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那不勒斯附近的坡西利坡，”她说，“我是首席法官奥古斯托·巴雷里的女儿。我父亲曾经在当地做过议员。根纳罗是我父亲的手下。和任何女人一样，我爱上了他。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地位，除了英俊的外貌、体力和活力，他什么也没有。因此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婚。我们一起私奔了，在巴里结了婚，变卖了首饰，用这笔钱我们到了美国。这是四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待在纽约。
“起初，我们运气很好。根纳罗帮助了一位意大利先生，他在一个叫鲍厄里的地方救了这位被歹徒围困的先生，这样就交了一个有势力的朋友。这位先生叫梯托·卡斯塔洛蒂。他是卡斯塔洛蒂—赞姆巴大公司的创办人之一。这家公司是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姆巴先生身体不好，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卡斯塔洛蒂掌管公司的大权。公司雇用了三百多名职工。他在公司里给我丈夫找了份工作，任他为一个部门的主管，并处处关照我们。卡斯塔洛蒂先生是个单身汉，我想他把根纳罗看做了自己的儿子，我和我丈夫也都像对待父亲般尊敬他。我们在布鲁克林买了一幢小房子，我们的未来都看似安稳。这时候，忽然出现了乌云，很快就笼罩了我们的天空。
“一天晚上，根纳罗下班回来，带来一名叫乔吉阿诺的同乡，也是从坡西利坡来的。这个人身材高大，你们都看到了他的尸体。他不但身材高大，而且他的一切都很古怪，让人害怕。他的嗓音在我们的小房屋里像打雷。他说话的时候，房子里都没有足够宽敞的空间可以让他挥动巨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都是强烈而奇怪的，他说起话声音洪亮得很，简直就是在吼叫，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说。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有一种慑人的光，他一看着你，你就得听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魔鬼。感谢上帝，他已经死了！
“他一次次地到我们家来。可是我知道，根纳罗似乎也同我一样，并不十分欢迎他。我那可怜的丈夫坐着，面无表情，毫无兴致地听我们客人在那滔滔不绝。他谈的无非是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所发表的无休无止的胡言乱语。根纳罗没有跟我说过什么，但我清楚，我是了解他的。我看得出他的情绪。起初，我以为是厌恶。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不仅仅是厌恶，是害怕，一种隐藏在深处的、不易察觉的害怕。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内心的恐惧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恳求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个子竟能把他弄得这样没头没脑的。因为我清楚他是爱我的，他对我的感情是真心的，他从不会隐瞒我什么。
“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我听完后，心里禁不住发冷。我可怜的根纳罗，在那纷乱的日子里，他什么都不顺利，不公平的待遇逼得他快要发疯了。就是那段时间，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叫红圈会，和老烧炭党是一个组织。这个组织有着可怕的誓约和秘密，一旦加入进去就别想出来。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根纳罗以为他已经可以远离它，跟它断绝关系了。一天晚上，他在街上撞见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介绍他加入那个团体的大个子乔吉阿诺。在意大利南部，人们都称他叫‘死亡’，因为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为了躲避意大利的警察，他跑到了纽约。他在他的新住处建立了这个恐怖组织的分支机构。根纳罗把这一切都告诉了我，那天我看了他收到的一张通知。通知顶头上画了一个红圈。通知告诉他要在某一天集会，收到通知必须到会。
“真是糟糕极了。但更糟的还在后面。我注意到，有些时候，乔吉阿诺常在晚上到我们家来，总是找机会跟我说话。尽管大部分时间他是对我丈夫说话，但他那双恶魔般的眼睛却总是盯着我。有一个晚上，他终于露出了原形。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所谓的爱情，不过是畜生的行径。他来的时候，根纳罗还没有回家。他走进屋子里，用他那双粗壮的手一把抓住我，搂进他那熊一样的怀里，粗鲁地强吻我，并且让我跟他走。我挣扎着叫喊着，根纳罗进来了，并向他冲去。他把根纳罗打晕了，然后跑开了。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到我们家来。也是从那天晚上以后，我们成了冤家对头。
“几天后开了会。根纳罗开完会回来后，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红圈会的资金来源是靠讹诈有钱的意大利人筹集的，如果他们不给钱，就会受到暴力的威胁。看样子，红圈会的人已经找到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恩人卡斯塔洛蒂的头上了。他不惧威胁，不屈从他们的要求，还把信交给了警察。红圈会决定杀一儆百，拿他开刀，以防止其他人反抗。会议决定，用炸药把他和他的房子一起炸掉。抽签决定谁来执行这个任务。当根纳罗把手伸进袋子去抽签的时候，他看见我们的仇敌那张凶残的脸露出一丝不明深意的笑。毫无疑问，事先已经做好了某种安排，因为签子上的那个致命的红色圆圈就代表杀人的命令，他抽到了这支签。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要么让他和我遭到他的同伙的报复。只要是他们害怕的人，或者是憎恨的人，他们都要惩罚，不但伤害这些人，而且还要伤害这些人所爱的人。这就是他们惨无人道的规定之一。这种恐惧和担忧向根纳罗袭来，逼得他忧虑不安，几乎都快疯掉。
“整个晚上我们坐在一起，手握着手，一起面对我们即将要面对的苦难。动手的时间定在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和我的丈夫一起动身来到了伦敦，但还没有来得及通知我们的恩人说他有危险，也没来得及把这件事情报告警察，好保护他未来的生命安全。
“先生们，剩下的你们自己都知道了。我们清楚，我们的仇敌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乔吉阿诺报复我们有他私人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我们清楚他是多么残忍、奸猾、固执。整个意大利和美国都对他那可怕的势力议论纷纷。如果说什么时候能够证明他的势力的话，现在就是最好的证明。我的丈夫趁着少有的几天好天气帮我找了一个藏身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我得到安全。至于他，他也很想摆脱他们，好跟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取得联系。我也不清楚他住在哪里，怎么过的。关于他的消息，我只能从一份报纸的寻人广告栏中获知。有一次我从窗子往外看，看到这所房子被两个意大利人监视着。这时我知道，乔吉阿诺终于找到我们的下落了。最后，从报纸上，我得知根纳罗会从某一个窗口向我发出信号。但是出现的信号只是警告，没有别的意思，突然又中断了。现在我明白了，他知道自己被乔吉阿诺盯住了。感谢上帝，幸亏这个家伙来的时候，他已有所防备。先生们，现在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们，依照法律规定，我们有什么需要担心的？世上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根纳罗所做的事情而对他定罪？”
“嗯，葛莱森先生，”那位美国人扫了警官一眼，然后说道，“我不知道你们英国人的观点如何，不过我认为，在纽约，这位夫人的丈夫将会得到普遍的感激。”
“她得跟我去见局长，”葛莱森回答说，“如果她说的事情属实，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有什么可怕的。但是，让我感到迷惑的是，福尔摩斯先生，你怎么竟然也插手这件事情来了？”
“学习，葛莱森，学习，你还需要回大学里学点知识。好啦，华生，你又可以多记下一份悲惨而离奇的材料啦。对了，还不到八点钟，考汶花园今晚在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呢！现在去，还能赶得上第二幕。”
布鲁斯—帕廷顿计划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的第三个星期，伦敦雾气很重。我真怀疑在周一到周四期间，我们是不是能从贝克街我们的窗口望到对面房屋的轮廓。第一天一整天福尔摩斯都在为他那册巨大的参考书编制索引。第二天和第三天他都在研究他最近喜好的一项课题--中世纪的音乐。到了第四天，吃过早饭，我们把椅子推回桌子下面后，潮湿的雾气迎面扑来，在窗台上凝成油一般的水珠，这个时候，我那性急的朋友似乎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单调的状态了。他捺着性子，在起居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时而咬咬指甲，时而敲敲家具，显然对这种了无生趣的生活很是烦躁。
“华生，报纸上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新闻？”他问道。
我清楚，福尔摩斯说的有趣的新闻指的是有关犯罪方面的有趣事件。报上登有关于发生革命的新闻，有可能要打仗的新闻，还有政府即将改组的新闻。可是这些，我的同伴都不感兴趣。而我看到的有关犯罪的报道，都是极其平淡无奇的。福尔摩斯叹了一口气，继续来回踱着步子。
“伦敦的罪犯实在是太没脑子了，”他唠叨着，像一个在比赛中失意的运动员，“华生，你看看，窗口外边人影隐隐约约地出现，又消失在浓雾之中。这种天气，盗贼和杀人犯可以肆意地在伦敦游逛，就像老虎在树林里一样，如果它不向受害者猛扑过去，谁也不会发现它。当然只有受害者才能看清楚。”
“小偷不少呢。”我说。
福尔摩斯不屑地哼了一声。
“这个灰暗的大舞台是为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设置的，”他说，“我不是个罪犯，这真是这个社会的运气。”
“的确。”我由衷地说。
“如果我是布鲁克斯或伍德豪斯，或者是那些有充足理由要我的命的五十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个，在我自己的侦查下，我能活多久？一张传票，一次假约会，就万事大吉了。幸亏那些拉丁国家--暗杀的国家，没有起雾的天气。哈！出现了，总算有点事情让我们做了，这单调的沉闷终于要结束了。”
福尔摩斯打开女仆送来的一封电报，大声笑了起来。
“好呀！好呀！还有什么更出人意料的呢？”他说，“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就要来了。”
“为什么不可以来？”我问道。
“为什么不可以来？这就像是在乡间小路上开进来一辆电车。迈克罗夫特有他的轨道，他只适合在他的轨道上行驶。蓓尔美尔街--他的住处，第欧根尼俱乐部、白厅--那是他的活动圈子。这里，他只来过一次，只有一次。这一次又有什么事情让他来到这里呢？”
“他没有告诉你为什么来吗？”
福尔摩斯把他哥哥的电报递给我。
因卡多甘·韦斯特之事必须见你，即将抵达。
迈克罗夫特
“卡多甘·韦斯特？我听过这个名字。”
“我没什么印象。不过迈克罗夫特突然来，有些反常，行星也会脱离轨道的。对了，你知道迈克罗夫特是做什么的吗？”
我隐隐约约有印象，在侦查“希腊译员”一案时曾听说过。“你跟我提到过，他在英国政府当差。”
福尔摩斯笑了。
“那时我还不是很了解你。说到关于政府的事情，不能不谨慎一些。他为政府工作没错，但从某种意义上看，你说他就是英国政府也不为过。”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早料到我的话会让你吃惊的。迈克罗夫特年薪四百五十英镑，是一个小职员，没有任何野心，不图名不图利，但却是我们这个国家里最不可少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他的地位很不一般，这是靠他自己的努力取得的。他的才能是空前绝后的。他头脑精明，心思缜密，做事井井有条，记忆力超群，谁都不及他。他和我一样比常人在思维上有优势，我把这种优势用在案件侦查上，他则把这种优势发挥在他那特殊的事务上。每个部门做出的数据分析和总结都送到他那里，他是信息交换站，票据交换所，所有一切都由他加以权衡。别人都是专家，而他则是一个杂家，无所不知，样样精通。假设一位部长需要有关海军、印度、加拿大以及金银复本位制问题方面的意见，这位部长可以从不同部门分别取得互不相关的信息。但是，只有迈克罗夫特才能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并马上做出各因素如何互相影响的分析。起初，他们把他作为便捷的工具加以使用；如今他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关键人物了。在他那了不起的脑子里，每件事情都分类保存着，需要用时可以立刻取出来用。他的意见一次次地主导国家的政策，他就处在这样的生活里面。除非我去找他，请教他一两个小问题，他才当练一下智力放松一下，其他的他什么也不想。可是丘比特今天从天而降。这到底怎么了？卡多甘·韦斯特是谁？他和迈克罗夫特又有什么关系？”
“我知道，”我喊道，往堆着一堆报纸的沙发扑过去，“在这儿，对，对，肯定是因为这个！卡多甘·韦斯特是个年轻人，周二早晨发现他死在地铁的轨道上。”
福尔摩斯直起身，刚要伸到嘴边的烟斗停住了，聚精会神地思考着。
“事情一定很严重，华生。一个人的死竟然让我哥哥改变习惯来找我，看来这件事很不一般。这个人到底和他有什么关系呢？依我看，事情还没有弄清楚，那个年轻人显然是从火车上掉下去摔死的。他并没有遭到抢劫，也没有特殊的证据可以怀疑是一起暴力案件，不是吗？”
“尸体已经检验过了，”我说，“发现了很多疑点，再细想一下，这案子很古怪。”
“从我哥哥的反应来判断，我看这案子一定非同寻常。”他靠在椅子上，“华生，让我们串一遍案子的信息。”
“这个人的名字是阿瑟·卡多甘·韦斯特，二十七岁，单身，乌尔威奇兵工厂职员。”
“政府职员。你看，和迈克罗夫特兄长扯上关系了！”
“周一晚上他突然离开乌尔威奇，最后见到他的是他的未婚妻维奥蕾特·韦斯特伯莉小姐。他在那个大雾弥漫的晚上七点半钟，突然地离开了她。他们并没有发生矛盾，她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的不辞而别。另外一个关于他的事情是，他的尸体是一个名叫梅森的铁路工人在伦敦地铁的阿尔盖特站外发现的。”
“什么时候？”
“尸体是周二早上六点被发现的，在向东方向铁轨的左侧的尽头，就在离车站很近的地方，铁路在那里从隧道中延伸出来。他头部碎裂，很严重，很可能是从火车上摔下来造成的。只能是从火车上摔下来的，如果要从附近某一条街把尸体抬过来，肯定要通过站台，站台口是一直有检查人员站检的。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好，现在情况已经清楚了。这个人不是死后被抛下火车，就是活着的时候摔下火车的。这点我明白了，继续往下说。”
“从尸体附近的铁轨驶过的是由西向东行驶的列车，有的是市内的火车，有的是来自威尔斯登和邻近的车站。可以肯定，那天晚上这个遇难的年轻人是在很晚的时候乘车往这个方向去的。不过，还没办法确定他是在什么地点上车的。”
“看他的车票就知道了。”
“没有在他口袋里找到车票。”
“没有车票？哎呀，华生，这就奇怪了。按我的经验，不出示车票是进不了地铁月台的。假如他有车票，有人拿走他的车票，是为了不让人知道他上车的车站吗？有可能。或许车票被他丢在车厢里了？也有可能。这一点很奇怪，很有意思，没有发现被抢劫的迹象吧？”
“显然没有。这里有一张他的物品清单。钱包里有两镑十五先令。还有一本首都—州郡银行乌尔威奇分行的支票。这些东西可以确认他的身份。还有乌尔威奇剧院的两张特座戏票，日期是事发那天晚上的。还有一小捆技术性文件。”
福尔摩斯带着满足的声调大声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