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满城内的生活：一个别样的世界
（一）满城内满人的生活
清统治者在入关以前，早已感到清语骑射以及满族的传统风俗习惯必须加以保持，并且千方百计地防止汉化的倾向。八旗官兵平时不得习汉文，说汉话，即使"学习汉文，亦取其清通文义，便于翻译"。为了使满城内的旗人保持其民族独立性，防止其沾染汉俗，统治者用门禁森严加以禁锢外，防止旗人自由外出，同时实行汉旗隔离政策，禁止汉旗通婚，禁止旗人从事工农商等职业，以免与汉人过多接触。道光六年，成都将军瑚松额在各条街道巷口，修建栅栏一百所，对满城内部加强管理。清人徐孝恢回忆说："在宣统以前，汉人很少进少城(即满城)游览，旗人也少到大城活动，彼此界限森严。"清人徐孝恢：《关于成都满城的回忆点滴》，《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满城内有自己独立的学校教育机构，乾隆十六年(1751)，设八旗官学二所。上四旗设在甘棠胡同，以正红、正黄二旗协领官署为址；下四旗设在永升胡同，以镶红、镶兰二旗协领官署为址，官学生由各旗推选，每旗取八旗子弟四十名入学，八旗共取官学生三百二十名。
旗人的生活，在满城兴建之初是颇为优裕的，饷禄极为丰厚，衙门的财源亦颇为茂盛。成都驻防八旗的经济收入分国家正额俸饷和军备银、地租收入三部分。正额饷银是官兵个人所得，军备银和地租收入是八旗衙门的行政经费。清统治者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以保证驻防八旗制度的运转，八旗官兵按月有正粮和正饷的收入。正粮系供应官兵及其家属的食米。食米供应并不以实际家属人口计算，相当丰厚，例如，成都将军的食米可供应37个人的粮食，成都副都统可供应33个人的粮食。一般甲兵只可供应10人的粮食，此外甲兵每月可领正额饷银二两，按照清乾隆时的米价，合计每个甲兵月收入可提供近二十人的口粮，一个旗兵的待遇相当于一个绿营兵的三倍魏源《圣武记》卷一一："若夫金川之役，温福阿皆奏曰：'满兵一人，费至绿营三人，不如止满兵而多用绿营。'"。所以在满城修建早期，一般旗兵生活是比较优裕的，至于官员则是富且贵，直到乾隆末期才开始出现衰落景象，到咸丰、同治以后已是官怠兵疲，一蹶不振了。
由于实行满汉隔离政策，旗人平时生活在满城内，有事外出必须向佐领请假获准，不得擅自离城二十里以外活动。旗人除了依靠封荫，科考做官或补甲当兵外，不能从事他业，八旗军世世代代牢固地束缚在"满城"时，他们中少数幸运儿可以补甲当兵，大多数的八旗子弟却终生无业，仅靠父兄的一点微薄粮饷度日。因为八旗军的兵额是固定的，但其人口却不断增加，以一分粮饷供养着越来越多的子孙，而且"旗丁素无恒业，业食饷额，中叶以后，生齿日增，饷额如旧，有数家共食一饷者。城内荒凉贫困，因所住皆官舍，其有摘瓦拆柱，售以度日者"。成都驻防八旗出现："多有数支子孙，共食其祖遗之一分马甲者。"不少旗人靠典当度日，山西典当商人麋集满城门外，旗兵常典当军衣以度日，清末甚至出现了有旗兵因军衣已当，不能参加演习，以致鸣枪自杀的事件。
（二）八旗法律地位上的特殊性
八旗作为清朝设置的驻防军，他们一方面拱卫疆域，一方面还隐含着监督各族地方官员、封疆大吏，对当地汉族民众进行控制的目的，对其所在城市的居民来说，与这样一支"异族"军队相处，矛盾当然不可避免。
驻防旗兵在法律地位上与一般民众是不平等的。首先，是审判程序上，涉及旗人的案件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干涉，这就造成了旗、汉在法律程序上的分离。道光帝在处理荆州旗、民斗殴事件时曾说："在旗人又以不列编氓，于府县各官，不能听其约束。该地方官亦不无遇事迁就之处，遂至积习相沿，纵恣日甚。"光绪《江陵县志》卷首《圣制》，光绪三年版。由于成都满城自成天地，"城内尽属旗籍，县官威令，率多不闬阂，遂为奸盗逋逃薮，清末始稍融化。旗兵讼狱，设有理事同知讯判"。道光年间，成都旗营兵有为盗者，照章应先销旗档旗籍，而后加刑。华阳县知县张济，在报案公文中没有按制注明盗犯旗籍，仅在其口供有注明。四川总督刘秉璋阅案后未明其旗籍身份，将其就地正法。成都将军欲追究知县之罪，将其免职。总督曰："治盗严而加之罪，民其谓我何？愿公宽之。"将军固执不允，因之引起城市"大哄"。此种法律上的区别，使得地方官员一般不敢轻易办理旗人案件。这种情况也造成旗人的心理优势，成为制造民族矛盾的原因之一。成都城中的汉人则认为"满巴儿是皇帝一家的人，只管穷，但是势力绝大，男女都歪得很，惹不得"。
同时，满城作为一支异族部队驻扎进省会城市成都，其间征地占用民间资源所引起的纠纷也是极多的。乾隆时成都府知府王时翔(字皋谟，江苏镇洋人)因当时的"总督欲徙凉州驻兵于成都，议拓满洲城，当夺民居二千家"。王知府站在地方立场，极力反对："考故牍，请于布政使曰：'成都满洲城故容驻防兵三千，见兵一千五百，尚虚其半。但出驻兵所侵地足矣，毋庸拓也。'"最后这次扩建满城，侵夺民居的建议由于各种原因没有执行。地方志则因此对王时翔为民争利而大加赞赏。
（三）市民眼中的满城：一个别样的世界
在李劼人笔中的少城，是尘嚣中的另一个世界，"是一个极消闲而无一点尘俗气息，又到处是画境，到处富有诗意的地方"，"从西御街走进满城的大东门。果然矮矮的城墙之隔，顿成两个世界：大城这面，全是房屋，全是铺店，全是石板街，街上全是人，眼睛中看不见一点绿意。一进满地，只见到处是树木，有参天的大树，有一丛一丛密得看不透的灌木，左右前后，全是一片绿"。在成都市民眼中，满城是防御森严但悠闲宁静的，里面的八旗兵过着优裕自在的生活。像咸丰年间竹枝词里的描述，"鼓楼"西望"满城"宽，"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北望号营盘。满城相比东南方向的内城，宽敞得多，兵营较场集中吴好山著。
直到清代末年，旗人最多的时候也不过二万余人，他们住在方圆约十里的地面内，所以显得人口稀少，幽雅宁静。它与熙熙攘攘的大城(市区)相比，有另一番风味，而官街、兵街两边并不是鳞次栉比、店铺相联的房舍，而是林荫覆盖、错落有致的小庭园。按照清制，每名甲兵有份地一至二亩，由公家给以修建三间住房，四周筑以围墙，这叫做一甲地，住一户甲兵。每户的空地甚宽，加以旗人长于园艺，栽花养鸟，所以各家都在自己庭园里竞相绿化，百花争妍，使整个满城四季飘香、林幽蝉噪，却掩盖了军营的森严本色。"满洲城静不繁华，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赏荷花"。
满城还有着与它咫尺之隔的大城所没有的农村风光，城内林荫茂密、鸟语花香、景色宜人，从西南角水西门流入的金河沿将军衙门横贯东西，经半边桥直泻大城而去，河岸两旁有疏疏落落的农田。满城内，空地颇多，在水西门及西较场的东南角尚有大片荒地。清乾隆时期，有一批越南人流寓成都，利用满城空地开垦自给。满城空地经先后开垦共413亩，主要为蔬菜地。每年共收租银536两，作为旗营增加养兵的费用。
至于城里的满人们，在咸丰年间的竹枝词中写道："蚕桑纺绩未曾挨，日日牌场亦快哉。听说北门时演戏，牵连齐出内城来。"城里的满人不事生产，两手不沾尘世，每日流连牌场，成都北门附近是会馆寺庙集中的地方，满人听说北门寺庙会馆有戏班出庙会，便举家一齐出城看戏。"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逢着忌辰真个空，出城添得钓鱼竿"。从竹枝词可以看出，成都市民对满人每日悠闲度日，不是去会馆蹭戏看，就是去城外钓鱼游猎的寄生生活鄙夷加羡慕。正如李劼人曾描述过晚清成都人对满城旗人的印象："这里的人，男的哩，多半提着鸟笼，搀着钓竿；女的哩，则竖着腰杆，梳着把子头，穿着长袍，靸没后跟的鞋，叼着长叶子烟杆，慢慢地走着。"
一墙之隔的成都汉城区"人烟繁盛之区，街市居民昧于卫生之道，藏垢纳污，习于不洁久矣。道涂之不治，秽物之堆积，恶气触人，不可飨迩。每当阴雨泥泞，屎酸粪汁及一切脏水，秽集街上。久晴则尘埃四塞，霉菌飞扬"。而对比之下的满城，则"城内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民国后，少城的城墙撤毁净尽，满城住宅区因其优美的环境、安静的街道，宽敞的建筑很快成为城市中新的上层人物的首选住宅区。到1937年，从少城区的地价看，少城区成为仅次于城中商业区的高价地价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