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看见过女修道士带着一群学校儿童去参观一所墓，当她们立在一块墓碑的前面时，一个女修道士就拿出一本书来，讲给儿童听，死者的生死月日，结婚的年月，他的太太的姓名，和其他许多不知所云的事实。我敢断定这种废话，必已使儿童完全丧失了这次旅行的兴趣。成人在导游的指引之下......竟还会拿着铅笔和日记簿速记下来。""第二种虚假的旅行，即为了谈话资料而旅行，以便事后可以夸说。我曾在杭州名泉和名茶的产地虎跑，看见过旅行者将自己持杯饮茶时的姿势摄人照片。
拿一张在虎跑品茶的照片给朋友看，当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所怕的就是他重视照片，而忘却了茶味。这种事情很容易使人的心胸受到束缚，尤其是自带照相机的人，如我们在巴黎或伦敦的游览事中所见者。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完全消耗于拍摄照片之中，以致反而无暇去细看各种景物了。这种照片固然可供他们在空闲的时候慢慢地阅看，但如此的照片，世界各处哪里买不到，又何必巴巴地费了许多事特地自己跑去拍摄呢。这类历史的名胜，渐渐成为夸说资料，而不是游览资料。"林语堂主张旅行的真正动机应是旅行以求忘其身之所在，或较为诗意的说法，旅行以求忘却一切，最好是由一个童子领着到深山林丛里去自由地享受游览的乐趣。
林语堂还喜欢钓鱼。他对钓鱼的体会是：钓鱼乐在钓而不在鱼。他专门写了《记纽约钓鱼》和《谈海外钓鱼之乐》的文章，在前者说："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正像他喜欢发明中文打字机一样，对钓鱼也是痴迷有加。在《谈海外钓鱼之乐》中说："人生何事不钓鱼，在我是一种不可思议之谜。"他谈到了在阿根廷的巴利洛遮(Bariloche)湖的一次垂钓："到目的地停泊以后，我们两人开始垂钓。也不用钓竿，只是手拉一捆线而已，果然天从人愿，钩未到底，绳上扯动异常，一拉上来，就是一线三根钩上，有鱼上钩，或一条，或三条。这样随放随拉，大有应接不暇之势，连抽烟的工夫都没有。不到半小时舱板上尽是锦鳞泼剌，已有一百五十条以上的鱼，大半都是青鬣。......这是我有生以来钓鱼最满意的一次。到岸上检得二篓有余。皆送堤上的海鲜饭店。这是一家有名的海鲜饭店，名为Spadavecchia，打电话叫我太太来共尝海味，并证明渔翁不净是说谎话的人。而在此场中也可看到阿根廷国人集团唱歌，那种天真欢乐的热闹，为他国所难见到的。"
虽然林语堂喜欢垂钓，但千万不要认为他是一个钓鱼专业户。他只是在工作之余或休假避暑之时的一种"生活的艺术"。四、吸烟、喝茶、美食及其他
烟是林语堂离不开的，它是林语堂最明显的癖好标记。虽然他也戒过烟，但终于被烟所俘虏。据说"饭后一袋烟，赛过活神仙"就是林语堂发明的。他对吸烟的用具特别讲究，关于吸烟之多、之频繁、之快乐和关于吸烟的议论之多、之高、之偏激都是非林语堂莫属。林语堂吸烟的一大特征是他的烟斗，烟斗不离身，总是拿在手中，或含在嘴里。他的烟斗不光用来吸烟，还有其他用途：一是擦揉鼻子；二是用来指示事物，表达意见；三是一个平稳器具--当事情忙碌时，它是一种调节，当无事可做时，它是一种放松。林语堂在《淡巴菇和香》一文中说："口含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而快乐终是一切道德效能中之最大者。"
关于烟、吸烟，林语堂比较关心，他写过有关纸烟考，也写过吸烟与教育以及戒烟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吸烟观。
林语堂说："我生平不善饮酒......我除了睡眠时间之外，几乎没有一小时不吸烟，而一些不觉得有什么不舒服。"虽然他的确不善饮酒，可是他也对酒文化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写出过《酒令》等文章。他以为中国人极讲究饮酒的时机和环境，饮酒应有饮酒的心胸，如"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小，愁饮宜醉，春饮宜庭，夏饮宜郊，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他把饮酒和喝茶作了比较："茶如隐逸，酒如豪士。酒以结友，茶当静品。"他还引了一位作家的话："凡醉，各有所宜。醉花宜画，袭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将离宜击钵，此其神也；醉文人宜谨节奏，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帜，助其烈也；醉楼宜暑，资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审其宜，考其景；反此，则失饮矣。"
林语堂还讲到中国人对于酒的态度和酒席上的行为，他说："在我的心目中，一部分是难于了解应该斥责的，而一部分则是可加赞美的。应该斥责的部分就是：强行劝酒以取乐。......劝酒时，总是出之以欢乐友谊的精神，其结果即引起许多大笑声和哄闹声。......宴席到了这种时候，情形极为有趣。客人好似都已忘形：有的高声唤添酒，有的走来走去和别人掉换座位，所有的人到了这时都已浸沉于狂欢之中，甚至也无所谓主客之别了。"所以一次宴席，时间延长到两小时以上，很不足为奇。宴会的目的，不是专在吃喝，而是在欢笑作乐。因此在席者以半醉为最上，其情趣正如陶渊明之弹无弦的琴。因为好饮之人所重者不过是情趣而已。因此，一个人虽不善饮，也可人享酒之趣。"世有目不识丁之人而知诗趣者，世有不能背诵经文之人而知宗教之趣者，世有滴酒不饮之人而识酒趣者，世有不识石之人而知画趣者。"像这些，都是诗人、圣贤、饮者和画家的知己。
林语堂对于喝茶与吸烟一样，一生都不能离开它。正像离开吸烟不能写作一样，没有茶他也没有办法写作，也没有办法与人更好地谈话聊天。对茶具、茶、茶水以及泡茶方法和饮茶方式，林语堂都颇有研究。林语堂还专门写过《茶与交友》和《饮食》等文章，全面而详细地论述了中国饮茶的历史、方法、境界和作用等。他说："饮茶本身就是一门学问。""它在这里的作用，超过了任何一项同类型的人类发明。""只要有一只茶壶，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这是一个普遍的习惯，对身心没有任何坏处。""这样的好茶喝下去之后会使每个人的情绪都为之一振，精神也会好起来。我毫不怀疑它具有使中国人延年益寿的作用，因为它有助于消化，使人心平气和。"
不仅爱好喝茶和吸烟，林语堂还称自己是一个"伊壁鸠鲁派的信徒"。他毫不掩饰地说："吃好味道的东西最能给我以无上的快乐。"林语堂自己喜欢吃好的东西，同时也喜欢研究中国的饮食文化。他公开承认"吃"是人生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应该把吃和烹调提高到艺术的境界上。林语堂崇拜的苏东坡，对饮食更有研究，苏东坡曾写过大量的与饮食有关的诗文，如《老饕赋》、《猪肉颂》、《酒经》等，他所创造的煮肉法，经过不断改进，成为现代名菜"东坡肉"。苏东坡还做得一手好鱼羹，在杭州太守任上时，他亲自烹鱼羹待客。清代文学家袁枚的《随园食单》更是对我国烹饪技术经验的总结。
清代李笠翁的《闲情偶寄》对饮食文化也进行了研究。研究饮食文化，这是历代文人的一个传统。林语堂继承了美食研究的这一古代文人遗风，曾在《吾国与吾民》中以中华民族悠久的饮食文化而感到自豪。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谈论饮食的篇幅更多了。林语堂对美食和食谱有长期的研究，如他赞美中国人把食品和药物相结合的药疗食物，总结出美食哲学的三要素："新鲜、可口和火候适宜。"在他的耳濡目染影响下，廖翠凤和三女儿林相如专门写出了一本《中国烹饪秘诀》(Chinese Gastronomy)在美国出版，林语堂亲自为《中国烹饪秘诀》撰写序言。此书在1960年获得了法兰克福德国烹饪学会授予的奖状。
除了吸烟、喝茶和美食以外，林语堂还说，人生享乐不过数事，家庭之乐便是第一，而含饴弄孙是至高的快乐。这是他到老年带着外孙玩时体验到的。其实在许多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他的理想和愿望，认为这些愿望十成中能实现六七成，便是幸福的了：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我想一个人的房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
我要几套不是名士派但亦不甚时髦的长褂，及两双称脚的旧鞋子。居家时，我要能随便闲散的自由，虽然不必效顾千里裸体读经，但在热度九十五以上的热天，却应许我在佣人面前露了肩膀，穿一短背心了事。
我要一个可以依然故我不必拘牵的家庭。我要在楼上工作时，听见楼下妻子言笑的声音。我要未失赤子之心的儿女，能同我在雨中追跑。我要一小块园地，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
我要几位知心友，不必拘守成法，肯向我尽情吐露他们的苦衷。几位可与深谈的友人，有癖好，有主张，同时能尊重我的癖好与我的主张，虽然这些也许相反。
我要一位能做好清汤、善烧青菜的好厨子。我要一位很老的老仆，非常佩服我，但是也不甚了解我所做的是什么文章。
我要一套好藏书，几本明人小品，壁上一帧李香群画像让我供奉，案头一盒雪茄，家中一位了解我的个性的夫人，能让我自由做我的工作。
我要院中几棵竹，几棵梅花。我要夏天多雨冬天爽亮的天气，可以看见极蓝的天。
我要又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胆量。
这些愿望，后来在台湾阳明山上十成得了八九，他实在是快乐，感到幸福。他在"无所不谈"专栏写了一篇《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五、南洋大学的首任校长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创办于1953年。1956年3月15日南洋大学正式开学。1957年马来亚联邦独立，1963年组成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退出，成立新加坡共和国。1980年新加坡政府宣布南大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
南洋大学创建之初的新加坡还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属于马来亚联邦。200多万人口的新加坡岛上华人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艰苦奋斗，为开发建设新加坡和马来半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已成为东南亚最大的海港，亚欧和大洋洲重要的国际航空中心。但由于殖民主义统治，华文教育遭受严重摧残，华人子弟升学、就业遇到重重困难。
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华文教育，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破坏后，劫后余生，再度出发。两地华人对战后英国殖民政府对华文教育的压迫极为愤慨。在独立、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高昂的年代，新马华人对于创办一所以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大学，遥相呼应，相期相许，意志坚定。华文教育在新马一带已有百年历史，但是其教育系统并不完整，只有小学和中学。高等教育和深层文化的建立，仍然未能实现。国际和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都左右着华文高等教育学府的发展。同时，在这段时间，不利马来亚半岛华校生存的《巴恩报告书》(1951)、《1925年教育法令》以及《1954年教育白皮书》相继出炉。华校学生被排挤在官方成立的马来亚大学之外，升学无门，形成一群文化边缘社群，与受英文教育的主流社会不合。一所华文大学的创办，乃成为当地华人社会的普遍要求。1953年1月16日，新加坡华侨领袖陈六使在福建会馆召集理监事联席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一所大学的建议，并自认捐款500万元，他还表示愿竭尽全力，甚至破产也在所不惜，得到了华侨各界的热烈响应。
1953年2月10日，马来亚和新加坡297名华人主要社团代表推举陈六使和12个华人团体共同组织了筹备委员会。2月20日筹备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学校定名为"南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