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8年，在汹涌澎湃的“反法”浪潮中，国会建立了“临时陆军”，也创建了海军部。海军部标志着美国海军的诞生，很多人称亚当斯为“海军之父”，这是他最骄傲的事情。在接下来的两年里，美国海军进步神速，很快就有了50艘船。与此同时，国会还授权武装私人船只在海上拦截法国商船。两国就这么在海上干起来了。美国人似乎继承了英国人的海洋基因，在海上超有灵性，大有越战越勇的趋势。但是，美法都没向对方宣战。这场“有实无名”的战争被称为“准战争”或“没有宣战的战争”。
与他对海军的热情比起来，亚当斯对陆军实在提不起兴趣。一是因为养军太贵而且没必要，二是因为亚当斯有心病，他觉得强大的陆军一定会孕育军事独裁，与其说它是对国家的保护，不如说它是对自由的威胁。国会可不这么想，打仗怎么能没陆军呢？为了养军，国会通过法律，征收“土地税”，这是联邦政府第一次直接向全体人民征税，比“威士忌税”规模可大多了。既然国会下了大本钱，这支军队总要有个领导吧？总统是三军统帅，但亚当斯不是军人，他自然要派一位将军为他领兵。可是，派谁他都不放心，因为他看谁都像独裁者。只有一个例外。只要有他在，军队就不会变成独裁者的机器。7月2日，总统做了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提名乔治·华盛顿为这支新建陆军的总司令。
很多人，特别是共和党人，怀疑亚当斯是不是疯了。66岁的华盛顿此时身体已经很糟糕，就算他出任总司令，他也不会亲自处理军中事务，更不会上战场。如果他不能理事，他会委托谁？如果他只是个“象征”，掌实权的是谁？三岁孩子都知道答案：当然是汉密尔顿啦！万一汉密尔顿因此重返权力中心，咱都得玩儿完。亚当斯也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但他认为，任命各级将军的权力在总统，不在总司令，我不要汉密尔顿不就得了？但是，他错了。华盛顿可不是一般的总司令，他想要谁就能得到谁。正如所有人预期的那样，他只想要汉密尔顿。
早在国会刚刚通过建立临时陆军的决议时，亚当斯就在考虑请华盛顿出山了。只有把兵权交给他，亚当斯才睡得着觉。他的心思“不胫而走”。没过多久，汉密尔顿写信问华盛顿：听说总统有意请你出任总司令，你去不去？我觉得你应该去，但我也知道这对你来说牺牲太大。华盛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卖了个关子：“如果让我当总司令，我必须事先知道谁当我的副手，我要知道你是否会参与其中。”他的意思是：你去我就去，你不干我也不干。华盛顿用最亲昵的语气落款，表达他们之间平等的伙伴关系和不可替代的友情。汉密尔顿多聪明，一看就明白了。6月2日，他回信说：“如果你当总司令，我觉得监查将军的职位可以让我最好地发挥作用。我会接受。”“监查将军”的军衔是少将，但军职在其他的将军之上，仅次于总司令。总司令不在，他就是全军的统帅。汉密尔顿不愿接受低于这个位置的军职，华盛顿也不愿接受没有汉密尔顿的军队。不用再多说，他们的默契就这样迅速地达成了。
6月22日，亚当斯总统写信给华盛顿，向他请教由谁统率陆军的问题。但奇怪的是，在还没得到华盛顿回音的情况下，他就于7月2日向国会提交了总司令的提名，国会第二天就批准了。亚当斯让战争部长麦克亨利拿着任命书去弗农山庄。华盛顿刚从报纸上得知自己已经成了总司令时，有点意外，也有点不高兴，因为他并没有答应亚当斯，更没来得及提条件。现在，麦克亨利来了，华盛顿就要好好跟他唠叨唠叨。他感谢总统的信任，愿意为国效劳，而且不要工资。但是，他说，我出任总司令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我必须自己挑选副将。他给了麦克亨利一个名单，上面写着三个名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查尔斯·平克尼，亨利·诺克斯。这三个名字的顺序就是他要的顺序：汉密尔顿第一，平克尼第二，诺克斯第三。
麦克亨利把纸条带给总统，但是，也不知道是他没说明白，还是亚当斯没听明白，反正亚当斯没把这个条件当成华盛顿出山的先决条件。他把名单交给国会时，希望国会把顺序颠倒过来：诺克斯第一，平克尼第二，汉密尔顿第三。他的理由很充足：诺克斯是前任战争部长，在大陆军时就是仅次于华盛顿和格林的三号人物，一度曾是汉密尔顿的顶头上司。他早已拥有少将军衔，现在当“监查将军”理所当然。平克尼是大陆军的准将，这次提为少将是应该的。汉密尔顿在独立战争结束时只是个中校，让他当少将已是连升三级，怎么能再让他位列其他两人之上？其实，资历之争只是个幌子。汉密尔顿若是平庸之辈，亚当斯倒是乐得送华盛顿一个人情。糟就糟在，亚当斯清楚得很，汉密尔顿不是不合格，正相反，他是太能干了，能干得让人害怕。
华盛顿一看亚当斯这么不开窍，就写了封信解释了他的想法。他说：过去的那场战争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必拘泥于过去的军衔。将军们虽然都带过兵团，但没有一个人比汉密尔顿更了解总司令的工作。他当时在军中不是我的秘书，而是我的幕僚长，掌管整个军队的运营。他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军衔，不是他没能力，是我没给他机会，因为我需要他留在我身边。“我承认，他有野心，但那是值得称赞的野心，正是那野心让一个人出类拔萃。他有进取精神，有敏锐的直觉，有天生的准确的判断力，这是一个军队的指挥官最可贵的品质。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失去他将是无法挽回的损失。”从没带过兵的亚当斯也许不能完全理解华盛顿的话，但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赞扬没有半句虚言，华盛顿对他的信任来自对他的了解。汉密尔顿的能力远在诺克斯和平克尼之上，有他在，华盛顿什么事都不用操心。过去，华盛顿觉得亏欠他太多，现在，要补偿他付出的一切。此时此刻，这种赞赏和鼓励对汉密尔顿尤其重要，因为，就在不久前，“雷诺兹丑闻”曝光，搞得汉密尔顿灰头土脸的，好像全国人民都在骂他。华盛顿对绯闻缠身的他不离不弃，甘冒政治风险，尽全力提携。这是华盛顿最后一次回报他的朋友了，他似乎意识到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他将再也无法保护他爱的人。
华盛顿把该说的都说了，亚当斯该咋纠结还咋纠结。他与汉密尔顿之间的芥蒂已然太深，他就认定汉密尔顿是对他本人、对国家、对自由的威胁。总统在这儿一个劲儿地磨叽，总司令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又写了一封信，干脆把话挑明：如果不答应我的条件，我马上辞职，你另请高明吧！到了这个份儿上，亚当斯只能让步：他按华盛顿指定的顺序任命了这三位将军。但是，亚当斯与华盛顿的关系再也没有改善。1798年11月到12月，华盛顿来费城待了五个星期，与汉密尔顿、平克尼一起筹备新军。华盛顿的到来让费城又热闹了一阵子、激动了一阵子，反正，只要他在，别人都是配角。有人甚至希望华盛顿再次出任总统，还有不懂事的把这话传到亚当斯的耳朵里。亚当斯倒是很坦然：他要是想当总统，我马上让位给他。其实，华盛顿根本就是勉为其难，他只想走个过场，帮亚当斯树个招牌。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汉密尔顿在张罗，事无巨细都由他拍板，他才是真正的主帅。亚当斯越看越害怕，肠子都悔青了。不行，我得赶紧解散这支军队！
解散军队的前提当然是与法国重启和谈。只要和平降临，军队也就没用了。不管外面闹得多凶，亚当斯打心眼儿里觉得这是场没有必要的战争。美、法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双方只要稍微退后一点，问题也就解决了。国会那些针对法国的决议完全是被民意绑架的结果。中立才是美国的国策，和平才是美国的利益。可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太难。你想跟法国谈，人家不想跟你谈，咋办？怎么才能知道法国人的真实想法呢？
1798年6月，约翰·马歇尔从法国回到费城，他在“XYZ事件”中的表现让他受到英雄般的欢迎。来自新英格兰的亚当斯跟来自弗吉尼亚的马歇尔本来没什么交情，但不知为什么，当初亚当斯第一眼看到马歇尔就爱上了他。这也难怪，马歇尔确实招人喜欢。43岁的他长得又高又帅，睿智、成熟、温和、友善。他精明干练又为人低调，而且有一种“国父”群里少有的气质：幽默。他是坚定的联邦党人，又不像其他联邦党人那么拧巴。最重要的是，就在别人还抱怨着亚当斯与华盛顿的“落差”时，马歇尔表现出对亚当斯由衷的尊敬和赞许。他敬重亚当斯的学识和人品，认为他完全有资格、有能力当总统。碰上这样的知心人，亚当斯能不觉得亲吗？
马歇尔这次回来带给亚当斯一个他最渴望听到消息：法国其实不想跟美国打仗。在“XYZ事件”中，三位美国代表中的两位——平克尼和马歇尔，基本上是被法国赶回来的，这才引起美国人的“仇法”情绪。但是，第三位代表杰瑞，却被“督政府”强行留在巴黎。不明就里的美国人觉得平克尼和马歇尔是英雄，杰瑞是狗熊，居然还着腆着脸跟侮辱我们的法国人继续谈判，不是卖国贼是什么？从个人角度，马歇尔恨死了法国人，他跟杰瑞也有争执，但他不想让“私愤”影响总统的判断力。他悄悄地对亚当斯说：杰瑞留在法国是因为“督政府”放出话来，如果他敢走，“督政府”就对美宣战。杰瑞冒着被国人喷死的风险滞留巴黎是为美国好。从各个渠道得到的消息都表明，法国不想真打，和平是有希望的。马歇尔真是说到总统心里去了，印证了亚当斯对形势的直觉，也印证了他对杰瑞的信任。马歇尔的话是亚当斯在当时群情激愤的情况下没有请求国会对法宣战的直接原因。
为了避开费城的热浪，亚当斯在国会休会后回到了马萨诸塞的家。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在家办公。事实上，在4年的总统任期中，他在家待了385天，华盛顿干了8年才回家181天。也不能下结论说亚当斯“惰政”，因为他在家也是一直处理公务的。但费城经常处于“总统出缺”的状态，什么东西都要远距离投送，那时候又没有电报、电话、互联网，自然会影响决策的效率，搞得大家比较抓狂。亚当斯不在乎这些，他正静静地等着欧洲的消息呢。
10月1日，杰瑞终于回到波士顿。他的待遇比前两位差多了，大伙看他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好像他做了什么对不起美国的事。三天后，杰瑞来到亚当斯家，他们促膝长谈了好几天。亚当斯非常感谢杰瑞为美国做的牺牲，而杰瑞带来的第一手信息正是亚当斯此刻最需要的。杰瑞告诉总统，法国人想要和平。他说，法国外交部长塔列朗现在确实想跟美国谈判了。与欧洲各国常年的战争让法国虚弱不堪，虽然拿破仑的军队开始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但北美对法国来说实在是鞭长莫及，况且新大陆又不是法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法美交恶有什么好处呢？只要美国再次表现出谈判的诚意，法国绝不会像上次那样任性了。
与杰瑞的交谈让亚当斯心里更有底了，他觉得潮流终于开始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逆转。你也许会问：他凭什么相信杰瑞说的是实情？杰瑞可是大半个共和党人，共和党一向都是亲法的，他难道不会忽悠总统？亚当斯凭的是他对杰瑞本人的信任，是他超越党派偏见的信念，是他从独立的渠道得来的信息。马歇尔已经给杰瑞做过铺垫了，亚当斯还有一个比马歇尔更可靠的情报来源，就是自己的儿子，驻普鲁士公使——约翰·昆西·亚当斯。他在此前给父亲的信中一再强调中立原则，提醒父亲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美国卷入战争。当时，柏林是欧洲的情报中心，各种消息在这里汇集。他在柏林了解的情况显示了法国的和谈倾向。亚当斯让儿子通过更可靠的渠道再落实一下法国的态度，他现在就等那最后的确认了。与此同时，他在1798年12月的国情咨文中，表达了加强国防的决心与期待和平的愿望。他说，通往和平的大门仍然敞开着，但法国必须首先表现出诚意。
1799年1月，亚当斯终于等到了那一天。他的小儿子托马斯·亚当斯从欧洲回来了，带来了约翰·昆西·亚当斯的亲笔信。亚当斯有三个儿子，除了这两个外，还有一个次子查尔斯·亚当斯。五年前，26岁的老大被华盛顿总统任命为驻荷兰公使，他带上21岁的老三去欧洲给自己当秘书。后来，兄弟俩又去了柏林。托马斯·亚当斯在海外多年，很想家。这一次，大哥让他带着给总统的密信回来，也算遂了他回家的心愿。亚当斯见到已经完全“长大”的小儿子别提多激动了，当然，更让他激动的是大儿子的信。这一天，亚当斯是全世界最骄傲的父亲：他的一个儿子让另一个儿子为他带来了他最想听到的消息。儿子告诉老爸：法国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
1799年2月18日，亚当斯做出了他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决定。在没跟内阁成员商量、没咨询国会意见的情况下，他宣布派驻荷兰公使威廉·默里去巴黎，重启与法国的和谈。在当时那个信息闭塞的条件下，这个决定的风险不是我们今天能想象的。万一法国再玩一次“XYZ事件”，美国在国际社会面前可就真的颜面扫地，总统直接辞职算了。当然，亚当斯已掌握了足够的情报，他心里有数。问题是，他的内阁和国会都被蒙在鼓里，鬼知道他父子背后搞了什么把戏。亚当斯此言一出，联邦党人气疯了，共和党人全蒙了，没见过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最反常的是，亚当斯这一次甚至没问他最信任的政治伙伴、总统夫人阿比盖尔的意见，因为阿比盖尔正卧病在床。大伙抱怨说，你看，老婆不在身边，他就捅娄子。要是阿比盖尔在，哪能容他这么鲁莽？但阿比盖尔在得知消息后完全支持丈夫的决定，她相信他的智慧。这是亚当斯最英明的决策，他几乎凭一己之力把美国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为新国家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难怪历史学家们说，亚当斯此举就像他当年在法庭上为英军士兵辩护那样勇敢，就像他当年在大陆会议上号召独立那样义无反顾。他不在乎民意，只在乎正义，只在乎高于一切的美国利益。
通往和平的路还很长，亚当斯接下来要做的是扫清障碍。好像上帝要为他助威似的，1799年3月，美国海军“星座号”在战斗中俘虏了一艘法国军舰，这是“准战争”开始以来双方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冲突。美军出人意料的胜利无疑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增加了筹码。8月5日，法国的正式文书来了，承诺以合适的外交礼节接待美国代表。亚当斯离胜利又进了一步。他又派两位代表去法国，与默里一起准备谈判。
“星座号”的胜利让亚当斯更加坚信，美国的安全取决于海军。他用各种方式放出风去，说维持常备陆军花费太大，也没必要，暗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解散陆军。此时，新陆军初具规模。汉密尔顿治军有方，效率又极高。可是，他那儿越兵强马壮，亚当斯越寝食难安。这哪是要跟法国人打，明明冲我来的嘛。10月15日，亚当斯与汉密尔顿在新泽西的特伦顿见面。汉密尔顿的计划是趁着法国无暇西顾、西班牙又日渐衰落的机会，一举把佛罗里达拿下来，再谋取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新奥尔良。这两处太重要了，本来就是美国在新大陆扩张的必取之地。但亚当斯根本没这个心思，他从汉密尔顿身上看不到共和国的未来，他看到的是一个“帝国梦”，他看到了恺撒，看到了新大陆的拿破仑。他否决了汉密尔顿的计划，因为他不想给任何人建立军事强权的机会。10月16日，亚当斯告诉内阁，他将正式开始与法国的谈判。国务卿皮克林、战争部长麦克亨利、财政部长沃尔科特都反对，海军部长斯达特站在总统一边。此时的亚当斯已经铁了心了，十八头牛都拉不回来。支持也好，反对也好，他的意志不会改变。
1799年11月9日（共和历雾月十八日），33岁的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轰轰烈烈的法国革命结束了，但法国的麻烦没有结束。接下来，拿破仑将横扫欧洲，威震地中海，并于四年后称帝，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毫无疑问，拿破仑是欧洲各国的噩梦，但他却是美国的福音。一是因为他的心思都在欧洲，根本不在乎北美，更不要说跟美国打仗了；二是因为他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使美国再也不用跟软弱无力、朝令夕改的“督政府”周旋，谈判立刻变得高效起来。拿破仑不仅成全了亚当斯，他还将成全杰斐逊，美国碰上他算是交了好运。
随着谈判的顺利进行，1800年6月，在亚当斯总统的推动下，国会通过决议，解散了陆军。亚当斯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说：如果我现在不解散这支军队，我恐怕要筹建一支新的军队来解散它了。由于内阁强烈反对，亚当斯一怒之下强迫战争部长麦克亨利辞职，还把国务卿皮克林炒了鱿鱼。接着，他任命马歇尔为国务卿。他要是早点这么干就好了，不仅因为马歇尔的能力远在皮克林之上，更要紧的是，马歇尔的忠诚使亚当斯第一次有效地控制了他的政府。马歇尔上任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指导与法国的谈判，确保美国不吃亏。亚当斯给出的谈判底线是：照着《杰伊条约》的样子来，尽量避免不平等条款。
1800年9月30日，美法正式签署《莫特方丹条约》，结束了“准战争”。法国免除了美国对法国的一切同盟义务，美法联盟正式结束。双方立刻停止在海上的敌对行为，归还在战争中俘获的对方船只，互相授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保证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和人员的自由往来，美国授予法国在纽芬兰的捕鱼权。这个条约显然比《杰伊条约》更公平、更平等，符合双方的利益。亚当斯的理智、耐心和勇气是谈判成功的最根本的原因，他为美国避免了一场没有必要的战争，年轻的国家在混乱、动荡的世界中又躲过一劫。但是，对亚当斯来说，这个胜利来得太晚了。美法签约的消息直到11月初才传到费城。此时，1800年的大选已接近尾声。不管这个外交成就多么辉煌，它已无力回天。
亚当斯解散陆军的决定让他与汉密尔顿彻底决裂。实际上，亚当斯对汉密尔顿的评价并不公平。汉密尔顿有野心不假，但他不想搞什么独裁，他对美国与对共和的忠诚毋庸置疑。如果独立战争结束时大陆军总司令是汉密尔顿，他倒是真有军事独裁的倾向。但是，在美国宪法通过之后，在共和国的实践走上正轨之后，特别是，在华盛顿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之后，还说他想搞独裁就不客观了。如果汉密尔顿真的像亚当斯怀疑的那样要“造反”，他的军队岂是总统和国会一句话就解散得了的。很可惜，汉密尔顿和亚当斯，这两位观点极为相似的政治家，这两位对美国极为重要的“国父”，都无法包容对方。他们都放大了对方的缺点，忽视了对方的优点。他们辉煌的人生本来都应该再上一个台阶，但他们不明白，携手同行是他们制胜的唯一途径。他们选择了与彼此为敌。他们的争执不是主义之争，而是性格之争。一个太强势，一个太偏执。汉密尔顿不尊重亚当斯的权威，亚当斯不欣赏汉密尔顿的才华。他们都在为美国的利益抗争，也都在抗争中摧毁了对方。这是他们个人的不幸，是联邦党的不幸，但也许不是美国人民的不幸。连续执政12年的联邦党已经越来越多地露出“精英”阶层的傲慢与专横，一个完全由“精英”控制的共和国是不会长久的。尽管共和党领袖不乏虚伪和狡诈，但他们确实让普通民众开始尝试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他们也在教育和引导人民探索民主的道路。如果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的时间，那么，培养一个真正理解现代政治文明的公民需要多长时间？也许，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亚当斯得罪了汉密尔顿就是得罪了联邦党，得罪了联邦党，他这个总统还当得成吗？处于“自我毁灭”状态中的联邦党将为共和党带来什么样的契机？请看下一个故事：《一八〇〇年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