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四面山，山还跟着我，像一群羊；黑山羊咩咩叫着，从大路到草丛，我与它们一同来到长江边。又见到安华兄，我们兄弟一同坐在磁器口的游船上，天已经黑了。
安华告诉我：“我们现在坐的地方，这江水下面，原来就像对岸的那个斜坡，没有灯，黑黢黢的，长满杂草，旁边都是石头；夏天乘凉的人就搬把椅子，撑起遮阳伞，坐在江边。”
而我望着黑黢黢的江对岸，没有人，到处是影子；再看此岸，好多人，却空空如也。此刻，我只喜欢黑暗、宁静。谈到父母，我问安华：“母亲身体可好？”
“不怎么好。”安华说，“母亲一日三餐，我要送到她手里，还有药，要看到她吃下去，否则她一会儿就忘了。上有老母亲，下有一个娃儿还在木洞中学读书，我的压力大，负担重。我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这辈子活得不景气。但是，对那个荒唐年代，现在也看开了，并没有怨恨。那些人自身没有文化，人性中的邪恶就暴露出来了。我花了六七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那个年代的书，就是要鞭挞人性中的邪恶，告诉后人，我们这辈人经历的荒唐年代，还有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我鼓励安华好好写作。而随后，我们又谈及父母与“忠义孝悌”。
安华语出惊人。“父亲的坟长得很好。”他说。
“长得很好，父亲的坟？”
“是的，父亲的坟一直在长，比刚落葬的时候长大了好多，砖石都裂开了，这是好兆头。坟上长满了花草，开的都是黄花。”安华微笑着说，“父亲的坟面朝田野，两边都是青冈树，背靠一座山，位置在重庆沙坪坝的曾加桥，墓碑上写着‘多默陈忠铭之墓’。‘多默’是他的天主教名字。受母亲影响，父亲临终前也信了天主教。所以我们每年上坟的时间都不在清明节，而是在五月份；也不烧纸，就按天主教的习惯点几支蜡烛，还放火炮。”
“母亲已经八十二岁了，因为身体不好，常说起身后事。她知道买一块墓地很贵，所以就说死后把骨灰放到教堂里就行了，但我和姐姐妹妹商量，不听她的，还是准备将来给她买块墓地。”
我说：“记得父亲曾在遗嘱里说：死者为大。所以我建议，将来还是顺从母亲的心愿。”
安华默默点头，并告诉我：“在父亲的坟前，我许了愿的。”我问安华是怎样的心愿。
他说：“愿父亲安息并保佑全家平安，保佑娃儿能够好好读书，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就是安华，在我眼中，他已然是这样一个真正的人。
这会儿我又坐在长江边对着江水开始写作。卵石静伏桌面，就像多少年来便沉于江滩。它们默默告诉我：不要太匆忙，一切依旧从容、宁静；如沉默本身，会生出自然的形态和颜色。
我于是懂得，无论如何，只要面对长江沉思默想，让浩浩江流注入血脉、笔端，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往生重生，只在一支笔，一颗被冲上桌面的卵石，它们此刻还没有完全睡醒，就跟随我起程重返鱼嘴——
在热浪中放逐自己，于我似乎已成为一种身心需求。一个人在大街上无目的地游走，滚滚热浪便将我送上旅途——这一次没有船，只有车；当热浪拍打着路面，漫过车窗，坐车、坐船是一样的。
从重庆到鱼嘴，路牌上不时闪现“寸滩”“黑石”“唐家沱”……我于是默念着：
重庆下游两条江，
寸滩、黑石要遭殃。
唐家沱靠头要拍桩；
铜锣峡的古迹难得讲——
好一个铜锣敲不响，
好一个缎子铺盖抱不上床。
野骡子的菩萨在半岩上，
灰娃儿溪的小船划坡上……
此刻，你就是灰娃溪的小船，漂进荒山热浪。经过一个隧道，眼前的情景分明梦里见过：母亲的灵车盖满白花，穿过一条幽暗的鲜花隧道；落英缤纷，车行缓慢，母亲正穿过阴阳交界……有那么一瞬间，我就坐在花车上。
一出隧道，阳光又铺天盖地，倾泻在盛夏重重山冈；一丛丛、一簇簇的紫荆花、夹竹桃迎风摇曳；连岩石也纷纷涌出花花绿绿的波纹与阳光。——自从母亲离世，你即刻坠入另一重世界；它缓缓升腾却又坠入深渊……
进入鱼嘴，穿过千篇一律的高楼、新街；我又回到树荫下的一幢老房子。谢天谢地，鸿运旅社还在——十年前我就住在这里，那是冬天，桌上的花瓶里，插着胭脂红和银白的腊梅。而今小屋空空，像蒸笼一般闷热；不见从前的腊梅和花棉被，只有一张滚烫的凉席。这是2013年7月31日，中国南方大范围地区出现罕见高温、干旱，各项指标屡破历史记录。而我并不在乎，放下行李又冲进热浪，一路寻找着2002年冬天的鱼嘴，老街历历在目。
下午两点，炎炎烈日在头顶晃动，而走进鱼嘴却并不感到炎热，只因满目凄凉：原先的东风路，那条温暖的老街，我曾一路经过种子门市、酒坊、茶馆、纸火铺、花圈店……2002年1月，这里人来人往，老人背着腊梅，孩子提着花灯，街边的小摊摆满各种旧书、古玩，人们匆匆赶路……当时的情景近在咫尺；而眼前已是一片荒芜，荒草一人多高，街边仅存三两间残屋；店主仍默坐在屋里，卖烟酒杂货。我进去买了两瓶矿泉水，边喝边往废墟里走，往杂草深处走。店主在身后看着我，也没说什么，或许我们的心情是一样的。可谁知荒草不荒，废墟不废，其中尽是故人故居，走过去就能与他们促膝谈心；谁知青藤缠住我的手，荒草替我擦去汗水；那些赭红的木屋从乱石野土中立起来，敞开窗门迎接我；我这就走进去喝杯茶，茶馆烟雾腾腾……烈日下一切都在冒烟，脚下的土地热浪起伏。这里属淹没区，但尚未被淹没。行至今日我才发现，在广大的淹没区存在大片这样的荒地，正如后来鱼嘴老人告诉我，这里以1981年洪水淹没线为准：凡淹没线以下的地方，就属于淹没区，哪怕这座房子，这半截（1981年）淹了，那半截还在，就拆这半截，留那半截。而眼前的江水在175米水位线之下（约147米）。而之所以这样“划线”，是为了三峡涨水之后，可以“防百年一遇的大洪水”。而我后来才了解到，还有一些地区，如长寿，拆迁水位是178米；因为三峡水位将涨到175米，须“预留”3米的“风浪区”。万州新田也是如此，白水溪边，位于（水位）145米至175米之间的狭长地带，原先的古镇、良田，都成了废墟——尚未被淹没，已然被遗弃，“留待”水位涨到175米。另有一些老城古镇至今“悬而未决”，比如洛碛老街，将来如何，是重建新城，或留待淹没，没有人知道，也没人能说清。
就这样我钻进鱼嘴，在废墟间发现了真相。烈日如瀑布，浇灌着眼前荒草与荒凉身心。欲哭无泪的不仅是我，还有“墟中人”，他们与乱石一同堆在路边，并在荒草间低声歌吟，我只听见一句：“故园美好……”是的，一路走来，我仍有足够的信心像十年前一样，从头至尾记录眼前的情景——
阳光透过枝叶洒在斑驳的路面；两辆摩托车停在路边的黄桷树下；一顶花阳伞像是从水上漂过，滑下狭窄的石梯；下面就是张开的鱼嘴；两侧灰楼堆积，都是旧公房，从前我认识的一位陈师傅就住在这里。陈师傅的父亲是一名国民党高官，解放后被投进监狱。陈师傅一辈子生活艰难，老来从重庆蔬菜公司退休，在重庆买不起房子，就独自领着孙女迁到鱼嘴，就住在这片旧工房里的不知哪一幢。我来过，见过他们，那年他的外孙女刚满十四岁。陈师傅怕她学习好，她偏偏爱读书，而且成绩优异。将来怎么办，如果考上大学谁来供她读书？陈师傅为此忧心忡忡。也不知他们是否还住在这里，近况如何；走下石阶，望着烈日下的旧工房，我只有在心里为他们祈福。
再往下走就是背街和鱼嘴老街；老街（东风路）几乎拆完了，上排的背街还在；再往下就看不见人了；好端端的石板路，四周草木茂盛，却不见人影。
再走下一个斜坡，只见几幢残屋，门锁着，青藤沿灰砖墙爬上屋檐，褪色的旧木门边挂着“江北县鱼嘴卫生（院）”的木牌（最后一两个字被一堆旧木板挡住了，大约是“院”或“诊所”）。顺着石阶往下走，四周都是蝉鸣，没有人声，绿荫之中却到处是人影。墙头上覆盖着杂草藤蔓。再往下，木屋七零八落，东倒西歪，褪色的旧门板后面，有人居住。在一间支着蓝色篷布的小屋里，仍开着一家小店；店主看见我走来也不打招呼，经过时，我感觉自己成了“墟中人”。而再往前走，野草丛中，隐约听见有人叫我，我却不能也不敢回头。
一坡石梯弯曲起伏，像一架变形的旧钢琴，琴键脱落；再往前就是“鱼嘴镇农技站”，与对门一座破旧的穿斗房子相对；阳光在木门和土墙之间画出一道圆弧，路也是弯的。几户人家的窗前开着太阳花；南瓜花还在前面，开在竹架上，因为太热，都快蔫儿了。背后是一排废弃的穿斗房子，白墙黑瓦已经塌陷，连同其中的生活；大片的爬山虎从屋檐垂落，覆盖着黑洞洞的窗口。屋里好像还坐着一个人，他的店铺像是多年没开张了。想起十年前在这里见过的一户人家，窗台上搭着个小铺面，而就在他们家外墙的窗户顶端，我看见1981年发洪水时留下的一道明显的水印。而那道水印，就是鱼嘴今日的淹没线。
再前面的“荣霞时装”早已关门歇业，铝合金的门帘拉下来，留着不到一尺的缝隙。左边是一扇褪色的红木门，右边是蓝色和棕红色的木门；房顶的一排灰白的防火墙，翘起黑色檐角。再往前，是一片空场，太阳明晃晃的，炙烤着水泥地上的乱石、枯草，我经过时心里却不寒而栗。而再往前，除了左侧上排的背街还在，就什么也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是什么？是乱石坟场，白茫茫，空荡荡。这就是我从前轻抚着木门石墙一路走来的鱼嘴老街——“拆完了，全拆完了。”之前就听路人这么说，还不愿相信；直到亲眼看见、亲身经历之后，我也只能这么讲：“拆完了，全拆完了。——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我庆幸自己十年前初到鱼嘴时，尽可能用照片和文字记录下当时的情景。而我至今认为，文字仍是无可取代的。可还有什么好说的？面对这样一片空场、废墟。
潮涨潮落，人心也是如此。鱼嘴教人沉默、沉静。
天太热，人几乎要着了，而我只有向前走，往废墟深处、荒凉深处走，无视危险，也不知冷热，只知道荒凉深处有我的家，母亲正在废墟荒草间等我。也正是母亲救我，天无绝人之路。往前，再往前，路的尽头，吹来一阵凉风，是江风。前面就是长江，荒草丛中，现出鱼嘴码头。沿着草间的一条泥泞小路，我径直朝江边走去，竟有一条小船在那儿等我。
鱼嘴码头
船主问我去哪儿。我说船去哪儿，我去哪儿。她以为我在开玩笑，哪里知道我根本没有退路。常识告诉我，若原路返回，必定中暑，可想而知，倒在烈日下的荒草丛中会是怎样的后果。
听说船到木洞，我就去木洞。而这些年之所以没来鱼嘴也没去木洞，只因已没有船只在这些地方（小码头）停泊。是的，白天或晚上站在江边，已很少能看见一艘真正的船——没有了突突作响的机动船，更没有了那种无声的自行船、柏木船，只有晚间在重庆朝天门码头转来转去的灯红酒绿的游船，坐一次就够了。谁承想，在烈日下的鱼嘴码头，竟停泊着这样一艘私家小船“龙源号”。
船开了，长江救我，不是说说而已。然而“龙源号”刚一开出，只见江面漂满垃圾，四面高楼拔地而起，各种挖掘机、起重机遍布新城码头。棚棚荡然无存，古镇荡然无存。
前面是明月沱。船主黄大芬告诉我，她与丈夫一起跑这条小船，从鱼嘴到木洞来回，一天两班。丈夫胡佐明正在二层的驾驶舱开船，她在下面卖票，2013年7月31日下午，“龙源号”上除了我，只有两名乘客，他们分别在明月沱和沙溪沟下了船。江水是土黄色的，如黄土将过去掩埋。
江上空荡荡，几乎看不见船只。在江上航行，感觉比走在废墟间更加荒芜。连想都不敢想，原先那些千年古镇、万年江滩，就这样永远消失，再也没有了。而要重现这一切，又不知需要几千几万年。
从鱼嘴到木洞，沿途除了新楼、吊车，看不见任何景色。风景全在水里，我不忍再看，甚至不愿再走进木洞。船到木洞，我跟着旅客下船，却只在岸边软泥上站了十几秒钟又上船，木洞算是又来过一回！短短十几秒钟，岸边的荒草、野土都上了船，还有几幢残存的旧楼在向我徐徐靠近。而木洞已空，再也抽不出半截木头！
而跟着“龙源号”一同折返，心绪稍稍平静。我知道自己这些年在江边苦苦追寻的，无非是消失的古镇、岁月和记忆。我在酿酒，而酒缸早已破裂。不如自斟自饮，无论悲欢离合。
心静自然凉；凉风悠悠，从江岸山坡、岩石里涌来。而就在回来的路上，我忽然看见了另一重风景：大块土石倒在江岸；长满野草的头颅，睁着黑洞洞的眼睛；“首身离兮心不惩”，分身散体的先人，就这样赫然呈现在眼前。有诗为证：
灵魂不在大小，只需找到一棵树、一根草
或一块岩石栖居；你就在树间，我就在
岩石青草下面——不信你听，蝉鸣
正和着清风绿叶从江水里传来；
不信你看，故园已从水中悄悄上岸，
正重新在山间发芽，土里生根，
祝福并等待着依山傍水的后人。
你瞧，山中小路，都是我的路径，
一如先辈经过，地面就现出飞鸟的身影；
我的先辈啊，已随鸟儿飞去，
他们在野土之中开创的世界里，
有我去世的父母，来世的兄弟姐妹。
寂寞之时，我就往里走——
我的山映入水中或飘在云里。
小路也是林荫大道，到了夜晚，
就现出松明火把，明月清溪，
指引我的道路，我的心，我心思念着
逝去的江水和母亲，她们是一体——
“水流东海不回头，日落西山还见面。”
看那野土四散滚落，如古战场上战士的遗体；
看那山岩涌出的群像，我却来不及
为他们一一擦去泪水——他们全都在流泪，
我只有站在船头，擦去自己
满脸汗水，满心泪水。
回来的路上，我又看见那些斜横岸边的小船，山林间的土屋，那些下船旅客孤单的背影。那些废弃的荒田，倾斜的坡地，岩石上的涓涓细流，哪怕是一滴雨，你不能忽略——险些忽略了他们；险些忽略了那站在岸边凝望江水的少年，和他背后的山林；险些忽略了芭蕉树后面，鱼鳞似的黑瓦，敞开的窗户里，白发苍苍的老人；险些忽略了风吹草动，草尖岩壁上浮现的静女，她丝丝微笑连着阳光烟云；险些忽略了柔软的岩石和斑斑字迹，仿佛弥勒佛躺在江岸晒经；险些忽略了最后一只江豚游进岩石之前，弥留之际的绝望表情。
上岸还是鱼嘴。我这才注意到，码头的另一侧，一辆铲车正在推铲堆积如山的鹅卵石，装上一辆大卡车；我扑上去捡了几颗，谁知烈日之下，每一颗都烫如火球，只好忍痛丢下，再去江边，拾拣浸在江水里的石头——这些白花花的石子一沾了江水，就变得五彩斑斓，灵动鲜活。而待我起身返回鱼嘴，“龙源号”已经走远了。
绕过废墟走上背街，见到从前的禹王庙，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门前立着一块黑色石碑，上写着“江北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鱼嘴禹王庙，江北区人民政府2011年11月立”。古庙今日，一群人正聚在阴凉的门厅里打牌，全然不顾门外世界的变迁。
我上前问候，并和旁边一位靠在竹椅上的老人闲聊起来。老人告诉我，他叫周福贵，1948年8月20日出生，老家在木洞，后来在鱼嘴附近的果园种地、种果树。两三年前，田地被开发、征用，这才迁来鱼嘴。如今退休在家，享受国家社保。这里是临时租的房子，国家给钱。周围居民大多是最近两三年从附近乡镇迁过来的，原先的土地、房屋被征用、拆迁，而今后什么时候搬迁，搬到哪里都还不一定。
夏日的午后，人们闲来无事，就聚在庙里打牌；在这群成年人中间，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儿。旁边一条窄巷里，铺着一张凉席，熟睡着一个小男孩，仿佛自己的童年。而整个鱼嘴老街，烈日下空无一人，废墟间的房屋也都静悄悄的，只有蝉鸣喧嚣，更添几分凄凉。
问及禹王庙，一个打牌的中年人告诉我，解放初就拆了改成粮站。周师傅又指给我看，墙上还有些人人马马，说从前有几个重庆大学的老师来过这里画画。
我这才发现，一彪人马在门框上方剥落的墙皮下显露出来，神形飘逸。记得从前一位鱼嘴老人告诉我，修禹王庙的时候，因为雕刻师傅吃鸦片，戏台上木雕的人物眼睛都是闭着的，一直没有睁开。而今日，这一彪人马显然都睁开了眼睛。
告别了周师傅，我又走上禹王庙背后的石阶。窄巷空院晾着几件衣服；一只黑知了扑闪着翅膀，从绿树上冲下来，正撞进我怀里；路旁草木茂盛，野花盛开。一扇紧闭的旧木门前，还支着一副长满青苔的磨盘和一个灶台。而顺着一坡青藤爬上石阶，在门前的大水缸里照照镜子，其实没有水，只是幻觉。
转来转去还在鱼嘴，不知不觉又回到残存的老街。老人们还在打牌，屋里黑压压一片；一个老太太背着竹篓，怀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婴儿迎面走来。
在工农路33号门前，几个退休的妇女正坐在石阶上聊天，身后的商店都已关门歇业。树下还坐着一位老汉。我上前询问，老汉就告诉我：“我叫李廷学，老家在三佛，开发过后迁到这里来，土地被占了，国家给过渡费；藤藤稀饭还是吃得起，要吃好的就不行了。”
旁边的妇女们又说：“我们原先在三佛种地，现在那里的房子被推了，地都卖了。原先是一楼一底的砖房，盖了二十来年了……”
“三佛又叫花耳岩，是个自然岩洞，旁边还有老祖先修的佛庙，开发了，瓮了[1]，还没有瓮得完。四平那里还有座大佛庙，香火旺得很。”
“这里原先都是工人的房子，现在他们都挣到钱，买了新房子搬走了。我们就临时安置在这里，国家给我们出房租。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才能享受到养老保险，六十岁以下的人就恼火了，还要出去打工，否则没有生活来源。”
正说着，一位身背竹筐，穿着花衣裳的农妇突然走过来，说“有事情要反映”。
我问她什么事情，她说：“想不通的事情。”我问什么想不通的事情。她说：“土地、房子都被占了，赔偿没有到位。”我问在哪里。她说：“在农村。”我问哪个农村，她说：“河边那个农村。”我还笑她说不清楚，可回头一想，她说得再清楚不过：土地、房子被占了，赔偿没有到位，在农村，在河边那个农村。——哪里不是这样，你还笑话人家？
说话间，又有几位老人围过来，说起鱼嘴还有个卧龙寨，是盘古开天地，一把泥土打到那里，就成了卧龙寨。河中间还有一个门对子，是一对石头，后来被航道局的人炸了。麻雀蹬也被石匠打烂了。从前鱼嘴老街有个张饼子，做的锅盔最出名，老远都闻得到香味。
原先民生公司有一艘“民典”轮船沉在了鱼嘴码头，这里有几处暗礁，像饿狗堆、雷劈石……传说从前有个罗状元乘船经过鱼嘴，天快黑了，船就停下来。船夫说不能走了，否则要出事情。罗状元问为什么。船夫说，这里有五块石头，天黑的时候要过江，人称“五猴渡江找师母”。罗状元一听，当即赋诗一首：“我是天上文曲星，你是地上猴子精。我若进京把状元定，必请五雷打得乱纷纷。”后来雷就劈下了，把五只猴子打散了，形成现在的雷劈石。
而待老人散去，意犹未尽，回到鸿运旅社，我向老板李应富询问往事，李应富先生于是告诉我：“解放前，这里只有几户人家，王家卖鸡，陈家打铁；门前是一条石铺马路，人来人往，有的骑马，还有的坐滑竿；石板路面都被踩出很深的槽槽。1958年以后才修的公路。马路对面是个坟坡坡，又叫棺山坡，是专门埋死人的地方。到了晚上，就要点天灯——是用竹子做的，高高挂在竹竿上，老远都看得见。这边的嘴嘴上，还有个张王庙、佛庙，那边还有个禹王庙。”我说我刚从那儿来的。
傍晚又四处打听，终于在鱼嘴新区找到张德清老师。从前就拜访过这位老人家，感觉他时而清楚，时而糊涂，这一次他居然像是返老还童，一眼就认出我，还说，“你变化好大哦！”我说：“是啊，十年了，我也老了，胡子都白了。”不过这不要紧，大热天，在张老师的新家，我们又续上了从前的话题，张老师说：“鱼嘴的山坡上有个午阴石，怪哦，正午十二点，太阳硬是晒不到那块石头，别的时候都晒得到，所以叫午阴石，现在都毁了，开发了。”我说：“鱼嘴新房子修得很漂亮，大家都过上了富裕生活。”“哪里哦，”张老师笑道，“我开玩笑说，你们都是穷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都跟从前的破落地主一样，把土地全卖了——现在一望无际，都没有农村，没有农民了，都开发了，全都住到街上来了。”张老师的话再次提醒我：土地问题，日益严峻。仅仅这两年，我亲眼所见的三峡地区，就不知有多少良田被征用、开发，更不用说那些被整体淹没的古镇乡村了。
太阳落山，我们又来到露天茶社，黑压压的茶客，把新区的整条街都占满了。张德清老师继续说道：“在鱼嘴，从前有个长毛嘴造乱星来了，大人都逃了。有个母亲跑不赢[2]，就把刚出生的婴儿丢在坟堆堆里。等造乱星走了，她以为娃儿已经死了，就准备回来埋了，结果发现娃儿活得好好的，还长大了，原来是一头母狮子给娃儿喂奶，把他养活。后来孩子长大了，还建了一座牌坊，上面还有皇帝的题字，我们小时候都看到过。据说皇帝经过的时候，必须走两边，不能从牌坊下面过。你知道为什么吗？原来皇帝头上不能顶圣旨！”我问张老师：“您从前说过的，禹王庙里原先有盘龙石、石狮子，活灵活现的，漂亮惨了。你们小时候还坐在石狮子上看川戏的，是不是？”“是有那么回事。”张老师说。“那会不会就是把小孩喂大的那头狮子？”“有可能。”张老师眨着眼睛说，“可惜后来石狮子也被打掉，牌坊也拆了，只有盘龙还在地下盘着。”我们说得高兴，直到夜深人静才提起伤心事。
我告诉张老师，不久前，母亲去世了。张老师安慰我，并说起自己的父母：“母亲是七几年去世的，之前寿木已经准备好了。因为当时正开始兴火葬，母亲为了能埋在土里，病了不吃药，也不吃饭，后来很快去世了，还是土葬，埋在了土里，没有火化。父亲埋的地方也很好，在原先菜蔬二队那个溪水边，依山面江。搞‘三线运动’的时候，我在区里工作，农民口粮没有下来，我去找区长。区长说我帮农民闹粮，但口粮还是发下去了。所以后来，我父亲的坟埋在那里，社员都欢迎，说这个地方好。太阳落山的时候，那里喷香，溪边到处都是夜来香……”
是夜，夜来香飘满我的小屋，在“鸿运旅社”闷热的小鱼嘴里，我又看见母亲在黑暗中望着我，像是对我今天的表现十分满意，而我躺在小床上，泪水扑簌而下。
一清晨，张德清老师就敲门进来，送我一件小礼物——一把木制的孔明锁，结构精巧、朴素，是典型的中国魔方，我非常喜欢。随后，我又跟张老师来到不远处他的纸货铺，门前写着：“红白喜事一条龙服务”，“经营香、烛、纸、寿衣，批发兼零售，承接车队、煮饭、吹场、道士看地”。在自家店里，张老师给我展示了他自己做的灵屋、花圈，屋里还藏着精致的小美人，好像古代仕女。
“做得再好，最后还是要烧掉的。”这让我想起多年前，在鱼嘴遇见的段成钢兄弟，也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我问张老师认不认识段成钢。他说：“认识，他还在街上卖花圈。你要不要找他？”我说：“算了。”还记得成钢的女儿段美洁曾送我一幅画作《美丽的春天》，我把它贴在了鸿运旅社的墙上，并从画中看见美洁灿烂的笑脸。可命运无常，一些人与事竟如昙花一现。幸亏还有张德清老师，他睁大了眼睛，像一条大鱼，整整一上午都在给我讲故事——
“从前有座庙，庙里有个小和尚不认识字，把‘长和尚撞长钟长生长气’，念成了‘长（chang）和尚撞长钟长生长气’。”
“你知道‘炮打人头山，只落长寿县’，这是为什么？因为人头山属重庆南岸区，但山前有个地方，属长寿县管。又说从前有个道士，成天在那里喊：‘箍大家伙，箍大家伙！’没有人识得破。最后一看，宝塔坪的那座塔裂开了，要箍起抱紧，否则就要倒了。”
“四几年重庆‘九·二’火灾，烧死了好多人哦。之前就有一个人在喊：‘一个人两只眼睛，一个人两只眼睛……’结果没有人识得破。一个人两只眼睛，本来是个‘火’字么。要有人识破，人就可以早一点疏散。”张老师说。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
张老师接着说：“从前蒋介石为了去重庆方便，在鱼嘴附近修了一个飞机场，鱼嘴好多人去那里工作，后来不少人去了台湾，其中就包括沈家老二。沈家有三兄弟，老大是推船的，推‘好吃船’，就是大船经过，小船开过去，卖一些小吃。解放后，沈老大一直留在鱼嘴。沈老二后来去了台湾，挣了大钱，80年代回来过几次；他感觉路不好走，就出钱修了一条路，还在重庆买了个房子，和一个女的住在一起，走的时候房子都不要了，送给了那个女的。而沈老幺很早就死了，我从前跟你说过的，江边有座大岩庙，修庙的时候各种塑像都塑齐了，只差无常大爷的两个差班儿[3]，一个也塑了，另一个还没塑起；沈老幺正好这时候到庙里去看塑像，结果就把他的面貌塑到雕像中去了。回来不久，沈老幺就死了。后来人们去烧香，看见这个雕像不是沈老幺么……”张老师侃侃而谈，直到上午十点多钟。我又回到鸿运旅社，想休息一会儿，没想到昨天还很热情的李老板一反常态，冷冷地说：“还有人要住。”我只好上楼取了行李，匆匆离开。
中午就在楼下小餐馆里“办招待”，请张德清老师。见到餐馆老板，一位英俊男子，张老师小声告诉我，这就是鸿运旅社李老板的儿子，而旁边的一位老太太，正是男子的母亲，李老板的前妻。原来李老板与前妻离婚，找了一位年轻女子。他们住的地方仅一墙之隔，但形同陌路。总之，鱼嘴虽小，水却很深。
席间，我们又认识了一位王正友兄弟，见他独自一人坐在旁边喝闷酒，吃豆花饭，我就请他坐过来，他欣然同意。而随后，我就听他诉说——
“我实话实说，乱说是要犯罪的。我叫王正友，1960年出生，原先在鱼嘴双溪四社，后来土地开发了，被油料厂征用，8500元一亩，我总共两亩多地，占完了，加上些人头税，就这些。我现在住的地方都是我兄弟帮我租的房子，没办法。我是单身，父亲去世了，母亲还在，跟老幺住，老幺有堂客，我也没得堂客。”
“我原先的土地是1981年分得的，在鱼嘴双溪口，是缓坡地，靠河边。有土地的时候，我会劳动，种苞谷、种谷子、栽红苕、栽海椒、种南瓜，随便哪样我都种得出来。但现在没有地给我，我到哪儿种呢？我现在岁数大点儿，眼睛不开映[4]。我有残疾证，他们也不给我安排，到处找不到工作。哪怕给我打扫个卫生也好，但没哪个要我。你看么，我就喝一瓶啤酒，吃一碗豆花饭，总共十来块钱，吃起心痛啊。”
我开玩笑说：“我看你小日子过得不错。”他也笑了，又请我吃碗里的豆花。而后，我们又一起帮他出主意，想办法。王正友兄弟让我想起从前在长寿桥头茶馆见到的弹吉他、唱歌的杨幸福；还有在蔺市、云阳、新田……原来各地都有这样失去土地，又没有工作的单身汉。他们看上去“游手好闲”，甚至脑筋有些问题，但其实问题没那么简单。值得一提的是，当我问到土地，问他会种什么的时候，正友兄连声称赞：“对对对，这话问得对头，正确！”随后他便讲得头头是道。这些种地的能力与经验，本来是最有用的，而放在今天却完全没用了。王正友兄弟，这一次我记下了他的名字。只可惜我向他要签名时，他硬是不会写。
正午，烈日映照着门前的路面，明晃晃的好似波澜，张老师又说起金竹寺的故事——
从前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有一座金竹寺，后来江水涨上来淹没了，金竹寺从此就沉到了江底。话说金竹寺的长老在景德镇订了一批碗，等到木船送来的时候，船夫却找不到金竹寺，问人也都不晓得。到了晚上，船夫正在吃夜酒，看见一个小沙弥提着个灯笼，上面写着“金竹寺”。船夫就跟着他来到水下，把碗送到了金竹寺长老手里，并在那里耍了两天。临走的时候，长老就说：“辛苦你把碗送来，怎么感谢你呢？你来这里看看，喜欢什么就送你作礼物。”船夫看了看四周，烟波青田，竹林茂盛，就说：“我撑船缺一根篙，能不能砍根竹子回去做一根篙？”长老说：“当然可以。”船夫就砍了一根竹子，等上岸一看，原来是一根金竹子。
午后，告别了张老师、正友兄，离开鱼嘴，独自前往洛碛。上车时热浪滚滚，感觉车也是船，船也是车，热风吹来也凉丝丝的，鱼嘴还在身后吐泡泡……摊开紧握的双手，才发现手中竟握着一根看不见的金竹子。而鱼嘴鱼嘴，又沉到身后的江水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