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中国文坛的一个独特现象
浩然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2008年2月，随着他结束近50年的文学生涯，离开人世，有关他的是是非非并未随着他的离世而消逝。
说浩然是中国文坛的一个"奇迹"，并不夸张，一个仅有三年小学文化水平的半文盲成为中国当代有名的作家，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当然，时代的特殊性成就了他，但若没有先天的天赋和后天的执著，谁也成就不了浩然。正如浩然自己说自己是一个奇迹，亘古未曾出现过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中国农民。由于无产阶级的胜利，农民在政治上解放，经济上翻身，文化上提高，于是浩然成为向文化进军的农民中间的代表人物。浩然不但是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从工农兵出来，又走进工农兵，为工农兵写作，这样"三位一体"的作家所蕴含的意义是独特的。浩然的创作历程代表着不同于"五四"传统知识分子写作的另类路数，他的创作内容、方式、意义决然不同于知识分子写作。
在新中国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中，浩然成为"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的典型作家，这和他紧跟、准确贴合党政文艺政策而创作分不开。由于文学结构认知的单一，衷心感恩的情感和顾及作家前途、明哲保身的心态，浩然从初登文坛，乃至"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轻车熟路地歌唱着单纯、明净的社会主义社会。假如仅是单纯地唱赞歌，浩然也不会成为日后人们争论的对象，他的独特还在于将局部真实的农民生活情态与整体虚空、浪漫的社会主义情怀相混合，并且作家到生命结束时都至死不渝地认为自己的创作符合现实真实。他带给我们的复杂感受在于，当我们否认作品里"非现实"的生活实况时，又不得不感动于作品带给我们的一种青春激情、集体热忱的真切之情，以及人们期待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拳拳之情。真实性与虚构性同在的文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带给我们独特的感受。
对浩然的人品，人们是给予肯定的，人们争议的是承载在浩然身上的历史负荷。对于那样一段历史，单凭浩然，是无法承担起的，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历史，而是整个民族的历史。针对有代表意义的作家，有人发出"浩然应该忏悔"的口号，可是对于一个毕生荣耀都来自于那个时代的他，我们让他怎么"忏悔"呢？何况，这也不是仅凭浩然一人忏悔就能说清的一段历史和文学。
"文化大革命"中大部分作家受到限制，无法自由创作，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做过坏事，反而尽其所能地帮助受害作家，他的问题就在于作家虚荣心太甚，舍不得丢弃作家的称号，对于一个农民出身、渴望光宗耀祖的人，这样的想法虽不高明，但也罪不至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揪着这点人性弱点不放，反而忽视他作为一个特定现象在那个时代的典型意义与独特性呢？所以，当人们争执不休地要浩然"忏悔"，或者指责他的作品违背历史现实的时候，我们何不平心静气地走进作家的作品和心灵世界，认真阅读浩然作品，从文学体验出发来进行文艺研究呢？如何评价浩然，不仅是解读这个作家的关键，也是认识那段文学史的必然功课。浩然遗留下的疑惑，如今看来与其说是政治问题，不如说是文学问题。
虽然时代成就了他，但是没有过人的文学创作能力，浩然没有理由成名，所以从文学艺术性入手，是我们当前要补救的研究工作，关注浩然作品的艺术文学性，势在必行。一个作家立足文学的首要条件是艺术，而非时代政治，这一点是我们研究浩然应该重新认识的。再次，时代造就浩然背后的一整套文学体制，是我们认识浩然的另一关键。正因为时代文学体制与作家个体创作相辅相成，它们具有"同构性"，研究浩然必然将作家放置在时代洪流中，而以往单一或不充足的作家个案研究，仅仅关注浩然与当代中国农村小说诸多作家的一致性，只能"锦上添花"地增加浩然文学的时代典型性，并不能发掘作家在同一外界文学体制中"与众不同"的独特性。
为何浩然能成为从十七年到"文化大革命"农村小说创作的一面旗帜？和同期有着文学成就的农村小说家相比，他的独特性何在？在相同的表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农民的题材下，在共同的外界创作背景、政策规约下，浩然为何能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的"标杆"？简单地说，在同一体制下创作，他的"独特"源于无人能及的紧跟、准确贴合政策的能力。对于一个农民作家，他本身缺乏独立的写作意识，换句话说，"政策"叫他写什么，他就写什么，毫不置疑地写。试问，若非他"独特"的认知结构、创作观念、写作心态，怎么会产生如此"独特"的文学现象？"独特"并不是褒奖他，而是中性地指出他的"不同"。时代造就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作家，浩然的独特赋予时代别样的文学。对于探究当代文学以及浩然的研究者来说，浩然着实是个完整的文学史样本，假如要考察中国当代文学的演变，选择浩然作为一个观察切入口，不失为一个好角度。作为浩然研究者，我最初的研究动机源于阅读浩然的自我感受和文学史评价的差异。同时，我也期待更多的人能从"文学"意义上去阅读浩然，真正走进作家心灵，与之对话，考察浩然独特现象的真实成因，而非简单地从政治意识形态"呼吁"作家"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