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楚，可你的注意力又回到比彻那去了。你一直盯着他看，好像在研究他的相貌特征。然后，你垂下眼帘，但你还在看着，脸上满是思索的表情。你在回想比彻的战绩。我知道，你肯定联想到了内战期间比彻代表北方所承担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认为我们的人民对他的态度粗暴，对这一点你表示过强烈的不满。你对这件事情的反应这么强烈，所以我知道你一想到比彻就会想到这些。过了不久，我看见你的眼光离开了照片，我猜测你的思路已经转移到内战的事情上。我注意到你抿着嘴唇，眼里有光亮，紧握着两手，这时，我断定你在回忆那场厮杀中交战双方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但接着，你的表情暗了下来，你摇了摇头。你在思考悲惨、可怕以及无谓的牺牲。你伸手摸了摸身上的旧伤，颤动的嘴唇露出一丝微笑，这向我表明，你的思索已经被这种可笑的解决国际争端的方法所占据。关于这点，我同意你的看法：那是愚蠢的。我很高兴我的全部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不过虽然现在你已经解释过了，可我得承认，我还是和刚才一样不明白。”
“华生，这其实是很肤浅的推理。如果不是那天你表示自己不相信，我是不会用这件小事来打断你的思考的。话说回来，我手上有一个小问题，解决它要比我在思维解释方面的尝试困难得多。报纸上有一则报道，说住在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库辛小姐收到一只装有奇特东西的盒子，你看到这则报道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噢，那你看报的时候一定遗漏了那则新闻。把报纸扔给我。在这儿，在金融栏下面。麻烦你大声念一下。”
我捡起他扔给我的报纸，念了他说的那一段。标题是《一个可怕的包裹》。
住克罗伊登十字大街的苏珊·库辛小姐，遭遇了一次令人作呕的恶作剧，如果这不是一个另有企图的险恶事件的话。昨天下午两点，邮递员给她送去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包裹，包裹里面是一个硬纸盒，里面装了满满一盒的粗盐，库辛小姐拨开粗盐一看，里面是两只刚割下来不久的人耳，这把她吓坏了。包裹是前一天上午从贝尔法斯特邮局寄出的。没有写寄件者的姓名。更奇怪的是，库辛小姐是一位五十岁的未婚老女人，过着隐居的生活，来往的人不多，也没有什么人和她通信，平日难得收到邮包。但在几年前，她曾经租了几间房给三个医学院的学生，后来因为这些学生生活不规律，经常吵吵闹闹，所以不得不让他们搬走。警方认为，邮寄人耳包裹这一粗暴的行为很有可能是这三个学生所为。他们为了泄愤，把解剖室的标本邮寄给库辛小姐，想恐吓她。也有另一种看法，认为这三个学生中，有一个是爱尔兰北部人，据库辛小姐所知，这人是贝尔法斯特人。目前，案件正在调查当中，出色的侦缉官员雷斯垂德先生负责此案的调查。
“《每日电讯报》就说了这么多，”我读完报纸后，福尔摩斯说，“现在说说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吧。今天早上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说：
我认为你对这个案件很在行。我们正在努力查清这件事情，但我们似乎碰上了阻碍。贝尔法斯特邮局我们已经查询过，但案发那天交寄的包裹数量太多，邮局方面没办法单一辨认或回忆寄件人姓名，邮寄的盒子是一只半磅装甘露烟草盒子，这个信息对我们毫无帮助。依我看，医学院学生作案的说法仍然是最有可能的。但如果你能抽出几个小时，我将非常高兴能在这里见到你。我整天不在这宅子里就在警察局。
“怎么样？华生，能不能顶着酷暑跟我到克罗伊登走一趟，为你的记事本增加一页内容？”
“我正想找点事情做呢。”
“有事让你做了，请按一下铃，让他们把我们的靴子拿来，再去叫一辆马车。我先换个衣服，把烟丝盒子装满，马上就来。”
我们上了火车之后，下了一场雨。克罗伊登不像城里那样炎热。福尔摩斯出发前已经发了电报，所以雷斯垂德已在车站等候我们。他像往常一般干练，一副侦探派头。走了大约五分钟后，我们来到库辛小姐住的十字大街。
这条街很长，街道两旁是两层楼的砖房，清洁而整齐，很多房子前的石阶已被踩成白色，系着围裙的妇女三三两两地聚在门口闲谈。穿过半条街后，雷斯垂德停住了脚步，他伸手去敲一家的大门。一个年轻的女仆开了门，并把我们带进前厅，库辛小姐正坐在那里。她的面容很温和，有一对文静的大眼睛，灰白的鬈发垂落在两鬓。她的膝上放着一只没有绣完的椅套，身边放着一个篮子，里头有各色的针线。
“那可怕的东西放在外面，”当雷斯垂德走进去时，她说，“我希望你把它们都带走。”
“是要带走的，库辛小姐。我放在这儿，只是让我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来当着你的面看一看。”
“为什么要当着我的面，先生？”
“说不定他能问你一些情况。”
“我什么也不知道，问我有什么用？”
“确实如此，女士，”福尔摩斯安慰她道，“我知道，为这件事你已经够气恼的了。”
“是啊，先生。我是喜欢安静的人，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看见我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警察还跑到我家里来，这对我真是新鲜的事情。我不愿意让那些东西放在这儿，雷斯垂德先生。如果你想看，请到外面的屋子去看吧。”
那是一间在屋背后的小花园里的小棚子。雷斯垂德走进去，取出一个黄色的硬纸盒，一张牛皮纸和一捆细绳子。小路尽头有张石凳，我们都在石凳坐下后，福尔摩斯细细查看了雷斯垂德递给他的东西。
“绳子很特别，”说着，他把绳子举到亮处，用鼻子闻了一下，“你看这绳子是什么做的，雷斯垂德？”
“上面涂过柏油。”
“没错。是涂过柏油的麻绳。显然，你也注意到了，绳子是被库辛小姐用剪刀剪断的。这一点可以从两端的磨损处看出来。这很重要。”
“我没看出来这有什么重要的。”雷斯垂德说。
“重点在于绳结原封未动。还有，这个绳结打得很特别。”
“打得很细致。我注意到了这一点。”雷斯垂德得意地说。
“那么，关于绳子就说到这吧，”福尔摩斯笑着说，“现在我们来看包裹的纸，这是一张牛皮纸，有一股浓重的咖啡味。怎么，没有检查过？肯定没有检查过。书写地址的字写得很凌乱：‘克罗伊登十字大街S.库辛小姐收’，是用很粗的钢笔写的，也许是一支J字牌的，墨水很低劣。‘克罗伊登’一词原来是拼写的字母‘i’，后来被改成字母‘y’了。字体显然是男人的字体，这个包裹是个男人寄的，此人受教育的程度有限，对克罗伊登镇也不熟悉。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盒子是一个装甘露烟草的半磅的盒子。除了盒子左下角的指印外，没有明显痕迹。盒子里装的是用来保存兽皮或其他粗制商品的粗盐。埋在盐里的就是这奇怪的东西。”
他一面说，一面取出两只耳朵放在膝盖上认真观察。这时雷斯垂德和我各在福尔摩斯的一边弯下腰，一会儿看看这可怕的东西，一会儿又看看我们同伴的那张深沉而迫切的脸。最后，他又把它们放回盒子，坐在那里思考了一会儿。
“你们都看到了吧，”他最后说，“这两只耳朵不是一对。”
“没错，我们注意到了。如果真是解剖室的学生们搞的恶作剧，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挑两只不成对的耳朵配对的。”
“一点没错。但这不是一个恶作剧。”
“你肯定？”
“根据推测，绝不可能是恶作剧。解剖室里的尸体都注射过防腐剂。这两只耳朵是新鲜的，没有注射过防腐剂。它们是被一种很钝的工具割下来的。如果是医学院的学生干的，肯定不会这样。另外，学医的人只会用苯酚或蒸馏酒精进行防腐处理，绝对不会用粗盐。我强调一次，这不是什么恶作剧，我们是在侦查一桩严重的犯罪案件。”
福尔摩斯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听了他的话，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这段严肃的开场白似乎给这个案件蒙上了某种奇特的难以描绘的阴影。但雷斯垂德摇摇头，好像并不完全相信。
“有一点是肯定的，恶作剧的说法难以成立，”他说，“但另外一种说法就更加不能成立了。我们知道，这位女士在彭奇过着一种宁静而简单体面的生活，二十年来一向如此。这段时间里，她几乎都待在家里，寸步不离。罪犯为什么偏要把犯罪的证据送给她呢？奇特的是，她和我们一样，对这件事感到莫名其妙，除非她是个演技高超的女演员。”
“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的打算，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正确的，而且这是一起双重犯罪案件。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小巧，穿过耳洞。另一只是男人的，皮肤被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洞。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否则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悲剧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或者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经被杀害，那么，不是凶手把这谋杀的信息送给库辛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先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把包裹寄给库辛小姐有他的理由。但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一来，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如果她知道，她又为什么要报警呢？她大可以把耳朵埋起来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应该这样做。反之，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难题所在，需要我们去调查清楚。”他茫然地盯着外面的花园篱笆，说话的声音高亢而急促，但现在，他迅速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库辛小姐。”他说。
“那我先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琐事要处理。我想我没有需要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的问题了。你可以到警察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去看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冷漠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确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我清楚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认为，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奇怪地看了看他，只见他死死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忽然间，他焦急的脸上显出惊奇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寻找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和而谨慎的神态。我仔细观察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平和的面容，但是，我却没有发现让我的朋友惊奇的东西。
“我有一两个问题……”
“噢，又是问题，我已经受够了！”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的？”
“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毫无疑问，其中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很像，你们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不用怀疑。”
“对，你说得对。那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的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身旁的男子，从穿的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猜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观察得真仔细。”
“这是我的工作。”
“嗯，你说得很对。之后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他深爱她，不肯长期与她分离，于是就转到利物浦到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工作。”
“噢，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之前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到岸上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唉，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很糟糕了。他总跟萨拉吵架，跟我也没什么来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明显，库辛小姐谈到一个她感触很深的话题了。如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寡言少语，后来就滔滔不绝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生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关于他们，她说了好半天，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放过任何信息，不时地提出问题。
“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有结婚，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唉，如果你了解萨拉的性子，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到克罗伊登以后，我试过跟她住在一起，一直到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不是我想说我妹妹的坏话，但她总是喜欢管这管那，她真的很难相处。”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发生过不愉快？”
“是的，但他们之前可是最要好的朋友。她到那里住本来是想跟他们更亲近。可事与愿违，她对吉姆·布朗纳总是恶言恶语。她住我这儿的最后半年中，关于吉姆·布朗纳的评价除了说他酗酒和爱耍心机之外再没其他。我猜是因为他发现了她好管闲事的毛病，大骂了她一顿，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你刚才说你妹妹住在瓦林顿的新街，对吗？再见。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毫无相关的事折磨得很烦恼，我对此感到抱歉。”
我们出门的时候，正好一辆马车经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这里离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抓紧时间。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案子，但这里边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之后，福尔摩斯就一路靠在车背上，把帽子斜搭在鼻子上，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宅子前面。这座宅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很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伸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台阶上出现一位面容严肃、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身穿黑衣的年轻绅士。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严重，”他说，“她昨天刚刚患上了脑病，而且很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请您十天以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上大步走去。
“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开心地说。
“也许她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什么，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了。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馆，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到警察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高兴的午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聊的都是小提琴，其他的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讲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花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买了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他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跟我聊关于这个杰出人物的种种趣事。下午的时光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了，炙热的太阳此时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我们来到警察局，雷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这是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