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填窟窿填出了问题
十月的山东正值旱季，降水非常少。但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月，山东却出现了水患。济宁、鱼台、金乡、滕州等地都有水灾，尤其是微山湖积水很多，影响南北漕运和南河河道安全。朝廷派出多名高官，亲赴治水一线。山东巡抚鹤年，本已升迁为两广总督，因为水患不绝，自请暂缓赴任，先留在山东治水；调任山东巡抚的原山西巡抚蒋洲，照例是要到京城觐见皇帝聆听圣训，乾隆也以水患为由，免去蒋州进京听训，令其迅速赶往济南治水。可以说，在乾隆二十二年的这个十月，“水患”两个字是山东内外、城乡官民关注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个忙碌的当口，山东巡抚衙门大门口，突然出现了一群不速之客，急匆匆地往衙门里闯。巡抚衙门的差役们正想上前盘问，领头的一名高官高喊：“奉旨，着将山东巡抚蒋洲革职拿办！”差役们定睛一看，高喊者是正在山东督办河工的钦差大臣、刑部尚书刘统勋，紧随其后的是两广总督、刚刚卸任山东巡抚的鹤年。刘统勋、鹤年两人气势汹汹而来，差役们哪敢阻拦？刘统勋等一干人马闯进巡抚大院，蒋洲急匆匆地从衙内出来，来不及询问怎么回事就被拿下了，遭到押送看管。从上任到落马，蒋洲担任山东巡抚不足百日，成为清朝最短命的巡抚之一。
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吏差役，看着这一幕，震惊不已。且不说蒋洲上任还不足三个月，也不说当时山东泛滥的水患问题，就看蒋洲的个人履历，辉煌灿烂，一点儿都没有要落马的预兆。
蒋洲出生在“一门两相”的常熟蒋家。其父蒋廷锡，在雍正年间历任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授文渊阁大学士，死后谥号“文肃”。蒋廷锡的长子蒋溥，是雍正八年的状元，历任户部尚书、礼部尚书，授东阁大学士，乾隆二十二年正是他权势熏天的时候。蒋廷锡的次子就是蒋洲。蒋洲出生在如此官宦世家，养尊处优，前半生顺风顺水，少了奋斗拼搏的艰辛，也少了深思熟虑的慎重。
在家庭的支持下，蒋洲从部院主事起步，仕途一帆风顺，外放道台、按察使，乾隆二十年（1755）任山西布政使。乾隆二十二年，山西巡抚明德调任陕西巡抚。一般情况下，一省巡抚从省外调任，也就是说，本省布政使如果升职，一般会升迁为其他省份的巡抚。但是，蒋洲接替明德，担任布政使仅两年，就升任了本省巡抚，体现了乾隆皇帝对他的栽培与信任。当年七月，蒋洲又平调山东巡抚。朝野内外都把蒋洲视为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明星。想不到，就在他即将登顶的时候，突然革职拿办，仕途可能戛然而止。
是什么，让一颗政治明星突然陨落？是什么，比水患更加严重，让乾隆皇帝在治水的紧要关头毅然拿下了一省巡抚？那就是——腐败！
几天前，乾隆二十二年十月初五（1757年11月16日），乾隆皇帝收到了山西巡抚塔永宁的密折，参奏蒋洲在山西任上亏空库银2万余两。本年七月，蒋洲得知即将调任山东巡抚，就想着如何把2万两银子的窟窿给填平了。
我们来看看蒋洲是怎么做的。他找来亲信、冀宁道道台杨龙文商议，结果两个人想出了一个“馊主意”：由杨龙文出面，给山西各府、州、县行文，“视其地方之丰啬，勒派银两”。也就是用正式公文的名义，要求下属的州县官员凑钱填补蒋洲造成的亏空。其中，凡是经蒋洲保提升转的官员，额外加派，自数百两到上千两不等。这种公然发文、违法填补亏空的做法，蒋洲能够奉行不移，和他的性格不无关系。
山西的州县官员，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合计缴纳了1.4万余两银子，仍然填补不满窟窿。怎么办？蒋洲又把自己的前任、原山西巡抚明德调任之前在寿阳县砍伐的3000余株木材，变卖了2700余两白银入账。这里顺便说一下，寿阳县的木材是朝廷明令禁止砍伐的，明德砍伐木材有错，蒋洲将其变卖是错上加错。即便如此，蒋洲还欠6000多两银子。他又把自己的长支银，类似于提前支取的费用，3200余两，再把调任广东的前山西按察使拖穆奇图借贷的3200余两银子，一并算在账里，勉强填补了窟窿。办完这一切，蒋洲就高高兴兴去山东上任了。
新任山西巡抚塔永宁到任不久，感觉前任蒋洲的账目有问题。狡猾的蒋洲在离任前，销毁了部分账目，加上山西省州县官员慑于蒋洲的权势和杨龙文等人的威胁，不配合调查。塔永宁的取证工作遭到了不小的阻力。好在塔永宁办事认真细致，经过反复工作，取得了少数几个州县官员的配合，他调阅了部分州县档案，查出了蒋洲亏空官银、变卖官木等事实，“不胜悚惧骇异。伏思蒋洲世受皇上深恩，今乃敢亏帑至2万有余，且勒派属员帮助”，随即密奏乾隆皇帝，请皇上定夺。
塔永宁还在密折中指出，蒋洲亏空事件暴露出山西省政治生态恶劣。州县官员就不说了，前任巡抚明德在山西一载有余，“与蒋洲相交甚好，诸事俱听蒋洲、杨龙文之言”，对蒋洲亏空一事“明系有意瞻徇也”。而身为冀宁道台的杨龙文，因为与明德、蒋洲两任巡抚都关系密切，在山西省作威作福，刻薄属员之事不胜枚举。杨龙文是山西政治败坏的核心节点，“因此一人而通省俱各效尤，吏治因而浸下”。围绕着杨龙文形成了党同伐异、同流合污的小团体，不听从杨龙文等人的官员，就在山西遭到排斥，不是惨遭倾轧诬陷，就是事事都受到牵制束缚，难以正常工作。
作为新上任的山西巡抚，塔永宁是希望改变现状的。他的密折透露出他是想以蒋洲亏空事件为突破口，打破山西现有的政治局面。乾隆皇帝拿到这道密折，显然看出了塔永宁的意图。
乾隆皇帝没有任何犹豫，迅速做出了将蒋洲革职拿办的决定。笔者猜想，乾隆倒不是关心那两万两银子的亏空，而是痛恨蒋洲填补窟窿的恶劣做法。他竟然强迫下属官员，凑钱替自己弥补！此举体现出来的漠视法纪、欺凌下属，实属胆大妄为！而蒋洲荒唐的举措竟然在山西贯彻、落实了下去，这更让乾隆从心底泛起了一股寒意：山西的政治生态确实是同流合污，在黑暗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所以，乾隆置蒋家两代人的情面于不顾、置山东的水患于不顾，也要先把蒋洲的问题调查个水落石出。
拿到塔永宁密折的当天，乾隆就传谕正在山东督办河工的刑部尚书刘统勋。乾隆在谕旨中讲道：据山西巡抚塔永宁奏，蒋洲于山西任内，侵用帑银2万余两，离任时，勒派全省属员弥补，并变卖寿阳县木材赔补，“此事实出情理之外，为之骇然”。为此，“著刘统勋即传旨，将蒋洲革职拿问；带往山西，并塔永宁劾疏内提到杨龙文等人，一并严审定拟具奏，其任所字迹赀财，一并查明奏闻”。鹤年暂回济南，以总督衔代理山东巡抚，等蒋洲案审明后再赴广东上任。
两天后，也就是十月初七日，山西巡抚塔永宁也收到廷寄，随即向冀宁道台杨龙文宣旨，将他革职拿办。
刘统勋、塔永宁双管齐下，开始调查蒋洲案件。那么，蒋洲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调查会顺利开展下去吗？
乾隆皇帝也非常关心这两个问题。调查尚在进行过程中，乾隆就在十月十六日谕告军机大臣，说根据塔永宁奏报，蒋洲任内的一切舞弊纳贿之事，都是他的吴姓师爷和家人黄姓、马姓等人从中经手。要彻底调查清楚蒋洲的问题，必须将相关人等一并押送山西。乾隆强调：“吴姓诸人均系此案要犯，著传谕山东巡抚鹤年即速严拿，委员解晋，交刘统勋归案严审。”为了防止在押送途中出现意外，乾隆特意要求鹤年选派得力官员，严加防范，迅速解送，勿使人犯逃脱，或畏罪自戕。正是因为乾隆的强调和经办人员的防范，蒋洲案在调查审讯过程中程序流畅，没有横生枝节。
第二天一早，乾隆又和军机大臣们谈起了蒋洲案，并作出了具体的部署。可以想象，乾隆在前一天的晚上，可能都在思考蒋洲案，消化各种信息，最终在当天早上就进一步审查蒋洲案，指出了四个重点：
第一，蒋洲肯定会为亏空找借口，怎么办？塔永宁已经奏报，说蒋洲供称自己担任山西布政使的时候，看到布政司衙门年久失修，因此发起修理衙门，工程用银很大，导致亏空。朝野也有人分析蒋洲的亏空原因，认为主动修缮衙门是他亏空的重要原因。乾隆指出：“此话究未可信”，修理布政司衙门，花钱再多，也用不了2万多两银子，“显系藉端捏饰”！
皇帝常年居住在深宫之中，有些人可能会误以为皇帝老儿不食人间烟火，对民生信息、物价高低茫然无知。事实并非如此。但凡处理过政务的皇帝，对天下物价必定了然于胸。当时，山西五台山显通寺发生了一场大火，共烧毁庙宇七十余间，重建整座寺庙一共才花费了五六千两银子。以此类推，山西布政司衙门的修缮工程，能超过重建一座庞大寺庙的经费？因此，蒋洲声称把2万两银子花在了衙门修缮工程上，显然是狡辩。
第二，乾隆决定扩大调查范围，下令查审蒋洲的前任、现任陕西巡抚明德。明德与蒋洲共事时间较长，蒋洲担任山西布政使，明德是同时期的巡抚，两人是同一个班子的核心成员。而且山西巡抚衙门和布政司衙门仅一墙之隔，蒋洲造成巨额亏空，明德难道就毫无所知？乾隆直言：“恐其中必有缘故”，责令刘统勋、塔永宁将明德一并详细查察，“务得实情，据实陈奏”。
乾隆从明德和蒋洲的官署只有一墙之隔这个事实，就推断明德在此案中难脱干系。可见乾隆心思细密，为人精明。在二十多年后的甘肃冒赈案中，乾隆也是凭借细密的心思，揭开了一桩腐败大案的调查序幕。当时，阿桂、和珅先后向乾隆奏报，说甘肃省道路泥泞难行。这原本并不涉及甘肃政务，但是乾隆一下子就联想到甘肃省连续多年报告旱灾，以此要求开捐赈灾。既然多年干旱，为什么会道路泥泞呢？乾隆进一步怀疑甘肃上下官员冒赈，很快揭开了一桩大案的黑幕。再晚些的两广总督富勒浑贪污案，更是乾隆皇帝在出巡时召见官员，于谈话之中发现各位官员对富勒浑评价含糊其辞，疑窦顿生，进而揭开腐败黑幕的。
如今的蒋洲案也是如此，从明德与蒋洲毗邻而居，乾隆联想到明德也有问题，扩大了调查范围。应该说，合理的怀疑有助于全面、彻底地调查清楚腐败黑幕。
第三，乾隆下令追查广东布政使拖穆齐图。拖穆齐图是与蒋洲有任期交集的前任山西按察使，在蒋洲之前调离了山西省，升任广东布政使去了。蒋洲在账目中列明他在离任时，借银3000多两。乾隆就联想到拖穆齐图作为山西按察使，养廉银不少，为何离任起程时还需要蒋洲出3000两银子？“看来拖穆齐图为人亦甚不妥。其在山西，种种情节，俱当悉心研究，使水落石出，毋得草率完结”。
此举同样体现了乾隆缜密的心思。他不惜进一步扩大调查范围，也体现了“除恶务尽”的期望。
第四，乾隆要求严防蒋洲自戕。刘统勋当时正押解蒋洲前往山西，乾隆下令“途中需要速行，不可久稽时日，更应留心防范，勿令其畏罪自戕”，可见他不希望蒋洲畏罪自杀，留下一笔糊涂账和一个肮脏的故事。他要看到一个真相。
乾隆对蒋洲案的指示，可谓事无巨细，劳心劳神。他几乎可算是此案的“一号检察官”。那么，有了皇帝的高度重视和明确指示，蒋洲的问题能否查个水落石出，顺利结案呢？
二、上梁不正下梁歪
在整个案件中，山西冀宁道台杨龙文是关键嫌疑人。蒋洲勒派州县官员填补窟窿，是杨龙文出面办理的。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杨龙文是蒋洲的亲信，更重要的是杨龙文对上巴结上司，对下狐假虎威，胡作非为。山西官员对他畏避三分，只有他才能把违法违规的事情给贯彻落实下去。久而久之，杨龙文在山西拉帮结派，恶化了全省的政治风气。塔永宁在密折中弹劾杨龙文：“居心巧诈，善逢迎，是以历任上司为其所愚，任为心腹。”
塔永宁对杨龙文的这一句评价，值得我们深入解析一下。
杨龙文注意走上层路线，不管是谁当上司，他都逢迎攀附。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成为上司的心腹，而更是要借着上司的依仗或者信任，牟取私利。所谓“居心巧诈”，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历任上司都把杨龙文当作心腹，不是简单的“为其所愚”。蒋洲等人作为杨龙文的上司，社会阅历、政治经验并不在后者之下，难道看不出杨龙文的“居心巧诈”之处？就算他们看不出来，这么多年来杨龙文在山西上下其手，擅权乱政，难道上司们就没有耳闻，进而产生怀疑？所以，杨龙文之流之所以能够恣意妄为，并非历任上司被他愚弄，而是“不得不”为其所愚。
譬如蒋洲这样的上司，需要杨龙文出面帮自己弥补亏空，填补窟窿。杨龙文对蒋洲的底细一清二楚。这样，蒋洲就有把柄攥在了杨龙文的手中。蒋洲对杨龙文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相安无事，杨龙文继续逢迎巴结蒋洲；蒋洲一旦严格执法，处理杨龙文的违法乱纪行为，后者手中掌握的内幕消息足以把蒋洲拉下马来。所以，蒋洲等人是装出被杨龙文愚弄的表象，掩盖自己的心虚。最终，蒋洲、杨龙文等人沆瀣一气，共同败坏了政治风气。
俗语有言，“上梁不正下梁歪”。蒋洲自己立身不正，当然谈不上以上率下了。清朝不乏类似的例子：
康熙五十三年（1714）的广东捐谷案，广东巡抚满丕把120万两捐银贪污了80万两，和几个属下的大员瓜分了，只把40万两银子交付给各个知县购米。知县们知道巡抚的小动作，很快丧失了清廉自守、照章办事的立场，“竟不购米者亦有，购半数者亦有。上官自身既行私舞弊，有无仓米亦不敢查。故此，仓米欠缺者甚多”。
几年后，广西也发生了类似的腐败案。广西省收到捐纳的购米银129万两，广西布政使黄国材等，串通桂林、梧州、柳州、南宁四个府的知府，贪污瓜分了其中的82万两，只把剩余的47万两下发给各个州县购买米谷。上梁不正下梁歪，州县的官员再次“雁过拔毛”，广西官仓的粮食存储严重不足，最终引发了严重的钱粮亏空案。
同样是山西，康熙末期的山西巡抚苏克济，假借军需名义动用了30万两官银，贪污了其中近23万两，只解送给承办军需的大同知府栾廷芳7万两。栾廷芳效仿巡抚大人的做法，同样以军需为名，侵吞、挪用官银41万两，另外造成库银亏空16万余两。
中国古代政治讲求治国之道首在用人，而用人之道首在大吏。因为封疆大吏，有“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之权，奉行“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之责，位高权重，关系重大，所以“课一人而其下皆可以整齐”。倡导廉政建设的康熙皇帝曾有言：“大臣为小臣之表率”，“如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纪，勤修职业，公而忘私，小臣自有所顾畏，不能妄行”。康熙认为“凡地方官者，但能持己为正，不为非法之事，即称良吏”，而一个合格的封疆大吏的产生，非经过中央部院、地方州县的多岗位、长年历练不可，还要不时经受皇帝和监察部门的查验。遗憾的是，蒋洲并非合格的封疆大吏人选。
刘统勋押解蒋洲，尚未到达太原，塔永宁就开始从杨龙文入手，对整个案情抽丝剥茧。在查抄杨龙文府邸的过程中，发现了与蒋洲亏空案有关的派单。所谓的派单，类似于一种任务分解表。派单的底单由密码写成。塔永宁组织破译后，发现上面详细列明了向山西各州县勒派弥补亏空银两的数目、人名。
太原府知府七赉是杨龙文团伙的重要成员。塔永宁也查抄了他的府邸，从中发现了札文。札文是明清时期官府的下行公文，上级官府向下级发出指示、布置任务，就用札文。七赉府邸的札文和杨龙文府邸的派单完全吻合，可以还原蒋洲一伙人勒派填补亏空的主要流程：蒋洲布置了任务，杨龙文幕后操作，七赉具体实施。在行文过程中，为了增加权势，七赉还冒充山西省其他八名知府列名其上，把一桩抢钱恶行掩饰成众多知府联名作札的“官府行为”。
杨龙文团伙恶行累累，塔永宁还调查发现杨的其他罪行：首先，杨龙文“生财有道”。他挪用朝廷拨发山西五台山的岁修工程专款和官库所存公银，交给当地商人生息谋利，侵蚀库银利息1500两。朝廷下拨的专款和地方库存官银，在拨付或者解送过程中都要履行必要的手续，不可能随到随走，这就造成了银子会闲置一段时间。杨龙文连这个时间差都不放过，私自贷款给商人，并贪污了贷款利息。其次，杨龙文可能觉得贷款利息太少了，直接把手伸向了官银。他采取透领养廉银、借领司库捐监仓费银、截留钱局铸钱节余银等多种方式，大肆侵贪，擅自私用官银1.42万余两，侵亏官银4100余两。随着调查的深入，杨龙文腐败的盖子彻底掀开，露出了触目惊心的内幕。
杨龙文面对扎实的调查工作和确凿的证据，无力狡辩，对罪行供认不讳。
此时，刘统勋押解着蒋洲，于十月二十四日抵达太原。亲信杨龙文已经认罪，蒋洲的现实选择就只有认罪伏法一条了。但是，蒋洲比杨龙文“强”的一点在于，面对人证、物证俱全的困境，困兽犹斗，百般狡辩。
蒋洲并不否认在离任时收到上万两银子的州县官员贡献。但是他避重就轻，说这笔钱是其妻亡故后，山西各地官员送的赙金，并不是填补的亏空。既然是礼尚往来，就不存在勒派逼迫的行为了。蒋洲没有料到的是，其吴姓师爷护送亡妻棺柩返乡途中，在江苏境内被捕。经调查，蒋洲亡妻的祭奠仪式发生在当年春季，而收钱是在秋季。哪有隔小半年赠送赙金的？蒋洲的狡辩不攻自破。
同时，在蒋洲原任所内搜查出来他接受私人请托，代谋官位的营私舞弊证据。加上在刘统勋的劝诱之下，遭到强行摊派的山西州县官员，纷纷交出七赉交给他们的札文字条，与从杨龙文处查获的密码底单核对，正好相符。蒋洲明白败局已定，对罪行供认不讳。他还供称，前任明德离任时欠修理衙门的费用3000余两，按察使拖穆奇图欠他3000余两养廉银。
十月二十五日，刘统勋等人奏报乾隆蒋洲案的查讯情形：
蒋洲任内亏空1.2万两白银，透支养廉银3000余两，侵吞工程款2000两，共计亏空库银1.7万两。离任前，他与杨龙文密议，勒令全省州县代为帮补亏空，由七赉出面把亏空分摊到各州县。后来因为没能及时收齐，又由七赉出面弄虚作假，以加盖官印的批文，领取买谷建仓的1.4万两专款白银，暂时填补亏空。事后，仅从各州县收上8600余两白银，不足以抵偿挪用的款项。蒋洲进一步变卖了寿阳县的木材，才凑足了填补窟窿的银子。
蒋洲亏空勒派案，在山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刘统勋奏称：山西省平定州知州朱廷扬借为蒋洲弥补亏空的机会，暗中截留赃款2万余两银子；山西绿营兵守备武琏不甘落后，利用虚报兵员、隐瞒欺骗等手段前后共克扣白银1000余两。反正巡抚大人带头胡来，下面的不肖官员更是肆无忌惮、胡作非为。
乾隆在案发时就极为愤怒，如今案情真相大白，他更是出离愤怒了。财政亏空，自古有之，蒋洲并非第一个，金额也远远不是最高的。但是，一省巡抚，明目张胆地动用公文摊派亏空，蒋洲是“本朝第一人”！
乾隆二十二年，对于乾隆皇帝来说，原本是一个好日子。四十七岁的乾隆皇帝正处在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最佳执政时期。当年春天，乾隆皇帝开始了第二次、长达百日的南巡，沿途受到官民欢呼。不想，春夏之交爆发了云贵总督恒文勒派黄金案。云贵总督恒文以进贡为名，向云南州县官员勒索黄金。乾隆大为败兴，从严处理，勒令恒文自尽。回到北京后，西北传来捷报，清军平定了准噶尔叛乱，控制了天山南北。西北之役，乾隆皇帝自诩为“十全武功”之一。不想马上又爆发了蒋洲腐败案。心情刚刚转好的乾隆，扫兴和愤怒之情可以想象。
迎接蒋洲的，是乾隆皇帝“从严从重”处理的命令！
在接到奏报的第二天，十月二十六日，愤怒的乾隆连下四道谕旨。第一道谕旨，乾隆明确蒋洲亏空勒派事件不可饶恕，“明目张胆，竟如公檄”，导致山西政治风气败坏。朱廷扬侵银二万余两，武琏亏银一千余两，都与亏空勒派事件没有直接关系，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由此类推，其恣意侵蚀而未经查出者，更不知凡几，该省吏治尚可问耶！”“吏治至此，尚不为之彻底清厘，大加整饬，何以肃官方而清帑项！”乾隆给整个事件定了性，而且把话说得很重。
乾隆的第二道谕旨，正式将原山西巡抚明德革职审问。乾隆说，山西省侵亏库银成千上万，“是该省风气，视库帑为可任意侵用，已非一日”。明德身为巡抚，严重失职失责。谕旨要求立即将明德革职，解赴山西，交刘统勋审拟具奏；其任所货财，立即查封。
乾隆的第三道谕旨，下令全面追查平定州知州朱廷扬亏空案件。山西巡抚已经行文直隶，查封其家产。朱廷扬原籍浙江绍兴，乾隆传谕浙江巡抚，将他原籍的所有资产严行查封，用来弥补亏空的帑银。乾隆还着重要求浙江官府“不得稍有泄漏，以致其家藏匿寄顿”。
在第四道谕旨中，乾隆责令刘统勋对明德“秉公严讯，不可稍为回护”。对所有监禁于晋省的案犯，均须留心防范，严行看守。
皇帝在一天之内，就一起案件连发四道谕旨，极为罕见。乾隆皇帝对蒋洲案也确实重视，发布谕旨后还在琢磨这件事。此案实在会给“乾隆盛世”丢脸，给蒸蒸日上的乾隆统治添堵，乾隆决定把此案树立为整顿吏治的一大榜样。于是，乾隆快刀斩乱麻，在从严从重处理之余加了一条处理原则：从快！
仅仅过了三天，十月二十九日，乾隆不等刘统勋等人回奏，直接命令军机大臣“速结蒋洲之案”。他认为，蒋洲一案证据确凿，蒋洲、杨龙文、七赉三人“即可速为审拟，具奏正法”。等待蒋洲等主要案犯的结局，只有“正法”一途了。
十一月初三，刘统勋、塔永宁的结案奏折送到了乾隆案头。蒋洲亏空一罪，按照大清律法“侵盗钱粮入己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数逾一万两以上遇赦不准援免”，拟斩监候；而他又犯有勒派属员一罪，从重处理，升为斩立决；杨龙文“朋比作奸，并为罪魁”，得到与蒋洲一样的下场：斩立决；七赉狼狈为奸，且冒名行文勒派，拟绞监候。
三、追赃无穷期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五，乾隆皇帝在收到结案奏折两天后，就下谕：
蒋洲乃原任大学士蒋廷锡之子，由部属擢用，一路升为封疆大吏。乾隆原本对蒋洲寄予厚望，想不到他“不思洁己奉公乃恣意侵亏”，数额巨大，又复勒派通省属员，作为弥补之计，“其贪黩狼藉玷辱家门，实出情理之外”。山西冀宁道台杨龙文，对上曲意逢迎，对下贪污勒派，“不法已极，其情罪实无可宽宥”。蒋洲、杨龙文“即行正法，以昭炯戒”。太原知府七赉，迎合上司，助纣为虐，定为绞监候，秋后处决。平定州知州朱廷扬、绿营守备武琏，浑水摸鱼，大肆贪污，着在太原就地正法。
在山西与蒋洲“搭过班子”的几个高官，也深陷腐败旋涡。原任山西巡抚、现任陕西巡抚明德收受蒋洲及其他官员古玩、金银等物，之前已遭革职拏问，如今催促解赴山西，由刘统勋等人审明定罪；原任山西按察使、现任广东布政使拖穆齐图，与蒋洲结纳关通，接受蒋洲古玩馈赠，收受银两，乾隆斥之为“贪污无耻”，令就地革职，拏解来京治罪。
乾隆在谕旨的最后大发感慨：“山西一省，巡抚藩臬，朋比作奸，毫无顾忌。吏治之坏，至于此极！朕将何以信人，何以用人？”
谈到用人问题，乾隆首重对封疆大吏的使用与监督，认为“督抚为一省表率”，“政治行于上，民风成于下”。所以，乾隆尤其在意督抚廉政与否，“外吏营私贪黩，自皇考整饬以来，久已肃清”。他原本以为督抚层级的贪腐已经得到抑制，“乃不意年来如杨灏、恒文等案，屡经发觉”，打破了皇帝的幻觉。乾隆谕旨提到的恒文，前面已有介绍。至于杨灏一案，更可看出乾隆的肃贪态度。
杨灏曾任湖南布政使，侵吞购粮专款白银三千多两，被判斩监候。乾隆二十二年秋审，乾隆皇帝批阅湖南官犯名册时，看到湖南巡抚蒋炳奏请将杨灏归入“缓决”一类，理由是杨灏已经在限期内退还了侵吞的银两。蒋炳的依据是雍正三年的“完赃减等”定例。这条“例”规定：“凡侵盗挪移等赃，一年内全完，将死罪人犯比免死减等例再减一等发落；军、流、徒罪等犯免罪。”如果在限期内不能完赃，犯人还是暂停治罪，再限一年追赔。如果再不能完赃，才正式执行刑罚。
对于这条法例，乾隆皇帝深感不安。他认为，完赃减等的条例使得对于监守自盗、挪用公款等腐败罪行的惩罚，变得非常宽松。况且，乾隆觉得完赃就可以免罪的逻辑，给天下人的感觉是朝廷更看重银子，不尊重国法，对吏治和人心都危害严重。但无奈这是“祖宗成法”，是父皇雍正定的，乾隆不方便否决，所以一直隐忍不发。
如今，乾隆看到杨灏因为完赃被归入缓决，雷霆震怒，一天之内连下四道圣旨，谕令将杨灏在湖南即行正法，将奏请缓决的湖南巡抚蒋炳立刻革职，并解京交部治罪。参与此案秋审的三法司及九卿、科道官员，一律交部议罪。相关官员可能只是照章办事，结果引火烧身，连自己的乌纱帽也都丢了。
乾隆借杨灏案正式取消了完赃减罪的法律。他批评这条法例：“藩司大员狼藉至此，犹得以限内完赃，概从末减，则凡督抚大吏，皆可视婪赃万带为寻常事，侵渔克扣，肆无忌惮，幸而不经发觉，竟可安然无恙，即或一旦败露，亦不过于限内完赃，仍得保其首领，其何以饬官方而肃法纪耶？”官员贪赃累累，家私丰腴，吸的都是民脂民膏，如果仅把赃款吐出来就能免死，甚至免罪，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第二年，乾隆正式将“完赃减等”从《大清律例》中删除，明确规定官员贪腐，既要退赃，也有接受惩罚，而且退赃是义务。
乾隆皇帝把蒋洲和杨灏、恒文相提并论，是因为三人都是在同时期从严从重处理的高官。三人之中，乾隆认为其荒唐严重程度“莫甚于蒋洲此案”，“若不大加惩创，国法安在？朕为愧愤”。在乾隆统治期间，他对封疆大吏的贪腐案件十分重视，一经发现便亲自过问，催促办理，构成了这一时期的肃贪特征。
蒋洲斩首后，十一月十六日，明德被押赴至太原，刘统勋奉旨对其严审。
蒋洲的山西布政使任期，与明德的山西巡抚任期，基本重合。期间，蒋洲刻意讨好明德，先后赠送古玩、金麒麟、寿星等礼物和白银1250两，就是为了搞好与巡抚的关系，使得明德放弃了对自己的监管。
明德受审时，也是百般狡辩。对于收受贿赂，明德认为是礼尚往来，况且自己用礼金、赠品等加以补偿，并非受贿。被处斩的平定州知州朱廷扬，在大同县知县任上就造成了亏空，明德非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保荐为平定州知州。对于这一点，明德承认自己一时糊涂，用人不当，可是辩称保荐之时并不知道朱廷扬存在亏空。至于砍伐寿阳县木材一事，明德辩称是蒋洲等人私自卖掉，当时自己已经调任西安，毫不知情。对于透支库银一事，明德说是蒋洲预支给他的养廉银，劝他到新任后再还不迟。抵任西安后，榆林受灾，自己办理灾情公务繁忙，还没来得及偿还。总之，明德把自己的罪行推卸得一干二净。
最终，刘统勋等人奏报，明德明知藩司亏空不揭露举报，反而收受馈赠，按枉法论罪，拟绞监候。乾隆对明德免于治罪，革职发往甘肃，交给陕甘总督黄廷桂差遣使用。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乾隆又处置了在蒋洲亏空勒派期间署理山西布政使的达灵阿，以“徇隐不报”治罪，将其革职；接受勒索缴纳银子的平阳府知府秦勇均等人，则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以惩罚他们面对丑恶行为时的丧失原则、逆来顺受，而不是据理抗争。蒋洲案最后一个受处分的官员，是侍郎多纶。那是两年后的乾隆二十四年，当年京察，乾隆想起侍郎多纶在山西布政使任内，曾将杨龙文考评为“卓异”推荐给朝廷。多纶用人失察，部议革职，乾隆从宽令他退休。
蒋洲案至此，看似可以结束，却还有一项重要的善后：那就是蒋洲亏空的2万两银子应该怎么办？人死了，但是官银的损失怎么得到弥补呢？
清朝的做法是，谁造成的亏空由谁来弥补，砸锅卖铁也要赔上，而且“人死账不消”，父债子偿，直到填补上官库的损失为止。蒋洲死后，其家产抄没充公。但是，蒋洲的财产金额比不上造成的亏空，他没有赔补完的亏空，就由亲属承担。蒋洲的长兄、内阁协办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蒋溥上奏，恳请由自己代为弟弟分期偿还。得到允许后，蒋溥替蒋洲赔补了三年亏空，直到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皇帝才特旨免除剩余的赔款。当时，蒋溥已经升任东阁大学士，并且病重在身，日渐沉重，乾隆或许是看在蒋家两代人位列相位、劳苦功高的情分上，才免除了蒋家的赔补责任。
清朝的这项制度，我们可以称之为“追赔”。之前的朝代也存在勒令贪官及其家属赔偿官府损失的做法，但没有形成一项固定的制度。清朝把追赔作为一项制度，贯彻执行了下去。
雍正是追赔制度的创始人。雍正皇帝认为，亏空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官员贪腐。而官员贪腐的目的，是为了给子孙和亲属聚敛财富，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因此，对贪官及其家属要痛下杀手，从根子上遏制官员贪腐的念头。雍正元年，雍正面对揭发出来的督抚贪腐案件，铁腕处置：“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他制定了追赔制度，要把贪官“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
追赔制度的内容很多，包括抄没家产罚入官库、勒令相关官员分担赔偿责任等，而其中最主要、也最令人深刻的，就是子子孙孙都要承担祖辈贪腐的赔偿责任。
雍正元年规定，亏空之官，查其子有出仕者，解任发追，赔补完亏空款项才能恢复官职。巧合的是，常熟蒋家就是追赔制度的第一批“被执行人”。在蒋洲之前，常熟蒋家曾暴露出另一个大贪官，早已经承担了一项赔偿责任。
雍正元年，蒋洲的伯伯、原山东巡抚蒋陈锡亏空200余万两，事情败露，部议督追。因为蒋陈锡已经于康熙六十年病故，其家产冲抵亏空款项后，还有巨额差距。常熟蒋家难以承担这么大的赔偿金额。蒋陈锡的弟弟，也就是蒋洲的父亲蒋廷锡，当时正是雍正皇帝的宠臣。蒋廷锡便斗胆入陈始末，获得雍正皇帝“诏减其半”的恩赐。而这剩余的一半赔偿金额，就落在了蒋陈锡的儿子蒋泂头上。雍正八年，蒋泂因在陕西效力有功，随后在山西按察使、布政使任上都有较好的政绩，再次获得雍正皇帝“免其父应追银之半”的恩赐。在得到皇帝的两次开恩后，蒋泂说，其父蒋陈锡名下应赔的山东亏空等款项，“屡经减免，已逾十分之九”，即便如此，蒋家应赔款项仍有20万两左右。巨额的赔偿，对于蒋家来说始终是沉重负担。蒋泂死于乾隆五年，至死都还套在赔补的处分之中。
追赔制度，使得清朝的贪腐案件真正做到了“惩治有律例，追赃无穷期”。
蒋洲一案发生后，朝野再次聚焦于如何防治亏空的话题。只有从制度上入手，才能真正杜绝贪腐。御史马锦文提出了由各省学政稽察藩库的建议。学政又称“学差”，“学”字表明他的工作局限在文化教育领域，“差”字则表明这是一份差使，并没有与地方利益牢固捆绑。因此，由学政来稽查藩库，相对中立，这个建议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马锦文的建议，理由是：第一，布政使是方伯大员，都是行政经验丰富、朝廷信任的官员，况且上面还有督抚稽核，“体制相维，已自周备”。像蒋洲这样的案子，并不常见，偶尔有之，也必定马上败露，被绳之以法。不能因为一两个高官犯法，就认为各省督抚藩司都不足信。第二，就算督抚藩司都不足信，又怎么能保证学政就能相信，不会在稽查时瞻顾徇隐？况且，学政专司文教科举，对财政事务并不熟悉，怎么能稽察藩库？而乾隆认为这项建议到最后会有名无实，给地方徒增滋扰。
应该说，乾隆皇帝反对在现有大制度上再加一套小制度，理由是充分的。确实，因为对既有制度的不信任，就要增加一套新的监察制度；又因为新制度未必奏效，可能还要再增加一套更新的制度，如此反复，叠床架屋，只会拖累效率，于事无补。清朝地方亏空的根源，是高度集中和僵化的财政制度，并不是缺乏监管和稽查。但是，乾隆反对马锦文建议的核心立足点是清朝现有的财政制度和监察制度“体制相维，已自周备”。他固执地认为蒋洲案是偶发个案，并非制度性的问题。因此，乾隆皇帝没有进行制度调整，而是局限在查漏补缺上。蒋洲案结案后，朝廷加强各省藩库的管理，州县钱粮除应留的俸禄、驿站款项外，其余均须随征随解；新旧官员交接，必须把库存钱粮数目和有无挪用、转借等情况上奏。这些措施强化了以往的要求，没有触及朝廷和地方的利益分配，没有解决地方官员的公私收支界定等根本问题，注定不可能杜绝亏空的爆发。
事实上，蒋洲虽然被斩首了，追赔制度也始终存在，亏空问题却愈演愈烈。不仅亏空成为普遍现象、金额节节攀升，而且从清朝中叶开始，各省勒令州县官员分摊亏空逐渐成为操作惯例。少数不接受如此操作惯例的官员，反而被视为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