，天才有高贵的痛苦，上帝的分配很公平。对此愤愤不平的人，尽管自命天才，却比俗人还不如。
精神现象
1
人生境界的三项指标：生活情趣，文化品位，精神视野。
2
感觉是虚幻的，但感觉岂非人的全部所有，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也全在感觉，在感觉的高下、精粗、深浅、厚薄之不同。
3
一切精神的创造，一切灵魂的珍宝，到头来都是毁于没有灵魂的东西之手：老鼠、蛀虫、水、火、地震、战争、空气、时间……
4
有两种人永远不成熟：白痴和天才。换一种说法，以常人的眼光看，有两种人不正常：低能者和超常者。这个区别基本上取决于禀赋。不过，由于机遇的不幸，超常者的禀赋可能遭扼杀，而被混同于低能者。另一方面，历史上也不乏在处世方面成熟的天才，但他们往往有二重人格。
所谓成熟是指适应社会现成准则的能力。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过于专注于精神世界里的探索，就会没有兴趣也没有精力去琢磨如何使自己适应社会。年龄的增长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精神的探索永无止境，而且在这一条道路上走得越远的人，就越不可能回过头来补习处世的基础课程，就像我们无法让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回到小学课堂上来做一个好学生一样。
5
甲骨文、金文、竹简、羊皮纸、普通纸、电脑……书写越来越方便了，于是文字泛滥，写出的字也就越来越没有价值了。
6
有两种不同的复杂，一种是精神上的丰富，另一种是品性上的腐败。在同一个人身上，两者不可并存。
7
偏才或有强的感情，或有强的理智，或有强的意志。全才三者俱强，因而要忍受最强烈的内部冲突，但也因此有最深刻的体验和最高的成就。最强的本能受到最深的潜抑，从而有最耀眼的升华。
8
真善美的统一，也许只是诗人的梦想，哲学家的逻辑游戏，道德家的说教。事实上，只有三者都弱，才能相安无事，如果它们都很强，碰到一起，不能不发生冲突。
9
一切复活都在回忆中，一切超越都在想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