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进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又爆出一个冷门：本来在27日已落选的前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在29日又出人意料地成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成员，使得他的支持者由失望转为欣喜若狂。
叶利钦的落选引起莫斯科市民强烈不满和愤慨，纷纷投书报社和举行集会，继续支持叶利钦。在这种情况下，已当选为最高苏维埃民族院成员的西伯利亚鄂木斯克大学副教授卡赞尼克主动放弃自己的代表席位，建议由叶利钦自动递补。会议主持人戈尔巴乔夫首先“支持这一动议”，大多数代表对此也表示欢迎。叶利钦在当选后也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他向选民宣布，他“主动放弃”竞选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原因是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世界公认的领袖”。
曾同叶利钦在改革问题上发生过激烈争论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叶利钦当选之后说：“选举进行得既民主又正确。我和他(叶利钦)同属共产党，他对一些问题有一种观点，我有另一种观点。我认为这是绝对正常的。当然，应当保持党的同志式关系。”
高级法学家、59岁的卢基诺夫29日当选为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
(新华社专稿，1989年5月31日《羊城晚报》)
苏政治体制改革迈新步
首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二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将改组苏联最高权力机关的形成制度和工作制度，使它不再只起橡皮图章的作用，而成为真正的人民权力机关。这是苏联在政治体制改革中采取的新的重大步骤，是苏联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令世界瞩目的事件。
戈尔巴乔夫主席认为，“政治改革是社会机体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氧气”，如不用政治体制改革来加强已开始的经济改革进程，就无法建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那么“一切改革进程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空转”。他强调，苏联六七十年代经济改革失败和最近几年经济改革成效甚微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对现行的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官僚的政治体制作相应改革。苏联根据这一国情，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又规定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阶段首先改组苏维埃。根据苏联宪法和新的选举法，改组后的苏维埃的构成及其活动与原来的苏维埃相比，有以下重要变化：
——各级苏维埃代表不再用等额选举，而改用差额选举办法产生。出席这届大会的二千二百五十名代表中的一千五百名代表就是采用这种办法产生的，另外七百五十名代表则是首次从工会、共青团、创作协会等社会组织中选出的，增加了最高权力机关的代表性。
——取消事实上的干部任期终身制。规定各级领导干部，包括最高苏维埃主席(国家元首)在内任期一律为五年，连任不得超过一届。
——最高苏维埃代表(即选入最高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在任期内脱离原来的工作，以集中精力从事国务活动，最高苏维埃每年开会两次，每次三四个月，以便有充分时间听取和审议它所任命的公职人员(如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报告，制定法律和监督其执行。
——区以上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如果党委第一书记未能当选为人民代表，则无权担任苏维埃主席。这样，党委就必须另选一名能为党内外群众都接受的人担任党委批一书记。
——除部长会议主席(总理)和各级苏维执委会主席以外，各级政府成员均不能当选为人民代表，以改变先前那种立法和执法机构成员为同一人，有法不依或执法不严的状况。
——新建立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其成员只能从法律专家和政治领域的专家中选出。它只对宪法负责，其使命是监督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包括最高权力机关)颁布的法律、法令是否符合宪法。
苏联政治体制的改革，目前还是在坚持一党制和社会主义原则下进行的，它的目标是破除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政治体制，建立能自我造血和自我调节的新的政治体制，从而把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新华社北京1989年5月24日电，香港《文汇报》5月25日)
雷日科夫为何连任总理？
8日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确认了最高苏维埃任命雷日科夫为苏联部和会议主席(总理)的决定。
59岁的雷日科夫是1985年9月接替八旬老人吉洪诺夫出任总理的。可是，近4年来苏联的经济状况没有多大好转，某些方面还恶化了。雷日科夫7日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苏联目前的经济形势作了这样的概述：“消费市场形势严峻，财政紊乱，农业和基本建设停滞不前。”他承认，“在为实施经济发展战略而制订某起条例方面确实有失误”，这些失误对国民经济产生了消极影响，加剧了社会紧张，造成国家预算大量赤字，至今全国尚有15%的人口(约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新当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为什么提名雷日科夫留任，大会又予以确认呢？
戈尔巴乔夫说，政府工作“有严重失误”，但对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来说，是“严肃的教训”，今后要找出消除失误的方法。从他的发言中看出，他对雷日科夫颇有好感，曾列举了他的四大优点：在政治上、事业上和人品上雷日科夫都适合于留任总理；雷日科夫是改革政策的拥护者，有长期作具体工作和领导工作的丰富经验；雷日科夫的民主作风好；他勇于自我批评，并按党的原则领导政府工作。
雷日科夫在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经济政策也是赢得留任总理的重要原因。他宣布的新政策主要内容有四点：(一)、决心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政府工作的中心，尽管财政困难，也要从明年1月1日提高低收入居民的工资或退休金，还要加强农村的建设。(二)、加深经济改革，其中心方向是，在地区经济核算基础上改革加盟共和国和地方苏维埃的工作；拟订新的税收法，以确保国家、企业和居民的合理分配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合理分配。(三)、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的作用并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四)、用削减生产性基本投资、减少机关办公费用，加强经济纪律以及大量削减军费来使财政状况健康化。他宣布，今明两年内将减少军费约300亿卢布(450亿美元)。
(新华社专稿，1989年6月10日《羊城晚报》)
戈尔巴乔夫执政四年
戈尔巴乔夫1985年3月11日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如果要对他执政4年的政绩作一概要的评价，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形势严峻。
经济改革成效不大
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之后，倡导通过改革来更新社会主义，以“体现十月革命的理想和价值”。他首先从经济改革入手，上台第二个月就如开苏共中央全会，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得到1986年春召开的苏共27大的确认。这次代表大会制定了改革的理论和政策。1987年召开的6月全会制定了经济改革的总体构想。这一构想的总目标是：通过改革经济关系来解决3个基本任务——使经济从多半是粗放经营过渡到集约化经营，从行政命令管理方式过渡到用经济方式管理经济，从只重视生产忽视社会问题过渡到综合解决社会问题。为了实现上述目标，1987年以来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法规，其中主要的是《个体劳动法》、《国营企业法》、《合资企业法》和《合作社法》。贯彻这些法规后，经济改革已收到初步的成果，1987年国民收入的增长首次完全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经济增长也快于1986年。这一良好趋势在1988年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是，总的说来，经济改革成效还不大。苏联从下半年起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强调要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解决食品和消费品问题。这对一向以重工业为主要发展战略的苏联来说，具有转折性意义。从今年起，苏联将一部分国防工业企业转产民用品，并且从国外贷款来改造落后的轻工业，也动员国内的重工业部门投入轻工业的改造。
政治改革空前活跃
如果说苏联的经济改革裹足不前的话，那么政治改革则空前活跃。
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破除斯大林模式，在一党制原则下铸造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新形象。政治体制改革分3个阶段进行：今年上半年改组中央一级的领导体制，下半年协调好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体制，明年改组州以下各地方政权机构。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口号下进行的。先将方案草案公布于众，给全民讨论修改后再宣布。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采用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各级苏维埃代表。3月26日的首届苏联人民代表选举进行得热烈。
戈尔巴乔夫一再申明，政治改革“不是抛弃社会主义，而是要更多的社会主义；不是抛弃民主，而是要更多的民主”，而“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他反对搞多党制和私有制，认为“就其实质而言，这样的主张是反对改革的”，是不能允许的。
新思维外交改善苏联形象
与苏联的国内改革成果相比，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外交则改善了苏联形象。
他在4年内遍访了欧洲、亚洲和美洲的主要国家。加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可以说，戈尔巴乔夫基本上完成了苏联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为国内改革创造了较好的国际环境，使苏联在世界上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善。这主要表现在：通过与欧美各国频繁的高层对话缓和了相互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并与美国签署了消除中程导弹条约，在核裁军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阿富汗撤出了全部苏联军队；协助达成了在安哥拉停火和从安哥拉撤军的协议。这表明，苏联改变了过去用武力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政策，而改行现实主义的、有利于各国和平和稳定的政策，戈尔巴乔夫开展的一系列经济外交已取得显著成果。苏联推动欧洲共同体同经互会建立了正式关系，有利于东西欧的交流，苏联已从西方发达国家获得巨额贷款，西方各大公司纷纷前往莫斯科做生意和兴办合资企业。这番景象与前些年西方各国集体对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形成鲜明对照。
力排众议坚持改革
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改革，迈出的步子大，困难也大，遇到的问题的复杂程度大大超出他的意料。目前，人们对改革议论纷纷，褒者居多，贬者也不乏其人。在改革与反改革、新与旧的斗争中，有些人不知所措，有些人急于求成，有引起埋怨搞得太快，有些观望等待。
归纳起来说，阻力主要有这几方面：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至今尚未转过弯子，认为改不如不改；对历史问题的争论本是为了总结教训，探明改革方向，但形成了两军对阵局面，耗费了不少精力；几十年形成的障碍机制和教条主义一时难以克服，新旧体制交替之际不少改革措施只是纸上谈兵；由于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人民生活没多大提高，影响他们投入改革的积极性；由于改革在各条战线上同时进行，暴露出的问题多，一些人滥用民主化和公开性搞民族主义、搞小团体谋取私利……
但是，戈尔巴乔夫面对重重困难不回头。他最近一再强调没有回头路可走，不改革没有出路。所以，他除继续动员民众投入改革的同时，十分注意改组领导改革的班子。上月底，中央全会动员110名已退休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离开中央，本月底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将改组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以进一步加强改革的领导力量。
(新华社为戈5月15日至18日访华专稿，1989年5月15日至16日《羊城晚报》)
立陶宛独立——戈尔巴乔夫面临新考验
戈尔巴乔夫在戴上总统桂冠后面临的第一个大难题，是解决波罗的海沿岸的立陶宛宣布脱离苏联独立问题。这一问题能否妥善处理，将是对戈氏命运的新考验，也将对苏联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在戈氏就任总书记5周年和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讨论修改宪法条款、设置总统职位的当天(3月11日)，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领导人、57岁的音乐家兰茨贝吉斯当选为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同一天，他主持召开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会议通过关于恢复立陶宛独立的法令。尽管立陶宛早已强烈要求独立，但戈对宣布独立的消息仍感到“震惊”。3月12日，他主持召开的第三次苏联人代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立陶宛宣布独立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3月15日，戈在就任总统的演说中把解决经济和民族问题列为两大迫切课题。他强调要运用法律力量来同民族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从这一天起至4月5日，苏联当局对立陶宛奉行不承认独立，不同立领导人谈判独立、不准立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三不”政策，同时采取劝阻、施压和威胁相结合的软硬兼施办法，逼立领导人取消不符合苏联宪法的一切法令；然后在宪法范围内进行对话，但不是“平等的谈判”。迄今，莫斯科和维尔纽斯(立陶宛首都)之间围绕立独立是否合法的问题展开了四个回合的激烈较量。
第一个回合：逼立承认宣布独立“不合法”，3月15日，苏人代会作出决议，指出立单方面宣布脱离苏而独立的法令不合法和无效，并强调苏联宪法在立领土上仍有效。16日，戈以首任苏联总统身份打电报给兰茨贝吉斯，限他在3天内就如何贯彻苏人代会的上述决议作出答复。后者于19日正式致电戈，认为人代会的决议“无法律依据”，对戈限期答复的要求不予置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