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7年3月，亚当斯和杰斐逊分别就任总统和副总统。这两个老朋友在过去的八年中虽然因政见不同有一些隔阂，但他们个人感情很好。可是，当他们走到权力的顶峰时，那友谊还经得住折腾吗？至少，在一开始，他们还是有信心的。当麦迪逊有点不好意思地告诉杰斐逊，对不起，你的票数排第二，是副总统而不是总统。杰斐逊一点都不介意：我本来就希望亚当斯当选。“从我开始担任公职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上级。”杰斐逊似乎感情大爆发，给亚当斯写了封热情洋溢的信：
我从没想过任何其他结果……没有人比我更真诚地祝贺你……我没有统治人的野心。这是份痛苦又不讨好的工作……我虔诚地希望你能为我们避免那场将摧毁我们的农业、商业和信用的战争。如果你做到了，所有的荣誉将属于你。你的政府定会满载荣耀，你自己也将幸福快乐。这就是我，一个在过去的日子里也许因某些小事被迫与你分离的朋友，依旧怀念着我们曾经一起为独立而战的时刻，把最高的敬意、最深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
亚当斯要是看了这封信不泪奔才怪，但是，他没有，因为他从来没看到这封信。杰斐逊是感情动物，更是政治动物。他没把这封信寄给亚当斯，而是寄给了在费城的麦迪逊，想让麦迪逊替他把把关，看它是否“政治正确”。麦迪逊拿到信一看，差点吓晕过去，还以为杰斐逊得了失心疯。他赶紧给杰斐逊写信说：这是个可怕的错误！万万要不得！友谊和政治是两码事！亚当斯已经知道你与他的友情，不用多此一举。他要是个很糟糕的总统，你这么捧他，岂不是让人抓住把柄，显得咱没水平似的。这叫“自杀”懂不懂？其实，麦迪逊的意思是：万一亚当斯一激动叫你跟他合作，你干还是不干？不干，你自食其言；干，你置共和党于何地？你到底是他的副总统还是我党的领袖，你可得想清楚。于是，这封信就留在了麦迪逊手中。麦迪逊倒是挺有良心，他没把信毁掉，而是封存在档案里留给了历史。那个档案夹离亚当斯住的地方只有几条街，这几条街让两党失去了一次最好的妥协机会。
杰斐逊对麦迪逊的依赖就像华盛顿对汉密尔顿的依赖一样，毫无保留。如果说杰斐逊与亚当斯是朋友，他跟麦迪逊就是兄弟，亲得不能再亲了。他比亚当斯小八岁，比麦迪逊大八岁。在亚当斯面前他是晚辈，总是退让三分；在麦迪逊面前他可是长辈，完全占主导地位。但是，只要事关政治技巧，麦迪逊说咋办就咋办，杰斐逊绝对听话。麦迪逊对这个“大哥”真是仁至义尽，奉献了所有的爱和忠诚。他不仅为杰斐逊抵挡来自敌人的攻击，还要阻止杰斐逊自我毁灭。杰斐逊骨子里有一种浪漫，这浪漫经常给他惹麻烦。他时不时地露点不着边际的思想，说点莫名其妙的话，麦迪逊就得忙不迭地给他打圆场，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杰斐逊也知道自己的毛病，所以，他严重依赖麦迪逊的判断力，而麦迪逊正是大家公认的最有政治智慧的人。
也许，在“截留”杰斐逊给亚当斯的信这件事上，麦迪逊所料不错，因为此时的亚当斯正琢磨着与杰斐逊“共治”美国呢。华盛顿的离去留下一个巨大的政治“真空”，不管是亚当斯还是杰斐逊，似乎都没法独力弥补这个空缺。亚当斯觉得，如果他与杰斐逊联手，或许可以让人民重拾对联邦政府的信任，也能实现两党的妥协。亚当斯像华盛顿那样自认为是无党派人士，他希望做到华盛顿费了那么大劲都没做到的事：团结两党，消除党争。他与杰斐逊的私交是他最大的筹码。
现在，亚当斯需要处理的是“杰伊条约后遗症”。《杰伊条约》是华盛顿政府的最后一项外交决策，它捋顺了美英关系，避免了与英国的战争。但正如大家预料的那样，它也使美法关系迅速恶化。此时，统治法国的是1794年7月以“热月政变”推翻雅各宾派后上台的“督政府”。“督政府”治国无方，但玩起独裁和腐败倒是一个顶仨，法国继续在痛苦的煎熬中探索。只因“督政府”必须时常用军队镇压反对派，军人势力迅速膨胀。此时，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正带领法军走出失败的阴影，一个军事帝国初露端倪。《杰伊条约》让“督政府”震怒。尽管美国一直宣称“中立”，但鬼都看得出来，美国完全背离了《美法同盟条约》。法国一看，你怕英国不怕我？我就让你尝尝厉害！“督政府”下令在海上劫持美国商船，干得比英国狠多了，几个月就劫了300条船。美国人本就对法国怀着愧疚，这下慌了神儿，国会乱了，舆论也乱了。联邦党指责共和党一味亲法，不辨是非；共和党指责联邦党是造成目前局势的罪魁祸首。美法关系成了亚当斯政府面临的第一次考验。
任何麻烦都可能变成机会，正是看似棘手的外交难题让亚当斯看到了两党联合的契机。他和杰斐逊都是外交官出身，没有人比他们更懂法国。亚当斯开始设想让杰斐逊加入内阁，参与新政府的决策，改变副总统被“边缘化”的命运。他还打算派一个三人使团去跟法国谈判，而这三个位子中的一个是专门给麦迪逊留的。他明摆着想拉拢共和党，只要杰斐逊和麦迪逊点头，这事儿基本上就搞定了。可是，想想容易做起来难。那俩人买不买账不知道，联邦党领袖们同不同意也不知道。那时候的绅士们还是很害羞的，怕被别人拒绝。亚当斯拐弯抹角地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向那俩人吹风，还故意半遮半掩地把信息透露给媒体，没几天，费城就“小道消息”满天飞了。
杰斐逊还是有点动心的。一是碍于亚当斯的面子，二是他似乎也觉得这是两党妥协的机会。但麦迪逊可不想陪亚当斯玩，他跟亚当斯一点交情都没有。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自己居然“入选”使团名单，觉得太可笑了。他写信给杰斐逊说：我才不会去呢！不但我不去，你也不要理他！咱凭什么为联邦党效力？别忘了，咱的目标是夺取政权，不是跟他们过家家。放弃幻想吧！也许，麦迪逊是对的。深陷“党争”的新大陆已然难以自拔，即使共和党愿意，联邦党也不会同意。那些铁杆联邦党人一听亚当斯的计划就跳起来了：咱的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
终于，杰斐逊决定听从麦迪逊的主张。就像给华盛顿当国务卿时一样，他再次选择跟他的总统对着干。3月6日，华盛顿请亚当斯和杰斐逊吃饭，算是向他们告别。就在这顿晚饭上，当着华盛顿的面，杰斐逊拒绝了亚当斯的邀请。吃完饭出来，两人一起走回住所。这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亚当斯对杰斐逊完全死心了。他不是他的副总统，而是反对党领袖。他们不是朋友，而是敌人。杰斐逊回忆说：“他从此再也没跟我提过法国的事，也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征求过我的意见。”
亚当斯的麻烦远不止于此。他很快就发现，不但共和党跟他作对，他自己的内阁成员也跟他不是一条心。他为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华盛顿的内阁，那就是：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战争部长詹姆斯·麦克亨利，财政部长奥利弗·沃尔科特。这三位能力一般，但都是激进的联邦党人。那时候的美国政坛还没有“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矩，总统换了，部长们不会主动辞职。华盛顿鼓励他们留任，亚当斯也希望他们留任。然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仨都是汉密尔顿的人。
皮克林与汉密尔顿曾是大陆军的战友，也是汉密尔顿的铁杆粉丝，他的联邦党理想完全是汉密尔顿激发出来的。麦克亨利本来就是汉密尔顿的小伙伴，他们在战争时期一起给华盛顿当过帐前助理。那时候，年轻的助理们闲来无事，常拉着他们的总司令开派对，麦克亨利经常和汉密尔顿一起唱歌给大家听，他们悠扬的歌声总是能让华盛顿那严肃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麦克亨利是医生也是诗人，他多次治好汉密尔顿的病，还帮他调理身体。汉密尔顿结婚的时候，麦克亨利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给他。沃尔科特也是汉密尔顿的朋友，曾在财政部给他当助理。汉密尔顿辞职后，华盛顿让沃尔科特接任财政部长。沃尔科特搞不清状况，三天两头写信向汉密尔顿求救，说这套体系是你设计的，我不问你问谁？总之，这三位对汉密尔顿无比忠诚，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亚当斯。他们什么事都告诉汉密尔顿，汉密尔顿虽不担任任何公职，却不停地隔空下指示，好像遥控着联邦政府。亚当斯开内阁会议，简直就像在与汉密尔顿面对面，真的要崩溃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杰斐逊是共和党领袖，他在党内一呼百应；但亚当斯完全控制不了联邦党，因为那是汉密尔顿的党。华盛顿是唯一能驾驭汉密尔顿的人，亚当斯根本没那个手段，他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可怜的亚当斯。他的朋友背叛他，他的内阁不忠于他。他没有华盛顿的威望，没有华盛顿的人气，也没有华盛顿那高大的形象。但是，他有自己的法宝。就算全世界都抛弃他，有两个人永远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一是他的妻子阿比盖尔，二是他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阿比盖尔是才女，她对政治的敏感一点也不亚于当时的政治家。她是亚当斯的灵魂伴侣，也是他的政治顾问。亚当斯对她言听计从，没有人能对总统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费城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内阁成员和国会议员的意见加起来也抵不上阿比盖尔几句话。
约翰·昆西·亚当斯就更是他爹的左膀右臂了。其实，最早开始重用他的人不是他爹，而是华盛顿总统。1793年，他刚26岁，就被华盛顿任命为驻荷兰公使。1796年，他的任期结束，想回家乡，但华盛顿不让他回来，又调他去当驻葡萄牙公使。他本来不想从政，就想当个律师，读读书，平平淡淡过一生。但华盛顿抓住他不放手。在离开费城前，华盛顿专门叮嘱约翰·亚当斯：不要召回他儿子，“他是我们在海外最有价值的官员”。“我器重他不是因为他是你儿子，而是因为他超人的才华。”正是华盛顿的这些话，让约翰·昆西·亚当斯最终决定投身政治。事实证明，华盛顿看人从来不会错。约翰·昆西·亚当斯将是最出色的外交家和“最伟大的国务卿”，他设计的“门罗主义”把美国外交推向一个全新的境界。他的辉煌我们以后再讲。现在，他爹遵循华盛顿的指示，让他继续留在欧洲，但要换个地方。
1797年，亚当斯任命儿子为驻普鲁士公使。共和党立刻抗议，说华盛顿在位八年，连远房亲戚都没用过，亚当斯一上台就重用亲儿子，这不是君主是什么？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抗议说：老爸，你知道普鲁士有多重要吗？那是欧洲的情报中心。你这样做，不怕别人说闲话吗？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说你要当国王，还要把王位传给我呢。亚当斯回信把儿子臭骂一顿：你懂什么！“这是我听到的最荒唐的理由”，普鲁士不重要我还不让你去呢！少废话，赶紧老老实实去柏林！要像从前那样把一切都告诉你爹，但不要事事向国务卿汇报。反正，亚当斯就是想让儿子当他在欧洲的眼睛和耳朵，因为他无法相信别人。这个策略很快就在一系列的外交事件中奏效了。约翰·昆西·亚当斯提供的信息和意见在亚当斯的外交决策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总之，亚当斯以他自己的方式建起新政府的框架。对内靠老婆，对外靠儿子，这是他在共和党和联邦党面前屡屡受挫之后的无奈选择。当然，亚当斯毕竟在政坛摸爬滚打多年，即使没像杰斐逊、汉密尔顿那样创建政党，他也有自己的人脉。更重要的是，他志向高远，坚韧不拔。他的性格也许不完美，但他的品德没有瑕疵。正如阿比盖尔所说：“他是橡树，不是杨柳。他可以被连根拔起，可以被折断，但他不会弯曲。”
从一开始就遭遇阻击的亚当斯一点也没打算放弃他的计划，那个三人赴法使团照派不误。第一个是已经在巴黎的查尔斯·平克尼，他是来自南卡罗来纳的联邦党人。第二个是马萨诸塞的艾尔布里奇·杰瑞，他倾向共和党。尽管国务卿皮克林激烈反对，但亚当斯不改邀请共和党人的初衷。杰瑞是“老革命”了（参见034《生于7月4日》），亚当斯和杰瑞虽然政见不同，却是非常好的朋友。杰瑞公私分明，亚当斯信任他超过任何一个联邦党人。从后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杰瑞将帮助亚当斯成就他的外交里程碑，他也是亚当斯超越党派偏见的最好的回报。第三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约翰·马歇尔，弗吉尼亚的联邦党人。马歇尔对美国来说实在太重要了，我们只能把浓墨重彩留给后面的故事。现在，我们就先跟着他一起去法国看看吧。
1797年10月，美国代表团辛辛苦苦赶到巴黎。到这儿一看，人家“督政府”根本不想认真跟他们谈。法国外交部长查尔斯·马里斯·塔列朗只匆匆与他们见过一面，然后就消失了。其实，塔列朗对新大陆很熟。当年，为了躲避雅各宾派的恐怖统治，他逃到美国。在纽约，他是阿伦·伯尔的座上客，与汉密尔顿交情深厚。他最搞不懂的事就是：新大陆的官员咋这么傻呢？他看到汉密尔顿当了五年财政部长，让整个国家起死回生，自己却深陷债务，退了休还要当律师挣钱，每天工作到很晚。塔列朗很爱汉密尔顿，赞他是当代第一人，但他发誓，绝不能活得那样辛苦。我若掌权，定要捞得钵满盆满。不过，他很快就知道，新大陆不止汉密尔顿一个傻瓜。
接下来发生的事让三位美国代表“大开眼界”。先来了一个自称代表塔列朗的官员，说你们要想跟我们部长谈判，必须先贷一大笔款给我们政府，再交5万英镑作为贿赂。这仨完全傻了。他们听说过其他国家的使节向法国官员行贿，却没想到如此开门见山。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过了几天，又来了个据说是塔列朗小圈子里的重要人物，他一开口还是那句话：拿钱来！他竟然提供了转账的细节。又过了几天，第三个人出现了，此人还是杰瑞的熟人，他们在波士顿见过。他对杰瑞说，塔列朗对谈判是非常有诚意的，但是，先、交、钱！
到此为止，三个美国人彻底疯了。平克尼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不给！不给！六个便士也不给！”他们把事情的细节写成报告，发给亚当斯总统，然后就准备回家了。但“督政府”说，平克尼和马歇尔你们俩赶紧滚，杰瑞给我留下。杰瑞要是敢走，我们马上对美宣战。杰瑞是三人中态度最温和的，因为共和党一直是亲法的。法国人似乎更喜欢与杰瑞打交道，尽管杰瑞也拒绝行贿。杰瑞认定法国不会真的宣战，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于是，他留下来跟法国人继续谈。平克尼和马歇尔可没杰瑞的好脾气，跟这种“流氓”国家还有什么好谈的？这俩恨不得连剑都拔出来了。他们愤愤地登船而去。
亚当斯拿到报告感到很失望，美法真的难免一战吗？他是华盛顿《中立宣言》的忠诚拥护者，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言战。他把报告给内阁看，奇怪的是，这一次，三位部长竟然齐刷刷地支持总统，鼓励他保持冷静，既要为战争做准备，又要为和平穷尽一切可能。亚当斯哪里知道，这是汉密尔顿的观点。汉密尔顿再任性，也会把美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当初和华盛顿费了那么大劲搞定《杰伊条约》，不就是为了和平吗？他告诉皮克林、麦克亨利、沃尔科特，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全力支持亚当斯，避免与法国开战。
有了内阁的支持，亚当斯底气大增。1798年3月19日，亚当斯向国会通报情况。他告诉国会，与法国的谈判破裂了，我们应该适当地加强国防。如此而已。他只字不提战事，也没有透露代表团信件中的任何细节，只是说，信件的内容已被仔细审查和衡量过了。他这样做是为了保护代表们的人身安全，拖到他们上了船离开法国再说。省得大家一激动，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来，连累他们。
国会可不知道总统的用心，议员们觉得亚当斯神秘兮兮的，太可疑。特别是共和党人，心说你又在耍什么花招？是不是联邦党代表把事情搞砸了？是不是你们的“亲英”态度把法国得罪了？是不是人家法国想谈，你不跟人家好好谈？是不是你一门心思要跟法国打仗？不行！我们要真相！一时间，费城谣言四起，有说美法已经开战的，有说美国代表故意破坏和谈的。共和党报纸齐上阵，坚决要向总统讨个说法。反正他们就认定一件事：亚当斯一定隐瞒了对法国有利的消息，为的就是达到联邦党的罪恶目的。4月2日，众议院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上交代表团发来的信件。
此时，亚当斯估摸着代表们已离开法国。他说，好吧，你想知道真相，我就给你真相。4月3日，总统把信件转交众议院。但是，为了给法国政府留面子，他把那三位索贿官员的名字用“X”“Y”“Z”三个字母替代。这件事因此被称为“XYZ事件”。这封信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在共和党脸上，导致舆论沸腾：原来你们嘴里那么高贵的革命的法国竟是这样无耻下流！原来一直以来你们都在误导人民！法国政府侮辱我们的代表，我们跟他们拼啦！一夜之间，剧情逆转，民意从“亲法”变成“仇法”。大街上到处飘扬的法国三色旗顿时无影无踪，到处都能听到的《马赛曲》也销声匿迹，连很多法式蛋糕店、餐馆、法式服装店都悄悄地关了门，怕被砸。那些整天嚷嚷着要支援法国革命的“愤青”转脸儿就挥舞着拳头要跟法国玩儿命。共和党报纸的报社和主编的家也遭到砖头袭击。共和党威信扫地，眼看着就不行了。平克尼和马歇尔成了民族英雄，联邦党如日中天。在事件中表现得沉着又得体的亚当斯变成人们心中最受尊敬的领袖。
4月25日，当亚当斯总统和夫人出现在新剧院的总统包厢时，全场起立鼓掌，乐队奏响《总统进行曲》，人们向他欢呼致敬。亚当斯初尝胜利滋味，他第一次感到了权力带来的荣耀。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共和党很快就完蛋，联邦党一统江湖的日子不远啦！
然而，就在这巅峰时刻，就在最辉煌的瞬间，自信心爆棚的联邦党开始犯错误了。他们的错误将为自身带来什么致命的后果？他们脑袋发热做出的“一时之举”又将怎样影响新国家民主与法治的进程？请看下一个故事：《〈处置外侨与煽动叛乱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