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继续对我说：
“你笑么？目下的年轻人通是这样呀！只知道自己痛快，一点也不为父辈伙着想。要是有了差错，你想想，叫我怎样报账呢？……”
他摇晃着下巴，惘惘然叹息了。
我这房东是一个沉闷而胆小的汉子，战事发生后他就终日皱着脸，担心着轰炸，流弹和毒气；三楼亭子间早给他用报纸裱糊严密了，而在大世界惨案发生以后，只要飞机的影子一显现：他便赶忙关自己在屋里，一面压低声音威吓他的妻儿：
“你们要等在外面送死么——进来！”
他所说的是他的侄儿，一个十八九岁的年轻人，高中毕业不久，便从故乡逃来上海碰撞自己的运气来了。那父亲原是要他当小学教师的。他初来寄住在叔父家里，随后因为居停主人催逼他回去，便又跑往沪东同乡处去；于是阻在战区里了。
听任一个老实人多上一分愁苦是不行的，所以每当这时候，我总宽解他道：
“你不要愁，也许逃回去了。”
“不会，不会！他知道家兄的脾气糟得很。”
但停了一会，却又自言自语似的说道：
“不过小孩子人倒还急跳……”
他的妻子，对那忤逆侄儿的态度恰恰和他相反，她只知道不断地储蓄粮食、煤球和食盐，每天要提一大篮蔬菜回来，但一面却还把自己的饭食紧缩到囚粮一样的单薄。她喜欢嘈杂，人很瘦削，鼻梁和眼圈周围有着过多的雀斑。
虽然有时候也偶尔提起那不幸的孩子，但她的语调照例是冷冷的，暗示出若干恶意的嘲弄：你瞎操心些什么，因为即有了什么灾祸，那倒霉的也不过是他们的侄儿，而并非自己嫡亲的骨肉。她已经养有三个小孩了。
她常用一种说笑的口调打趣丈夫道：
“就这样担心！看你还会多出一个人养老送终么。”
除了这种小家妇女的短见，她也有她自己不必担心的理由：他并不是一具死尸，何况一个人的祸福都是老早注定了的呢？也许人间真有命运这东西，那年轻人不恰恰被派定了一分侥幸，当东区的巷战紧急时，他终于逃出来了。
这是十八号晚间，月亮很好，我坐在天井里倾听着隐约的炮声，一面在祝福着我们那些浴血抗战的民族英雄。而且对自己的平安感到惶悚。
这时妻从室内走出来了，她用嘴唇望楼上一支，意味深长地说道：
“又是她争胜了。”
“怎么——他们的侄儿逃出来了？”
“下午就来了，所以赵先生没见下来……”
“啊！我们去问问他沪东的情形看！”
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立起来了。而我的眼前立刻显出一幅暗淡的图画：皇军，浪人，武士道，可怕的无耻的横逆。我在“一二八”时是逃过难的。我不相信那个中学生的遭际会比我的文明一些，但我急想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以自己的推想满足。
可是妻却留住我道：
“别人家里正在赌气咧。”
“不是已经好好地回来了么？”
“回是回来了，还强着要上前线去服务呀。”
我忽然注意到头上的扰攘了，房东的话声照例是喑哑的，结里结巴地在说着一长串不必要的废话，女的依旧冷声冷气。中学生是个大块头，结实得像花岗石。他的沉默寡言也和石头一样。他只不时秃头秃脑地插一句嘴：
“别人在火线上不是都会打死嘛。”
半点钟后我才得着上楼的机会。房东闷着脸叹息道：
“你看弄得这副腔调啊！”
他把他的侄儿指给我看：这青年人躺在一张藤椅上，已经睡着了，面貌比以前黑瘦了许多，显得很困惫，仿佛他并不是在困觉，倒是因为精疲力竭，再也支持不住了。我那房东继续道：
“你看昏不昏，还强着要到前方去！”
“本来他们青年人的想法和你我不同……”
“有什么不同——发昏就是了！”
他的咆哮使我局促起来；我很想告诉他，那青年人的想法是正当的，而他倒应该以自己的打算为可耻。就举我本人讲，尽管在摇着笔呐喊，到底也不过是一名啦啦队员罢了。
那中学生给嚷醒来了，于是我乘机问他道：
“请你告诉我，沪东的情形究竟怎样？”
“嗯，嗯，什么……”
他嘟哝着，揉着眼睛，极力想睁开它们：
“打得厉害咧。”
“那你怎么逃出来的？”
“还要说！不是荷包里有钱，连命都送了啊。”
房东太太叹息了；于是我愤恨道：
“那又比‘一二八’更进步了！那时候凶是凶，倒还不像这样贼足摸手的。”
“还要是洋钞才放你走咧，”那青年人说明道，“搜出来的是铜板角子么，就劈脸撒还你，兜肚子一刺刀，肠子肚子一地……”
“这简直连强盗都不如了！……”
“同我一道的有个女人，”他继续说，逐渐兴奋起来，“怕路上哆嗦，把一个毛毛头（婴儿）装在口袋里提起！贼猪猡扑了空的时候那凶相啊！女人不必说，连口袋孩子，一脚就踢下河浜去了！”
他说着，重新躺下去了。……
这一夜我好久不能安眠。我老是怀想着那口袋和婴儿，那无耻的残酷的短腿。而在我的头上，则继续着一种低沉苦痛的争辩：
“我看你愈来愈顽固了。……”
“你老人倒是这样。……”
远处有大炮声传来。
（原载1937年10月4日《国闻周报》第33—35期合订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