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品散文”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在五四以后才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式成为一个公认的文学品种。在拓荒期为此作过不凡努力的作家很多，冯三昧先生也算是其中较为用心用力的一位。
他的《论小品文》，写于1925年9月25日，在春晖中学仰山楼上，发表于1925年10月1日《春晖》第37期。虽然时间已过去八十多年，然而，他对于小品散文的卓见，于今天仍有学习与借鉴的意义。他认为，今后世界必然流行小品文，其原因在于“第一因新闻杂志骤然增多，对于一读即完的要求也格外热切。但从别一方面说，度着忙碌生活的近代人，失少充裕时间去赏作长大的作物也是一因”。他还说，“但在文字方面，真要受取了强烈的刺激与兴奋，悠长的东西，是不行的”，“所以近代艺术，都从长大而向短小的新径进发”。冯先生告知学生：小品文这种文体是极可取的，并且告诉了具体的作法，于学生学写有很大的帮助。春晖第二届毕业生斯尔螽后来回忆道：“他最爱教我们学习写小品文，并且经常以元曲小令为教材。”其时，白马湖派散文家对于小品散文的研讨是非常用心力的。夏丏尊编《小品文作法》，在《开明国文讲义》中写文话《小品文》，对开启小品文的理论研究格局，有首创之功；陈望道编《小品文与漫画》；刘薰宇写《科学小品和我》；叶圣陶写《关于小品文》，表述文学散文即是小品文的观点；朱光潜写《论小品文》；朱自清写《论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冯三昧更是著述迭出：《小品文讲话》（大江书铺）、《日本近代小品文选》（大江书铺）、《小品文研究》（世界书局）、《小品文三讲》（大光书局）等相继行世，特别是他在陈望道主编的《大江月刊》创刊号（1928年10月）发表了长文《小品文与现代生活》。文章从“文学自身的进步——表现方法的日益经济”，“小报杂志的突然增多”，“生存竞争的激烈，使现代人没有余裕的时间赏作长大作品”，以及“现代人的内生活的变迁”即“恶战苦斗的生活，造成了疲劳与苦闷，因此想从各种方面求取刺激与麻醉”四个方面，论析了小品散文产生与发达的主客观原因，把小品散文的理论研究推向了高潮。是否可以这么说，是白马湖派散文家开创了中国小品文最早研究之风气。
在小品文研究中，冯三昧与夏丏尊、刘薰宇不时探讨和商榷：夏丏尊、刘薰宇二君以为“长文和小品文只是由外形而定”，并直白地断定“二三百字乃至千字以内的短文称为小品文”。这个断定，颇容易引人怀疑：第一，任何文字，其形式和内容，多少总有相互的联系，绝不能单以文字的外形而定其体制；第二，小品文的形体较之其他文字虽要来得短小，但不能说千字以内的是小品文，千字以外的就不是小品文了。这种专重形式的判断，不能不认为是夏、刘二君一时的偏见。冯三昧强调的是“形式和内容的相互联系”，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这种统一性综合了小品文的形式与内容等方面因素，两者都不偏废，而“对于全般的理解”亦是科学的，可取的。冯三昧的这个意见，当时颇受人推重。
冯三昧对于小品文的文体特征——抒情性有深刻的体悟，他说：“所谓的小品文，就是指这内容单纯外形短小的抒情的美文而言。”又说：“小品文虽也可以叙事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这就揭示了小品散文是一种“情种”的艺术，抒我之情，言我之情，把个人的“人格”作为“第一要件”。即被视为最高审美“特质”，也是五四散文之特征。因为五四散文，乃是在思想文化革命、个性解放意识觉醒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写小品散文需要“诗的情感”或曰“诗性的经验”。冯三昧于此看得很透彻，兹为方便起见，且把颜水生《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转型》中的一段话，引于此，以代我自己的阐述：冯三昧对散文与诗歌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尤为值得重视，他既看到了散文与诗歌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又揭示出了这种联系与区别产生的原因，他说：“在散文与诗的形式上，委实分不出什么明显的界限。只是从抒写的材料，及其所抒写的标的上说，则诗是热情与想象的表现，而散文乃是思想与事实的记述。诗以抒情为主，散文以描写为主。诗是第一人称的，散文是第二人称的。诗是音乐的，散文是图画的。”冯三昧借助国外Bliss perry教授在其所著的《诗之研究》（A study of poetry）中的观点，进一步揭示了散文与诗歌之间关系形成的原因，他说：“将‘散文’的范围假定为一圈，而将‘诗歌’的范围为另一圈，再将两圈交叠起来，其交叠的部分，就是两者的‘中和地域’。这中和地域，有人称它为‘散文诗’，有人称它为‘自由诗’。但据Patterson博士的试验，则称它为‘诗歌的经验’或‘散文的经验’。”也就是说散文与诗歌创作中的相似经验促成了它们之间的联系。窃以为，小品散文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靠近诗的作品，我们叫它“散文诗”，或叫它“诗化了的散文”亦可。实际上，诗化的小品文和散文本来就是不易区分的。这是因为散文中的诗性的情感或诗性的经验于中的重要作用，“诗性智慧”乃是小品散文的文体属性，“虽也可以叙事说理，但其本质以抒情为主”。
冯三昧于小品文可谓是笔舌互用，既用现代出版物作传播，又作讲座与教课。他教小品文用的讲义皆是其研究成果。他在春晖与宁波四中上课，老是戴着那顶阔边旧毡帽，穿着玄色的长衫、黑皮鞋，一个公文包却常常装满了参考书和讲义。其教态是那么安详，那么平心静气。教文言，用南宋洪迈的《容斋随笔》作教材，颇受学生欢迎。这是因为该书是一部文史知识密集型的小品文的结集。内容涉及经史百家、文学艺术以及宋代掌故、人物评论，兼有诗话，很适合学生阅读。在春晖中学作《论小品文》的讲演便有《容斋随笔》举证的内容：小品文在中国文学里，也如周作人先生在小诗里所说一样，是“古已有之”的。从前的漫录、随笔，多数是小品文，洪迈《容斋随笔》序云：“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于此可见意义也正与现今的所谓小品文极相近似了。接着，滔滔不绝：
小品文形体既极短小，抒写手腕第一便要节截。我们对于宇宙间沙散无际的景物，既不能全体收作材料，自不能不节截其能替示全体之部分以相代，或把所要抒写的事物的数相，缩至最低限度。换言之，写一事件已能动人，即不必写第二事；事件发生于一时一地，即不必旁及异时异地，其他写景写人，也都如此。例如描写西湖，若如写他全景，固然不是小品，但即是了，岂不变做工程师打地理图，照相司务拍照相么？能小品的，只要几丝垂柳，一角亭台，便能把湖中风光，浮现如睹了。
对于小品散文，冯三昧不啻在理论建树上十分出色，且亲自“下水”试笔。理趣小品，1925年所写的《论小品文》与写于1948年的《语文与经验知识》，其运思之法一以贯之，所用材料古今中外杂糅，却又次序井然。他的文章，既有西方随笔文的格调，又有中国笔记文的风味。记人散文如《忆弘一法师》与夏丏尊的《我的畏友弘一和尚》、叶圣陶的《两法师》、丰子恺的《怀李叔同先生》似为同调，均有白马湖文风的韵味，那就是“清”。我想，这个“清”字，不只是指文字的清秀、素朴，恐怕连人格的高洁，思想的纯正，感情的真挚、真诚都包含在里面才是。在这篇文字里，我们尚能寻觅到冯先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黑（板）白（粉笔）生活”的踪迹：鉴于环境的关系，他是由宁波四中退避到奉化初中，然后去春晖中学的。其在春晖时写的与弘一法师相见的片段之情深意切，读时着实撩人心弦。在宁波四中，他与朱自清相处很友善（朱日记有云：“三昧允借我四十元，甚可感！”“三昧日前寄来二十五元，可感。”），两人常徘徊于奉化江畔，任“江上清风”吹拂，以求爽然与欢欣。还与同事唐性天等为《宁波评论》撰稿，参与雪花社活动；在奉化初中，与诗友王任叔、董子兴、胡行之等为奉化剡社社刊《锦溪》撰稿，邀朱自清赴《锦溪》作演讲，并告之朱自清“锦溪甚有望”，均可见其碌碌于文事的身影。其时奉化初中煞是热闹，王任叔主持剡社，许杰前来任教，又介绍王以仁来执教，一时奉化成了新文学人杰荟萃之地，亦可见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鼎盛之势。剡社社员张泰荣日记云：“归家后，即赴锦溪听讲。第一时，冯三昧先生‘文艺讲话’。第二时，谢传茂先生‘国民革命’。”又云“早饭后，赴锦溪听讲，讲员同讲题续昨天的”。即佐证也。
冯三昧此时还写小诗，诗大多是抒情的。王任叔说，“三昧全个人格的表现颇有些诗的风味”。诚然，“诗歌如果失少情感，便同失了中心生命的腐烂的鸡卵，或仅有躯壳而无灵魂的人身，只是有了外形的具文龙罢了”，冯三昧在《说抒情诗》中如是说。王任叔说他“所作的诗又带日本诗风味很浓，我们也颇受些影响”，是的，冯三昧的发表在《我们的六月》里的小诗《花瓣》，即具有此风味。全诗凡二十三首，题记云：“如其自然的心是花朵，这从心里飘拂下来的片也似的情思，便是我的花瓣了。”是时，他在国文课常教学生欣赏新诗，他说应该从小诗入手，尤其是日本的俳句。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这样一首小诗作例子：“对女学生讲《诗经》，/胡子才是最需要的东西啊！”其平易近人、幽默风趣的教风于此可见一斑。他十分推崇白采的诗，说白采的诗，才是诗人的诗。并把珍藏的白采送给他的诗集《羸疾者的爱》转赠给学生，为新诗的传布贡献自己的心力，真正践行了“新诗是捉掴人生的生命的”。这便是作为白马湖派作家的他身体力行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