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里的诗文，自以散文为主，诗也有一定版面。新诗为主，兼及旧体。新诗中小诗共有五首（张维祺的《小诗》、冯三昧的《花瓣》及另外三首），最知名的当数张维祺的这首，因后来成为《语丝》命名的由来。冯三昧的《花瓣》是小诗体的组诗，由二十二首小诗编织而成，诗跋语云：“如其自然的心是花朵，这从心里飘拂下来的片也似的情思，便是我的花瓣了。”这分明是情思的片断，或曰个人的心的唤声，皆是抒情的。因为“诗歌如果失少情感，便同失了中心生命的腐烂的鸡卵，或仅有躯壳而无灵魂的人身，只是有了外形的具文龙罢了”。《花瓣》写了与母亲的亲情、与故里的乡情、与恋人的爱情，全是浓挚的情感的抒发。正因为抒情是诗的本分，而写法则用“兴”（也就是象征手法）最管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诗坛，一度小诗盛行，且各有“颜值”：宗白华的《流云》，飘逸着山水的清秀明丽；刘大白的“眼痕”，凝结着初醒者的感悟；冰心的“繁星”闪烁着爱的光芒；朱自清最早的小诗“杂诗”则流露出先驱者的忧郁。浙东的小诗创作热闹非凡。1922年暑假，郑振铎、沈雁冰来宁波作新文学讲演，沈雁冰在《文学上各种新派兴起的原因》中，即以朱自清的小诗《笑声》举例，说明“诗之成立，以情绪之真不真，能不能感动人为主要条件”。诗为心声，小诗尤甚，沈氏通过演讲，为小诗大造声势，令南方的浙东与北方互为呼应。
冯三昧写小诗时，正在宁波与奉化两地教书。其时文学研究会会员如王任叔、许杰、王以仁及董子兴、胡行之都在奉化，他们或写诗，或演讲（冯三昧作《文艺讲话》），或对新文学进行理论研讨，浙东自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主阵地（也可曰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活动所在地），写小诗更是风行一时。王任叔说：“三昧全个人格的表现颇有些诗的风味，所作的诗又带日本诗风味很浓，我也颇受些影响。”王因之学写了《小诗》：
是我折来的花儿，
在我的手中萎枯了，
惨然相对间，
残忍的心
得到严重的责罚了。
那时冯三昧实在太红火了。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小诗，随手在黑板上书写了这样一首小诗作例子：“对女学生讲《诗经》，/胡子才是最需要的东西啊！”据此推断，《我们的七月》里的《小诗》：“最聪明的，/到女子底手里，/就是最笨的了。”恐为他所作。
冯三昧推崇白采的诗才是诗人的诗，他把自己珍藏的白采诗集《羸疾者的爱》送给学生。白采的这部长诗完成于1924年。是年，俞平伯与朱自清正在编辑《我们的七月》，他俩想征得初刊权，不料白采“坚不之许”，遂将唱和《微音》主编程本海的《自己墓上的徘徊》于《我们的六月》上发表。该诗写得流利畅遂、一气呵成，颇宜于朗读者歌咏。写此诗时距五四运动不过短短五年，许多新诗人尚在旧诗词窠臼中挣扎，或乞求西洋的残膏剩馥，白采却能写得一气舒卷，难得啊！诗的内蕴是衰年老人玩赏自己的一穴寿域事：
你该记得：
他是怎么立在那高丘上，
怡然微笑着，
浩歌长吟着，
徘徊瞻眺着，
他是何等盼待这人生永久冥漠的归宿？
自己衰损后的筋骨
却不厌烦地日日到这里巡视着，
他想仔细认识这四面预备拥抱他的水色山光，一草一木；
——在他未死以前，
先来玩赏留连这死的神味。
此诗中透露着悲观的白采，时而也有重生惜命的积极的人生态度，表现了他作为薄命诗人带着不绝的希望向人间告别的企望。
新诗是进步着的。《我们的七月》里的《赠AS》和《我们的六月》里的《血歌》，便足以说明。《血歌》已在前文表述，兹不赘。《赠AS》是其时诗坛难得的佳作，它显示着“社会主义倾向”。这首诗是朱自清于1924年4月15日作的，当时他在宁波省立四中任教。时适经亨颐主校，经以“兼容并蓄”作指导，因而共产党的活动虽在地下，然而在该校则可公开。1924年3月，列宁逝世后，党组织与学校联合在四中大礼堂举行追悼会。主席台挂出一副由总务主任张葆灵写的对联：“全人类救主，新世纪元勋。”列宁主义在师生中影响之大，即可见一斑。朱自清深受鼓励而崇拜他，因而便有主题如是激进的向往革命之作。朱曾幽默地说过：我以为马克思应译为“马克私”，因为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克服私有思想。其思想激进，于此可证。但是，朱自清只是微妙地表露自己心中的“密意”，《赠AS》所涌现的“红色的天国”的光明前景，仅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古老中国带来的新生希望在诗人心中的一点投影，至于究竟如何去创造仍不甚明了，故而他的有些诗作常常流露怅惘和惶惑，格调也比较悲怆。创作于宁波的《风尘》，便有这一情调的痕印，也暴露了诗人柔而不弱的心灵。显然，从朱自清的诗篇中传达出的声调是并不怎么一致的，有震撼人心的高歌，也有哀伤的低吟。然而不管怎样，AS毕竟是催促诗人奋进的鼙鼓，熔铸在诗里的是诗人向往革命的真情。诚如叶圣陶评述的“我很欢喜。像握着钢刀，用力深刻，刀痕处都有斩截刚利的锋棱”。
《我们》里的新诗中，俞平伯的《鬼劫》很突兀，一则它占了《我们的七月》五十四页的版面，二则是诗体独特，是一部诗剧。《鬼劫》似与《迷途底鸟的赞颂》同调，此时他苦闷彷徨，惆怅迷惘；诗意朦胧，诗风低沉。俞感叹人生，如梦如幻，因此主张“消受这一刹那”，“生前做个不长进的人，生后也只做个不长进的鬼。多少灵明爱欲，一醉万事全休”。读《鬼劫》的钥匙是《我们的六月》里的《顾颉刚对于〈鬼劫〉的意见》：“我以为必认事真，然后生活有趣味。兄《鬼劫》中一节话，我总不以为然。灵明要执着，痴愚要怨诅，欢欢喜喜要惆怅，哭哭啼啼要伤神：如此始有真意，始可轰轰烈烈的做一场。”而俞平伯解释云：“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由此我想注释我在《鬼劫》中一句费解的话：‘一切似吾生，吾生不似那一切。’”俞平伯的诗，留下了他在那个时期艰苦曲折的行进步履和踪迹。《迷途底鸟底赞颂》刊于《诗》（第二卷第1号），而《鬼劫》刊于《我们的七月》。他不停地办刊，用以获得新诗的发表园地，折射了O·M社同人利用大众传媒激荡新文学发展的新思维。
《我们》的新诗尽管题材异彩纷呈，然其内容都是写实的，秉持着为人生的创作宗旨，形式则是自由诗。O·M社的诗人之群系早期写实自由诗派。其后李金发开创了象征诗派，闻一多等开创了格律诗派，使得中国新诗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O·M社诗人不啻创制了自由诗体，更重要的是他们强调了新诗的“自由”的精神，以自由抒发诗情的雄赳赳姿态，驰骋于文学革命的战场，创作时常常偏离文化常模，有时还会给世俗的、流行的审美趣味一记响亮的耳光，而让人的心灵得以自由翱翔。“诗和人生”是O·M社新诗的不懈的追求。
《我们》还载有旧诗，多是玲珑可爱的，如俞平伯的《偶忆吴苑西桥之风物诗以纪之》：
成尘寒雨浴河堤。
鹅绿杨枝颤复欹。
别巷卖花声乍远。
馄饨担子上桥西。
又如沈尹默的《南柯子》：
雪里梅初落，风前柳乍低。年时曾共水仙期。等是无凭，情事惹人思。
梦好沉吟过，香温取次稀。风怀打迭付新词。不道一年，容易又芳时。
显然，沈氏工于旧体诗词，然新诗更是写得不错，且看《月夜》：
霜风呼呼的吹着，
月光明明的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这是初期新诗中的一首代表作，却承续了传统诗词的音律美，又打碎了束缚思维的格律，传承而创新。
《我们》里旧诗用以补白，倒也彰显版面的灵动与活气。这大抵是在俞平伯的新旧诗体观指示下所作，此从刊于《我们的七月》的《诗底新律》即能看得出来。是篇诗论连同他在春晖中学的演讲词《诗的方便》，反映了他的诗歌书写的理念，特别是对新旧诗体写作的意见：“吾国诗体屡经变迁，虽是袭旧，亦有更新。以口语入诗，上承三百篇，下启词曲，新诗早已有之，只是不曾有意识地提倡罢了。五四以来，新诗盛行而旧体不废。或嗤为骸骨之恋，亦未免稍过。譬如盘根老树，旧梗新条，同时开花，这又有什么不好呢？”（俞平伯：《荒芜〈纸壁斋集〉评识》，《纸壁斋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第16页。）直至1962年撰编《唐宋词选》仍将此思路一以贯之。俞平伯说，他后来写的旧体诗实是由他的新体诗过渡的，写作手法有些仍沿着他以前写新体诗的路子。其新旧诗观之科学昭然若揭。而就其诗律讲，主要表现为新诗之要有新律，律令在诗中应有它的位置，然而不是第一位的。“我只以此明诗律底凝成，如果不碍我们心灵底活跃，决不是一件可怕可嗟的事。”诗律不碍为自由，不碍为创新，不碍为创造，“心灵的活跃”，才是首要的。俞平伯是力主“诗底律令”的自由的，甚而力主“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的我”，他的新诗律观自然是服从、服务于“我们心灵底活跃”的。这是因为新诗诞生于五四时期，五四启蒙最大的成功要算“个人”的发现，大家晓得自我而存在。诗体的解放，正是人觉醒的思想在文学变革中的一种反映。诗歌，要让心灵自由飞翔，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