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我们“鲁艺”一部分同学，还有何其芳同志，跟随贺龙同志一道从延安出发，到晋西北去。因为机器出了毛病，出发时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贺龙同志已经歇下来好久了。
青化砭离延安七十里，是一个高踞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贺龙同志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个矮小而又瘦削的农民，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豪迈性格相称的羊毛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询问。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贺龙同志把那尚未完工的羊毛板带拿过来，学着编织了一阵。那些围绕着他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农民，全都忍不住笑起来。
我想，不同群众接触，在他显然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样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的同志们闲谈了。他披着一件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边沿上，在他的身后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的峰峦，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但真正吸引那批青年人的，却是他那关于前线生活的叙述。从他的叙述看来，战争并不可怕，因为即或是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战士们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课和玩着种种球类。
于是有人，大约是“鲁艺”戏剧系的同学莫耶，一个在都市里长大的女同志，惊问道：
“那么，敌人的飞机来了呢？”
“来它的呀。”
“扔起炸弹来呢？”另一个女同学接着问，更加显得纳罕。
“它扔炸弹吗？”贺龙同志微笑着，照旧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调子答道，“它扔炸弹，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起枪对空瞄准的姿势。
“你们不要担心，”接着，他又充满关心地说，“将来到火线上去，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们；只要一班人就够了。你们要搞清楚，我们班把人经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像那类山嘴子上呀，你好生隐蔽起，敌人一来，就扔他几个手榴弹！……”
他的叙述生动而又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眯着他那富有表情的眼睛。于是我们这些对于战争还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不但有了信心，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们还有别种别样的顾虑，虽然其中许多是从他那种有问必答，不嫌麻烦的解释来的。他的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好像只要经他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
在所有的询问中，有人提到晋西北的莜麦。这点担心，可以说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因为出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们，要我们当心自己的胃口。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悲喜剧：一个初到岢岚工作的同志，因为放肆了一点，多吃了一些，当天深夜，便被那种山地居民的主要食品夺去了生命。
然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的时候，贺龙同志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热炕。并且莜麦并不难吃！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买面，要买他的莜麦，那可不成。同志！不要小看它吧！”
他的脸上略略带点孩子气的骄傲，摸出烟斗，抽起烟来。
然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为我们的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风习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我们每个人便有一匹马了。部队上已经分派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
在谈到这种他生平特别喜爱的动物的时候，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并且嘲笑了一通一般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
“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他接着说，颇感兴会地仔细描摹起来，“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是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子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刻画惹得我们大笑起来。其间有人担心冬天骑马太冷。他回答对方道：
“那有什么！棉裤一穿，棉袜子一穿，外套这样子一搂，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
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时才分手。但是半点钟后，我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矮小的圆桌旁了。这圆桌是摆在地上的，几块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还有我们一位老乡，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陈宏模。这个人到解放区的险恶用心是十分明显的，贺龙同志的谈话因而非常慎重。因为恰巧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贺龙同志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所以我们一面吃着面条烧饼，一面自然而然地谈起我们的“堪察加”[1]来。我和其芳告诉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浑蛋经常用飞机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成都胡闹的恶行。
贺龙同志静静地倾听着，随即叫骂了一句粗话，深深地叹息了。
“你们说，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进步呀？”
他发出苦笑，追问着，随又沉思似的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让日本人轰几大炮才成。”
于是我们的会餐变成了不大快活的会餐，至少没有先前那样活跃和愉快了。我们彼此都感觉有点沉闷。如果没有那位联络参谋在座，这点沉闷，是会爆发成为愤怒和申斥的。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贺龙同志眉宇间又复闪烁着微笑了。那是个老太婆，行动矫健，一双眼睛灼灼有光。
贺龙同志用筷子指点着盛面的瓦盆，亲切地招呼她道：
“快来盛起吃吧！还多得很啊。”
“吃过了，同志！”
“至少也要吃一碗才对。”
“早吃过了。”
“那么吃两个饼子好吧？”
他拿起两个饼子，让警卫员递过去。
二
和我们一道同行的，除了“鲁艺”的三个女同学而外，还有两个妇女同志，全都是四川人，其中一个，贺龙同志叫她作“耗子”，矮矮的，戴着一顶肉桂色鸟打帽。因为丈夫在杨家结台工作，中途便下车了。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们去岚县工作，贺龙同志对她十分关切，年龄有二十岁左右。
这位女同志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岁时，便随着红四方面军经历过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卒业。小个子，眼睛大胆得很，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她回岚县的另一个目的，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结婚。
当从米脂出发的时候，我们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一直没有见着十分关切她的贺龙同志。但当我们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缓缓前进的时候，一阵马蹄的繁响，忽然从背后掩盖过来，有如疾风骤雨。
最先超过我们的是贺龙同志的大青马。他急驰着，一面转过脸来对那位巴州女同志嚷道：
“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大衣的前襟飘扬着，而他骑在马上的宽大结实的身躯，就像岩石一样坚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润，胡髭更黑，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著了。在这种情景下，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那种性格上阔大不羁的特点。他嚷叫着，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嬉笑。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
可是我们的女英雄并没有紧跟上去。我们都是骑老实马的，加之，这一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当我们到达吕家坪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一个在路边守望我们的老乡，把我们引到门口燃着一支鱼烛的院子里去。院内屋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贺龙同志立刻招呼我们过去，让我们大吃他的陕北红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这时候他的态度显得十分悠闲。
其时，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谈着他的另一匹大青马；当我们分别坐下，他又继续说起来了。
“不但是跑得好，”他向我们投着严肃的视线，“它还很有德义呢！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来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有喘过气，倒下去就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谁问起这匹牲口的踪迹。
“后来给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发觉大家惊奇的眼光，就又立刻加以解释：
“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军队骑马，它也懂得骑马了呀。”
兵站部丰盛的餐食端出来了。用饭过后，虽然饱食和长途行军的疲劳使我们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们又陆续走进贺龙同志的卧室里去了。
那里已经有五六位同志，正在喝茶。巴州同志的位置离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张壁柜上面。而贺龙同志自己则占据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支撑在桌面上，整洁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叶子烟卷。
他正在和那位女同志谈话，轻言细语，带着父亲般的挂虑。非常明显，在这需要人们付出全部精力的战争年代，又还那样年轻，他是不赞成她现在就结婚的。
“将来养了孩子，单是生活就够你麻烦了，还谈得上什么工作？……”
他忽然停下来不讲了。这也许由于他警觉出来，在众多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不怎么合适吧。他默默吸着烟斗，而他那明澈的眼睛略略浮上一层忧郁。
但是，沉默一会，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这对长期生活在国统区的青年说来，确也必要。
他从容不迫地讲说着，正像一个慈祥的长辈一样。因为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所以，富有教育意义，却又没有教条味。他极力反对“一杯水主义”，说那样对工作对个人都是极有害的，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坚决主张政治信仰的一致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爱：“不要拆烂污！”他十分鄙弃地说。
他的话语看来已经完了，但他忽然又带点嘲讽，用那种说反话的语调这样加上一句：
“自然啊，背后做一两回错事，我们可以装作不懂。”
三
留宿克虎塞那天晚上，贺龙同志给了我们最大的愉快，主要是给了我们很多社会生活知识。
当上午十点钟渡过黄河的时候，贺龙同志原是决定继续向岚县进发的，但是，到了后来，我们却又不能不在那为八路军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边停留下来。使他改变计划的是杨爱源，这位国民党的将军正在那里检阅山西部队。
在白昼的大半天当中，贺龙同志仅仅让我们鉴赏了他的战友们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日本马匹，一个警卫员，一个跛腿马兵和一个小鬼的大胆的驰骋；其余的时间全部花费在他和杨爱源的会谈上面。他回兵站时已经是夜里了，我们又陆续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一有机会，我们总希望倾听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这在两三天行军当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了。
他是很会刻画人物的。有一次，他的几位战友偶尔同他谈到一个新来参加工作的同志，觉得头痛。但其中有人并未见过这个似乎有点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因而略显吃惊地问道：
“这是怎么一个人，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呢？”
“怎么一个人吗，”长久沉默着的贺龙同志，忽然间开口了，“让我告诉你吧，就这样：瘦瘦的，头发很长，随时夹窝里挟一本书；今天这本，明天那本，可是从来没有翻过……”
这天夜里，由于大家一再要求，他为我们刻画了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形象。而通过他对这个人物的介绍，大家不仅认识到当时混乱的社会动态，也从它认识到那次革命的弱点。当然，对于贺龙同志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我们这些历世不深的青年同样感到惊异。
这个人物的诨名叫周铁鞭，可以说是个地道的骗子手，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副产品。他做过跟丁、茶博士和算命先生，还在陕西当过几天军门，不过是偷跑的。回到家乡湖南，他又做起“司令”来了，而且三起三落；垮台一次，他又很快爬起来了。真也颇不简单！
医卜星相这些精神法宝，他都懂。他时常骑了马去乡间“捉龙”；而在司令时代，他自信捉住了。于是吩咐他的爱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这因为他爱她，恰恰又只有她养着一个能够承受一份“龙脉”的好处的男孩。然而她才不受抬举，哭闹着，哀求着，最后把他的部属怂恿起来了。他们于是向他宣称，要是他再这样疯下去，他们就离开他，或者让他自己滚蛋。
总之，这是很值得考虑的，而那最为适合的办法，便是让她活着而到那“龙脉”所在地的庙子里出家……
“你们笑！”忽然自己先停止了笑，贺龙同志望着我们继续说了下去，“他硬把她送去当了尼姑才完事的呢。这个人就有这样怪，他的样子也特别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头这样宽，眼睛鼓鼓的，一个头小得像汤团一样……”
我们忍不住大笑了，但是，他自己却并不笑；而当我们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又诱惑似的这样说了：
“要是高兴听嘛，我一生遇到过的怪人多得很呢。”
但他并不立刻接受大家的邀请，要我先讲一个。我讲了一个老名士的故事，但是没有引起在场的青年同志多少注意。十分明显，这因为我所讲述的故事，既缺乏应有的社会意义，也讲得不怎么生动。
“这是你们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呀！”我的叙述一完，贺龙同志立刻微笑着插嘴了，“这个人我又清楚哟。是汤子模的老师，我两个还见过面。旧文学好，生活一塌糊涂。茶壶呀、夜壶呀，什么东西都往床头上搁。他的趣事多得很啊……”
他接着讲了一个赵班若的趣事，我们自不必说，连他自己竟也忍不住大笑了。
“这个不算，”停停他又继续道，“我再给你们讲个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个老官僚，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这个人也算得我们湖南的怪物之一呢！……”
当贺龙同志和这个怪物接触的时候，老头子已经七十岁上下了。但是，他的雄心并不因为他的年龄衰竭下来，相反，他还企图在民国初年那种混乱局面下成立一支军队。他同贺龙同志的结识，就为了这件事。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贺龙同志描摹得很精细，使得所有青年同志不断发出笑声。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他所选择的语言和那讽刺口吻，人们却不知不觉会嗅到一种官僚社会的腐烂气息。在讲述傅英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最后，他更为我们谈到老翰林第一次检阅部队时的神情。
当老头儿爬上检阅台的时候，因为兵士们一齐应声立正，他大大地吃惊了！停歇了好一会，这才松了口气，叹息道：
“哎呀，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从没有像今天……”
“以下的话更加糊涂！”在一阵暴起的哄笑声中，贺龙同志带着鄙视一切的微笑结束道，“我两个还没搅上三个月就分家了。你们看这个人有趣吧？见了趣人，我总要给他画个像的，来他几笔。”
四
是到岚县的头一天下午，看好宿营地点，我们三四个人刚好在阳坡村村口的几块木料上坐下，贺龙同志终于骑着马赶到了。
当早上从临县动身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道走，他得留下来给全城的群众讲话。我们已经到了三四个钟头了。这时虽然已经挨近黄昏，天色依旧十分明朗，远处连绵的山岭涂抹着一层微亮的紫色。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着擎天的白杨树。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驰骋着，一进村街，便立刻从马上跳下来了。
他把缰绳交给警卫员，而由于燥烈的寒冻，又刚才骑过马，他跺脚搓手地嚷道：
“哎呀，这不冷死人吗！”
仿佛一个活泼好动的青年人那样，他又跳蹦着向一个头戴毡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一面胡乱地挥舞着手臂。
“老乡！有什么吃的东西卖么？”
他笑问着，而且已经走进那间半开着的小店里去了。
“啊……哟！还卖得有挂面呀！……”
一片洪亮的欢呼声从那破旧的店屋里传了出来。随即，他又仿佛阳光一样出现在村街上面。他笑着，嚷着，吩咐警卫员赶紧煮点面吃。最后，他要我们一同随他到宿营处去。这时他的态度已经比较平静；但当经过那家墙角有着一株老槐树的大门边时，他又吃惊似的停下来了。
他欢呼了一声，嚷叫道：
“喝，马夫！哪里搞来的皮大衣呀？！……”
马夫是一个瘦削的长条子中年人，约有四十多岁，站在那家院子当中，穿着新缝的黑布羊皮大氅。周围空地上错乱地堆积着五六个驮子。贺龙同志巧妙地迈过那些障碍，一直奔了过去。高高兴兴拍了一下对方的肩头，他便翻看着那件新羊毛大氅，审查着它的质量。
最后，他又稍稍离开一步，打量着，认真地评论道：
“不错，准可穿七八年！”
他又会合起我们前进了，走上一个小小的土坡。
“这个马夫跟我最久，一二十年了。”他一面上坡，一面充满感情地说道，“人很老实。全家人都是为革命牺牲掉的，现在就只剩他和一个兄弟了。是一个好同志！”
马夫同志引起他不少回忆，他向我们一直谈到宿营地方。
我们的宿营地是一座颇大的地主的宅第。相当富丽，涂着色彩的檐牙，窑顶上的女墙很高。略微休息了一下，贺龙同志便独自跑上窑顶上眺望去了。从窑顶上下来后，没有在房间里停留上五分钟，他又忽然出现在“鲁艺”的同学们中间。这时大家正聚集在院坝里闲谈，有的坐在阶沿上，有的靠在石碾上面。他提议要大家唱歌，但是他们却逼着要他先唱一个。他低着头，含着微笑，十分勉强地哼了两句山歌。
然而，正当同学们进行齐唱的时候，他的注意，好像已经并不停留在唱歌上了。其实，他要大家唱歌，不过随便说说，并不怎么热心。他倒好像有着什么心事似的。于是我向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同志。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的时候，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遭到失败她都帮助他重新组织起队伍又干。她是在一九三四年湘西的游击战争当中牺牲掉的。
“她并不懂得理论，”握着烟斗，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他曾经望着我说道，“但是她的理解力是很强的。胆大，天分比我们高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要打仗，‘不武’就要坍台！”
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是，现在引起我发问的，却是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在这场讲演当中，他曾经提到贺英同志，后来听讲者之一的颀[2]，把她自己的感奋，以及当时的情形全都告诉我了，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
“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加上说。
“好像有这回事。”他含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率。她知道怎样发现人才，使用干部。许多土匪都怕她的；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得到她的帮助最大。……”
他顺下眼睛，陷入深思了，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
“你就拿给养问题说吧，”一会儿后，他又不大自然地继续道，“哪里会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
一个负责管理给养的同志恰从左面阶沿上走过，于是他略含恼怒地问道：
“你们在搞些什么呀，饭还没有弄好吗？”
“他们正在做呢。”
“今天真把人饿够了。”
他望了我强笑着说，于是漠然地离开石碾，漠然地走回自己的房间里去。
五
到达岚县三四天后，他第一次来看我和其芳的新居，是夜里，警卫员也没带，一个人轻悄悄地进来了。他对我们谈了一些晋西北的战况，当时宁武正从阎老西[3]手里失掉不久，敌人新的进攻已经开始。占据着方桌的一面，他平静地讲说着，似乎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经过慎重考虑。而且同时留神着我们的反应。这已经不是日常生活中贺龙同志的风度了。
他说他三天前去看过一位山西部队的军官。
“看样子这几天很苦闷，”他接着说，依旧衔着烟斗，“一见了我就拉着手说：你回来得正好，太走久了。”
于是他谈起他们商讨怎样对付敌人进攻的情形。他是不赞成打硬仗的，因为敌人已经利用各个据点构成火网，在那里等待着我们了。但他并没有直接提出来，只是从侧面叙述了自己的见解。他用食指在桌面上画出山脉、河流，以及晋西北各县的地位。他特别看重宁武，认为这是目前战争的关键；可惜山西部队两次的反攻都失败了。
为要引起我们注意，他又着力地用手指点着宁武的地位。
“你们看，这样就成了一个扇面的形式，”他说明着，同时屈起手臂向怀内一拥，“敌人随便从哪一处都可以进攻我们；从这里，——从这里，都行。这是第三次失守了，前两次也是我们帮着拿回来的，一落到他们手里就出事了。”
他的所谓他们，当然是指的阎老西的部下。接着他沉思了好一会。而在最后，仿佛要赶掉一种不很愉快的念头似的，他摇了摇头，望着我们微笑起来。
“走的时候他说还要来找我，”贺龙同志似乎吃力地说，“要是再吃一个大亏，他会来的！他们这些人都是这样，一有烂事，就来找你，事情一过，便认不得你了。有的还觉得你讨厌得很呢。”
响了一下嘴唇，他轻微地叹息了；半眯着眼睛望入空间。
“有什么办法呢，”他终于发出苦笑，安慰起自己来，“无论什么人，只要他还在抗战，总该想法子把他引上路呀。就这样：前头放一个乌龟，叫他慢慢跟着走吧！”
于是他坚定地微笑着，仿佛忽然从长久的焦灼中得到了一个毫无疑义的决心似的，玩弄起火柴匣子来了。他反复地审视着它，随又拿来搁在桌子上面，找着适当的地位，恰像他打算要把它改造得更为适合一些、美观一些那样。但他终于毫不顾惜地抛开它，凝神地望着我们，用一种略带感情的调子重新说开头了。
他的声调执拗而带恼怒，但却照旧渗透着最大的容忍。
“你们说，这样的事情别人会怎样呢？”他质问似的说道，“在阳曲，我们一个新兵连遭到敌人袭击，打崩了，连长打死了，大家举出一个头目来收容，结果收容了七八十个人。但是，他们的县长却估着把这些人改编了，头目也打死了，还把尸首抛在河里！”
他被迫似的忽然把话头切断了。闭着嘴唇，屏息着，而他眼角上饱经忧患的皱纹，也就更多更密起来。
“你们说这个该怎么做？”他接着说，声调却意外地柔和起来，“我们仅仅拍了一个电报，去查问我们自己的人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头目是不是同他们里面的人有私仇？就这样！至于队伍呢，只要士兵愿意，就由他们改编好了。”
他的脸上现出极端忍受的表情。想了一会，这才又以一种心平气和的口气提醒我们道：
“要不冷静一点，这不会立刻搅糟吗？”
他凝视着我们，叹息着，慢慢站起来了。但他并未立刻离开我们，还问了我们一些生活上的琐事：缺什么不缺？起居方便不方便？他又提到我们用的小鬼，说是如果太笨，就向副官处另外调换一个，并且主张小鬼应该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面。遇到空袭去防空壕的路线，他也告诉了我们。他的周到细致使人感到无比温暖。
最后，因为发现炕上还睡着一个老百姓，他不免吃惊了。
“这怎么成？你们要谈问题、写文章，明天请他移动下吧。”
我们向他说明，这是一个七十多岁的木匠，白天很少在家，对我们毫无妨碍。并且还是一个聋子。而在听到聋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他这晚上第一次爽朗地微笑了。
“那就好，”接着他用幽默口吻说道，“再有什么秘密话，你们也可以让他听了。”
我们送他到大门口。街上渺无人迹。
六
一天早上，贺龙同志叫人约我们去司令部吃早饭。同桌的只有甘泗淇同志的爱人李贞同志，一个农村妇女出身的干部，现在是教导团的政治部主任，朴实干练，没有丝毫城市妇女的气息。吃饭当中，他仿佛家人一样地同她谈着一些日常生活琐事；有时也带点幽默神情讲一两句笑话。
饭后，他要我们同他一道去城外看炮兵试炮。这些炮，是三五九旅最近在五台附近的洗天河缴获敌人的。在这一次重大胜利当中，除却三门山炮和迫击炮，还缴获到好几百匹马，无数枪支和七八百名日本俘虏。然而出城不久，我们才得到改期试炮的通知，于是只好临时去参观工兵们演习造桥。
同行的有甘泗淇同志和参谋长周士第同志。甘泗淇同志同我一直闲谈着晋西北初期开展工作的困难情形。贺龙同志则在沟道般的大道上漫步着，一时又很敏捷地跳到高坎边的小路上去。因为碰到牲口，便总带来一阵烟雾似的尘土。我们照样地跟着他做，而当我们正在一处土塍上行进的时候，领头的他，忽然把脚步放缓了。前面来了约有一排骑马的队伍。
他同甘泗淇同志互相推测起来，认定那是前来参加干部会议的代表，并且从装束和神情指点出谁是谁来。他们全猜中了。大约过了有一刻钟，在和那批代表简略但却亲切地交谈了几句之后，他走向一个稍稍落后的骑者面前，停留下来。
“这也是个独只眼呀？”他凝视着那匹小种红马，“我先前也有一匹，跑得很好。”
“是害病瞎了的。”那位骑者回答。
“生下来是这样就好了！你骑起跑几步看。”
骑者照着他的请托驰骋起来；但还没有跑上五十码远近，他便失望地摇摇头，不注意了。
我们重新往造桥的地方走去。这桥，是造在岚河上的，一共有五个桥孔，两丈多长。河面几乎全结冰了。我们各自照着自己不同的目的鉴赏起来，一会又下到河面上去。
贺龙同志并不参加周士第同志和工兵负责同志的详细问答，只一意上上下下地审查着；直到经过好一会了，他才望着我们，脸上闪着一种夸耀似的微笑，仿佛忽然想起了什么愉快的回忆。
“你不要看，同志！”他接着笑说道，“我们这队工兵，在长征当中起过满大的作用呢。”
随又集中视线，向那位大脚大手、又粗又矮的工兵连长望去，接着扣问起来。
“你说，搭一座可以渡过渭河那样宽的桥，需要多少时间？”
“我没有到过渭河。”
皱皱眉头，他耐心地寻思了一会，遂又柔声问道：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
“湖南大庸。”
“对了！”他高兴了，“这么说吧，搭一座大庸张家沟对面那样宽的桥，你说需要多少时间？”
他得到满意的答复了。
在归途中，我们碰见两个牧者，一个半大的孩子和一个牙齿全部掉光的老人；嘴唇下巴全是光秃秃的，没有一根胡须。各人手里拿着一根长棍，一端上着一只小铁铲儿。他问明了那叫扬铲，是扬起石子尘土赶羊儿的，于是他模仿着做了几下；老头儿张开嘴大笑了。
在交还扬铲的时候，他问那孩子道：
“遇见狼你们怎样做呢？”
“不敢打……”
这时候，我从那横着短髭的唇边发觉出一种鄙视和同情混合着的微笑；但也立刻就消失了。并且随即详细地询问起他们的家庭状况，工资待遇，等等。离开那一对全不相称的伙计不久，他又叫住两个恰好从对面撞来的青年战士问话。一高一矮，高的手上提着一大块猪肉。两个人比起来，那高的一个显得太魁梧了。
也许就是这点对照引起了贺龙同志的兴致，问明了他们的番号姓名以后，他默默地把他们拖在一起，背靠背地比了比高矮；而末了，他拍了一下那高个子战士的肩头，赞赏道：
“不错！这样大的块头，只要一杆步枪，两个手榴弹就行了！”
七
我觉得贺龙同志住的屋子是再朴素不过的，还没有我们住的漂亮。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个火炉，一张方桌，几条独凳，书籍和茶具之类的用具。如果一定要找出点不同来，那就是僧舍一般的整洁，以及贴满墙壁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
我们站在一幅山西地图面前找着我们的行程。我们是应了他的召唤来闲谈的。我正在寻觅着兔板一类的怪地名，他进来了。他客气地问起我们的生活状况，一面让我们坐到方桌边去。吸燃烟斗，他面对了窗子坐着，我们的闲谈也就真个开始起来。而由于他具有广博的社会生活知识，他那半生来奇瑰的经历，我们很难插嘴。
我们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的故乡桑植。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儿杀死了！侄儿的两个儿子赶场，在路上拦住这个叔公，又把叔公杀了。都才这么高的人呢！”
他用手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着手指头讲起来了，“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经常都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上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么？”
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虽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起来，“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质，好胜，有骨气！不讲交情硬是不讲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不变，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我一起闹革命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自豪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斗，吸起来。这一切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在装好烟后，照例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转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
这中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
“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并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他接着告诉我们一件民国八年农民起义的故事。
这次起义，是在迷信的外衣下进行的。当时那座古老的山城正闹饥荒。有一个平常人，一个打鬼的巫师，两夫妇因为抵抗驻军拉夫，失手把一个拉夫的兵士一扁担打死了，于是趁势夺下枪支，成立神军，号召起几万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对驻军，打土匪和保护穷人，一直闹了一年多才解决；而这解决的主脑人物就是贺龙同志自己。那时候他恰恰被调到他的故乡追剿，但他却用严格的军纪和比较温和的办法，把他们瓦解了。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措置。
他不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停了一会以后，他又摇摇头，叹息道：
“这的确不是办法！以后还闹过一两回，更厉害！”
我问他辛亥革命以后，桑植的社会关系有过些什么变动。
“变动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辛亥革命不久，我们那里就流行一句俗话：穷人翻身了。很多出去当兵的拖了枪回来，有钱人倒霉了；同时也向从前的穷人借钱。有家姓龚的大家，老头子在世的时候，一到冬天总是米呀，棉衣服呀，发给穷人，向穷人进行欺骗。儿子不成器，花花公子一样，几年家当就玩光了。后来连老家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桥，都要拆来卖掉，恰恰给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钱把桥买了。我那时候只有二十来岁……”
后来我们又谈到桑植的山川形势，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
八
在全师干部会议这一段时间当中，我们只见到贺龙同志一次，同时还见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但是时间都很短促。
一天早上，他照例独自到我们的住处来了。我们还没有起床。他自己推开那两扇小门，我立刻被惊醒了。和阳光一起，我同时发现了他那充满愉快和精力的颜面。他微笑着，嘴里衔着烟斗，两手张开撑在门框上面。想到自己在睡懒觉，我一面催促着还在打鼾的其芳，一面带点惭愧坐起来了。
“怎么样，住得惯么？”
我很质朴地表示了我的满意，于是他含笑道：
“那就好。不要起来，你们睡你们的吧！”
我刚刚跳下炕，他已经走掉了。
此外就只碰过三四次头，在球场上，在晚会当中，在一次空袭后那种充满荒凉意味的街道上。他在巡视着老百姓的受害情形。当阎锡山政权领导下一个地方剧团的代表来到岚县的时候，我存心要去看他，而且存心要和那个剧团的代表们一道去。原因是这样的：在吕家坪谈到男女问题的时候，他曾经宣称，他要揶揄代表当中某一个人，因为那个青年人和他的一个部下的爱人结婚了。
我没有得到这个机会，可是事后一个同志告诉我说：
“已经提到过了！是昨天上午。有很多人在场。他半正经半玩笑的，劈头就是一句：‘唉，同志！我们在前方抗战，你们在后方搞我们的老婆！’这个人太痛快了！”
当然，这不是什么痛快问题，对于这种违反拥军优属政策的人，真也应该当头一棒，让他认真受点教育。
半个月后，我们这才跑去看他。头天夜里，一个在政治部分配了工作的同志来看我们，说是一两天后，司令部要开拔了。目的地呢，他不知道，只听说要过铁路，要行军一个多月。这件事，使我们第一次懂得了什么叫作迅速和秘密而外，还使我胡思乱想了一整夜。最后，我们决定向他提出要求，让其芳跟随部队开拔，我自己单独留下，继续了解晋西北的情况。我觉得我的决心很大，简直不可动摇。
贺龙同志屋子里有很多人，大部都是带了建议和要求来的。有的，他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有的，只消一两句巧妙的反问，就解决了。他的行动多少显得有些匆忙。一个战地服务团的同志也在那里。这个同志在同他谈着通过封锁线的问题。这件事他们似乎不止谈过一次，而且已经有了满意的答复，因为他正在倾听着，忽然正像受到损伤似的站起来了。
他含着微笑，但却用了一种显然不大快活的调子嚷道：
“同志！你们怎么这样不相信人呀！——我担保你们安全通过好么？”
一个被分派到邓宋支队去的技术工作干部，向他提出的要求顶多。看他的神情，那些要求显然都不合理，但他耐心听下去。直到申诉完了，这才逼视着对方，笑嘻嘻反问道：
“你是在搬家么？同志！搬家的办法，八路军从来没有过呢。”
那是个外貌善良的同志，眉毛很短很浓，脸上有点麻斑，随又继续提出一些什么要求。
“你拿去有什么用呢？”他照旧反问道，“你说呀！”
于是那位善良的同志瞪着眼睛想了一下，显然觉得他所要求的东西的确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敬了个礼，准备走了。
贺龙同志一面还礼，一面望着我们笑说道：
“你们不要小看他，他的老婆还是个航空员呢。”
另一个接着提到马匹的事，他立刻让那请求者满意了。并且顺便讲了许多关于马的知识，建昌马小，善走；甘肃马则很大，等等。他又说，他不久前送了一匹马给毛主席，还留下一张照片。
他半开玩笑地称赞那匹马是他的“有功之臣”。
“有好几次危险都全靠它，”他列举着它的事迹，“一次过湘河，正碰着涨大水，河面有五六里宽，不是它我也许早就完了。毛主席原来有一匹马和它一个样子。一九二八年的，去年死了。死后，他还亲自去看过一次，叫人挖了一个坑埋起。他两个像满有感情呢。”
那位国民党派来的所谓联络参谋，忽然带点挂虑问道：
“师长！听说明天要出发呀？”
“明天一早就走。再这样老是吃山药蛋，莜麦，连人都吃蠢了。”
这时，我也终于向他提出我的要求；虽然在接触到他那坚定愉快的性格以后，我的决心已经动摇起来，有一些迟疑了。我所根据的理由是：我打算继续收集晋西北的材料，因为中途搁置下来太可惜了。
贺龙同志微微吃惊地望定我，从而大笑着截断我道：
“同志！到了铁路那边还少了你的材料呀？比这里还丰富！……”
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有点开口不得。
“让我告诉你吧，”他又忍住笑接着道，“到了那边，就要继续搞晋西北的材料，也并不困难呀？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告诉你：老甘，我，都成。最近是没有工夫，等将来住定了，我们一定有很多时间谈话。至少一个星期谈两三次不成问题。讲老实话吧，同志！说不定我们还要通到关外去呢。”
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理由，我的决心已经总崩溃了。贺龙同志显然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在我们互相望着笑了一会以后，他就直率地关照起我来了，料定我不至于和他纠缠。
“不要再提了吧，”他笑说道，“同志！马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时，一个警卫员正走进来。贺龙同志顺势问他钓钩在什么地方，随又取出来让大家鉴赏。
“这是我托人从河南带来的呢，”他平静而愉快地说，“河南的钓钩顶好，你们看，钓钩并不大，可是一二十斤重的鱼都可以钓起来。好生捡起吧！”他把钓钩退还给警卫员，继续道，“将来好在松花江钓鱼吃。听说松花江鱼多得很！有人讲笑话，说是多到轮船走过，都会挤到河岸上来……”
他嫌警卫员包扎得太马虎，自己又取来裹上一层厚纸。
九
冒着大雪，我们在黎明的街道上踯躅着，不知道应当跟随哪一部分队伍走好。
最后，由其芳看管马匹，我跑去见贺龙同志了。院子里相当杂乱，塞满着驮子、马匹，以及等候各种各样指示的人们。他正站在阶沿上下命令。他在大声地说着话，不时又挥动一下手臂。他已经扎了皮带，穿着马裤，头上是淡黄色灯草绒的日本皮帽，看来更魁梧了。宽阔的颜面红喷喷的，因此他那上唇上的浓髭也就使他越加显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气概。
他的视线首先捉住了我，于是精神勃勃地问道：
“你们准备好了么？何其芳同志呢？”
我把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
“那就好！赶快到东门外去集合吧，跟司令部走！”
接着，他又用同样洪亮愉快的声音，跟一位穿皮短大衣的同志进行问答去了。
我们没有在行军途中发现过他。但当我们下午到达静乐的时候，贺龙同志已经坐在兵站部了。他不久前才从赵承绶的军部宴会回来，正在为房子的问题发着脾气。我们也是因为房子问题到兵站部去的。根据一位不三不四的老百姓的谈话，在那一座颇大的县城里，几乎每一家都住得有军队，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听口气，大家似乎只有站在街上挡风的份儿了。加之又是落雪的坏天气，露在外面实在不是味道。
兵站部长的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周士第同志不断用广东官话和当地的动委会打电话，交涉着住处。大家都沉默着，显出急于需要休息的不大安静的神气。在这种心情下，一个人很容易发脾气。一个类似马兵的同志走进来了。
马兵的出现引起了多数人的注意。因为他态度悠闲，一进门就走到火炉边烤起手来；于是贺龙同志耐着性子问道：
“你有什么事吗，同志？”
除了烤烤手他有什么事呢？马兵如实地回答了他。
“没有事就请出去好么？”他抑制地接着道，“同志！都堆在这里做什么呀。”
在那一个显得有点尴尬的同志出去以后，他又一连接到两三次报告，大家都向他诉说着同样的困难。这一下他真的发火了。他愤愤地嚷叫着，态度十分激越。过了一阵，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他坐在一张靠墙的独凳上，一面燃着烟斗，一面不耐烦地用左脚赶着那只老在凳子底下擦痒的黑色小犬；但他没有成功。最后，他默默站起来，取下对面墙上挂着的一根马鞭，于是那个倒霉的动物，哀嚎起来，立刻逃跑开了。
这时候，精力充沛、谈吐幽默的甘泗淇同志从炕上坐起来，装作不以为然的神气批评他道：
“你这个人太残忍了。”
“怎么样，你心痛吗？”
同志间的打趣，使得他的怒气一下子全消了。他随即宣称，他自己明天去打前站，担负起交涉房屋的责任。他相信他会做得很出色的，因为他有一个有利条件，沿途的动委会他都熟识。他正说着，一个副官处的同志又跑来报告说，房子大部分已经勉强找好，只是一家地主死也不肯让出几间空屋子来驻扎师部。
这使贺龙同志又发作了，嚷叫道：
“你给他搬进去就是了呀！难道他会把你赶出去么？”
这自然是气愤话，因为板着脸沉默一会，他又用显然含着极大忍耐的口气这样说了：
“搅他妈的鬼啊，——还站着做什么？把铺打开，大家挤着睡呀！”
“这个炕太小了，”警卫员担心道，“看睡得上五个人么？”
“炕小就挤紧些，总不能搁两个在外面露起呀？！”
他接着又吩咐警卫员，叫把他自己的铺位开在挨近墙壁的地方，说是人多了睡觉，躺在中间最不舒服。
“可是老甘无论如何也不要挨着我哇，他身上有虱子。”
“造谣！我会有虱子吗？你看：清洁，整齐，严肃！”
贺龙同志忍俊不禁地大笑了，一面进行着反驳：
“一定有！你不要骗我！”
十
我们在河北灵寿县的七祖院停留了七天，大家都以为住定了，后来才知道是在那里进行通过平汉铁路的准备工作。
刚到七祖院那天晚上，我和其芳正在那家豆腐店的破炕上纳闷，一阵不成腔调的歌声把我们引到街上去了。街上很黑，但是我们终于找到了村救亡室，那传出歌声来的地方。我们耽搁了一两刻钟才退出来。我们照旧在暗夜里摸索着，一面说说笑笑地交换着我们的对于那些村民们和儿童们的印象。然而，一刹那间，我的眼睛忽然好像全瞎掉了。
一股电筒的亮光对我们直射过来。一会，我们就听到一种带点惋惜的洪亮的声音：
“你们来得正好！哎呀，我今天找过你们两次了。”
我们立刻辨认出那就是贺龙同志。在最近几天行军当中，我们不时总看见他急驰着从行列侧面飞奔过去，或者挟着黑皮大氅，和同志们交谈着，一面不知疲倦地跋着山道。但是，自从在山西河北连界的沙湖滩见过他一次以后，我们便再也没有发现过他的踪迹。而他现在，又屹然站立在我们的前面了。我们真是说不出来的高兴。
他又把电筒朝着街道的东头照照，然后轻声说道：
“走吧。我们到周仝那里去，看这个家伙在搞什么。”
周仝是一个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青年干部。大个子，聪明而且愉快，有点孩子气。我们一到，他就夸耀似的把当天从附近市镇上买的东西全都搬出来：白糖，茶叶，点心，以及别的一些一个月来没有见到过的食物。
于是贺龙同志也同样孩子气地笑了。
“好得很！”他激赏道，“赶紧一样拿它一点，我们到司令部扯乱谈去吧！”
我们在司令部一共待了两三个钟头。所有一个多月来行军当中因为疲劳和不习惯招来的烦闷，全部都消除了。
的确，围着火炉，喝着好茶，在北方小村落冬夜里特有的静穆当中，倾听着贺龙同志那种生气勃勃，充满机趣的谈吐，可以说是一件人生中难得的快事。他讲述了许多晋察冀边区的情形给我们听，因为他恰恰才从边区的中心地带回来。对于边区之成为抗日模范根据地的原因，他分析得很详细。
他认为边区的最大特色，是军权政权的真诚合作。
“单拿初期的情形说吧，”他一气说下去道，“军队在前面打，打下一个地方，就让政府自己恢复政权机关。有些地方，比如唐县、完县，把伪政府摧毁了，政府的负责人还没有到，军队就帮着建立政权，到了的时候立刻交还他们。说是不准直接征粮，一个命令下来，军队就首先实行。要成立银行，没有基金，军队就自动把自己领的饷款拿出来做基金。像这一类的情形，你到哪里去找？！”
他顿住；而在坚定地凝视了我们一会之后，随又叹息着补充道：
“不是吹牛，同志！不是共产党、八路军，这根本就做不到呢！”
我们问他，在敌人疯狂的进攻下，边区的发展前途怎样？
“没有问题！”他满不在乎地回答道，“单同你们讲这一点就够了：上次政府发行一笔公债，才两个月就销完了，还有多的！为什么会这样？下层群众全部发动起来了呀。比如，一个乡下人，卖一点粮食，就买两块钱的，一个老婆婆做几双鞋子卖了，也买一点，这一下什么人还好意思不买？后来连保定、天津、北平，敌人的老窝子都销起去了。你们冷静想一下吧，日本人除了头痛，另外有什么办法呀？！”
最后，他又为我们介绍了好几位在边区行政方面的一般负责同志。边区政府主席是牺盟会的领导者之一，很有民族精神。文化厅长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国民党党员。但是，在边区地带内，原来很少有国民党的组织，抗战以后，这才在共产党的协助下普遍成立，一面发展着党员。
在谈到边区负责人之一聂荣臻同志的时候，他望着我和其芳笑道：
“这个人还是你们四川江津人呢，就在江津游溪镇河对岸住家，留法勤工俭学生，人很能干！同志，在敌后搞这样大一块根据地不容易呢！”
他对边区另一位负责人彭真同志也很佩服。
“这个人了不起！”他认真地说，“对革命坚决得很！在华北青年中威信满高呢。”
他激赏地连连点头，于是上身倾折下去，双手捧着烟斗，抽起烟来。
“确实坚决！”他又忽然把腰身挺直，不抽烟了，紧接着赞赏道，“北平，天津的监牢他都坐过！在监牢里领导过四次罢饭：第一次两天，第二次七天，——第三次二十天！”
当说到二十天几个字的时候，他的声调愈加激越；简直高昂得无法说下去了。因为他提到的不是一个简单数字，它们包含着许多宝贵东西。他陡然沉默下来，微笑着，自我满足地凝望着我们。
“同志！”他随又自语般叹息道，“二十天呀！……”
于是沉思地眨眨眼睛，这才靠在椅背上面认真抽起烟来。
十一
黄昏时候，我们正在豆腐店那间到处封满尘土的老屋里计划写点东西，贺龙同志走进来了。衔着烟斗，双手插在裤袋里面，他望室内打量着，下着批评。但他还没有谈上三句，那位联络参谋也走来了。这是一个圆滑狡诈的中年人，个子瘦小，很会装腔作态。他一进来，看见我们正在一道，于是立刻发出一种兴高采烈似的笑声，甚至跺着脚来表示他的惊异和愉快了。
联络参谋看起来颇为激动似的，他讨好地笑嚷道：
“好得很，我正要找你们三个人谈谈！真是遇缘极了！”
贺龙同志于是退往一张对了门安置着的柜子边去，从容地靠在上面。他毫无惊异之色，平静而又冷淡，仿佛他是一个观察家，或者一个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样。他的态度和联络参谋的形成一种十分鲜明的对照。
“你说是什么事情呀？”末了，他冷静而又简短地问。
“什么事情？”联络参谋显得忸怩地重复道，“要找你们三个人合作，供给我材料呢！作战方面的，群众方面的，什么都要一点，——不然将来回到后方，大家问起来怎么办呢？！”
“容易得很！”取掉烟斗，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眼光望着对方，贺龙同志平静地回答了，“这个还不容易？我供给你好了。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哎呀，现在算是有办法了！”
“这个还不容易？走！我们出去逛一转看。”
于是贺龙同志悠悠闲闲地把我们一直领到了养马的地方。在村外一家老百姓屋前的空地上，钉着很多木桩，有的就利用树木，拴着十几匹马。其中有几匹是王震同志才送来的，但他似乎已经很熟悉它们的性格了。他一匹匹下着批评，但是他的神情一直都显得很冷淡。
在回到司令部后，他的态度也没有多少改变。这时，天已经黑定了。他默默地亲自往一个平常煨水用的小炉子里加着木炭。并且几次用脚移动着它，审视着，看它是否已经蹲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适当地方。我们大家都落在一种不大自然的沉默里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那个联络参谋，他要我详细告诉他当天我们去附近镇子上访问农会的情形，装出一副很有兴趣的神气。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主要是介绍几个农民干部在文化上的进步情况。这时候，贺龙同志忽然插嘴说道：
“这算什么？我们一般干部不都是农民出身的？从前一个字不识，现在你去同他们谈谈吧。”
联络参谋立刻同意了他的话。
“是呀，你单看那个警卫班长吧！这两天怎么不见了呢？”
“到前面侦察去了。你看他土头土脑的吧？他满有办法呢！”
一直被他叫作张娃儿的警卫员，一个敦敦笃笃的青年同志，这时走进来添木炭；添好木炭，随又退了出去。
“就像这些青年人吧，”贺龙同志望着张娃儿挺直结实的身影说，“一放出去，都是有办法的。时间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五个月，一搅两搅，他就会搅出一个满大的队伍来。”
联络参谋又照样立刻同意了他，并且把一般抗大毕业的同学和“红小鬼”出身的青年同志同等地夸奖起来。
“那些都还是蛋！”贺龙同志立刻截住联络参谋的话头，柔声地反驳了，“出来工作一年两年，看还成么。这就像石头样，磨来磨去，磨玉了就对了。”
他的调子充满着一种爱抚和期望互相混合的感情。
在谈到一般干部的时候，他大都是这样的，恰像在谈着和自己同一血统的亲属一样。对于那位八路军进入山西以后，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击敌人的杨嘉瑞同志，贺龙同志看来特别赏识。而当联络参谋提起这位支队长来的时候，这晚上第一次，他显得有一点兴致了。
“那能打啊！”他半眯着眼睛，拖长声音大声说了，“看样子三天难说两三句话，热也是那样，冷也是那样，——一块面团呢！”
他随即又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谈起另外两三个干部。
“比如宋时轮吧，”他用同样充满爱抚的调子继续说，“那才要命！他就从来一句话都不多说，石头一样。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还矮，看了不成样子。嗨，可是东一搅，西一搅，他会搅出一个大队伍来，一直通到冀东去了！”
联络参谋极力称赞这些同志都是白手兴家的能手。
“这也正是八路军的一点特长！”他坦然地承认道，“随便丢个干部出去都能独当一面。失败的很少很少。不过说一句老实话，同志，就是这点特长，也是共产党拿血换来的呢。”
于是在向我们投过严肃的一瞥之后，他又重新往椅背上靠去；慢条斯理地吸燃烟斗，两手搁在椅靠上面，显得更冷淡了。不同的是，在他的冷淡当中添加了一点令人肃然起敬的自豪感。在谈到共产党、八路军的时候，他的表情，多少总带点这种意味。为了沉默的不合适，或者别有用心，联络参谋又和我单独讲说起来。我们谈的是灵寿县优待抗属的情形。
我先告诉了他一个大概，而正当我准备讲几个实例的时候，贺龙同志暗笑一声，我便停下来了。他依旧靠在圈椅里，但却取掉烟斗，一面回忆着什么似的，一面向我讲了一个带有讽喻意味的故事：有一个老太婆，儿子被打死了，按照拥军优属的办法，大家都愿意帮助她，这个担水，那个劈柴。她高兴得很，逢人便说，从前她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全村人都是她儿子了……
我们都失声笑了。显然为了点醒这个故事的含意，他随又加上道：
“这一下再也没有人帮她的忙了！你们想吧，谁又愿意给什么人做儿子呢？”
说时，他隐隐含讥带讽地望了联络参谋一眼。因为感觉贺龙同志已经显得有点倦意，我和其芳认为该让他休息了，于是率先告辞出去。
十二
一天晚上，有人谈到朱总司令，他问其芳和我见过没有。
“他不像一般四川人，”他摇摇头说，“一开口讲演，他总是说：中国，——世界！……”
他带着尊敬和爱抚笑了。
“是个帅才，——是个帅才。”
说完，他便立刻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好一会没有讲话。
当我们偶尔提到汪精卫叛国消息的时候，尽管大家都很激动，他却一点不动声色。直到我们的愤怒快要发泄完了，他才忽然慢条斯理地向我们谈起来，还一面摩挲着烟斗。声调很轻，好像他在审核着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而在谈到重大政治问题、原则问题的时候，他总特别慎重。
“离开延安的时候，我去见毛主席，”他显得虔诚地说，“问他最近的政局会有什么变动？他就肯定地告诉我，汪精卫迟早会投靠日本人的。现在已经证实，我也可以说了。”
他微笑着埋下头，眼光落在红红的木炭上面，显然正在进行深刻的思索；但他不久却又扬起脸来，轻声地赞叹道：
“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些人来比呢。”
于是他用一种略带感情，充满敬仰的调子，叙述了一些关于毛主席的事迹：他的反对陈独秀、李立三的错误路线，和他在遵义会议中反对王明的错误军事路线，为党为革命建立的不朽功勋。贺龙同志特别赞扬毛主席在民族存亡关头做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的伟大战略决策，因为它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从而形成和发展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对这部分历史事实叙述得相当生动。
“他只是说不能打，”他模拟着毛主席的神态、动作，不断向那些由于十年血海深仇过分激动的同志摇晃着手掌，“绝对不能打！——无论如何不能打！”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神情激动地扫视着我们。最后，他是那么酣畅地，哑声地笑了，使人感到他对毛主席的无限敬爱。
作为一个“西安事变”的直接发动者，他称赞张学良，认为张学良很坦白，有干劲，在事变中表现了极大的果断和爱国主义热情。但在以前，贺龙同志是看不起他的：“父仇不报，一枪不放就丢了东北三省。又是个大烟葫芦，一天只晓得跳舞，搞女人！”
“九一八过后我们骂得他最厉害！”他大笑着继续说，“几乎每天都骂；过草地的时候也骂，——一直骂到甘肃！”
他笑得呛咳起来了。
当他缓过气来，我们又由西安事变转到抗战，转到抗战中的各省的地方部队。他对一般川军印象不坏。
“一部分在山西和八路军配合作过战的川军就不错。其实湖南部队发生的作用也不小呢！这一点应该说何键多少有点功劳。我从前很讨厌他，因为他只知道压迫人民！”
“何键还主张过读经呢。”其芳插嘴说。
“这也是我见不得他的地方，他想把湖南的青年人全变成老顽固。还有一点我恨他的：他把我的祖坟挖了！你们还不清楚，我两个早前还是把兄弟呢！”
我们全都忍不住笑了；他也好像偶然谈起一件早已成为陈迹的趣事似的笑了起来。而且充满机趣地加上道：
“我们后来很交过几次手，每次都要道谢他大批枪支！”
“说实在话，”好久不曾开口的联络参谋这时接着说了，照例带着一种虚假神情，“我从前对华北信心是不大的，现在满乐观了。大家都看见的，一过静乐，就到处是八路军！”
“也不能那样说，沿着几条铁路，倒是给它摆满了的……”
他轻声说，感觉得有点害臊似的。因为联络参谋的话，显然言不由衷。也许就因为这点，贺龙同志忽然改变了话题，关心到两个杰出的女性相当清苦的晚境，并且深深地叹息了。
“听说都穷得很，”他感慨无量地说，“可是，她们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并不少呢。”
接着他又称赞了一番她们在革命上的功绩。我们离开他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到了街上，我才记起手套还留在桌子上，又忙着跑转去取。
在那宽敞的院坝里，有人忽然从暗夜中问我道：
“哪个？”
是贺龙同志的口音。我说明了原因；而当我从屋子里退出来的时候，他还一个人停留在原地方。
“老沙？”他叹息道，“你莫说，我们刚才讲的两个老太婆确实很不错呢！”
天空只有很少几颗星子，一个冷冻而又严肃的夜。
十三
离开七祖庙的前一个夜晚，我们向他谈了谈我们的感触。
“同志，到了目的地就好了呀！”他笑着截断我们，“那个时候还愁没有你们的工作？多得很！四面八方都是材料。恐怕你们两只手也来不及写呢！行军当中只好这样：走路，吃饭，睡觉！你们看，我还不是和大家一样？”
他带笑地停下来望着我们；但也显然是在安慰我们，因为事实上他并不清闲。
“听啦！”停停，他又商量似的继续说道，“我们一到冀中就打发人到天津去买照相机，你们都学着照，哪里打仗你们就去，选择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场面，把它们照下来，以后每篇文章都附照片，——这样，顽固分子总不会造谣了吧！？”
最后，他还对顽固分子种种“游而不击”的谰言进行了驳斥，语调相当愤激。闲谈当中，每逢接触到这类事情的时候，他总显得不大痛快；虽然他相信全国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能够判断是非。我们也向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当我们谈到时间问题的时候，他立刻挥着手臂阻止我说下去。
“三月五月不要提吧！”他大笑道，“同志！要搞清楚，将来反攻的时候，我们是在最前线呢！”
“因为同学校里说定的……”
“这没关系！我给‘鲁艺’打个电报去好了。”
“我们还办了一个杂志……”
“这个更加不成问题！你看啦，等到达了目的地，我们把交通线弄好了，你们写好一篇，我们就设法送出去，——还不是一样？”
他询问地望我们一瞥，随即又加上道：
“你们最好是抄两份，自己留一个底稿。”
“我们还有些私人问题。”我迟疑地说。
“什么私人问题？说出来我一样帮你们解决呀！”
但我没有回答。我在想象中看见了一次他在延安时的神情：握了烟斗，他拿背靠在副官处的檐柱上，勾着脑袋，好一会不说话。他似乎有些苦痛。一个人不是石头，在谈到全家族的牺牲的时候，他是会感到难受的。然而，他终于吁了口气，扬起他那饱经忧患的坚毅的颜面来了。
“革命是要牺牲的，他们的血并没有白流！”他坦然地说。
面对这种心目中只有党和革命利益的人，你怎么好意思把女人孩子的事搬出来和他打麻烦呢？
我一直沉默着，为惭愧所煎熬，一句话也没有讲。因为我实在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大约在另一种意义上看出了我的难为情，他随即解嘲似的笑了，显然想把我从困境中解救出来。
“有老婆的呢，把老婆接来！”他懒懒地继续说道，“没有的，在前线找一个就是了。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全都讲出来吧！”
周仝告诉他我们的鞋子烂了。
“怎么不早说呢？我一直就叫你们不要客气呀。”
他立刻跑到门口，吩咐小鬼去叫副官处的同志。而在退转来的时候，他又从上到下地仔细打量着我们。
“在岚县叫人给你们缝的衣服呢？”他末了问。
我们说明了原因。于是细着眼睛，他十分酣畅地笑了。
“哎呀，你们文学家也该穿得像个文学家的样子呢，怎么像个伙夫一样！”
副官处的负责同志来了。而在交托过我们的鞋袜、津贴等之后，他又苦着脸用一种指责的口气说道：
“你们这些人呀！给你们说过的……”
他沉重地叹口气，随即转过话头。
“好吧！去找司务长弄一点东西来，——你自己也来吃。”
他最后几个字在声调上带点揶揄人的意味。在日常谈话中，在对待熟识同志的时候，他是喜欢开点小玩笑的。而且分明一句极为普通的话，一到他的口里，便立刻变得新鲜而有趣了。过了好一会我们的谈话才又活泼起来。吃着油煎馒头，我们一面谈到几个熟人，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风度。
最后周仝提到一个女同志，他玩笑地批评这个女同志道：
“她确实跟别人不同，有些骄傲。因为拿起镜子照照，觉得自己也实在长得比别人漂亮一些。”
“是呀！”另一个青年同志应和道，“我就讨厌她死了！话都不愿多同她讲！”
“那又要不得呢！”贺龙同志忽然变得很严肃了，“你应该帮助她才对！一个人总会有缺点的。”
他接着向我问起“鲁艺”同学的生活情况。我大略告诉了他一点。而当我正在开头叙述几个同学，因为随着一个干部去军区参观惹来的烦言的时候，他似乎知道得比我清楚。
“这都是领导不好！”他叹息着截断我道，“对新同志要特别仔细才对：吃呀，住呀，你都要帮着他们计划……”
临走的时候，他又再三叮嘱我们，叫我们不要向他隐藏自己的任何困难。
十四
我们不但胜利地通过了平汉线，并且到达冀中军区司令部附近的惠伯口了。然而我们正碰上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雄县、霸县、安国和深泽，这些大清河、滹沱河沿岸的重要城镇，都相继落在敌人的手里了。在通过敌人封锁线不久，我们又听到了河间、肃宁同日失守的消息。我们觉得摆在贺龙同志及其战友面前的，将是一长串艰苦困难的日子。同时，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却也相信他们能够战胜任何困难。
到惠伯口的那天下午，他派人约我们到西泗头去，要我们参加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的干部联欢大会。他在三天前就已经住在那里了。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军区的联络部长。这是个本地同志，脸蛋有点浮肿，抗战前是做乡村小学教师。在介绍过姓名以后，他又照例用他那亲切的玩笑口吻谈下去了。
“那么，”他拍拍联络部长的肩头，笑道，“现在该你做联络工作了；把他们的马叫人牵去喂起好吧？”
“没有问题！我马上叫人。”
联络部长立刻东张西望起来，呼喊着什么人；但是贺龙同志却又打断他道：
“你不要忙，还有事啊：有他们的饭吃吗？”
“没有问题！”
“那就好。以后你们没有饭吃，问他好了。”
仿佛一个交际场中的熟手一样，一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了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吕正操同志，长条子，又瘦又黑，穿着相当整洁。当我们正同我们的新相识寒暄的时候，而他忽然又走掉了。聚餐过后，我们才又在大会场中再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情而又坚决的讲演。毫无疑义，大行军的胜利完成，太使他高兴了。
参加晚会的时候，他一直微笑着；便是晚会快要终场，军区的同志跑来向他和吕正操同志报告，敌人已经迫近二十里左右的地区时，他的神色也毫无改变，而且全不张理旁人那些略带焦急的短促商量。仿佛这个紧急消息同他无关。
直到晚会散了，他才向头顶掀掀帽子，向我们关照道：“你们骑马回去睡吧！”而他的眼角浮着一种意义不明的暗笑。
当夜一点钟光景，我们就跟随部队往南边转移了。目的地是边塞村，一个距离肃宁只有十五里地的相当荒凉的村落。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住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上午，我们才知道在前一晚的夜行军中，贺龙同志从马上跌下来，跌伤了。这使我们深感不安，但是直到当天晚上，我们才见到他。因为白天我们总是碰见一批一批的工作人员在同他商量事情。和我们同去的有周仝，以及另外一个年轻秘书。
他斜靠在炕上，显得有些疲惫。但是一眼望见我们，他就慢慢坐起来了，摇摇头，开始回答我们的问询。
“好多了。”他轻声说，“没见发冷了。前两天，一到夜里就只想烤火，这样偎住火都不够。那个味道呀！”
他闭紧着嘴，眉头聚拢着，显出一种难于忍受的神情。
“同志！三天没有跨过这根门槛呢！”他接着说，静静地笑了起来。“你想，我这个人三天不出门？……”
他望着我们，笑得更好更亲切了。
他忽然注意到其芳在同一天夜里跌坏了的、缠着绷带的手臂，关切地追问起来：是怎样跌伤的？情况严重不严重？我们把经过的情形向他说了。于是他叹息着，向我们讲解一些骑马的方法，以及他自己跌伤的经过。
他接着耐心地告诫我们：
“畜生也像人呢，它救你，你也要救它。有危险的时候，切记不要乱动！等它站稳脚了，才慢慢梭下来，这样马不吃亏，人，也不吃亏。不然的话，不说踩你几脚，压也会把你压坏的。我的处境有点不同，只有掀开它，先救起自己再说了！”
他娓娓动听地说下去；但是他的口气忽又变得激昂起来。
“老实说吧！”他愤愤不平地嚷道，“我骑马跌跤，也要看年看月呢！同志，十来岁就骑起马呀！”
一个小鬼，约有十三四岁，第三次走到门边来窥伺了。
“你进来呀，小鬼。”贺龙同志柔声地招呼道。
于是小鬼跟即走了进来，递给他一卷电报。
“这是几天的吗？”
“好几天的。”
“好几天的，我就懒得看了。”
他把电报原封不动地还给小鬼，但却把孩子留了下来，叫他烤一会火。这是一个多少有点腼腆的孩子，瘦瘦的，很沉静，鼻子、脸蛋冻得通红；他默默地靠在炕沿上；挨近贺龙同志站着；低着头，现出一副思索神气，好像他有满腹心事。
小鬼忽然仰起脸来，带着真切的挂虑轻声问道：
“好了点么？”
“好多了。冷也不发了，下午还吃了这么大一碗粥。”
贺龙同志微笑着柔声回答了他，同时比了个手势形容碗的大小。而我们则一直被封闭在一种高贵庄严的沉默里面、感动里面，好一会没有说话，连咳嗽都没有人咳一声……
最后，周仝把我失落笔记簿的事向他说了。在通过平汉线的夜里，一个同志前前后后地奔跑着，嚷着要白纸头；但是谁也没有。于是我挤出行列，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递过去，叮嘱他到达目的地后一定得归还我；但我后来四处寻访，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
周仝说完过后，他惊问道：
“真糟糕！是怎么掉了的呢？”
我向他说明着经过，于是他又苦笑着叹息了。
“这也算讨了一回乖！同志，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
十五
从边塞村动身的时候，为了减少夜行军的烦苦，贺龙同志约我们和他一道在部队先头走，这样就不会受到行军行列的限制，可以任意驰骋，提前赶到目的地休息。这在我们是极端需要的，因为自从进入冀中以后，我们便很少有大白天走路的机会了，往往是黑夜行军，直到天亮才得宿营。
我们四点钟左右出发，一共有十五匹马。他披着一件黑羊皮外氅，皮帽子的耳罩挪下来，多少还带一点病容。他让他的马自由自在走去，相当缓慢。但是走过十多里后，也许是那广阔的大地，以及同他那毫无掩饰的性格一样的北方的落日令人振奋，他忽然在积雪的原野上疾驰起来。
他驰骋着，不时又大声地、回转头同那些靠近他的骑者交换着简短的问话。他已经全然没有一点病人的形迹了。他脸色红喷喷的，老是浮上一层无所牵挂的愉快。偶尔遇到前头的向导对路线感到困惑的时候，他就急驰过去，把地图夺过来，一同审查着方向；最后，总是十分敏捷地指出一个隐隐约约的村落来。并且往往十分准确，正像那是他的老家一样。
“你就朝那里给我走吧！”他投出手臂嚷道，“只要有一点影子就不怕了！”
于是我们毫无疑虑地策着马前进了。简直就连疑虑这两个字也没有想到过。然而，有一次我们却走错了路。我们望着一条明晃晃的冰河走去，以为可以缩短一点路程。
提醒我们的是一个老乡，他站在村口大声嚷道：
“你们过不了的！同志，从那里绕过来吧！”
贺龙同志首先勒住自己的花马。但他踌躇着，因为如果从大路上转过去，那是相当远的。最后他这样决定了：
“走直线吧，就从这里过去！”
我们大家都下了马，牵着马匹，一直望着那个小而破败的村庄走去。可是，这不是一件简单事情，那驮着我们和我们的牲口的，恰是一片冰冻着的大水淹没过的田野。冰很薄，随时都有破裂的危险，而人和牲口都会陷进泥沼里去。我们十分当心地走着，试探着，把全部注意都集中在脚上。
贺龙同志走在我们前面，不时洪亮愉快地提示我们一下。
“离远一点，——当心踩破冰啊！”
他的声调使人觉得他是在玩着什么有趣的游戏那样。
大约一点钟后，我们才又重新走上尘土飞扬的村道。而在过河以后，那个自愿做我们向导的老乡，又领着我们走了好几里路，并且仔细地交代过我们的前程，然后才和我们分手。这件事，在贺龙同志看来，是十分重大的，认为这是我们坚持敌后抗战的出色条件。
他奔驰着，不止一次转过身来望我们赞赏道：
“河北的老百姓太好了！……”
其他几个村子，也有自动为我们领路的。我们到达尹庄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这并不是一个很迟的时间。当我们正同联络参谋，还有新从重庆来的一个宣传厅的干事，在一家院子里喝着开水的时候，贺龙同志走进来了。他尝了一点，批评道：
“是苦水！”
于是同我们谈起甘肃的水来，以及那里的老百姓对于水的珍惜。你可以随便吃人家的馍，而一碗窖水，有的却几乎同生命的价值相等。
“其实他们做的馍很好吃呢！”他着重地解释道，“这样宽，这样长，就和西式面包一样……”
他说甘肃有的水喝了还会死人；红军长征中就曾经上过一次当。
“我的娘！”他惊呼道，“才一两天就死了一百多匹牲口！那些马都是经过考验的。人也病倒不少！”
他做出一副苦脸，摇摇头，深沉地叹息了。
“那里的冷也要说说，”停停，他又继续道，“那个味道啊，说起来都怕人。这点冷算什么？我记得有句俗话：天下第一冷，要数双眼井。我们恰恰住的就是那个倒霉地方。”
照例，凭着他那广泛的经验和锐敏的联想，一开了头，他的语言总是立刻像大江长河一样倾泻而下。从甘肃和甘肃的风习，他又谈到当时反动派对红军的追击，以及一团骑兵和他们的关系。因为这团骑兵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同情红军北上抗日这个伟大目标，不但经常放弃自己担负的追击任务，有一次，甚至把整个军事计划都送给他们了；但是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
“那时候真作难人！”他苦恼地继续道，“打吗，怕破坏团结；不打吗，太气人了！同志！从湖南起，我们就一直给他们写信呢，说我们是北上抗日的，可是连回信都没有！——你看这个国民党欺负人么？！”
他愤愤地望了我们一会，于是叹息着，静静地加上一句：
“同志！老实讲，也只有共产党才肯这样顾全大局呢。”
他沉默了。他把炕几上三个烧饼拿来摆着，叠着，正像是在玩积木一样。但他又一下子推开它们，带点激动地向我们谈到红军和东北军建立起统一战线的经过。而且特别提到东北军的高福源团长。
高福源有一次被俘了，于是和对待其他俘虏一样，红军耐心地向他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把巨大的民族仇恨摆在一个失掉了家乡的人的面前；而在几十天以后，这个不久以前还同共产党作战的东北军的团长，终于自愿以一个和平使者的资格，回转西安去了。
“跟他谈话的是彭德怀同志，”他加添道，“第一次就把他说哭了！感觉自己对不起祖国……”
因为那个宣传厅的干事是东北人，贺龙同志问他知不知道这个人物。
“这个人可以说是统一战线的功臣呢！”他接着热情地赞叹道，“虽然没有他中国也会抗战，但是要迟得多！可惜后来牺牲掉了。这个人真了不得，是个英雄！……”
他傲然微笑着，轻轻击了一下炕几。
十六
因为那个联络参谋，还有宣传厅的干事和雷加同志要回后方，贺龙同志约我同其芳一道去吃中饭。
我们到的时候，看见大家都在烤火，保持着一种略带拘谨的沉默，而他自己则像岩石一样屹立在屋子中央。挨近他站着的是周士第同志。他在默默地披阅文件，一只手擎着文件，一只手插在裤袋里面。最后，他颠一颠脚，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于是抿抿嘴唇，干练而又沉着地凝视着周士第同志。
“这个不太简单、太空洞了吗？”他沉吟道，“这里只说明了一般任务，还缺少中心工作呀？”
他又注意地把文件翻阅了一会。
“你想，”他继续道，“现在还是个水湿屋子，主要要形成一个战斗中心才好呢。你拿着，等下再找老甘来商量吧。”
他缓慢地退到房门口去了。背靠在门框上，静静地笑着，但却显然正在进行着深沉的思索。其间，客人们的闲谈早已经开始了，话题是东北和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我也开始向大家讲述一位东北朋友的故事：因为妻子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自己不但无法工作，还得照顾孩子，兼上一份母亲的职务……
“看到真叫人难过！”我充满同情地说，“人生得胖，又是个近视眼，一天都把孩子抱在手里……”
“这个人要是来当兵，一定会被打死！”
贺龙同志忽然硬朗地插断我，随即走出去了……
聚餐当中，他的态度也没有多大改变，很沉静，很少说话。下午五点钟，在离尹庄三里地的店子头碰见他的时候，虽然开朗一点，和平常一样地有说有笑了，但我总觉得这只是一个外表；显然还有一些隐秘的想法和期待盘踞在他的心头。
当时我们正在路边和莫耶说话，他默默地走近来了。
“莫耶！听说你在行军当中很不错呀？”
莫耶说，起初很困难，现在能够走了。但他怀疑地摇一摇头。
“还不成！再熬一些时候就真的不错了。”
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到战斗剧社去。剧社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勤务员在烧炕，很清静；但是，几分钟后，那些大大小小的剧团团员，便陆续把屋子填满了。他们像欢迎一个远道归来的家长似的接待着他。而且不断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
对于这些要求，他一概承认下来，随又解嘲似的笑道：
“唉，同志！我还是这个剧团的后台老板啊！”
那个剧务主任非常担心缺少女角的问题。
“这个容易！”他断然地回答了，“你莫慌，听说‘抗联’的剧团不错，向他们要人好了。”
“恐怕不会拿好的给你吧？”
“谁叫你先讲出来呢？他们不久就要演戏，看哪个演得好，你们悄悄把名字记下来，我们将来指定人要，她还跑得脱么？你们怎么这样老实呀，同志！”
他的幽默口吻，照样把大家惹笑了；而他随又用拳头在炕沿上狠狠一击，态度严正地添说道：
“一定要找人来！也该让张斌休息了。”
张斌是剧务主任的爱人，抗战前在天津做看护，一个很有才能的演员，已经有六个月的身孕了。这时，那个又黑又瘦的“小八路”已经烧好了炕。贺龙同志摸着他的头顶，瞧看着，问到他的姓名、籍贯，而在知道他父亲是高阳城里的铁匠，自己不久还在学习打铁的时候，他显得有些吃惊似的笑了。
“哎呀！那这个小鬼的成分还不坏呀！你认识字么？”
“认识两三个字。”
“才认识两三个！要努力学习呀！”
他眉头皱着；声调里带着一种深厚的关切。
有人忽然向他诉苦，说是没有武器，在平原上打游击很危险。他立刻同意了这个看法，答应分配些手榴弹和马枪给他们。这很快在所有“小八路”当中引起一阵纷扰，大家都毫无顾忌地演习着使用武器的姿势，笑嚷着。而贺龙同志则认真校正着他们，教导他们在拔去手榴弹盖子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
当我们离开剧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和平常比起来，在回去的路上，他的谈话也同样使人感到有些冷淡。他懒懒地告诉我们，当天军区的一位营长跑来看他，因为知道他爱马，深知马的习性、优劣，还特别牵来几匹马要他品评，并且把其中的一匹自夸得很厉害，真像一匹宝马一样。
“看样子他是想送我的。”他继续道，“只等我说一句他就送了，——我才偏不开口！”
他恶作剧似的冷冷笑了。
回家半点钟后，我们忽然得到了大曹村战斗爆发的消息。这是一二〇师到达冀中后的第一次战斗，我似乎理会到他白天显得冷淡的原因了；但是，就在次日中午，担任作战的六团，便已经愉快地胜利完成了战斗任务。
十七
整整听了一天的大炮声和机枪声，躲了两次空袭。大曹村的战斗，又规模更大地开头了。这距上一次的战斗只有两天。六团的胜利，显然使得敌人更加疯狂起来。
根据情报，河间、蠡县和高阳都有敌人增援出击。在将近黄昏的时候，敌人还放过一次毒气。一个通信兵，嫩得像个小孩子样，驰着一匹红马，往村口奔去了。街上只有如水的月光和哨兵。炮声很密。因为希望能够从贺龙同志那里多知道一点消息，我向司令部走去了。
我没有碰见贺龙同志；而当我退出来的时候，我却忽然听见他那勇猛而又愉快的话语声：
“你们马上反冲锋呀！——听见了吗？马上反冲锋！……”
他在向前线发指示。而且就是这个反冲锋成了功，三点钟的时候，我们摆脱了敌人分进合击的阴谋，向留班塞转移了。留班塞离饶阳十二里，一个相当整齐的村庄。我们早晨七点过一点就赶到了。村街中心空地上搁着几副担架。他就挺直地站在担架旁边，衔着烟斗，两手插在敞开的外套口袋里面。他的帽檐，耳罩和衣领，乃至他那浓黑的胡须，完全结了霜了。
他叫我们跟他站在一起去晒太阳，随又告诉我们：
“我拢得顶早，到的时候小学校才升旗。你看，现在已经上早课了……”
他一直等到直属部队过完了才回司令部去。我们再见到他的时候，是第三天夜里。因为到达留班塞后，他就忙着军事上的布置，不断地接见群众的慰问代表。他的客室里几乎每天都坐满了人。毫无疑问，由于两次大的胜利，一二〇师已经在冀中人民的信仰中站住脚了。而在一般农民嘴上，还流传着种种类似神话的传说。他们讲，老八路真了不起，一时钻在鬼子当中冲打，一时又爬上树，架起机枪射击起来……
我们是为了工作问题去看他的。我们的要求是：我单独留在司令部，让其芳去政治部的编辑委员会，因为“鲁艺”的同学大半都在那里。他神色懒散地倾听着，不时又飞快望我们一眼，笑一笑。而且，没有等我讲完，便同意了。
“你看，一来就碰上乱子！”他又解释似的苦笑道，“从天津带照相机的事，也弄来搁起了。这回六团打仗，要是有照相机，多好呀！许多情形都可以照下来。你们问老乡吧，敌人往河间逃跑那个情形好狼狈呵！大家就五零四散地乱窜！……”
话一接上曹庄的胜利，他稍稍振作起来了。他为我们转述着刚才医务主任向他做的报告。
“好勇敢呀！”他激赏地叹息了，“发觉了毒气，大家还是一样进行战斗。有的拿手巾沾了水往脸上一搭，——又打！有的用尿，有的就把人血糊在脸上；打喷嚏、流眼泪也不管。我已经叫他们写详细报告去了，材料满丰富呢！……”
我们向他称赞了一通那个已经成为全军骄傲的迫击炮手。
“头一次很好，”他纠正我们道，“说打庙就打庙，说打树林就打树林，——这一回要差些。”
回忆着什么似的想了一会，他静静地微笑了。
“我们的迫击炮在内战当中很显过几次灵呢。”他接着说，一直显出一副满足神气，“一次是在应城，敌人一师人围住我们，打了几天都打不退。那个时候，我正在害疟疾。我带着望远镜去侦察，把炮手叫来，给他说，你就朝着那个岩堡给我打吧！我想，这样一来，不但破片伤人，打碎了的岩石，也会叫敌人够受的，——没有猜到敌人的司令部恰恰就在岩堡那里！才几炮就把敌人全打崩了。”
邻室里的电话铃忽然急躁地响起来。因为好一会没有人接电话，他自己跑去了。我们听见他在吩咐抽一部分队伍向着安平方面警戒。随后他回来了；但却站在屋子当中，好一会没有出声。
“恐怕又要搬家了。”他最后沉吟道。
并不改变姿势，他一直沉思着，显出一种无限感慨的表情。
“要是早来三个月就好了，——这样一个水湿屋子！……”
他没有说下去；但是冀中的局势给他带来的苦恼，却是很明显的。在河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上，军区的同志无疑已经尽过他们最大的努力，成绩也很显著。然而，由于当时环境比较平静，所有的力量，又几乎全部消耗在初期混乱情况的澄清上面，他们在作战上是比较差的。因此喘息未定的一二〇师的部队，便成了眼前敌人疯狂“扫荡”的主要对象；这也就是贺龙同志所最担心的了。
末了，他退到台子边去，坐下，动手修改秘书送来的电稿。
“你看，”他忽然望着我们笑道，“现在晋东南；晋察冀，冀中，黄河沿岸，敌人都在进攻！像专门找着八路军搅呢！”
其芳忽然提到马匹的事。
“你牵去骑呀，”他懒懒地回答道，“骑死了又来牵呀。”
接着他又从电报的措辞上同秘书开了几句玩笑。但这一切都是很勉强的，于是我们忽然发觉，再搅扰他显然是不行了，所以当周士第同志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向他告辞出来。而在临走的时候，他却松松爽爽地笑了。
“回去就赶快睡吧！”他关照我们道，“什么也不要管！——最好你们以后每天下午都睡它一觉！”
十八
转移到任庄的下午，十二里外的武强县城便失守了。听见了大炮声和飞机的轰炸声。晚上曾经接到准备出发的命令，但却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夜，准备出发改成准备战斗。
早饭时候，贺龙同志神色有点懒散。我忍不住问起他晚上睡眠怎样。
“打了一整夜的电话，”他懒懒地回答道，“也睡不着，脑子里要想事呀。”
“我也是！”甘泗淇同志插嘴道，“连饭也吃不下了。这样老得不到休息，怎么行呀？”
“你看，老甘悲观失望了呢！——我要跟你进行思想斗争！”
他打趣着；而那个名叫苗子的“红小鬼”，收碗来了。
“苗子！”他更加大声地笑道，“我们跟甘主任的悲观动摇斗争，好不好呀？”
“好呀。”那个来自贵州的少年回答。
沉闷的空气立刻变活泼了。
“老实讲，”贺龙同志紧接着笑说道，“整整一个晚上，就只有和五团取得联络这件事，使人高兴了一阵。他们是昨天过铁路的。不过也真可恶，还是老脾气，走到半夜，总是这个说冷呀，那个说饿呀，这一下天不管，地不管，大家停下来休息，烧水，煮饭，——敌人就隔他们五六里宿营呢！”
甘泗淇同志哧地一声笑了。
“乱弹琴！……”
他们随即就谈论到敌情，部队的布置、给养，等等；但我听起来却半懂不懂。我退出去了。到家不久我就听到了炮声。起初很隐约，好像来自遥远的地方，但是，一点钟后逐渐清晰起来，便连机枪声也听得见了。敌机在附近的村庄上盘旋着，投掷着炸弹。第三次空袭后，我到司令部去，我没有见到贺龙同志。那里的空气平静而且严肃。有警卫员戴了树枝、枯草做的伪装在屋顶上瞭望。战士们已经笑嘻嘻地在村口做起防御工事来了。
我在街上碰见了我的马兵，他是替我牵马来的。这是一个健谈家，长征英雄。而且和八路军当中一般马夫相似，他们是极端忠实的，但对学习有点冷淡。我们站在大门边闲谈起来。而当扯谈到空袭的时候，他扔掉烟蒂，谈得更起劲了。好像抽去闸门的河堰里的流水一样，没个停息。
“胡子他倒不会怕啊！”放开嗓门，他带点藐视一切的神气叫道，“长征的时候，你问问看，一天飞机要来炸多少次呀？还不是照样走我们的。有一次，恰好一个炸弹落在他的面前，他手这样一掀，就把它掀到河里去了！……”
“笑！哪个还骗你么？！我们都在他后面呀！我亲眼看见的，——他手这样一掀……”
胡子，是贺龙同志在一般干部、群众口中最为亲切的代名。我没有再和马兵同志分辩，但是我的不安，已经被另外一种感情所代替了。我觉得我看见了农民和农民当中那种极可宝贵的单纯的信心，也看到了贺龙同志在群众里面的力量，以及他在一般农民群众心目中多少被神化了的性格上的特点……
午餐时候，我们和他照旧一道在大炮声中用饭。惠伯口战斗后便和我们经常一道行军的吕正操同志，也到来了。当日上午遭到袭击的就是第三纵队的一部分和津南自卫军。吕正操同志说，当敌人距离他们很近的时候，他曾经下令至少支持两个钟头，好在敌人逐渐转移方向，往南面败退了。
贺龙同志倾听着，十分审慎地插嘴道：
“那来不得呢，——司令部哪都打得？”
接着他又叙述了一段有关他前期军队生活的插话。
“就在成都东门外牛市口，”他望着我说，“还是大年初一呢。我和汤子模两个正在吃饭，等前线的报告。我把碗这么端起，嗨，糊里糊涂叭地一枪，把碗都给我打破了。”
随后吕正操同志谈到敌情：他们捉住一个俘虏，才十七岁，东北大学一期生，新入伍的。同时被征调来的同级生还不少，都不愿意打仗。这是敌军官知道的，所以只好用火力补救了。
他的结论是：敌军的人力缺乏得很。
“不但人力缺乏，他什么东西都缺乏了。”贺龙同志紧接着补充道，“枪也用中国枪了，中国马他也骑。在山西的敌人还吃小米、莜麦。”
他似乎已经说完了，却又严正地接下去道：
“老甘！老实讲，我们的敌军工作，还要好生干一下才成呢！他们冀南做得顶好，那些东西都是他们寄起去的，——宣言哟，标语哟，多得很！……”
他咂响着嘴唇，叹息了一声。
“可惜我们懂得日文的太少了。”他加上说。
有谁提到津南自卫军的溃败情形，以及他们不够振奋的士气，他主张应该尽力帮助他们，并且多做政治鼓动工作。这时，半途来到的鲁奔同志，一个冀中区党委的负责干部，闷声闷气地插话了：
“刚才小安还向他们宣传了一阵。”
“哎呀，那小安还不错呀！”这时大家已经吃完了饭，贺龙同志半开玩笑地说。“我很喜欢小安，”他一面接着说，一面走到小安的爱人鲁奔同志身边坐下，“就因为她小得好。”
“小得来随便哪里都可以带起走。”吕正操同志温和地紧接着说。
“是呀！”贺龙同志已经把胳臂亲切地搭在鲁奔同志的肩头上了，“就是放在荷包里也成！”
大炮声依旧繁密。
十九
下午四点钟左右，配备着战车和坦克的敌人，终于又溃败了。战事的重心是大小黄龙。津南自卫军是一个地方性的游击队，当他们撤退的时候，情势相当严重，把这种颓势挽回转来的，是五团之一部的猛烈袭击。五团从侧后方出其不意地牵掣了敌人，打击了敌人，而且从护驾池把敌人驱逐到沧石路以南去了。
我到司令部的时候，贺龙同志正好对二三十个干部讲完了话。他们是被分派出去工作的。自从来到冀中以后，虽然局面极为紧张，但是经常都有大批干部分派出去。有的为了应付友军的请求，有的则被派出去参加民运工作，散播游击战争的种子。
他躺在长凳上，吸着烟斗，一望见我就叹息一般说道：
“敌人大约照顾刘伯承同志去了，部队并不小呢。”
我对津南自卫军说了几句不敬的话。虽然仅仅三个月以后，由于一二〇师的调整，这个部队在岔头镇的战斗当中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八路军的部队，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它的负责人抗战前在北平做过戏剧运动，小小的个子，只有二十来岁，外表很像一个短跑健将。
“真糟糕！”我说，“听说连司令部都打得不见了！”
“是呀，”他发愁地承认着，“不过它才成立好久呢？坏处是我们来得太匆促了，还没有建立起整个作战计划。像这样大一个队伍，东打一下，西打一下，都要得么？”
他认为目前较为重要的工作是培植地方干部。
“培植地方干部顶要紧！”他加重语气说，“因为风习人情比外省干部清楚。你看陕北吧，现在出来好多人才！看样子都是土包子，文化水准也低，做起事来用处大呢。”
我插嘴说，实际经验有时比书本子重要，他立刻赞同了。
“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从前又懂得些什么？”他兴奋地站起来了，“五岁就念起书，念到他妈十几岁还连一本《人之初》都没念完；结果打了老师一顿，再也不上学了！”
这时，一个抗联会的同志走了进来，问他五团和六团住在什么地方。这个同志是运了三百多斤猪肉来慰劳战士们的。他把来人留下，一面吩咐秘书去找人领路。等到那位同志走后，我们又从冀中新的作战计划谈到一般的战略问题。他认为战略错误可能发生于两种情况，首先，是由于把战略搁在个人的意志之下，其次，是因为政略错了。
他一再强调：正确的政略是正确的战略的基础。
“比如说吧，”他接着道，“我们既然认清了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性质、现状，两国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就规定我们的战略是持久战，在战术上是运动战和游击战。你怕毛主席当真是能掐会算的孔明？政略一搞对头，战略自然就正确了！……”
一个青年同志把他的意思做了一个不大正确的推论。
“我们要是在上海打，那又有我们的打法哟！”他立刻纠正那青年人道，“上海有那样多的工人群众，还不好搅！？”
我乘兴说了一两件淞沪战争时期的往事，他接着叹息了。
“这就是矛盾的地方呀！……”
周士第同志忽然衔着烟斗出现在房门口。这是一个长而结实的海南岛人，生着一副一目了然的坦白沉毅的面孔。平常不大喜欢说话。他的出现，照例是来商量工作，贺龙同志随即同他一道走出去了。
经过好一会后，我们才听见他同另外一个同志在隔壁正房里谈话。那位同志似乎不乐意调动他的人到别部分去，或者是担心人数太少；要是碰见敌人怎么办呢？语气相当固执，好像很少商量余地。
到了最后，我听见贺龙同志毫不在意地嚷道：
“这就对啰！有一班人就可以打吗，——怕个啥哟！”
直到晚饭时候，他才同周士第同志一道回来。吃着晚饭，他们一面充满关切地谈论着战士们的生活和给养问题，以及每月仅有的一点津贴。因为觉得目前可能随时发生战斗，往往又十分剧烈，贺龙同志认为应该经常准备好现成的吃食，小米饭、红薯，都成，决不能让战士挨饿。
晚饭过后，本来已经商量定七点钟出发了，但他忽然又改变了念头，沉吟道：
“同志！我们睡一觉再走好吧？”
“好呀。”周士第同志简洁地回答着。
“大家好几夜都没有睡觉了。”
“就是不走也不要紧。”
“那就这样办吧！——快去快去！”
他随即孩子气地笑了，催促周士第同志立刻去下命令。
二十
向着留楚镇开拔的时候，已经是半夜过三点了。天很黑，气候冷得可以，一个不大佳妙的严寒的冬夜。最初，我们只好步行，在积雪的映照中摸索着走；而上马不久，我们却又把道路迷失了，不能确定怎么走好。
我们在黄甫村村口停下来。所有的人都到村里找向导去了，留在外面的只有一个警卫员，我同贺龙同志。他披着大氅，坐在打麦场边的石磙子上，默默抽起烟来。而从烟斗里不时闪耀一下的亮光中，可以看出他的神色多么宁静。马在啃嚼着浓霜凝结过的枯草。村街上不时传来一阵短促的犬吠声，仿佛来自辽远的地方，使人发生一种奇怪感觉。
贺龙同志忽然同警卫员谈起家常来了。这个警卫员同志，可能是才从部队里调来的，一个经过长征的年轻战士。他那刚才离开的首长是一个团政治委员，贺龙同志向他问起那个政委同志的日常生活：有几条驳壳枪，几支别的手枪，几匹牲口，琐琐碎碎，仿佛一个和善有趣的老人似的。我猜想，那位青年战士一定向什么人夸过口，恰恰又被他听见了，所以希望再听一遍他那幼稚而又自负的口吻。
他问得顶详细的是牲口，而对方不大起劲地回答他道：
“一共有四匹马。”
“都很好吗？”
“有一匹栗色马不错。”
“赶得上我们通信兵骑的马么？”
贺龙同志和那青年人全都忍不住悄声笑了。
“老实告诉我吧！”他又正经地继续道，表明他不是开玩笑，“究竟是怎么个好法呀？”
“总归好就是了么。”
“你要说出它的好处在哪里呀。”
沉默一会，那青年人这才迟迟疑疑，但又十分自信地答道：
“想么，好马你看毛子也认得出来嘛，很顺……”
“真了不得！张桂生已经学会认马了呀。”
他轻声笑着截断那青年人的话头，从石磙子上站起来了。而我自己，则感到一种听完一首朴素的牧歌般的喜悦……
向导终于给找来了。于是我们大家重又各自牵了马上路。那位老乡手里提着盏风雨灯，和贺龙同志并排地走在前面。他已经不像前一段旅程中那样的沉默了，一直同向导闲谈着，问着这一带的庄稼，以及那位老乡本人的家庭生活状况，正像一般工作同志访贫问苦那样。
而当他知道了对方已经结婚之后，于是感觉抱歉似的笑了。
“那就太对不住人了，”他轻声说，“同志！半夜三更的，我们把你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拖出来……”
听了他的亲切、诙谐口吻，连那老乡自己竟也忍不住笑了。接着，他们的谈话更加亲切起来。他那种容易叫人乐于和他接近，容易取得一个陌生群众的信任的力量，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直到我们已经上马，在大道上跑过一段路了，那位老乡还提了风雨灯站在分手的地方，望着我们大声报道着方向，深恐我们走错了路。这使我们这一小队人变得愉快而活泼了。
我们奔驰着，一面随意赞扬着我们的向导和一般河北老乡。有谁讲了一段新闻：上前天敌人逼近饶阳的时候，一个动员，老百姓便立刻实行坚壁清舍，一齐向城外转移。但是，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和缺少经验，许多人在空袭下牺牲了。
“这简直是乱弹琴！”贺龙同志愤怒地嚷叫起来，“坚壁清舍，就该先对老百姓讲清楚坚壁清舍的办法，怎么能让老百姓胡碰呀！？老甘！这怕要对抗联详细谈一谈才对呢！”
我忽然发觉我的挂包丢了。我拨转马头去找；而当我找到挂包，赶上队伍的时候，我听见贺龙同志正在愉快地叫道：
“只要钳制部队发生作用就对了！老子朝东可以打，朝西也可以打！……”
忽然刮起风来，我只能听到一些不相联属的断句了。
二十一
当到达宿营地的时候，已经大天白日；但是刚才躺下，贺龙同志就叫小鬼把我和那年轻秘书找去了。周士第同志也在屋里，炕上摊开一幅地图。他们正在审视着，一面用红蓝铅笔标示出昨天作战的部位。
贺龙同志是要我们去吃烧饼的，但是他自己却不吃。周士第同志似乎对烧饼也不大感兴趣，他哈欠着笑说道：
“现在就只想睡觉。”
“你还睡了一觉呀！”贺龙同志笑道，“我跟村公所那个小鬼一直扯到天亮……”
但是他的脸上毫无倦容。他显得平静而又愉快，倒像舒舒服服睡了一觉刚才醒来的那样。一个干部队的同志走进来向他请示。而在那位青年同志退出去后，他很怀念地谈起从前一个姓罗的干部队的队长，一再称赞他勇敢坚强。
“随便带几个人，他就敢到大城市里搅，”他对一张屏镜站着，仔细地重新戴着帽子，一面说道，“有一次，连常德第一纱厂的厂长，也叫他拖走了。这都不说，走的时候，还拿他妈这样大一杆镰刀斧头旗子，在纱厂屋顶上插起，一直插了两天。兵工厂屋顶上，他也摸去插过镰刀斧头旗子！”
他忍俊不禁似的笑了。但却依旧对着镜子，耐心地移动着军帽，似乎极力想要戴得更周正些。
“勇敢得很！”他一面平静地继续说，“碰见哪里要作战呀，不管有没有他，一听到就溜去了。他还攻打下一次黄石港呢！那个时候我们有两艘军舰。一艘叫列宁号，还开去打过新堤。就是那种大铁壳船呀！走得很快，上面可以架机关枪，迫击炮……”
周士第同志着干枯的眼睛插断他道：
“唉，怎么样呀？”
“我们就开始谈呀。”
他随随便便地回答着，并没有即刻把他那喜滋滋的笑脸离开镜屏。我们退出去了。
刚好睡了一觉，他又叫苗子把我们找了去。一个抗战学院的政治教员在他屋里闲谈。黑胖胖的，扬州人，说话随便，也很无聊。幸而贺龙同志这天心情特别愉快，他一直沉默着，就由对方胡扯下去；仅仅在感到过分无聊时笑一笑。
那位“知识分子”走后，贺龙同志不以为然地摇一摇头，又惋惜地叹口气，接着约我到冀中区抗战建国联合会去。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高长长的青年人，抗战前在北平做过学生运动。自从撤离惠伯口后，他就跟着司令部一道打游击了。只是很少住在一个村子里面。
当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那位主任还在炕上躺着，一身脱得精光。因此他一面坐起来，一面不好意思地笑道：
“你看，我这个人太平观念好深呀！……”
“没有关系！”贺龙同志毫不在意地插断他，“跟着我们一道，你再脱光些也不要紧！”
“也正因为跟你们一道，我才敢这样呢。你问吧，这还是一年多来的第一次！”
随后，我们就谈起抗联主任那匹小红马来了。由于长期战争生活的需要和锻炼，贺龙同志一向很喜欢马。而骑上一匹好马驰骋，又正和他在革命道路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和性格上的豪迈相称，所以看看小红马可以说是他来抗联的一个主要目的。
根据一位同志转述，抗联主任曾经夸口他那匹小红马是冀中第一匹好马，因此，贺龙同志一开始就用一种行家口气向他问询起来。
“跑得怎样？”
“还快。不过你不要听他们瞎吹吧！”
“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
抗联主任莫名其妙。于是贺龙同志又甩手势和声响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而且一直有声有色地说了下去。
“我生平就爱马！经过的好马也不少。”他满有兴致地继续道，“我还有过一匹宝马呢。头，只有拳头这样大；颈项，巴掌宽一点子，绵羊那样大小；后腿子要长这么多！由安顺到贵阳有四百里路，可以一早赶起去吃早饭。它的特点那才叫奇怪，随便你好多草呀，料呀，都喂不饱它；一面吃一面拉；肚子里结了胆了。”
因为看见我们一句嘴也插不上，他忽然望着门外嚷道：
“张娃儿！你去把那匹小黄马牵来，骑起给史主任看看！”
我们一同到村外去了。
然而，小黄马的表演没有叫大家怎样满意。他自己也老是摇头，惋惜着张娃儿和那畜生步法上的错误：“又颠了！”或者：“他压不住！”最后大声嚷了一句：
“一定叫马兵骑坏了！”
于是脱掉大衣，贺龙同志亲自骑上那匹小黄马去了，在广阔的平野上驰骋起来。
二十二
我们又转移到饶阳、肃宁间的东湾里村来了。司令部提出来的口号是争取两个星期的休息。而在那一段时间当中，那个小而整洁的村落，几乎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太平世界。
然而，由于贺龙同志正在开始执行八路军冀中总指挥的职务，而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一二〇师的政委关向应同志，又刚从路西赶到了，因此尽管我们得到了充分休息，他却反比以前忙碌。几乎常是这样，只要关政委一出现，司令部就立刻更为活跃起来，经常召开着大小会议，军政干部不停地进进出出。
初到东湾里村那天，看来他还相当清闲。就是这天，我们正一道吃午饭，一个浑身穿戴得臃肿不堪的青年干部，由警卫员搀扶着进来了。这是一个连级干部，才被分派到地方部队不久，是因病回司令部来的。那是一支刚才成立不久的游击部队，作战地区在安国、无极一带。
贺龙同志叫苗子给病号盛好饭，一面耐心倾听着那年轻人的诉苦；终于取笑他道：
“该不是大炮吓病了吧？”
“吓病了的！”那年轻人气愤不平地叫嚷了。
“不是我不相信！”但是贺龙同志故意地揶揄他，“一定是怕死装病跑回来的！”
“怕死我又不到敌后来了哟！”
“还好意思要人扶呢。”贺龙接着说，“我前一晌不是一样吃不下饭么？还是照样做事。我比你的岁数大一倍呀！”
他笑嘻嘻逼视着对方：那青年人沉默了；噘着嘴巴吃起饭来。但不一会，却又开始向贺龙同志诉说他对那支地方部队的不满：长官不能调动，经常有一半人请假，而且敌人一冲，便都立刻换上便衣，回家去了。
“问题多得很，”那青年人恨恨地说，“讨厌透了！”
“没有问题，要你跑去做什么呀？”贺龙同志紧接着反问道，“给我少讲点空话，赶快养好病回去吧！”
等那青年人走后，他还约了我到外面去逛。几乎全村都走遍了。他的态度潇洒而又愉快，碰见老百姓总要扯谈几句，问东问西，仿佛他是出来调查风土人情的一样。随后我们又去看了新从延安来的抗大同学。一共有六七十个，有些是部队里送去的干部，一小部分是外来的青年学生。凡是干部，他差不多全部都能够叫出他们的姓名。
在一间黑洞洞的房间门口，他问一个小个子青年道：
“搅了这么几个月，该学到不少东西了呀？”
“学到了一点。”
“思想意识锻炼得怎样了呢？”他接着问，声调里渗透着深长的挂虑，“还记得吧！有一次，叫你去放哨呢，你躺在老百姓家里睡觉！再这样，谨防我捶你屁股哟，——啊！？”
这间屋里的十多个青年干部当中，有两个是他外甥；可惜等我知道的时候，我们已经走出来了。一个是他大姐贺英同志的儿子，一个是他幺妹贺满姑同志的儿子。关于他的幺妹贺满姑同志，我还第一次听到，因而忍不住追问了几句。
“他娘被捉去杀了的时候，他才这样高点。”他回答道，“老子也跟着我牺牲了，就剩这一个仔。”
他的声调平静，他的表情给黄昏掩盖了，无法看得清楚。但是不管怎样，当我们到了那间住着二十多个青年学生的窑洞里的时候，他的兴致依旧很好。他一个个问明他们的姓氏、籍贯，而在末尾，总要照例加上一个使人发笑的按语。
“啊，是个河南侉子！”或者：“那么又是一个山药蛋了。……”
他仔细地瞧看着那位广东同志。
“你们广东人总是这样小个子，瘦瘦的，一眼就看出来了。广东妇女一般都眉毛弯弯的，长长的，颧骨这么突起来一点，——你说是吧？”
他的刻画，使得那个河南青年笑得来打噎了。
其余的人也都忍不住笑起来。这时候屋子里已经完全为昏暗所占领了。风从破烂的门窗窜进来，夹带着融雪的寒气。然而，毫无疑问，我们在精神上却是光亮而温暖的，贺龙同志亲切活泼的谈吐，已经把暗夜和寒冻赶走了。
最后问到的是一个归绥城里的青年，大大的个子，他那阔而甜润的声调带着一种草原意味。
“同志！”这一回，贺龙同志多少带点激动地大声说了，“想打回老家去，恐怕要多努一把力呢。我们一连去打过两回，都没有拿下来。好在根根给它栽在那里了。”
吸吸烟斗，于是他详细叙述了一通八路军在绥远的进展情形：一路已经穿过长城，伸展过去，到达了河套西缘的托克托；一路接近了热河的南部，当时正在百灵庙附近作战。而且，除了城市，广大的乡村已经变成坚持抗战的重要地区。而一个前途广阔的大青山根据地，已经牢牢扎下根了。
“现在绥远的毛病，并不是少数民族问题，”他生气勃勃地继续说下去道，“回民很好，蒙古人也只有一个德王，只要加强政治工作，就更加好搞了。”
随后他又带点憎恨谈起绥远中上层社会的一般陋习。
“那里抽大烟的太多了！”他严重地说，“有人来，不请他抽大烟他会怄气。而且土匪如毛！不晓得有好多强盗啊！过去军阀、地主的剥削太残酷了。老百姓都喜欢枪，就和四川人差不多，见了枪就笑得跟熊样！”
在说到四川人的时候，他笑着用右手拐靠了我一下，随即离开那只他一直拿背靠在上面的立柜。
他显然准备走了。而在临走之前，他又像一个长辈那样问起他们的日常生活情况，叫他们开张单子，看还需要些什么补充。随后又顺便到副官处走了一趟，叫把那些青年人的菜金暂时由每天六分加到一角，优待一下，好让他们滋补滋补。
二十三
整整有两天时间，我们没有看见贺龙同志。晚上九点钟秘书正在收听广播，我刚睡下不久，贺龙同志衔着烟斗走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了。我从炕上坐了起来。他顺手用电筒照了照我的铺位，皱着眉头问我，为什么没有褥子呢？
我支吾着回答他：这样就很不错。
“那怎么成！”他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把电筒抛在炕上，一面在床对面大柜边的长凳上坐下，“让我想法子弄一床来吧。这要不得呢！——这无论如何不行！”
为了改变话题，我问起前天他给我看的那一份奇妙的报告是怎么来的。那份报告的确别致，它写在一帖小小的账折子上，字迹粗拙，用野话攻击着独立二支队的一个营长。上面还画有一幅同样粗拙的漫画：一个赤条条的人被反缚了手跪在那里；这大约便是那个不得人心的营长了。
我静静地等待着一个满意而详细的答复，但他似乎不愿意讲；只是平平淡淡回答我道：
“是一个战士送来的。”
他随即充满忧思地凝望着我。好像心事重重，很不快活。
“这是他娘的什么队伍啊！”最后，他摇摇头叹息了，“两千多人就有四五百个老婆。行起军来一长串大车，单是家眷就要住一个村子。还有一两部分也差不多。同志！你说这样的队伍怎么能打仗呢？”
他显得忧郁而又困顿，终于无可奈何似的笑了。
“自然，好的究竟多些。”停停，他又显得愉快地笑道，神色也逐渐开朗了，“因为这里的大部分武装，差不多全是地方党搞起来的，有政治保证。一分区几个大队就很不错，可以算是冀中顶打得的，东边紧打东边，西边紧打西边。不过还有很多游击气息，这不大好……”
他沉思着，随又带点宽容口气加上一句：
“这也难怪，他们的党龄、军龄才好长呢。”
他十分爱抚地瞥我一眼，于是专心专意，用火柴棍拨弄烟斗里的灰烬去了。他接连这样做了好几次，拨松过后，又重新折裂一片火柴匣子，在蜡烛上点燃，吸燃它。而这中间，他一面懒懒地讲说着目前冀中的局势，而且一再地叹息道：
“要是早来两个月呀！……”
我忍不住表示了点我的疑虑，认为有的部队，显然是存心避免战斗。
“那你又看错了！”他反驳说，不住地摇头，“实际上每个分区天天都在打呀。毛病是没有一套完整作战计划：营要依靠大队，大队要依靠支队，大家挤在一团！不要说平坝子里，就是山地作战，你也要有些队伍去牵掣敌人，迷惑敌人，主力部队才好搅呢。现在挤得连身都转不过来，打起仗来就跟正规军一样！你想，这个怎么行呢？”
他恼怒地眯缝着眼睛，额角上的皱纹增多起来；但他随又获得自信似的笑了。
“这两天大家商量了一下，”他紧接着加添道，“几个大队都摆出去了。”
于是他开始把双腿架在炕沿，用大衣衣襟盖好，静静抽起烟来。他显出一种满足神气，而一刻钟前出现在脸上的忧虑，就像他那柚木烟斗里的烟云一样，已经消逝尽了。
为要打破深夜的沉寂，停了一会，我问起他对于目前大局的观感。他告诉我们，敌人已经在准备进攻大西北了。平绥路、平汉路和同蒲路的敌人正在加紧运兵。一个目的是攻占郑州，一个是西安，另一个是延安。而敌人目前在华北平原上的“扫荡”，正是进攻大西北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强盗们这样做，是因为华南、华中没有前进的可能了，而那些地区的湖沼山地已经变成了敌人机械化部队的坟墓！
此外还有一个贺龙同志认为极端重大的理由。
“那里的群众更够他搅！”他接着说，已经兴奋起来了，“都是有斗争经验的！比如广东、闽西南、闽北，江西更不用说，大部分地方原早全是苏区；另外像湘鄂边、鄂北、鄂西、湘西南，还有鄂豫皖，我们都在那里搅过，只要碰一碰，他就尝到辣椒了。就单拿地势说，你看，一个白螺矶，敌人攻打了好久呀？”
他又详细地为我们描绘了一番白螺矶的地形，打着手势。
“同志！那里原早是我们的海关呢。”他得意地笑了，“水浅的时候，你看，轮船这样一弯，那样一弯，总要经过那里才通得过。每个月可以收十几万元的税。那个时候，我们就拿百多门土炮在那里架起；炮弹这么大，一齐放起来满厉害，烟筒一碰上就垮杆了。有个时期，我们搅得它断航了四个月！”
他振臂一挥，比了个手势，笑了；随即沉默下来。
“据我个人的意见，敌人搞西北很困难！”停停，他又比较平静但很自信地说，“晋东南他拿来怎么办？还有晋察冀，晋西北；还有那么大一块陕甘宁边区。不把这几块地方收拾干净，他不敢西进的。可是，这几块橡皮糖也就够他黏了。”
显然由于对党中央、对毛主席的深切关怀，收音员忽然充满挂虑问他：“敌人为什么要进攻延安？”
“这还不明白吗，同志！他知道共产党威信最高，抗战又最坚决，想在政治上打击我们，把党中央所在地搞掉呀！但是毫无用处，——共产党是在大山里住惯了的！”
他随随便便、但是信心十足地回答着；一面拿起电筒，准备走了。但他忽又走向那只关闭了的收音机跟前去，把电门打开，希望听听中央电台的广播。然而，这是一桩不好受用的事，那时常听到的几乎全是一片因为敌台搅扰而来的使人头痛的杂音。
这晚上他恰恰碰上了，于是摇摇头苦笑道：
“真太可怜了。”
随即关上收音机的电门，走了出去。
二十四
一天早饭过后，贺龙同志在火盆边慢条斯理地更换衣服。屋子里只有我同那秘书两个人。秘书年轻好动，一向熬不惯沉默；他先是吃吃地笑着，后来终于孩子气地扯起来了。他急于想表白的，是关于一个新从延安学习回来，只有一只胳膊的团长参加大小黄龙战斗时的勇敢行为。
年轻秘书模仿着那位勇士的神情，随随便便，满不在乎。而且，真像面前爬行着一辆正在行进的坦克一样，他咒骂了一句粗话，同时左手做了一个向下投掷手榴弹的动作……
这时，贺龙同志忍不住笑起来；他已经把衣服穿好了，在扣纽扣。
“这不算啊！”他就敞开上衣笑着说了，“你们还没有看见他当红四师师长时候的情形，那才真是勇敢！有一次在鄂西作战，敌人一师人追我们，他一个人带一班人断后；就蹲在山口上，面前摆起这么一大堆手榴弹！……”
他比比手势，依旧扣他的纽扣去了。最后，他又重新夸奖着那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团长，承认他是一个好干部。
“是不是好干部，你要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去看他。”他着力地说，“好的，一定坚决，一定不悲观动摇。贺炳炎这个家伙就越打越硬，尽管环境极端困难，他也拿得出劲来！”
为了使得他的意见能够在人们头脑里站得住脚，他是喜欢举例子的，而且一般都具体生动。因此他接着叙述了一段大小洪山战斗的故事。那个时候，部队刚才从洪湖拖出来，非常疲惫；可是敌人的追击却越来越紧。停下来反攻吧，也有问题，他们还没有弄清敌人的番号。于是他给了贺炳炎同志一个捉俘虏的任务，限他一天办到；而他真的一天就办到了。
“你不要看他一只手吧，”他又得意地补足道，“打起架来，你两个人也打不过他呢。”
最后，他又用一种愉快调子谈起贺炳炎同志的身世。
“湖北松滋人，就在长江边上住家。”他微笑着一直追述下去，“母亲早过世了，只有一个父亲。他在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因为松滋附近就是苏区，这个小铁匠忽然自动跑来替红军喂马了。可是，喂了几天，大家嫌他太小，都不要。还哭了他妈一场。我恰恰去碰见，就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去提糨糊桶子吧。那时候才十四五岁，又不肯长，这么点高，不搭板凳就会把标语贴歪！后来老头子跑来找他，也加入队伍了。”
正说得上劲，那个被他描写的对象，忽然走进来了。
这个矮而健壮的同志，黑眼仁相当小，炯炯地射着闪光，一眼便可看出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穿着整饬，就是搬来搁在一个肢体完好的同志身上，也都毫无愧色。他把右边的空袖管服服帖帖地塞在口袋里面，乍看起来，你会以为他不过是在努力搜取东西，或者是一种习惯了的姿势而已。
一看见他，我们更加忍不住笑起来。而且仿佛做戏一样，秘书一面又把他那抛掷手榴弹的精彩动作表演了一番，这引得对方难为情地笑了。于是我请他讲讲沿途的所见所闻，他刚刚讲了一两桩顽固派的丑恶行为，一个“小八路”给他的首长送电报来了。
这样的电报，几乎每天总有一次，报告着晋西北以至大青山一带的战斗情形。但是贺龙同志并不立刻看它，依旧倾听着贺炳炎同志的洪亮的谈吐；而且一直带着那种愉快神情，仿佛是在倾听一个亲骨肉述说自己的冒险经历一样。直到那位健谈家因为觉得不合时宜而微笑着停歇下来的时候，他才把那一大沓电报逐份看了下去。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炕沿，右手撑在炕上，支持着他那略微倾斜的身体。
他翻阅着电报，有时皱皱眉头，有时长长松一口气，而他忽然轻声地朗诵起来：
“白汝斌现已到达包头西乌拉山一带，并已在离包头五十里之地，结合人枪百余。不久可能增至二百以上……”
他朗诵着，眼角的笑纹逐渐扩展开来，终至于笑出声气来了。于是坐直他那充满精力的魁梧的身体，用右手连连敲击着那些电报，一面绕视着我们，一面大感兴会地笑起来。
“你们看顽固派有什么办法呀！……”
他是笑得那样酣畅，以至于呛咳起来了。
“同志！这个白汝斌还是个一条腿啊！”停停，他又夹着笑声继续说了下去，“才出去好久呀？已经搅出一个队伍来了！而且就在包头附近！这太有趣了，——正在谈顽固派！”
仿佛刚才做过繁重工作那样，他十分舒畅地吁了口气，重新展阅起电报来；但却从未停止过他那种显然被抑制着的无声的哑笑。这种笑，只有那些饱经风霜，而又具有崇高信仰的人才会有的。他是笑得那么纯真而又深彻。
等到看完全部电报，他更显出一种沉酣在壮丽幻想里的表情，微仰起头，深思地眨着眼睛；然后自语似的笑道：
“这个白跛子太有意思了！——正在谈顽固派！……”
周士第同志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房门口；但他并不进来，就停在房门边告诉贺龙同志：侦察连已经从河间回来了。
“那就叫他们去摸呀。”
“让别部分也派点人吗？”
“还是自己单独搅吧，免得拖泥带水！”
他声调轻松，而且一直感觉有趣似的笑着。
二十五
我们一同到于庄的抗联会去。因为这里的大道，也同冀中其他地区的大道一样，为了钳制敌人机械化部队的活动，通通给老百姓挖毁了，全都成了半人深的沟道，我们只能在沟道边的小路上走。这是相当吃力的，随时还得躬下身子，迈过那些拦着去路的枣树的枝条。我们大家都以一种敏捷的动作走着，不时又得跨过沟那面去。
天空高朗，耳畔隐隐传来大炮的轰鸣。越过平汉路后，这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最近四面的战斗又都进行得很好，所以我们毫不把它搁在心上。快到于庄的时候，一个老乡跟着一架牛车正从前面赶来。里面装着一个友军的战士，一辆自行车，此外便再也没有值得用牛车运送的东西了。
贺龙同志老远就停下来。他发愁地审视着那牛车；等牛车走近身了，他柔声问道：
“同志！你有自行车，为什么还要坐老百姓的牛车呢？”
“前边的河解冻了。”牛车上的战士嗫嚅着回答。
“啊！”他沉吟着，望望那条几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河流，“那么过了河呢？”
“过了河我就下来。”
他想了想，就让那牛车走掉了。但他并不放心，一面走着，一面不断回转头去张望；直到那架牛车赶了转来为止。
接着我们很快到了抗联。这时候，高长长的抗联主任不必说了，所有工作人员全都立刻活跃起来，差点挤破那间狭小的房间。他们都希望被介绍给贺龙同志。这些男女青年，几乎全是抗战后从北平回来的，他们有的穿着军服，有的则照旧保持着刚从敌占区工作回来的乔装：羊肚帕，破棉短袄，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北老乡。
接着，一种愉快活泼的谈话就开始了。他一个个简单地叩问着他们的经历，又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于是闪烁着他那灵活生动的眼睛，来一两句有趣的考语。其次的话题是前一天夜里东北救亡总会华北战地服务团的晚会节目。
他不大满意他们的“沈阳花鼓”。
“内容不错，就叫两个女角给弄坏了！打扮得那么花花绿绿的，东一扭，西一扭，——这一来什么政治意义也扭完了！”
好像大家的发笑，乃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接着他又举出一些旁证。
“你们想想我们警卫连那些战士吧！”他接着说，随即装出一副萎靡神情，“先都这么懒妥妥的，像就要打瞌睡，沈阳花鼓才一登场，大家的精神都马上振作了，——都振作到那两个女角身上去了！无论如何这在目前是很有害的！”
停停，他又严正而忧虑地环视着我们，添加上一句：
“你不要说，同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呢。”
在批评话剧《一心堂》的时候，他的意见也很令人信服。
“这个戏搬到河南去演更好，那里有很多红枪会，日本人正在想方设法利用。不过，那个演大将军的，还没有把性格拿稳：太精明了！那样精明的人，他会随便受人摆布？”
一个青年同志，忽然担心起祖国的前途来了；而他立刻不假思索地插入道：
“一定是民主共和国！同志！你难道还怀疑吗？”
“那不知道还要多少时候啊。”
“不多！五年就够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起来。好像贺龙同志讲的是句笑话。因为这些青年，都是在国统区成长起来的，对于种种极不民主的事实，知道得太多了！
“你看啦，”正因为如此，贺龙同志认真地继续道，“怎么五年会不成呢？你一面抗战，一面就建国呀！同志，不要说远了，现在的晋察冀，不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县长民选，村长民选，人民群众全都有了自己的组织，——这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
在他热烈的声调里响着一种虔诚的信心，而他所列举的一些事实，又是千真万确，他们已经和正在亲身体察到的，因此，对方难为情地笑了。
停歇一会儿，贺龙同志又柔声地转圜道：
“你不要说，同志，抗战对中国进步的影响大呢。不说旁的，要不是抗战，你就再搅十年八年，也不会弄到一个县长才拿它五块钱一月的！你看这个进步多大，算得清吗？”
他自信地点着头，特别爱抚地凝视着那个由于对党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制度、政治生活还不怎么熟悉，因而对祖国前途缺乏信心的青年。
“你们还没有见过清朝时候的县长那个威风哟！”停停，他又用回忆的调子，以辛亥革命前的历史事实作对照，继续说下去，“出街时候前头两根长号，一群戴尖帽子的皂班，又是堂勇！不准老百姓包白帕子，大家都得站起来，——你再看现在的县长像个啥样子吧！”
他顺手指指那个曾任县长的青年部长，大笑起来。
“就是这样一身！”他边笑边接着说，“灰布帽子，灰布衣服，钻到那里，老百姓哪里能够认出他是县长？”
便是那个忸怩不安的青年，竟也毫无忌惮地笑了。
“你再拿我们史主任说吧，”他又感情洋溢地紧接着说，“不抗战他会钻到这里来吗？还不是依旧在北平讲恋爱，兜汽车，吃大菜！还有我们的文学家，在上海他至少有一套干干净净的洋服么，——现在你们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吧！”
他笑着指点出我。而当大家笑起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却又立刻变严肃了，语重心长地提示道：
“同志，要多往进步方面看看，我们对抗战才会有信心呢。”
因为大家热烈的邀请，他随又为他们讲了一些内战时期的故事。他讲到战士们的勇敢、艰苦，以及赤卫队在土地革命初期成长过程中一些必不可免的插曲，既使我们受到巨大革命传统教育，也使我们感到愉快。而对革命说来，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宣传鼓动家啊！
最后，他拖住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半开玩笑地要她承认自己做她的爸爸。他对孩子们总是那样喜爱，就像自己亲生的女儿一般。
“写张字约，就暂时叫爸爸，好吧？”
“不！”
“还是不！那我再让点步，做干女儿好吧？……”
我到邻室去探望那个曾经在天津做过乞丐的农会主任去了。而当我们一道转来的时候，他已经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且把那小女孩彩云这个名字改成捷长。
他把双手搭在捷长的肩头上，俯视着她，轻声道：
“知道么，你还有个妹妹，叫捷生，才这么一点子高就跟我过草地……”
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比着高矮。
二十六
几乎有两天时间，贺龙同志忽然变得困顿而又沉默，和平日完全不相同了。
这天吃早饭，他更加显出一种十分疲惫和心不在焉的神情。他的一切举动都很懒散，掏两口饭，便又把筷子拄在碗里沉思起来。仿佛他在尽着无聊的义务一样。他那颇大的食量也减少了很多，才吃了半碗饭，便退回屋子里去了。
随后，我走近房门边去，希望同他谈谈。他轻声地苦笑道：
“你进来坐呀。”
我带点拘束走进去了。但是，我感到一种深重的忧虑，竟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仿佛断了舌头一样。这种尴尬情形，可以说是我们几个月来仅有的一次，印象最深。我们彼此都浸没在沉默里面。他架了腿子，坐在一张矮椅子上，面对着可以看见天光云影的敞开的窗户。他用双手兜住后脑勺子，眼睛不住眨着，闪着忧愁的柔和的光芒。最后，他皱着眉头，咬咬嘴唇，忽然凝神地对着我看望了。
随即把双手落下在膝头上面，同时吁了口气，他问我：
“你看过伤兵开刀么？”
“卫生处搬来了吗？”
“就在副官处附近，——应该去看看呢。”
他站起来，着充满忧思的眼睛，不声不响走出去了。
我立刻跑到副官处去。最近我们周围都在不断地进行战斗，这是我知道的，但我还不清楚卫生机关就在东湾里村；我几乎被当地的和平气氛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才找到那个远在村外的卫生处开刀的地方。然而，我去得不凑巧，副官处、卫生处的负责人都不在！而那位伟大的国际主义者白求恩大夫又是极严格的，不轻易让人进他的手术室，于是只好回去。
贺炳炎同志正在屋子里和秘书谈天。题目是一对青年同志的恋爱。我也勉强参加了进去。但当我们正把一件细事看作重大发现的时候，贺龙同志走进来了。
他追问着我们谈话的内容。而当年轻秘书笑着向他诉说的时候，他懒懒地切住对方的追述：
“这是造谣！她要他买红布做什么？”
他又找了一个反证继续说了几句。但是他的欢笑是做作的，使人感觉不很自然，而这件经常很可能使他发一大篇议论的题目，显然并不怎样叫他关心。他随即取了那份五团新近送来的报纸《战旗》，摊在炕上，坐下，默默阅读起来。
其间，贺炳炎同志忽然孩子气地笑了，说道：
“师长！那个白大夫开起刀来可蛮呢！从前帮你做饭那个老王，也叫他把腿杆锯了。他在六团团部里当司务长。他问我：胡子在哪里呀？我说就在附近，——嗨！这个家伙马上就流起眼泪，哭了。说：‘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他一道干革命这么多年，现在腿杆也搞掉了！’……”
贺炳炎同志忍不住笑起来。贺龙同志扬起脸望他一眼，也勉强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照旧读他的报纸去了。
他盘了一条腿坐在炕上，一只手斜撑着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芦席上随意画着，嘴里低声哼着一种模糊不明的曲调。十分明显，他很不快活，正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终于慢慢昂起头来，苦笑着叹息道：
“昨晚上一整夜没有合眼睛啊。”
我们都沉默着不作声。
“翻来覆去总睡不好！”他接着说，口气听来叫人有些难受，“早上一早，我就到卫生处去了。脚呀，手呀，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肉，共产党人的血呢。”
他用同样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直视了我一会，于是发愁地笑笑，吁一口气，拿起油印的《战旗》，在炕上躺下了。仿佛决心要隐蔽起自己的感情似的，他双手绷开报纸，轻声地朗诵起来；但是，他的语气是沉滞的，几乎每句、每字一顿，同他平日的开朗、豪迈一点也不协调……
下午，在和周士第同志谈到伤兵问题的时候，他的神色照旧显得很不快活。他不大赞成他们以往的办法，仅仅派一个侦察班，就把成百开过刀的伤兵送到铁路西边晋察冀军区去。他以为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从来没有出过岔子，并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帮助侦察放哨。有一次，因为敌人正在铁路沿线进行“扫荡”，无法到路西去，群众甚至自动负起责来，让伤兵改了装，把他们一个个分批地送到目的地去。
但他不相信这是长久之计，谁也不能保证不会发生危险。
“绝不能老是这样，”他一再苦恼地说，“最好赶快发展两个游击队，沿铁路搁起，这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他又叮嘱到伤员们的伙食，认为应该多派几个勤杂人员一道照顾，但是一位同志含笑说道：
“他们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呢？”
“近来有些人笑他们是犯过错误的。”
“这样说不对头呢！”他有点兴奋了，“一个同志犯了错误，难道胡子这样长了，他的错误也还在吗？这不对呢！你们应该随时考核，看他犯的什么错误，改过没有，改过了就马上注销！”
他愤愤不平地沉默下来，随又关照周士第同志道：
“士第，你一定把这件事好生搞一下吧！”
随后，虽然已经是黄昏了，他还约了我们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过街道，噘着烟斗。我们始终没有谁说一句话。途中，我们碰见两个入伍不久的“小八路”，只有十二三岁，穿着空空荡荡的大人的军服。他用手招呼住他们，一个个帮他们扣好那敞开着的领口，很当心地。
二十七
使得贺龙同志这几天发愁的另一原因，是新兵问题。
还在任庄的时候，他就担心着这件事。近两个星期来，我们又陆续进行了窝北战斗，黑马张庄战斗，以及河间附近的伏击，兵员的补充自然更需要了。然而，困难还不在这里，冀中群众入伍的踊跃，是很不寻常的，兵源问题不大；但是，在集合和输送当中，却常常有被敌人冲散的危险。
曾经有两三次，他忽然没头没脑望着周士第同志沉吟道：
“莫是打散了就糟了呢！……”
然而，有一天，我们正吃中饭，大批的新兵终于来了。护送的是一个连长，年岁很轻，外表看起来嫩得像个小鬼。聪明英俊，穿着非常整齐。他是从警卫连来的。他交代完毕就要回去，但是贺龙同志却要他留下来，等到编制完成后再走。
他玩笑似的望着那个表示拒绝的青年人说道：
“你一定留下来！要多给他们做些政治工作才对呀。”
“连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又没有指导员。”
“这也是工作呀！还记得你自己入伍时候的情形么？今天鼓动，明天鼓动，没有把人的嘴巴说得来翻白泡，我才不相信呢！”
“我倒没有要人鼓动过哟！”
“你敢说真是这样？！”
贺龙同志摆出一副认真的神气，逼视着对方；而那青年人立刻笑了，但也显然被说服了。
“在八路军当中，不做点政治宣传工作那才怪呢！赶快坐下来吃饭吧，吃了就带他们到六团去。”
于是我们继续吃起饭来。而贺龙同志的神色，再也不像前两天那样的忧闷了。他一面吃着，一面向甘泗淇同志诉说着他最近一向的忧虑。并且深自庆幸，以为只要兵源不成问题，任何残酷的战斗就都不在乎了，一定能够战胜敌人。
他把筷子拄在碗里，凝神地望着我们，叹息似的笑道：
“你想，四面都是敌人，天天都要打仗，没有补充不完事呀！？”
“这该感谢马克思列宁的在天之灵！”
有谁情不自禁地开了句玩笑；我们大家忍不住哑声笑了。
照例，吃完饭他就立刻回到寝室里抽烟的，但他依旧留了下来，守着那个落后一步入席的青年军官。他慢条斯理地把烟斗摸出来，一面装着烟末，一面打量着那青年人。
“这个小鬼怎么弄得这样漂亮呀？又是皮帽子，又是皮挂包！什么地方搞来的？该不是找到老婆了吧？”
青年军官只顾吃饭，一张脸涨得通红。
“我给你说，”他接着道，“讨老婆不要紧，可不准同土豪的女子结婚！这是要受批评的，懂得吧？”
“现在根本还不是结婚的时候。”
青年军官回答，随即搁下饭碗，站了起来。
“这样想就好得很！”贺龙同志衷心地赞许了，显得十分愉快地笑起来，“等到抗战胜利了再说吧。我给你讲，那个时候，自己又是革命战士，人又年轻，还愁找不到一个好的对象？”
说着，他又重新装起烟来。而那个青年人也把烟卷摸出来了；于是他又笑着指责他道：
“怎么还抽纸烟呀？总部早就通令禁止抽呢！”
青年军官的脸一下红了，显得有点羞惭。
“好吧，通融一点，这一盒抽完，就不准再抽了。”
他的声调里带着一点娇纵；停停，他又认真地加添道：
“我给你讲，最好是抽旱烟。你看吧，容易买到，又不贵，我一个月顶多才抽一块钱的。”
这个青年军官显然给了他一个好印象。因为当他把那大批新兵带走以后，贺龙同志回到屋里，依旧带着那种因为感到夸耀而来的愉快，而且仿佛谈说一种灵迹那样，轻声道：
“你不要说，我们八路军这一类小鬼很不少呢。”
吸了会烟，他又提到我在延安认识的一位同志。
“这个同志，小时候也满聪明呢。才这样高就跟着我。广州起义失败过后，我们一道住在香港，他就天天穿件长衫子，戴顶破皮帽，到码头上接人，没有出过一回乱子！”
我问他知不知道那位同志在上海时一场失败了的恋爱；但我还没讲完，他便不以为然地把我的叙说给截断了。
“那根本不会成功！”他紧接着说，“我早就说过，他对象找错了！那些人都是小姐，怎么能认真呀！？”
他的神色显得有些恼怒不平。
二十八
已经是夜深的时候，贺龙同志走来同我摆谈一部分“鲁艺”文学系的同学要求返回延安的问题。
“你应该劝劝他们才对，”他发愁地说，“没有政治上的坚定，是写不出好东西来的。比如高尔基、鲁迅，如果他们对政治没有热情，不关心人类的解放事业，不关心民族的解放事业，他们会有那么伟大吗？绝不会的！就拿别的杰出的作家说吧，他们叫人尊敬，也不单因为文章写得漂亮呢！”
他顿住，把腿杆慢慢移向长凳上去，落在沉思里面。
“他们说是没有材料，材料要你自己去找呀！”他随又继续道，“一天就躺在炕上乱弹琴，那怎么会有材料？”
他凝神注视着我，带点忧郁，也带一点恼怒。显然，他对毛主席、党中央批准创办“鲁艺”和鼓励作家上前线的深远意义，体会很深。而对于我们思想政治上的落后，则感到不满。
“老实说，”停停，他又苦着脸继续说下去道，“在我看来，材料就丰富得很。单是把我们新兵入伍后的变化反映出来，这个对抗战就有很大帮助。比如说吧，别人总讲练兵困难，我们的新兵，今天入伍，明天就可以上火线打仗；带一点伤，出医院来就是个老兵了！”
他十分敏捷地发现了我的惊疑，于是立刻反问我道：
“你不大相信吧？这也难怪，就是我和几个区委谈起，他们也不大相信呢。但是这有什么稀奇！同志，内战时候，还要不到两天，——上半天入伍，下半天就可以开出去打仗！”
于是他站了起来，仿佛演讲似的，充满感情地向我诉说着训练新兵的要点：政治宣传，班长单独钉住一个人说明枪的构造和使用，以及战场上的重要事项。而一碰上战斗，这个班长又亲身带着他一道放枪，并且给以不断的鼓励……
“不单是这一点值得注意，”他有点兴奋了，一口气接着说下去道，“就是我们的战斗过程，只要你们肯去观察，体会，写出来也不坏呢！有党的动员，群众的动员，还有流动宣传队，专门在火线上做政治鼓动工作。所以不管战斗怎样残酷，——哪怕马上要人死吧！党的小组会一开，说不退就没有一个人退！……”
他傲然地把双手朝裤袋里一插，微笑着，重新坐下去了拿背靠住那只已经褪了漆的大立柜，腿子依旧移在长凳上面，现出一种非常满足的神情。但他忽然又把脸转向我。
“同志！”他认真地接着道，“八路军现在就是靠小组会、靠政治动员打仗呢！你当是靠火力打么！”
他得意地、哑声地笑了。
“老实讲，”他又慢腾腾继续道，“我们的冲锋也好，坚持也好，完全依靠政治情绪。像架起机关枪督战呀，拿起大刀督战呀，退却就要砍脑壳呀，我们绝对不用！从红军到现在，我们没有杀过一个退却的干部，——连战士都没有！”
从他的声调可以听出一种坚定的自信，但他随即又苦笑了。
“请问，这不是材料么？”他接着道，“枪一响你就要跟着去呀！说怕死呢，我们会派兵保护，还要人怎样呀？”
他发愁地反问着我，接着，又深深地叹息了。
“真不凑巧，早来三个月就好了！你可以帮忙把他们组织起来，写东西就没有问题了。老沙，我们重新来过好吧？”
我说目前相当困难，太不安定了；但他立刻反驳我道：
“目前自然困难，等我们把敌人的围攻粉碎了，就好了呀！你看在岚县吧，一住就是一年。你还没听见说，去年平静的时候，这里常常有人坐汽车到天津附近去呢。”
我承认了他的意见；但他摇摇头笑道：
“你像有点悲观动摇呀，同志！？”
他的看法使得我很难为情。因为我的确有过不大争气的时候，可是，每一接触到他那生气勃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特别是每一想到他的亲密战友关向应同志，单独对我好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深刻谈话，无论什么消极思想感情，都立刻消失了。
当时的情况正是这样，因此，我立刻说出了我的意见。
“我一点也不悲观，”我回答说，“我说的是实在情形。”
“这样就好！”他赞许道，神色一下变得很愉快了，“一个人干革命就要愈困难愈坚决，老实讲，现在比内战时期好多了！可以听收音机，还可以一气住上它十几天。像过去么，吃饭都要担心子弹把饭碗打破！可是我们也一样地吃喝，开玩笑，生活得跟平常人一样！”
我想起了通过平汉路的情形：当一列火车冲过来阻拦我们的时候，由于一些非武装人员的张皇，以为是铁甲车，大家胡乱奔跑起来。而贺龙同志却独自牵着马，站在路基附近的土坎上，异常镇静地注视着铁道。
这天夜里很黑，许多干部都没有发现他，于是不免惊慌起来，压低嗓子互相问道：
“胡子呢？师长在哪里？……”
他不张声，依旧平静地半蹲在那里……
我向他提谈起这件事。
“唉，不错！”他承认道，“我不在那里督率怎么办呢？要他们收容人呀，骡马呀，文件箱呀，你一走他们就更乱了。那天晚上我一直搅到天亮才离开铁路！”
他眨着眼睛想了一会，附加道：
“其实每逢紧张的时候，我总是留在后面……”
于是慢慢吸燃烟斗，他又为我们讲了一件洪湖时期的战斗故事。地点是大小洪山附近，在一回遭遇战当中，一个新兵师被敌人冲散了。许多人都主张他先走，但他大发脾气，偏要亲自督率着收容。而在最后，他不但在猛烈的火力下把所有的人集合起来，并且以一个反冲锋把敌人驱逐开了。
“这样的事多得很！”他继续道，“从前八师师长就经常和我争着收容。他总是要我先走，又吵又闹的，说，你先走吧，让我收容好了！这个人叫陆东生，到苏联学习去了。”
他充满爱抚地笑了。
“贺炳炎也是这样。”他接着道，“有些时候，他还要同你扯呢。你莫看吧，我两个民主得很！……”
二十九
吕汗离东湾里村只有十里，一个敌人从河间进攻肃宁必需占据的要点。黎明时候，敌人便从滹沱河对岸用大炮轰起来，中午占领了它；下午三点，却又被我们赶回河间去了。
当村街恢复了往日的和平，村公所和农会挨户收集着慰劳品的时候，贺龙同志领起两个本地少年，到我们的住处来了。他一条手臂拥抱一个，而两个小脑袋就在他肋下钻动着，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他一进门就把他们推给我和秘书，自己踏上长凳，在柜子上坐下，慢条斯理抽起烟来。
“这下你们跑吧！”他一面抽烟，一面大笑着嚷叫道，“张娃儿！你就在门边给我拦住！”
“我们唱不来歌呀！”那小的一个说。
“哪里有唱不来的！”秘书紧接着劝诱道，“你听，连我们房主人都会唱：叫老乡！……”
于是，那个青年人做起政治工作来了。
最肯答话的是那小的一个，地主家的独养子，有十二三岁。那个大点的很沉静，一句话不讲，埋起头拿了我的剪刀剪着指甲。他的动作看起来很困难。贺龙同志于是摸出自己的指甲刀来，递给他；但他做得同样笨拙。贺龙同志接着就又把他叫了过去，亲自替他剪起指甲来了。
而当贺龙同志替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剪好指甲以后，接着用一种不大快活的调子说道：
“这种小孩子有什么用处！我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干过不少的事情了。”
他傲然地划着火柴，打算吸烟；但他随又一下把它扔掉。
“看呐，我才十多岁就一个人到涪陵做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贩马，总是百十来匹地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他一顿，忍不住笑起来。因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他青少年时代在旧社会经历过的一些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偶尔提到这些经历的时候，总是侃侃而谈，直言无隐，仿佛他是讲述别人的秘闻。
“就是一九一五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停停，他又滔滔不绝地接着说下去道，“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搞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搞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轰动起来的时候那个情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凡是和我认识的青年人，都参加了。都是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上，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最坏的是那般势利鬼！你搅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瘪：这些人都搅得出名堂来么？我就说吧！……”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
而那个年轻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着就下野了。”
沉默一会，他接着又说，虽然是下了野，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闿，不但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他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他收税；但他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忆着继续说，语调、措辞照样坦率，“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园，没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说道：
“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满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因为房里已经昏暗，停停，他就潇潇洒洒走了。
三十
次日下午，他又走来同我们谈起他幼年时代的生活。
“你们不要看，我小时候还打过官司呢！”
“大家都晓得的，清朝时候，一个领班那多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的领班叫陈小涛，无恶不作，随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坏事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有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哟，摊子哟，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
“‘是好样的你给老子来撞！’”
“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一顿打起。许多哥哥兄弟呀，也都出来帮我。因为满街全都是姓贺的。还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淋，赶紧跑了！”
“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担心起来，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着急。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好多有功名的人都请来了，预先教我怎样做口供，免得取不脱手。因为实际上是我打了别人呀！”
“你们还没有看过清朝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严哟！把你一带上大堂，就夹棍、板子，啪的一声堆在你的面前……”
“说起来我也满胆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
“‘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买东西，他骑起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赔，还打我一顿！……’”
“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跑上门教给我的。这个举人和陈小涛仇恨很深，——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涛的黑幕，怎样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抢。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涛的领班也革职了。”
“这样说，你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讨厌官府了？”年轻秘书多此一举地问。
“很小我就讨厌官府了！记得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镇上来了一个禁烟委员，有喝道的，堂勇哟，一大串！这种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拢去看。可是，还没有走近身，就一阵吆喝，把我赶起走了！连街沿都不准下。”
“这还不算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年天旱，农村里吃大户，闹得轰轰烈烈。眼看城镇上的老百姓也快动起来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粜米。我父亲是缝工，一边种一点地，家里糊不圆了，也跑进城籴米。带着我同他一道，担了这么大一对箩筐，这能装多少呢！”
“粜米的地方在大堂边，那好多的人哪！你挤我，我挤你，都想早一点把米搞回去下锅。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发，要等杜老爷来了再说。杜老爷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势力，他是主办这一件事情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只好等下去了。”
“可是杜老爷老不来，而籴米的人愈来愈多；都在往前面挤。这把那些差狗子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我父亲拳术很好，可以打赢十几个人，就去讲公道话。”
“‘大家来籴米的，不是来挨皮鞭，怎么兴乱打呢！？’”
“话才说完，那些狗腿子就给他一鞭子；他一闪，鞭子恰恰打在我的手上，这一下可把我父亲惹毛了！”
“我父亲立刻把我抱起，挤出去，搁在人堆外面一个高坎上面，说，你把箩筐看好！就又跑转去了，把鞭子夺过来，给他妈一阵乱打。随后杜老爷跑出来，又叫他一顿打起。那真搅得痛快呢！可是结果开来一批堂勇，把我父亲抓了。”
“好在我们两个堂叔出力，才关了一夜就放出来了……”
当他笑着停下来摩弄他的烟斗的时候，我们提到环境给予一个人的深刻影响和教育意义。
“是呀！”他衷心地赞同道，“比如说吧，要不是南昌起义后去一次香港，哪里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作帝国主义？！我反帝的思想，可以说是从这里生根的。不过在辰州驻防的时候，我也干过一件痛快事情：辰州教堂的石碑叫我打了。”
“这太可恶，太丑人了！打死一个洋人，赔了好几十万银子，杀了两个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写上，立他妈那么大块石牌，好像生怕把中国人的脸丢不完，——太可恶了！”
恰在这时，张娃儿走过来了，请他回司令部开会。
三十一
当贺龙同志出去以后，贺炳炎同志紧接着讲起来了。
“你莫看现在吧，啊哟！先前他的脾气相当躁呢。”
“有一回，好容易弄了些布匹回来，他叫裁缝给我们缝衣服，后来发觉裁缝把布偷了，好气呀！说：‘好呀！我们从土豪手里抢来，你又来抢我们！’立刻叫人把那个跛子拖去看管起来……”
“可是，只要你不犯错误，工作积极，那他对你好到天上去了！从洪湖撤退出来的时候，我们一面走路，一面打仗，一面还要扩充部队。有一回，我带了一团人单独出去工作，给敌人隔断了，好几天通不到信。他着急得不得了，几个通夜没有睡觉。嗨！他不晓得我已经抄小路转到他前头去了。忽然一天在路上听见说我来了，好高兴呀！一路就那么叫我：‘贺炳炎喃？！贺炳炎在哪里？！赶快把他叫来，问他这几天在搞些什么呀！……’”
“我才锯了手的时候，他把碎骨头拿手巾包起，见了人就打开看，说：‘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呀！’”
“他先前就怕他大姐贺英。尽管他脾气毛，说干就干，只要贺英一挡，就挡住了。我还记得，有个人犯了严重错误，已经绑到河边，要枪毙了，他大姐看见了，说，你们把这个人交给我！过了几天，她又把这个人送转去了，照旧留在部队里教育改造。”
“贺英牺牲了的时候他好难过呀！”
“其实，一早大家就都劝她搬到苏区去的，她不听；手底下吃闲饭的人太多了。平常总爱什么人都收留。那些没人要的小孩子呀，无家可归的老头子呀，她都收留下来，养在那里。女孩子长大了，还要帮着找人户，办陪奁。许多她兄弟不要了的人，她也养起，没钱的给钱，有病的就住在她那里养病，过一个时期，又把他们送回苏区，要他分配工作……”
出事的第二天早晨，他跑来向我说：
“‘贺炳炎呀，这一下完了。’”
“我说：‘她自己不听话呀。’”
“隔了好半天这才吩咐我，”说：
“‘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渣渣吧，收拾一下。’”
“贺英牺牲得太可惜了！能干得很。有一回，她兄弟收编了一股土匪。这些家伙心眼儿虚，怕他宰掉，很快就拖起走了，还准备向我们开火。他也想把这股土匪宰掉算了，免得坏事。贺英出来挡住，不赞成打响；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骡子，就跑到土匪那里去了，——后来她硬把队伍又拖转来了呢！”
“你不要看她是女的，连许多大土匪头子，听了她的名字都吓怕呢。谁猜到会遇见保安队！这些东西他管你那许多？只要一月拿得到七块半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三十二
那个有着四百多个老婆的独立二支队叛变了！
支队长叫柴恩波，从前是吴佩孚部下一个连长。他的部队在冀中算是顶复杂的，土匪伪军的数量很大，因此也就成了汉奸和一切民族败类繁荣滋长的场所。而在这次抗拒军区整军计划的叛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事变的第三天夜里，我们四五个人正在闲谈，贺龙同志颈子上挂着根手电筒，噘起烟斗走进来了。
“已经打响了。”
他站在门边通知我们。而在引起大家的注意之后，他又紧接着加添道：
“你不要说，我们这次的计划满不错呢！”
我们大家都怀着渴望，睁大着期待的眼睛，希望他告诉我们一个究竟。但是，仿佛故意作弄人似的，他谁也不再多看一眼，也不再说什么，慢条斯理地踏上长凳，居高临下地在柜子上坐下。而且架起腿子，一声不响地抽起烟来。
他把军帽掀得很高，亮出整个前额；挽起一段裤管，仿佛刚才走过长路来的那样。
“你们看这个形势吧！”隔了好久，他才拿手指在膝头上比画着，用一种沉静调子说道，“他的司令部就在这里，周围是水，几个大队就在两边。他自己带的只有一个警备连，一个特务营。这两部分人是他顶打得的，也就是他打仗的本钱。嗨，别处不打，我才偏偏要打他的司令部！”
“有战报来没有呢？”
“那个托派坏蛋，已经叫我们抓住了。”
“还有那个县长呢？”
“就是这个东西坏得很！……”
好像是走来歇歇脚的，他去掉烟灰，把烟斗在衣包里放好，就又洒洒脱脱地走了。
此后一两天我们都没有见到他。而在第三天夜里，他走来告诉我们，那个叛变的支队，大部分已经给解决了。可惜事前柴本人有准备，现在还在文安附近一个村子里面，同那个托派县长一道负隅顽抗。
“并且已经公开当了汉奸！”他继续道，“前天把我们派去的十多个高级干部，全交给敌人了！”
“这才糟糕！”
“不过还有个好消息：都跑脱了！一个日本军官跑出城来接人，才在清点数目，那个参谋长一手枪就把他打死了。又是挨黑时候，两边都莫名其妙，大家跑得一塌糊涂！”
“这一枪打痛快了！”
“那支枪一定是一个同志递给他的，”他推测着，“你想，又是手枪，像那种三号勃朗宁，才好大点？送茶递水的时候，眨下眼睛就递过去了。像这样藏在裤袋里，你哪里看得出来？同志！他里面我们的人也多少有几个呢。”
随即他又讲了一个政治委员的英勇行动。
这个政治委员同柴恩波是老朋友，所以在事变的前一天，柴就找他谈话，先用私情，后用威吓，逼迫对方同他站在一道，去当汉奸！也就是背叛自己所属的政党，神圣的抗战，以及那份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誓死不渝的忠于民族的天职。然而，那是一个不可屈服的革命战士，他最后从身边掏出一枚手榴弹来，向柴表示，如果柴还要强迫他，他就和他同归于尽！
“柴恩波硬拿他没办法呢！”他精神焕发，声调忽然高亢起来，“只好把他放了。这个人够得上是个共产党员，是一个好同志，值得表扬！——真值得表扬！”
“柴恩波拖走多少人呢？”
“没有几个。其实就再多些，他也搅不到好久的！”他紧接着说，口气十分肯定，“先前倒还可以欺骗，说谎，现在你公开和日本人往来，难道士兵就没有长眼睛么？我给你说，现在当兵的进步多了，你看上次那一份报告吧！”
他是指那个画着漫画的账折子说的。于是我们又从士兵群众的进步，一直牵扯到一般招募新兵的难易。他认为补充最方便的是内战时期。而且谈起洪湖苏区的往事来了。
“给你说吧，同志！二十二三岁以上和二十岁以下的，我们还不要呢！并且都是自带装备：军衣，八角帽，干粮袋。到乡苏维埃报名的时候，负责人把你上下一看，缺一样都不要。原因是人口太密，一个小村子都有几百户人。大家分的田地又好，一年要收三季；再加上不断的政治宣传工作，老百姓参加起来怎么不起劲呢？是你，你也要参加呀！”
他把尾声拖得很长，站起来准备走了；但他随又坐下去继续摆谈起来，照旧滔滔不绝。
“不单是这点呢，作起战来，老百姓自动帮助部队的情形，也了不得呀！有一次，我们攻打湖当中一个镇子，四面是水，只有一条独路。敌人派了一旅人在那里守起，看你怎么办吧！嗨，农民他才聪明得很！一个吆喝，就替我们动员了一两千条水牛。那个时候，红六军正同我们一道打仗。我走了一转回去，一看，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了！走去问邝继勋，他说，那不是人呀！原来都牵着大水牛做掩护，从湖中间打过去了！”
他顿住，看了看手表，于是一面不相关联地自言自语道：“柴恩波他搅不到好久的！”一面离开了我们。
三十三
因为大炮越响越近，越响越密，我和秘书跑去侦察科探听消息。探听结果，据说，除开饶阳一股敌人而外，窝北和义门由于都有敌人同时出动。而且，河间、献县等处的敌人，都在一两日内大量增加起来。毫无疑义，敌人对我军的残酷“扫荡”又开始了。
吕汗陷落的时候，我们正在吃午饭。一个参谋跑来见贺龙同志，说是敌人已经在造桥了。但是，这个紧急报告于他似乎毫无影响，他照旧吃着饭，同时充满机趣说道：
“是呀，造起桥他才好过来呀。”
“没有什么话要说吗？”停停，对方就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了，你走你的吧。”
而当那个显得有些紧张、有些莫名其妙的同志刚才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又望着我笑起来。
“同志！你看，敌人对我们的兴趣真不小呢。”
他的态度使我发生一种奇怪感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也跟着他丢心落意地笑了。在此后十天的行军当中，他的态度都是很随便的。好像一个习惯于惊涛骇浪，而又喜欢同惊涛骇浪搏斗的舟子一样。而我呢，在他这种指挥若定的精神感染下，也没有显得怎样紧张、不安。
在这十天当中，在一个地方停留上二十四个钟头的事，是没有的。早晨开到，夜半或者傍晚，就又得走路了。有两次，我们刚从东头开走，敌人便从西头进了村子。经常听到的是大炮声和机枪声。许多杂务人员，一到宿营地就躺下睡了。然而，贺龙同志却依旧镇静而又愉快，几乎跟平日一样。
在进行反“扫荡”斗争的第四天上，我们驻扎的地点叫卧佛堂，十里外的石马正在进行战斗；然而，贺龙同志却忽然想起要同冀中行署比赛篮球来了。而且兴趣似乎很大。
“一定要注意啊！”他悄声地叮咛着我们，“看哪一个打得好，你们就把他拖过来！”
他随即孩子气地大声笑了起来，解释道：
“你们不清楚，我们还输给赵承绶几个球呢！将来一定要组织人捞转来才想得过！”
然而，随便的是他的态度，工作却比平时繁重。每每经过一处住有队伍的地方，他都要停留一阵，亲自给他们一番指示。而在到达宿营地后，因为一夜的行军，大家都睡觉了，他却还得同别的领导人忙着军事上的布置。而且不仅限于直属部队，全冀中的部队的行动，都得取决于指挥部。因为在那广大的平原上，几乎无时不在进行战斗。
是到青塔的早上。我正在卸行李，他从司令部里走出来了。眼睛有点枯燥，炯炯发光，比平常射人。脸上带着一种病态的红晕。那个短小精悍的六团团长走在前面，离他一两步远，推着架自行车，一面不时侧转脸去倾听他的嘱咐。
当走到第三个门道边的时候，贺龙同志停了下来，继续沉着而又分明地说道：
“不要理他！你回去就催他们弄饭，——吃了就睡！”
那个渔民出身的青年干部离开他已经相当远了，而他又从后面着力地、大声地加上一句：
“没有命令无论如何不许动啊！——黄新廷！”
他决然地退回去了。
当我死尸似的睡了一觉醒来的时候，我又忽然发觉他屹然不动地出现在我们的房门前。衔着烟斗，摊开两手撑住门框。他不声不响地打量着我们的屋子，悠闲自得的，好像房主人那些积满尘埃的家具，以及同伴们的睡相，使他十分感觉有趣。而他的行动立刻引起我一种极不寻常的感觉。
我翻身起来，出奇地望着他。可能我的神情有些可笑，他对我眨眨眼睛，用一种打趣的口气说道：
“快好生睡你的吧！”
于是一转身又走掉了。
到了傍晚出发，碰见关向应同志的时候，我这才弄清楚，这一天是我们最近一向行军当中最紧张的一天。披着一件草黄色皮短大衣，站在村口一堵土墙下面，他扼要地告诉了我几天来的战斗经过。声调照旧那么安静、柔和，同时充满了信心。这使我忽然感觉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好像并不是什么充满血和火的战争，而是一种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
关向应同志向我谈了很多，一面用鞋尖在泥地上画着简略的地形。
“敌人的进攻部队一共十路，有两万人呢。”他接着说，胡子边带点笑意，“你看，昨天我们住在这里，严家坞的敌人隔我们才五里路。它想追上我们，可是从我们身边擦过去了。今早上，这里，——还有这里，都是敌人。西边的梁会村隔我们三里路都不到。还轰过我们四五十炮啊！”
“我简直没听见呢！”我说，想起贺龙同志早上的神情。
“可能你睡熟了。”
他静静地笑起来。接着我就挤进列子，跟队伍出发了。
三十四
这一天的宿营地是边关。这是第九天的行军，敌人已经失掉他们追逐的线索了。早饭后躺了一觉，贺龙同志就走来约我们出去逛街。他穿着一身新近浆洗过的蓝布制服，胡子也修剪过了，打扮得很整洁。他整个神态给人一种喜气洋洋的印象，使人感觉愉快。
我们走着，一个同志向他报告着当地村政权的腐败情形，以及一般群众对于恶霸地主的怨愤。
“那你们就好好调查一下呀，”他嘱咐我们，“现在就需要这种材料呢！”
一个绅士模样的老人很有礼貌地向他打着招呼。
“这就是他妈一个土豪！”
他看也不看那老人一眼，而且觑着我们低声说了。
“要不相信的话，你们去调查吧！”他随即又加上道，“一定不会错的。”
横街转角不远便是剧团，我们进去坐了一阵。除开关于行军生活的询问，他还闲情逸致地对离开东湾里前一夜上演的《农村曲》下了一番批评。他最赏识那个串演主角的女同志。这个女同志参加剧团不久，还是第一次演戏。
“真看不出来！”他赞赏道，“你的眼睛呀，眉毛呀，都会做戏。”
随后，他又问起她的年龄，而且扳着指头计算起来。
“噫，再过两天我就满四十五岁了呢！”
“那就请我们吃饭呀！”几个女同志一齐嚷叫出来。
“这个容易！”他满口应承下来，打趣道，“你们哪个有爱人的，就赶快结婚吧！我来帮你们做喜酒。”
最后我们又去看了他的捷长。这个漂亮活泼的孩子，已经在宣传队工作了。他坐在砖砌的栏杆上，握着她的双手，询问着她的学习情形，并且给予她父亲一般的勉励。
而临到离开的时候，他又伛偻着腰身，柔声叮咛捷长：
“听我讲吧，首先，要把政治水平提高；其次，要注意文化课。都记得吗？不要搞忘记了！”
捷长承认地点点头。
“这个不大好呢！”他忽而指着捷长眼睑上一个小疮，忍不住惊叫了，“赶快请大夫给割了吧，长大了那才丑人！”
回去的时候，我们是从房顶上走的，因为依照贺龙同志的意思，这样捷便得多，而且可以一览初春的北方原野。而当我们这样做着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忽然变得更年轻了。
三十五
河西村离东湾里只有三十几里，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绕回到十天前出发的地区来了。不过不是东湾里村，而是侯村。
侯村比东湾里大两倍，三分之一的地面耸立着几家姓侯的地主的宅第，高大结实，仿佛城堡一样。这里离高阳四十里，河间四十里，任丘六十里，肃宁二十五里，这几处都是敌人的重要据点。而辛桥、柴里两个据点离我们最近。
上午，我们正在谈着我们十天来的观感，贺龙同志忽然踱进来了，微笑着问我道：
“怎么样，这几天的行军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是吧！同志，这是亭子间里看不到的呢。你看，我们东一转，西一转，把敌人的头都碰昏了。”
我很感兴会地提起那天在青塔的紧张情形。
“是呀，”他大笑了，显出一种十分开心的神情，“梁会村那一股敌人，是我们到青塔的时候才发觉的呢。有些人主张走，我说怕什么！要是他来，我们就对碰一下。在北严家坞，也只隔几里路呀，我们才走半个钟头，敌人就进去了！……”
他在一张大圈椅上坐下，随即又叹息道：
“真可惜，前天一个漂亮仗没有打好。枪放早了一点。有好几百敌人，五团计划埋伏一部分人在村子里，一部分从侧面攻击，把他赶进村子里消灭他。这应该打得很好。你看呀，里面的队伍还没有埋伏好，就叫敌人发觉出来了。”
想想，他又笑着宽慰自己：
“没有关系，好生休息几天吧，我们还准备打大胜仗呢！”
于是仿佛真该好好休息一番似的，他把双脚在一只果筐上一搁，全身落在圈椅里面，悠悠闲闲地躺着，不说话了。我们大家都沉浸在那种春天的融融和和的静穆当中。小鸟在屋外的阳光下啁啾着，屋后传来细而平稳的推磨的声音。
贺龙同志坐的椅子，忽然前前后后摇荡起来。
“还是在延安的时候，”他停止了摇荡，带点回忆地说了，“他们问我到哪里？我说哪里都好，河北、山东都行，就是不要在晋西北休息得太久了。要我再住下去，我宁肯坐牢！”
他笑着撑起来了。停停，遂又用指头敲击着桌面，唤起我们的注意，显得认真地说道：
“老实讲，同志，这里的士兵质量好呢。文化程度高，生活又很简单。只要有两个窝窝头往肚皮里一装，就完事了。睡觉不要被盖，连鞋子都不脱，穿起衣服往炕上一滚就睡！作战又勇敢。六团那些新兵，才补充进来好久？在石马就可以拖起枪打冲锋！要是把村政权改造一下，这了得呀？！”
冀中的乡村政权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他接着举了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于是概括地继续道：
“所以你们看吧！今天的情形就是这样：挖路拆城，农民起模范作用！报名参军，农民起模范作用！抬伤兵、运粮食，——还是农民起模范作用！而农民本身的痛苦呢，就谈不到了。结果连合理负担也是农民起模范作用！”
谈到这里，他狠狠举起手臂一抛，把话头顿住了。陷在一种深沉的恼怒里面，好一会没有说话。
但他随又坦然地望着我们，同样用指头敲击着桌面。
“你看呀，”他苦笑着叹息道，“虽然这样，农民还是很好。只要你肯打仗，不管大的小的，他们那个情绪好高啊！同志，这就是民族解放战争的特色呢：我们是和日本法西斯强盗打！……”
他重重地在桌子上击了一掌，同时突地站起来了。而他整个神态使人感到一种凛然不可干犯的气概。
三十六
我们开始听广播了。但是，能够听清楚的，只有敌人汉奸的反动宣传。而且事情真有那么凑巧，我们第一回听见的恰恰是北平方面对于贺龙同志的无耻攻击。
自从共产党贺龙侵入河北以后，即凭其湘西人之蛮横，驰骋冀中，视抗战为彼一己包办之事……
接着便是一大堆想入非非的所谓“罪名”，以及种种只有日本军阀和汉奸卖国贼才能制造的事例。
秘书已经记录一份，正在踌躇着是否应该交到司令部去，那个遭受攻击的本人走进来了。这天贺龙同志显得懒洋洋的，一进门便顺势在炕沿上坐下了，好一会没张声。
最后，他拿背靠着墙壁，眨眨眼睛，叹息道：
“贺炳炎他们这几天在大清河一带才打得厉害呢。都是整天打，一连打了三次了。”
“那里面的老干部很多吧？”
“是呀，我就担心老干部。一个营长在前天带花了。”
他随即站起来，走向方桌边去，寻找着火柴，准备抽烟。而且就在桌子面前的圈椅上坐了下去。秘书恰恰坐在他的对面。自从贺龙同志进来以后，他便一直在暗笑着。现在，擦着桌面，他终于把那张广播记录送到贺龙同志面前去了。
我们都不自觉地闪着好奇的眼光，期待地望着他。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几行，便立刻推开了。
“对付敌人我是‘野蛮’呢！”他接着道，“难道还要对他们客气吗！？——对他们就要‘野蛮’才好！”
他理直气壮地笑了。
于是静静抽起烟来。十分明显，对于那些攻击，那些谣言，他早就习惯了，用不着把它们放在心上。而且，这种对敌要狠的精神，正是贺龙同志在革命战争中的本色。沉默一会，他又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一九二三年，他当混成旅长时同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我认为，这个故事，以及其他一些他所讲过，已经成为他个人历史陈迹的经历，对于理解贺龙同志后来之所以毅然决然参加党所领导的南昌起义，而从此一直在党和毛主席指引下勇往直前，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很有帮助。
他所讲的故事是这样的：作为旧军队中的一个将领，当时他正在长江上游的四川涪陵驻防。一天，一只日本轮船打从那里经过，他叫部下把它扣留起来。在没收了一批私运军火之后，他放走了那只贼船；但却扣留下两个日本浪人，而且扣押了两年光景。
当其释放那两个日本浪人的时候，他们要求见一见贺龙同志。他准备接受这个请求，他的部下却不赞成。
“这有什么见不得呢！”他反驳道，“把他们叫来吧！”
于是一场别致的会见就开始了。除开那两个日本浪人，还有驻重庆的日本领事，他是特别跑来营救那两个冒险家的。
“才一见面，那两个日本浪人就开口了，”他一直讲述下去，“问我，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我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助长内乱！那个领事听到，把脖子都气红了，——好红呀！……”
他摇曳着声调停歇下来，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愉快；但又立刻变严肃了，重重击了一下桌子。
“同志，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很深呢！和那两个日本浪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一个军法处长，叫张介一。你看呀，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法处长呢，连信都没人写一封！”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对军阀官僚政治攻击了一通。
“这太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愤愤地接着道，“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加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法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桠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川。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织布工人，一个秀才！最好是同广东联合。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一个秘书的客人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话。而当那位客人出去以后，他已经处在一种十分静穆的气氛中了。一条腿搭在椅子的靠手上，上半身倾侧着，无挂无虑地抽着烟斗。
因为大家都沉默着不说话，对他闪着期待的眼光，于是他又充满兴会地笑了，接着摆谈下去。
“你莫说，日本人很讲礼貌呢。走的时候，我才送了一点盘川，那个感激样子呀，又是笑，又是鞠躬。那个领事还约我到东京去。我说，你们的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他把后一句说得粗声粗气的，并且打起哈哈笑了。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停停，他又平静地笑说道，“林攸梅，就是林老的弟弟，还有蔡松坡，好大一点病呀？不过是牙齿痛！他给你一点药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那些人都沾得？所以那个领事送我的罐头哟，洋酒哟，我才不吃！”
他笑得更酣畅了。而他接着又说，一九二七年，党中央原是要他到苏联学习的，但是，快要起身的时候，中苏邦交就断绝了，没有去成。因为绕道德国去吧，路太远了。而他又不愿意经过日本，认为日本的统治阶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这个说起来还是有利，”他结论道，“经历了十年内战！……”
于是他用手掌悠闲自得地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微笑着，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
三十七
从最近的情报看来，敌人的进攻已经告结束了。这从司令部的动态也可以看出来，虽然照常紧张，但是战争的气氛却很稀薄。全军正在总结关于最近一次战役的经验。而贺龙同志的忙碌，那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一连几天没有看见他了。更少见到关向应同志，在一般情况下，他也很少在司令部住。
有一次，因为返回延安的问题，我和其芳跑到司令部去见贺龙同志。房间很大，生着一个火盆，看神气他好像生病了。靠院坝的窗子边坐着好几个从不认识的干部。屋子里的空气跟以往不同，相当严肃。长期为胃病所苦的关向应同志特别忙碌，刚同组织部长朱明同志在一张方桌边讲了阵话，两个人就又转往另一个房间去了，显然不曾注意到我们。看见他正在紧张地安排工作，我们也没有打扰他。
我们显然来得不是时候。简单同贺龙同志谈了几句，我们就退了出来。然而，就在这天夜晚，他却忽然阴悄悄地走进我们的屋子里来了。
我们正在收听重庆的广播。他一直走到安置收音机的桌子边站住，听了听，于是摇摇头道：
“赶快收拾起吧！一定到天津去买个好的来。”
他闷着脸，声调带点恼怒；但当我们把关闭器闭住以后，他又照常变得很开朗了。
“你们看，”他轻声地接着道，“我们现在搞了两副发电机来，只有这么大点：荷包里一塞就带走了。这个在侦察上作用大呢！以后还要装配，专门到敌人附近去搞！”
这时，我们也都根据自己的一些体会，一知半解地谈了谈侦察工作在平原游击战中的重大意义。
“是呀！”他赞成道，在一张圈椅上坐下，“要不怎么好打仗呢！现在铁路两边，敌人据点周围，算是有了点布置。你看，昨天河间的敌人才增加一辆汽车，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接着我们便又说到目前冀中地方部队的情形。而我出乎意外地说了很多，尤其关于三四个月来他们的进步，因为单就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来说，这个进步也太显著了。比如三支队吧，在我们来的时候游击气息很重，战斗能力也弱，但是，经过整顿以后，在北严家坞的战斗当中，却已经成为坚强的战斗部队，人们不能不用尊敬的眼光看待它了。
另外我还举了几个我所熟知的例子。他倾听着，随即闪着夸耀的微笑说道：
“同志！不单是部队进步了，各方面都有进步呢。就拿政权来讲吧，从前一打仗就把摊子收起来了，现在不但不收摊子，反而更摆开了。群众的进步也大呀！尤其北边、西边，现在都有了武装的除奸团，经常配合部队搞侦察工作；前天肃宁的老百姓抓住一个汉奸，本地人，民愤很大，他们自己挖个坑坑就埋掉了！……”
他不能抑制地大笑起来。随又在桌子上击了一拳，移动一下座位，倾折了上身，压低声调叫道：
“同志！昨天下午，饶阳县的县长，就在离城三里路的村子里召集老百姓开会呀！”
他吃惊似的望了我们一会，于是温和而又平静地笑了起来。
“就是勤杂同志的进步也不小呢，”他继续道，“你看我们那些伙夫马夫吧！这一点不夸大，一般讲起来，战斗力可以说比国内战争时期提高了一倍。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在最近的战斗当中，我们的进步不小，敌人可只得到三个县城：肃宁、任丘、文安。这三个县城，我们从来就没有住过人，城墙老早就拆毁了，这有啥用！？尤其文安，四面是水，只有这么宽一条路：这边倒下去，要人死；那边倒下去，也要人死！柴草、粮食一点没有，——就只不愁没有水喝！”
他的表情和语调充满着幽默，我们忍俊不禁地笑了。
接着，他又向我们宣称，抗日战争比国内战争舒服多了，自己不必直接跑到散兵线去……
“不过还好，”他指着自己的左脚笑道，“打了二十多年仗，就是民国五年脚指头擦伤了一点。同志！早先我连参谋也没有呢，什么都自己干。当营长的时候我就直接指挥几十个班打仗。你不要说，这个作用满大！只要你负责指挥的人一挺，一硬，士兵作起战来勇敢得很！”
想想，他又充满自信地补充道：
“当然啊，现在作战，主要是依靠党的力量了。这一点顽固分子顶清楚！”
他没有再说下去；但是，对于某些恶意的扰攘，却已经被他那充满智慧的明澈的微笑揭露穿了。
“老实讲，”隔了一会，他才又忽然改变了话头，接着说下去道，“我自己在作战当中也危险过几次呢。一次在石门县被敌人包围了，我就带一个手枪排，东一转，西一转，一下又和敌人碰了头了。才隔好远点呀，——几十米！幸好守哨的是我从前一个老兵，他说，嗨！师长，这里来不得啊！后面的手枪队马上抽出枪来要打。我说，不要动，不要动。就领着他们在麦田里绕了个弯子，隔得相当远了，我才说，这一下你们打吧！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爬上一个小土包了。”
他沉思着，随即向我瞟着柔和的眼光，轻声地加添道：
“你不要说，我自来带兵就满好呢。”
他的神气是天真无邪的，他满足而又文静地笑了。这种感情，是我在成年人当中很少见到过的，因此每当他谈到党，谈到他的同志、战士，以及老百姓的时候，总使人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仿佛直接接触到了他那纯金一般的革命品质。
三十八
已经是夜深的时候，他把电筒挂在肩头，走来告诉我说，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回延安了。随即取下一支日本军官用的自来水笔送我，说是从滑石片战斗中得来的，多少有点纪念意义。
谈了几句，我们便都沉默下来。停停，他才懒懒地叹息道：
“这一次老沙不值，连白洋淀的螃蟹都没有吃到，就走了！”
他发愁似的望着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满有名呢。”他又语调缓慢地加着说明，“我就爱吃螃蟹，今天早上，看见老百姓墙壁上挂起一个蟹壳，是去年留下来的，——那好大呀！……”
我们重又落在沉默里面。为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种异样的不安，我问起他对于冀中今后局势的意见。
“将来的局面一定打得开的！”他决然地回答道，“敌人才好几个人呀，就成天守在他妈几间烂房子里！”
缓一口气，他又显得激动地向我们解释。
“这并不是小看敌人呢！”他加重语气地说，“兵力不足，是它永远没法子补救的。这回围攻我们的敌人，你怕是新调来的么？都是从各个据点，像保定呀，天津呀，沧州呀，这些地方凑的！结果怎样？往东开，找我们的主力；往西开，找我们的主力，——最后找到的却是敌人自己的死尸，伤兵！”
他猝然撑着桌沿站起来了，红涨着脸，军帽往后一掀，露出他那阔而圆润的额头，使人感到一种倔强豪迈的气概。但他随又坐了下去，而且温和地笑了。
“现在算什么啊！”他满不在乎地接着说，“南昌起义、广州起义过后，才剩七个人我都还要干呢！在鹤峰那个艰苦呀，七个人就在山上钻，这里被包围，那里被包围。后来把我搅毛了，我说，索性拖下山去吧！你打，我溜；你想休息，我可打起来了！……”
这时，两个蒙眬睡眼的同伴，都已振作起来，而且受了传染似的愉快地笑了。但这还只是故事的开头。接着他又告诉我们，下山以后，他们经常得到农民的掩护，而且往往就住在敌人附近。一天上午，他们寄居的那户农民的家门口，来了两个卖黄瓜的，在和一个团丁争论价钱。因为正是热天，他对那种平常瓜果，忽然发生了极大兴趣。但是他的同伴都竭力劝阻他，担心露出破绽，他们就又得转移了。
但他拒绝了他们的劝阻，闯出去了。而且出乎意外，他立刻认出那团丁是他从前一个老兵。
“赶快回去对你们团总讲！”于是他索性告诉那个老兵，“说我回来了。”
他敢于这样做有他的理由：首先，那团总是贺英同志的干儿子；其次，他本人的资历和声望也可能保证他的安全。所以就在当天下午，他被接待到团防局去了。许多知道了他的行踪的旧部，都陆续跑来看他。由于长期的军旅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大都成了地方上的绅士。他把他们对他的馈赠一律分散给所有的团丁。
一天，团总进城去了。他召集起那些可怜的特殊职业者来讲话，问他们：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呀？”
大家都回答他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对你们该好吧？”
他得到的是一阵唉声叹气的诉苦。于是他开始对他们鼓动了。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宣称道，“我们的党是为你们谋利益的。去找你们的团总算账吧！他就是一个大架子，叫他拿钱拿地给你们！”
“他不给呢？”一个团丁胆怯地问。
“没出息！你们手里不是都有枪吗？他不给，你们把他吊起来呀！”
讲到这里，他一顿，静静地笑了。
“你看，”他随即补充道，“才三五天工夫，就全部参加游击队了！……”
接着他又另外讲了一个同一时期的故事。一个青年，“筋拌筋绺拌绺的”，忽然妙想天开，到处借了他的名义招摇撞骗、欺压农民。发觉之后，他立刻把那小流氓逮捕了，并且召集当地老百姓来共同审讯。最后，一致决定给他以严厉制裁。
“起初，他还抵赖呢！”他继续叙述道，“后来看见罪证如山，就只好承认了。我就说，好吧，你借我们做幌子去骗人，我们也跟你借一样东西，——马上吩咐人拖出去枪决了！”
等到我们笑过一通之后，他又兴会葱9茏地继续追述起来。
“同志！”他说，自信地点着头，“那个时期，艰苦自然艰苦，也好玩呢。开始，我们只有四杆手枪，又没有匣子，就像电筒这样背起。大家都穿草鞋、蓝布短褂、一顶破草帽子，经常都是陆东生和我换班睡觉。你看，就这样，我们就把苏区搞出来了。”
看看手表，他又热烈地给了我一番鼓励，还表示愿意给我种种必要的帮助。
“最好把家里的事情弄清楚，”他接着说，一面站起来了，“这一来就可以搞它几年了。才三十五六的人，年龄也并不大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永远什么也不管的！……”
他扬声笑着，而他的神态更加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他正是一个除开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什么也都满不在乎的人。他随即走了出去；但才走到门边，他又忽然回转身来，带点挂虑凝望着我。
最后，他严正而又热情地这样说了：
“你一定来，老沙！我们将来还要通到关外去呢！”
三十九
大炮声和机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转来。
作战的地带是大团丁村，离河西村只有八里。我猜想，我们首途的日子，一定会延期了。
但是，黄昏时候，敌人终于遭到了完全的溃败。而当战士们的愉快歌声代替了大炮的轰鸣不久，我便得到通知：我们动身的时刻到了。我立刻赶到司令部去向贺龙同志辞行。
在那间颇为宽敞的砖屋里，好几位参谋同志正在展开一幅很大的地图。贺龙同志则站在靠墙壁的一面，手持红蓝铅笔，面对地图，不断指指点点地讲说着，神情专注而又兴奋。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没有发现关向应同志，而在两三天前，他还作为临别赠言，单独同我谈过一次，给了我不少鼓励……
听见我的招呼，贺龙同志绕过那幅地图，绕过那些手持鱼烛、牵着地图角儿的参谋同志，走到房门边来，热情地握住我伸出的手。
贺龙同志一面摇晃着我们紧紧相握的手，一面愉快响亮地笑道：
“再见吧，我不送你了。”
他随即忙匆匆退回去察看地图去了。
“路上当心些呀，老沙！”他同时又大声加上说。
我就这样结束了我五个多月来难以遗忘的生活。但现在想起来，如果贺龙同志当时说的不是“再见”，而是别的话，比如：“走什么，还是留下来吧！”或者：“现在到后方去，——乱弹琴！”说不定我会马上改变我的计划，至少不会走得那样匆忙。
事情非常明白：在离开冀中后，正像我们民族渴望神圣的自由一样，对于贺龙同志那种对党、对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忠贞不贰的高贵品质，对他那种在革命进程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和坚强信心，以及他对同志、对群众的深切关怀，我是多么地怀念和景仰啊！
我在这里仅向我们杰出的民族战士、他的亲密战友关向应政委和其他领导同志，以及一二〇师全体指战员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一九三九年十月写完
一九八五年六月定稿
（据知识出版社1940年11月版《随军散记》修改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