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铜鼓，人们大抵都会想到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1976年，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的万家坝出土了五个铜鼓。据考古学家鉴定，它们不仅是距今二千七百多年前的古物，也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铜鼓。铜鼓的形状像圆鼓，上有蟾蜍等各种精巧的装饰图案，大鼓的直径有的达到二点三米，小的也有七厘米左右。作为中国古代广西、四川、云南等西南地区祭祀与娱乐的一种重要打击乐器，我们至今仍能在文化遗产的发掘与保护中听到它那跨越千年的雄浑之声。
这样的铜鼓，仪陇就曾有过。
流江河在仪陇大山的深处，一路袅袅婷婷地走到了大汉末年，终于看见一位身背铜鼓的僧人在凌云山麓舍筏登岸。凭着一伞、一钵，他艰辛地完成了一座圣殿的化缘。数年之后，一座寺庙出现在了仪陇的西部。每当夕阳西下，倦鸟飞还，雄浑而苍凉的铜鼓声便从暮色苍茫的寺庙传向四方，天长日久，这座庙被人们唤作了铜鼓庙，到后来，干脆连地名都叫作了铜鼓。
公元4世纪末，南朝在仪陇设县，县址就选在了铜鼓。虽然在不长的时间里县城就迁到了凌云山以东二十里外的金城山，但历史的惊鸿一瞥，毕竟还是为铜鼓留下了一丝骄傲的亮色。没有挽留住县城的铜鼓于是又有了一个穿越千年的别名——旧县坝。
20世纪60年代，仪陇县文物管理所组织人力对旧县坝进行了考古性发掘，在距地表约一米深的泥土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大量的瓦砾、地基石、沟滴、陶缸、碗、盘、筒瓦、花纹砖等残块断片。在一个今天叫作大堂坝的外面还保留下了一小段城垣和位于南门外的土地庙遗址，城垣基高一米五、宽三米、厚四米，由夯土筑成。土地庙系石料建造，庙中神像已不知毁于何年何月，唯门柱上的楹联仍依稀可辨：
职居五行末，
位列三才中。
上联点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土”为末；下联点出在天地人三才中，“地”居中，形象地道出了神庙主人的身份。当地农民统称这一带为土城子。
时光如水，流走了太多的岁月，一千五百多年前的繁华县城只留下了付与苍烟落照的土城子，但它辉煌的前世却并没有完全消逝它的踪迹，今天，我们还可以从那些当地农民的文昌田、龙神地、阶基田、望乡台、犀牛望月田、阎王地、马圈地等名称中去复原当年一些建筑的具体位置。
大约到了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后不久的那个年代，一个名叫李协恭的人在旧县坝降生了。不到三岁时，他父亲即因病去世。孤儿寡母，难以为继，无奈之下便跟随母亲陈夫人到舅父家度日。舅父陈君宪读过一些诗书，考虑到其妹年轻守寡，恐因意外而败坏家风，于是强令其改嫁，陈夫人坚辞不从。在一天夜里，她给兄长留书一封，请他念舅甥之情，好好照顾年幼的协恭，然后便逃到大仪山东南的观音庵出家为尼。陈夫人出走后，陈君宪可怜协恭年幼孤苦，毅然承担起了抚养义务。这个苦水中泡大的孩子自幼聪慧，七岁入私塾，悬梁刺股、程门立雪，渐入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佳境。宋太宗雍熙年间，他赴京应试，蟾宫折桂，喜夺状元，被授梓州刺史。其人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不但官声赫赫，还文笔烨烨，著有《茹鳞集》二十卷。
中国科举千年，仪陇却仅此状元一个，李协恭不仅是旧县坝人的骄傲，更是仪陇一县的荣光，家乡人不仅在县城为他建造了高大巍峨的状元牌坊，还将一条主要街道命名为状元街。直到今天，他都余威尚在，与朱德、张思德等人并列于仪陇十大古今名人榜中。
李协恭之后，旧县坝复归沉寂，听凭铜鼓寺雄浑而苍凉的鼓声辞别了宋朝，又送走了元与明。连年不绝的战乱，人口渐稀的萧条，甚至都沙哑了铜鼓寺的鼓声。
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浪潮席卷铜鼓。我曾在另一篇文章《别样的赛金》中提及它：“有山有水的流江河两岸挤满了蚁攒而来的移民，其上游一个土肥水美的地段，被先期到达的人们‘插占为业’，因此地四面环山，形如一口硕大的锅，于是这里的地名便被十分形象地取之为金锅。”
高产的种子，先进的耕作技术，湖广发达地区的生活理念，刷新了古老的铜鼓。慢慢地，金锅成了铜鼓的中心，铜鼓场被人唤作了金锅场。
正是在湖广填四川的人流中，一户刘姓人家从广东乳源向铜鼓不远万里而来，在凌云山西麓扎下根来。大约两百年后的1877年，刘家又喜添了一位男丁，其父赐名刘寿川。
可别小看了这刘寿川，在铜鼓，他可是堪与李协恭齐名的人物。史载，寿川先生少年聪颖，八岁读书，十九岁中秀才，在成都中西学堂、四川高等学堂毕业后，于1904年公费留学日本。1906年夏，他在日本宏文学院毕业，加入同盟会，是张澜的至交。回国后，曾任顺庆府中学堂教习和监督、第一届省议会议员、朱德旅部咨谋、杨森军部秘书长、成都造币厂厂长，南溪、忠县、通江三县知事和仪陇县教育局局长、财务委员会委员长、县参议会副议长等职务。
但真正让寿川先生青史留名的却不是上述这些有着各种头衔的经历，而在于他是朱德的老师与朋友。他的地位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时代的朱德，而朱德后来影响了中国。
朱德早年在顺庆府中学堂求学时，即受到在校任教的刘寿川的喜欢与器重，老师的民主革命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朱德。后来，朱德与刘寿川一起办过仪陇高等小学堂。当朱德感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时”，刘寿川就鼓励他走“从军报国”的道路，认为朱德有救国救民的志向，具有军事才能和资质，极力主张朱德远赴云南，还赠送了路费。在他的鼓励下，朱德考取了云南讲武堂，并加入了同盟会。
1922年，朱德在经历了十余年征战，在对各种思想、主义和政治派别进行认真比较和独立思考后，转而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党。他辞去军职，只身前往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不料遭到陈独秀的拒绝，遂写信给在重庆的刘寿川商量，表示要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留学。刘寿川十分赞同朱德的选择，他说：“日本维新是学德国的，中国要谋富就应直接学德国，不要拐弯学日本。”并赶到上海，亲自送朱德上船，又赠送巨资做路费。朱德在德国仍然与刘寿川保持着联系，寄回信件和照片，刘寿川也常常寄钱给朱德作为留学费用。回国后，朱德遵照中央的指示，以广东国民政府代表的名义前往杨森部，争取杨森参加北伐。刘寿川当时在杨森部队任秘书长，知道了杨森投靠吴佩孚的阴谋后，立即向朱德透露了消息，并送朱德离开了杨森的驻地万县。对老师冒着个人生命危险救他脱险的大恩大德，朱德始终铭记在心，终生不忘。
新中国成立后，刘寿川被安排到川北行署任委员。1952年川北行署撤销后，刘寿川到了成都，担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同时被选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刘寿川在北京见到了朱德。朱德亲自陪刘寿川参观了官厅水库。两位老人拄着手杖，兴致勃勃地爬上水库高地，观赏巨大的水利工程，朱德对刘寿川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希望刘先生回到四川，协助政府兴办水利。”
1959年，朱德考虑到老师年事日高且体弱多病，急需子女在身边照料，以颐养天年，于是便亲自批示将刘寿川之子刘长征从北京调回成都工作。临行前，朱德向刘长征交代说：“你父亲年纪大了，身边需要人照顾。你回去后，一面要好好工作，一面要照顾好老人。”刘长征回到成都后，把朱德所讲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父亲。刘寿川听后，激动万分，沉吟半晌后，拈须吟诵道：“无情未必真豪杰，伟人亦有赤子心。”
1962年夏，刘寿川病重住院，朱德致电慰问，并请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到医院代为看望。7月1日，刘寿川不幸病故，省里举行了追悼会，朱德派人送了花圈，并亲笔题写了墓碑文。上款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参事”，中间为“刘寿川先生之墓”，落款为“朱德。一九六二年七月”。
1933年，红军解放了铜鼓，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在刘寿川家院墙壁上书写了“赤化全川”四个大字标语，红军北上后，他冒着极大危险将其保存到新中国成立。
1953年，金锅乡更名为铜鼓乡，乡人民政府从金锅场搬迁至铜鼓场刘寿川先生家大院，直到今天，乡政府还在那里办公，大院也保存完好。
今天的铜鼓寺，依旧香火旺盛，但肇始于汉代的鼓和那雄浑而苍凉的鼓声却早已不见了踪迹。宗教的铜鼓走失了，时代的铜鼓却动地而来，琅琅的书声，林立的小楼，繁华的场镇，历史的底蕴，使铜鼓如一颗擦拭千年的明珠，在凌云山西麓毫光四射。前些年，寿川先生故居前不远处的一宗地竟以每亩近三百万元的价格成功出让，成为轰动仪陇一时的新闻。人们在惊讶之余，需要咂舌的却更多的是铜鼓巨大的潜力与繁荣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