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悄悄地过去。新学期开学后，钟山升到初中了，个子又长高不少，眼见就要追上自己的父亲了。
个子越来越接近的父子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话更少了。常常是父亲下班儿子放学，两个人一人坐一只沙发，一人手里捧一本书看，谁也不说一句话。直到母亲喊“饭好了”，两人才放下手里的书，坐到饭桌边上闷头吃饭。
钟树林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他最近下班常常晚归，有一次竟然一夜未归。
这个秋天，文化局办公室新来了个女文书，名叫邹静之。清晨，文书邹静之敲门给钟副局长送当天的报纸，钟树林一抬头，立即就惊呆了，一张圆圆的娃娃脸，一头齐耳短发，身着白市布长袖衫，那不就是当年的大少奶奶方梓惠吗？
“你是新来的吗？叫什么名字呀？”钟树林放下手中正在看的一本书，亲切地问道。
“我是从第三中学调来的，名叫邹静之。”
“小邹你老家哪里的呢？”
“我是在安台县城出生的，后来读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分到三中。”
“邹宝琛是你什么人啊？”
“他是我爷爷呀！”
“你是大……噢，方梓惠的女儿？”
“是呀是呀，您还认识我妈妈？”
“嗯，我最初识字还是跟她学的呢。”
钟树林从座椅中站起身，示意邹静之坐到自己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询问起大少奶奶的情况。
邹静之是个平素不太爱多说话的女子，听钟树林和她是同乡，又曾经在她爷爷家做过工，话就多起来。她说祖父是在1948年土改那一年得急病死的，祖母第二年也走了。父母亲还在县城里，成份高，要接受群众改造，他们应该说已被改造成功了，父亲是县医院一名牙医，给人民群众看病可卖力气了，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教书一丝不苟，现在已经退休了。母亲经常告诉她，出身无法选择，但是道路是可以选择的。邹静之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第三中学教音乐，她积极要求进步，在学校里入了党，文化局到教育口调人，就选中了能歌善舞的她，她说她很珍惜这次组织对自己的信任，一定好好工作。
讲述完自己家里的情况，邹静之又说：“钟副局长，真不好意思，当年您在我家里做工，又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那就是童工，是我爷爷对您的残酷剥削。”
钟树林笑道：“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回事。不过你母亲可是个好人啊！当年我在你们家做伺童，她可从来没拿我当下人看，还教我识字，我到城里你姥爷家开的的照相馆当学徒也是她介绍的，不然，我也就不会走上革命道路。”
邹静之说：“我也听我妈说起过您，说咱县里出了个大干部，当年就看出你聪明，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没想到，我竟然能在您身边工作，这世界真是说大也大，说小也小。”
以后，每次送文件，邹静之都爱在钟副局长的办公室里多站一会儿，聊上几句。有时屋子里没有别的人，又赶上钟副局长手头儿没有急需处理的事务，她就干脆坐下来，听钟树林讲他打鬼子、参加渡江战役的故事，仰起一张娃娃脸，很虔诚的样子。
从第一次与钟树林谈起家事，邹静之就对这位钟副局长产生了强烈的好感。他虽然已经五十出头年纪，看起来却一点儿也不显老气，头发是清清爽爽的板寸，两道浓重的剑眉透着英武之气，一对环眼自带笑意，令人感到很容易接近。他说话有思想高度，逻辑性强，又和蔼可亲，不像有的领导那样装腔作势，摆出一副官架子来。后来，她还发现，军人出身的钟副局长还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字写得漂亮，吹拉弹唱样样在行，特别是拉得一手好风琴。
国庆节，局里组织文艺汇演，钟副局长表演了手风琴独奏《志愿军军歌》和《我是一个兵》，手指起落灵动，手臂张弛有度，动作极其潇洒，真是帅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曲终，掌声响起，邹静之坐在观众席里，竟然感动得流下热泪来。已经35岁的邹静之好像又回到了芳心萌动的少女时代。
因为成份高，邹静之三十来岁才结婚，丈夫是个铁厂的炉前工人，她是听从了妈妈的劝告，嫁人一定要嫁根正苗红的。丈夫马洪光文化水平不高，却有一身的好力气。他在厂里上的是中班，每天都在邹静之熟睡时下班回家，先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邹静之留在锅里的饭菜，然后就是气壮如牛地把在铁厂炉前八小时工作后残余的力量发泄到她身上，每次她都觉得自己被压迫得快要窒息，像个受难的女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