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成，雷斯垂德。我一点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出面。这场出色的逮捕应归功于你，而且只是你一个人的功劳。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以智勇双全的表现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所有警察一直在寻找却没有找到的这个莫兰上校，他在上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对准公园路427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以这个罪名提出控告，雷斯垂德。现在，华生，要是你能忍受从破窗吹进的寒风，不妨到我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待上半个小时，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的直接照管，样子完全没有任何改变。我一进来就注意到屋里少见的整洁，但是一切原有的东西依然如故：这一角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松木桌，它被酸液弄脏了桌面；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很多伦敦人想烧毁而后快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如以前那般。屋里已经有两人，一个是笑着欢迎我们进来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我们今晚的冒险行动中起了大作用而样子冷淡的假人。我朋友的这个做得惟妙惟肖、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给它披了一件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完全逼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全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
“遵照您的吩咐，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中打出来的？好吧，赫德森太太，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老位子上，我想和你讨论一下几点情况。”
他把那件旧礼服大衣脱掉，换上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又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了。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的破碎前额一边笑着说，“对准脑袋的后部正中，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看，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要是没记错，你以前也没有听到过詹姆士·莫里亚蒂这个名字。他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你帮我把那本人物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
他坐在椅子上，身体往后靠了靠，大口吸着雪茄，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很不错。莫里亚蒂这个人不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纵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打掉了我左边的犬齿。最后这个就是我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年在伦敦出生，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学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边上，有福尔摩斯清晰笔迹的旁注：伦敦第二号危险的人。
“真叫人惊奇，”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这人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确实是的，”福尔摩斯回答说，“在一定程度上他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量，在印度还流传着他怎样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后，会突然长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你常常会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是，个人在发展中能再现他历代祖先发展的全过程，而像这样突然变好或者变坏，显示出他的家系中的某种影响，他似乎成了他的家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怪诞。”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是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没有任何当众出丑的事情，但仍旧没有待下去。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声名狼藉。而此时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一度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给他薪水，却只利用他做过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复杂的案子。你可能还有些记得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断定莫兰是主谋，但是找不出一点证据。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抓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为了防气枪，我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很可能当时你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我可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操控这支枪的是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我们。毫无疑问，就是他让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度过了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伏他。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就实在没意思。他的影子会日夜缠着我，他对我下手的机会迟早总会到来。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他就拿枪打，那样我自己也会被送进法院，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凭看起来不过是轻率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一筹莫展。于是我随时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把他送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我又在伦敦出现了。上校不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而且感到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待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绝没想到他也会挑选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我解释吗？”
“有，”我说，“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你还没有说明。”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做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那么，你已经做出了假设了？”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复杂。从证词中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用说，莫兰作了弊--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说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按理说，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大概他像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被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靠作弊赢钱的行为中取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问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同时，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搅我们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为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献身了。”
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就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相信没有多少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观点。”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一面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种情况对社会有好处，因为谁也没受损失，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往往只是一个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我就足以判断出这个邪恶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你就会想到蛰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没有具备过像伦敦当时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应了他的请求，转让了我的小诊所，搬回贝克街那座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开在肯辛顿的小诊所，他毫不犹豫就付给了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钱，这让我感到诧异和窃喜。几年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福尔摩斯筹措的，这才明白其中缘由。
我们合作的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非像他所说的那般平淡无味。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一事件几乎使我们丧命。不过他冷静、自重的性格，素来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对他的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能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解释过，这项禁令直到现在才被撤销。
一通古怪的议论发完之后，福尔摩斯靠在椅子背上，悠然地翻看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急促的门铃声使我们的注意力集中起来，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像是有人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紧张地冲进过道、上楼梯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发狂似的闯进屋来，他脸色苍白，头发散乱，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的眼光来回落在我们身上。我们用疑问的目光注视他，让他感到有必要表示一下歉意，因为他是无礼地闯进来的。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请您不要责怪我，我快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这样就算自我介绍了，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我们就能理解他的访问以及他的访问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来说什么都还没说明。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这几天天气热。现在如果你感到平静了些，请坐在那把椅子上，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你只讲了你的名字，好像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我确实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由于我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所以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是这位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扎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气的声音，使福尔摩斯做出了这些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对他的推测惊得目瞪口呆。
“不错，您说的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伦敦城最不幸的人。看在老天的分上，您别不管我，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请他们给我时间，我要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即使走进监狱也会是高高兴兴的。”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的确太……太有意思了。那你是因为犯了什么罪而将被逮捕呢？”
“谋杀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我同伴表情丰富的脸上，含着一种似乎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所有能轰动社会的案子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颤抖地伸出一只手，把铺在福尔摩斯膝盖上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要是您看过这份报的话，先生，那么您一眼就能看出我今天来找您的原因了。我觉得好像人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灾祸。”他把报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就在这里。如果您愿意，我给您念念。您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罪犯的线索’，那就是他们正在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它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站一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是在等着，一旦对我发出逮捕证就会将我抓走。这会使我母亲伤心的--肯定会使她伤心的！”他极度恐惧，使劲扭着自己的手，在椅子上反复摇晃。
我仔细打量着这个被控杀人的男子：他的头发呈淡黄色，面容清秀，但看起来十分疲惫，两只蓝色的眼睛满是惊恐，胡子刮得很干净，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他的年龄大约二十岁，衣着和举止都像个绅士。他浅色夏季外衣的口袋里露出一卷签注过的证书，说明了他的职业。
“我们得利用现在这段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请你把报拿起来念一念刚才谈到的那一段，好吗？”
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过的大标题下面，我看到有这样一段带暗示的叙述，我照着念道：“昨晚深夜或今日凌晨时，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是严重犯罪行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是该郊区颇有名气的居民，从事建筑业多年，并因此致富。奥德克先生系独身，五十二岁，住在锡登罕路尽头的幽谷山庄，习性怪僻，平素沉默寡言，不喜交际，近几年实已退出建筑业，然而宅后的贮木场仍在。昨夜十二点左右，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车不久即赶至现场，但因木燥火猛，无法扑救，直至整堆木料烧尽方熄。至此，起火原因似乎是偶然，但另有迹象显示极有可能是严重的犯罪行为。火灾现场未见户主，实在令人感到奇怪。经查询，才知道户主已失踪。检查卧室，床无人睡过，而保险柜门已被打开，若干重要文件散落满地。最后发现室内曾发生激烈格斗之迹象，并找到少量血迹及橡木手杖一根，柄上也沾有血迹。现已查明，是夜奥德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该手杖即来客之物。此深夜来访者是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即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426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的有力证据。总之，案件已有惊人发展，这一点毋庸置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