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驶出平罗县城，在又黑又亮的柏油路上轻捷地疾驰起来。
五月的田野郁郁葱葱，碧绿的麦田，挺直的白杨树，金黄色的沙枣花及其浓烈的芳香，不停地扑面而来。块块稻田汪满清水，刚播上的嫩绿秧苗正焕发出新的生机。
田野里人影不多，可公路上不断有成群结伙、说说笑笑的行人。有拉菜的、赶羊的、抱鸡提鱼的，还有挑豆腐担子的。显然，附近有什么集市。不时，有一个生气勃勃的村落或热热闹闹的小镇迎面而来，随即又落在了后头。
我们前进的目标——宝丰镇，一个在全国不见经传而在平罗县闻名的镇子，去采访一个人——宝丰镇镇关村党支部书记马伏金——同样是一个在全国名不见经传而在平罗县颇有知名度的农村党支书。
在县里，已听到不少人称道马伏金，说他是一名优秀的农村干部。而县委办公室徐主任却说：“应该说，马伏金是一名诚实的黄土地的儿子。”
好一句简单而内涵深厚的评价！它能引发人们多少的情思和慨叹！那么，马伏金，这位我们即将见面的农村党支书，是怎样的一名黄土地的儿子呢？
他恳切地说：“别写我！”
未见到马伏金时，我不由自主对他做了一番想象。
马伏金今年41岁，才届不惑，正是精明强干的时候。是他，带领全村一千多口贫穷的庄户人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勇敢地征服命运，推倒了几代人缩居的破旧低矮的小土屋，盖起了宽敞明亮的新房、新楼，过上了吃香喝辣的富裕生活。那么他肯定具有富起来的当代农村干部风貌，那就是：头发乌黑，双目炯炯，穿着雪白的衬衣，打着鲜红的领带，西装革履，潇洒大度。电影电视以及实际生活中我们见到的不少当代村镇干部，不都是这样的形象吗？
继而一想，又觉得不太对头。马伏金是回民，衣饰上应有其明显的民族特色，那么就应该像我们见过的不少回族干部（包括一些富起来的乡村回族干部）一样，衬衫领带西装革履依旧，而头上则应戴一顶雪白的圆形回民帽。堂堂的相貌也应具有民族特点：脸颊微红，鼻梁挺直，眼睛深邃而睿智，显现出回民的精明和北方汉子的伟岸。
对，一定是这样！我不由为自己的“完美想象”而暗暗自得。
然而，当见到马伏金时，我那“完美想象”便被击得一塌糊涂。因为，清清晰晰、真真实实的马伏金是：中等偏低的个头，背有点驼，身穿一件五成新的蓝外衣，一条灰不溜秋的裤子，一双覆盖黄土尘的布鞋。他头上没戴白圆帽，而是戴一顶半新不旧的解放帽。他的身躯一点儿都不魁伟，而显得有点单瘦。两眼也不炯炯有神，让人感到的是谦和、善良。总之，他给人留下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印象。
到宝丰时，先见到的是该镇最高行政长官刘镇长。刘镇长看似30多岁，年轻气盛，精力充沛，思想活跃。他先对我们介绍了一番镇关村及其马伏金的有关情况。
没想到，镇关村就在宝丰镇两侧。宝丰镇名副其实，它是平（罗）北数乡的商品贸易中心，每逢集日，四乡客商和货物云集，人山人海，贸易成交额相当可观。而人们不知道，宝丰镇的门面大部分是靠镇关村支撑的，镇上大半条街的各种店铺，都是镇关村人开的。镇关村人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会做买卖，能得很呢。
镇关村过去是全县有名的“三靠”队。光彩的历史沾不上边，讨饭的名声四处流传。这使不少镇关人感到羞耻。后来，这耻辱变成了致富的动力。
现在，镇关村在全县名闻遐迩，镇关人扬眉吐气了。他们利用集市优势，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全村90%的家户都搞起了第三产业。镇关村的“万元户”有多少？说不清，多得很。10万8万的有多少？也说不清，反正不少。有人暗下估摸，村中最殷实的主儿，恐怕已是几十万的数目了。中国人不爱露富，谁也不张扬，也不愿意让外人了解自己的家底。最显眼的是，镇关村新房林立，建新房用上了过去闻所未闻的马赛克、水磨石等。至于说室内的“现代化设备”——彩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组合家具等，也已一点儿都不新鲜了。有的墙上贴上了漂亮的壁纸，炕上铺上了昂贵的地毯。千万不要以为镇关村人不懂地毯的用途，镇关村人见过大世面，镇关村人住城市大宾馆脚踩高级地毯也不是三次两次。镇关村地势低，潮湿，地上没法铺地毯。
话题转到马伏金，刘镇长的话语充满了感情：
“马伏金可是我们的一名好干部！现在要找出这样有强烈责任感的村干部，实在不容易啊！
“马伏金在工作中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勇于奉献，不计较个人得失，所以赢得了群众的爱戴。
“马伏金改革中更新观念、适应新形势，一直走在前面。那家伙书报订得多，又好琢磨，农村政策吃得透呢。马伏金也有胆识，他要谋的事，不成功的极少。
“咋说呢？忠孝不得两全，如果马伏金不是村干部，早富得流油了……”
一条又一条，刘镇长以赞赏和感叹的口气，谈了马伏金的许多“闪光之处”。而这些“闪光之处”，则激发我想尽快见到马伏金的欲望。
可是，这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就是马伏金？就是带领镇关人奔上富裕之路、在平罗县颇有名气、他的“上峰”十分赞赏的马伏金？
反差太大，大得让人难以接受。
主客落坐寒暄几句，我便感受到他具有一种独特的质朴和深沉，还有成熟村干部的练达；从他脸上一道道的皱纹里，可以捕捉到他的聪慧和刚毅，以及黄土尘埃的遗迹。
刘镇长快人快语，开门见山地道明我们的来意。没想到这位马书记连忙推辞：“别写我！别写我！”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决。
刘镇长一看他的“属下”那“拉不展”劲儿，便不客气地数落道：“我说老马，你怎么能这么一口拒绝人家！咱们镇要想大发展，是离不开宣传、离不开新闻报道的。报道得多了，咱们镇的名声就响亮了，做生意的人就都来了。大好事啊！人家大老远地来了，你还拿捏啥？把你们所做的工作，你们村的变化，还有你的个人事迹，实事求是、一五一十地做个介绍，让记者把文章写得好好的。搞商品经济，封闭了信息哪能行？”
刘镇长到工商业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考察过，又在中央党校学习过，脑子经过一番洗滤，看问题就有他的独到之处。
挨了刘镇长的一顿连珠炮，马伏金脸红了，连忙表白：“镇长你说哪儿去了！记者来，我们欢迎，写我们村的变化，我们也欢迎。但确实不要写我个人。”他顿了顿，语气变得和缓而诚挚：“实在说，我们镇关的变化，主要是有了党的好政策，逢上了改革的大气候。不然的话，不怕你有多大的本事也无能为力。至于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都是应该做的，也都是村干部大家伙做的。”
我说：“马书记，咱们都知道，十个手指还不一般齐呢。我已经有所了解，你是村里的主要干部，做的工作也比别人突出得多，你就实实在在讲讲吧。”临了，我又讲了一番报道个人典型的社会意义。
可他仍坚持不写他个人。他说：“不是我谦虚，我确实不够报道的格儿。我当了十几年大队干部和村干部，直到这几年大家才过上了好日子。而那些年，大家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穷，我们当干部的，问心有愧呢！”
他说得很动情。我心头怦然而动。那些年农村的贫穷和饥饿能怪这些基层干部吗？那是极“左”路线造成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这些土生土长的乡村干部，愿意看着自己的父老乡亲忍饥受饿吗？可他竟然引咎自责。多么感人的情怀！看来暂时不好叫他谈自己了。我转了话题：“这样吧，你谈谈你们村近年的变化。”我想，他的事迹，可以再从别人处了解。
于是，他详细介绍了镇关村三中全会以来的变化。这人那事，张家李家，讲得清清楚楚，让人感到，全村的人，全村的事儿，都装在他心里。他的心境随着讲述内容越变越好，神情越来越开朗，人也仿佛年轻了许多。可是，他就是丝毫不吐露自己的工作成绩。
一腔愁苦之情
童年，不管是美好的还是不美好的，幸福的还是不幸的，人们都永远难以忘怀。
马伏金的童年是幸福的，也是美好的。他的童年有鲜艳的五星红旗照耀，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伴随。那时候到处有快乐，吹一个肥皂泡，就吹出了一个美妙的世界，采一把野花，就采来了五彩的欢快，如果看到小蚂蚁搬家，那更是其乐无穷。
顶顶重要的是，那时常能吃到雪白的馒头，把小肚子撑得溜圆。那时候没有饥饿。
更顶顶重要的是，稍大点，他就高高兴兴地背上书包上了学。书本里的世界新奇美丽，学校里的生活丰富多彩。随后，他就庄严地入少先队，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立志做革命事业接班人。那时，总感到自己是棵革命的幼苗，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茁壮地成长。
然而，后来的景况就大不相同了。首先是他上完小学就因故辍学了，这使他少年的心着实伤感了一阵，使他懂得了生活中不仅仅是欢歌，也有悲曲。接下来，在他步入青年之时，他看到了眼前世界的真实性、复杂性，一些挫折和打击也迎面而来，他开始体验人生道路的曲折，前进脚步的沉重。
最让他伤心的是入团问题。作为一名新中国的青年，谁不渴望早日入团，戴上那闪光的团徽？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是由先进青年组成的，是否入团，就标志着是否是先进青年。这不是人生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吗？
他早早就写了入团申请书，曾一次又一次幻想面对团旗宣誓的情景。那时正是大学雷锋的年代，他积极得很，生产队的活儿，他挑最重的干；扫盲、办夜校，他又抬桌椅板凳又当老师，教字教得口干舌燥；修桥补路，次次有他。他还把雷锋日记和团章的有些章节摘抄在小本子上，经常看看，用以鞭策自己。那是个绿色塑料皮小本，是他得的奖。
可是，他总是入不了团，一次次发展新团员，一次次没他。每次看人家光荣地入团了，他十分羡慕又格外失意，像一只孤雁，独自一人坐在田埂上，目光呆滞地望着远方。
原因很简单，他家是中农成分，仅仅是“团结对象”。那时是一个十分注重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他正18岁，留着个分头。他尝到了人生痛苦的滋味。
青春的失意尽管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但他挺过来了。这时，马伏金已由一个留分头的小伙儿长成了一个对社会生活有了一定认识的虽不魁伟但硬板板的汉子，他被社员推举当上了队长，掌管着生产队百十号人的生计大事。
队长的头衔丝毫没使他感到荣耀，却感到了肩上沉甸甸的压力，沉甸甸的责任感。他才24岁，还有点嫩，周身的热血哗哗流淌，沉稳和经验则尚嫌不足。
但他决心要挑好这副担子。他十分痛心，生产队的大锅饭越吃越稀，把人吃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集体的庄稼越长越小，生产队社员则越变越懒。看着村里小孩一个个那缺少营养的可怜样子，他觉得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可谈何容易，极“左”路线正横行，“阶级斗争”呼声高涨，动辄就是“资本主义”，想让人们吃饱穿暖，那简直跟登天一样。
但一份又一份写着入党申请书的马伏金却矢志不移，他要在尽可能的条件下，用汗水多换回几斤土地的馈赠，让社员的碗里多有几个米粒。
这是他虔诚信仰党的结果，也是他这位在黄土地上滚爬大的汉子的秉性。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他在粪上打主意。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利用冬季农闲时，组织青壮劳力到黄河东的内蒙古去拉羊粪，以保证庄稼施足底肥，提高产量。内蒙古一些牧场有大量羊粪，只是太远，往返二三百里；路也难走，尽是凹凸不平的沙土路。可如果怕吃苦不去拉，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多打粮食？
马伏金身先士卒，拉起一辆架子车就走。他们每次半夜动身，星星正闪着寒冷的光。没什么好干粮可带，每人怀揣几个干梆梆的掺有麸皮的玉米面或高粱面窝窝头。几百里路，饿了，啃两口干窝头，渴了，找点凉水喝。去时是空车，还轻松一些，回来时拉上满满一车粪，那可真是一步一滴汗。肩头的拉绳像焊进肉里一样，暄软的沙土道上，留下了他们艰难行进的脚印和深深的车辙印迹。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不用牲畜拉而要拼人力、搞苦战？那时生产队的几头牲畜缺少饲料，都瘦成了干骨头架子，卧下就站不起来，要人抬，哪有气力去拉车？
“有一次，我以为我们要完了。”马伏金回忆道。那次，是在内蒙古一个叫三刀砍的沙湾子，他和两名社员留在羊圈起粪。冬天的羊粪冻得硬梆梆的，一镐连一镐，胳膊抡肿了，两手震出了血，羊粪却刨不下多少。马伏金甩掉棉袄，干得很猛。不猛干不行，车来了没粪装咋办？岂料，粪刨够了，拉粪的却没来。等了一天、两天，仍没来。没办法，他们打发一个人到石嘴山弄吃的，说好赶晚上一定回来。等啊盼啊，直到天黑，望穿双眼也不见个人影。人饿得都站不稳了，便爬到黄河边喝黄河水，啃黄河的冰茬子。晚上，他跟那个社员在破烂的羊棚里相抱取暖，寒冷中，灌满黄河冰凌水的肚子又作痛起来……
上苍有眼，多上了羊粪的庄稼长势就是不一般，黑油油、齐刷刷的，杆粗叶茂，每年都能增收不少粮食。
几年后，马伏金又被推举到了大队长的位子上。
掌管一个生产队，难题还不那么突出，毕竟人少，人少好办事。大队就不同了，一千多口人，人多口杂，人多事多，事情显得极其复杂起来。尽管马伏金使出浑身解数，没明没夜地操劳，可社员的肚子仍旧越来越空。他重蹈覆辙，又亲自带人到内蒙古拉羊粪，并不时一个队一个队地下农田检查生产。可他能挽救镇关人贫困的命运吗？“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指令严如利刃，镇关的土地又极少，谁有回天之力？
贫穷，迫使人们走上一条极不愿走的路。要饭的镇关人一拨拨地出现了。镇关人的尊严不得不暂时收起，压在破衣襟下。
镇关人的要饭队伍起先是清一色的孩子，后来逐渐扩大，加进了大人。大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出去“抛头露面”的。而孩子们呢？孩子们是被大人们驱赶出去的。
那是一幅多么令人心酸的景象！日到黄昏，夜幕将临，一些家户的大人站在破旧的院门口，张大失神的眼睛，等待奔波了一天、肮脏褴褛的孩子归来，等待孩子们要来的杂粮填补辘辘的饥肠。真是灼痛人心啊！万般无奈的马伏金实在难以自制，跌跌撞撞奔到旷野，掩面痛哭起来。
“马伏金啊马伏金，你怎么这么无能！”马伏金在痛楚中恨恨地责怨自己。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为了富裕之花盛开
70年代末，世事大变。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中国农村发生着历史性的转折。
镇关村的土地也承包了，人们满怀希望地精心耕种自己的责任田。
放眼望去，每家的责任田都生机盎然，庄稼长得分外肥厚、壮实。收获季节，那丰收的粮食颗颗饱实、粒粒灿烂。
镇关人的脚下有了弹力，脚步劲健生风；镇关村飘出了欢歌笑语。所有这一切，使村党支书马伏金的脸上愁云消散，皱纹舒展。
可是，他的笑容绽出没多久，眉头又紧锁起来。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面前：镇关村人均只有8分地，责任制后，温饱问题解决了，可要让大家都富裕起来，过上“小康”的日子，那还差得远哩。怎样才能使群众真正过上富裕的日子？
马伏金饭吃不香，觉睡不好。
从调查研究入手。他带领支委一班人走家串户，调查摸底；回头又一遍遍地学习报纸杂志，从中准确把握党的政策精神，参考外地的成功经验。经过充分分析讨论，一个大胆的决策出台了：旱路不通走水路，要引导群众放弃单一的土地经营模式，一边抓粮食生产，一边抓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经济。
他们在调查研究中欣喜地发现，镇关人有可充分利用的有利条件：
一、村子地处集镇两侧，为地利；
二、镇关人大部分都有经商做买卖、开展多种经营的传统、兴趣和经验；
三、就因为土地少，镇关村的劳力可抽出三分之二投入第三产业。
相反，如果困守一方土地，“小康之日”只能是天方夜谭。
方向一经明确，他们便立刻行动起来，开党员会，开村民大会，一次又一次地向群众宣讲党的政策，鼓励大家冲破小农意识，利用地势之利，利用一技之长，积极开展多种经营，尽快致富。
他们还旗帜鲜明地要求：干部要当致富的头雁，要做发展商品经济的模范。于是，支委丁少元带头摆起了小摊，副书记李万强搞起了服装加工，会计的小商店也在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红红火火地开张了。
镇关人很快被鼓动起来了，一些脑瓜活络的人不失时机地大显身手。长途贩运的、摆摊设点的、搞维修的、搞养殖的、搞小饮食的、搞服装加工的、搞木材加工的，五花八门，繁荣兴旺。镇关人鼓起了商品经济的风帆，在改革的大潮中，他们百舟竞发，破浪前进。
几个月后，一个十分招人眼热的现象出现了：一些最早投入商品经济之海的镇关弄潮儿们，盖起了一栋栋气派崭新的大瓦房。电视机、电冰箱等也一台台地买回来了。
开端是可喜的。但还有不少的镇关人站在富裕的门外不知所措。
这些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心有余悸，对政策不放心；另一种是虽想搞第三产业，但一没资金，二没技术和经验，怕搞不好倒贴本。
马伏金又召开支委会，做出决定：对前一种人，进一步宣传党的政策；对后一种人，作为重点，着力帮助解决资金困难和技术问题。
为此，他们腾出空房，吸引江浙手艺人来做生意。条件是：需带镇关人做徒弟，给镇关人传授技术。
他们毅然将村里仅有的16000元公积金和10间空房拿出，扶持贫困户脱贫。
村民张会宝，看人家搞得那么火热，自己却干着急——一没资金，二没地方。就在这时，马伏金找他来了，告诉他，村里给他提供2间空房，1000元资金。张会宝喜出望外，不几天就办起了农机修理铺。他一年后就还清了村里的垫款，3年后就盖起了5间新瓦房，又开办了一个百货门市部。张会宝不幸早故，他妻子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干，生意很兴隆，还雇了人站门市。很难设想，如果不是村里帮助张会宝早建家底，张会宝的遗孀及两个年幼的孩子和上了岁数的老母，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靠搞沙发富起来的马建中念念不忘马书记以及村里对他的好处。是村里给他支助资金、提供房子、从外地请来师傅，才使他摆脱了贫困。在那创业的日日夜夜，马伏金书记多次去他的小铺，鼓励他好好干。每想起这些，他的眼睛就发潮，心情就不平静。
对另一些生怕搞不好倒贴本的人，马伏金给他们一笔笔算细账，给他们吃“定心丸”。
他首先和盘托出自己搞“外快”的“秘诀”。
在倡导党员带头致富之时，马伏金曾在家搞过两年养殖业。春天从内蒙古买上三四十只乏羊，圈养到入冬宰杀，每只羊可获纯利20多元，三四十只就可收入八九百元。
他讲得很细，甚至将每只羊一天吃多少草、多少料，万一得病请兽医大概花多少钱都讲到了。
他还拿着个小本儿，挨家挨户地去挖掘搞第三产业的经验。马伏金把了解到的情况详细记下，转身又挨家挨户地敲那些不敢经商的人家的门，跟他们拉家常，说心里话，给他们讲别家富起来的“奥秘”；给他们出主意、想办法，给他们讲投资、方法、效益，给他们讲美景、前途、未来，坚定他们的信心，扶持他们的志气。镇关村的许多贫困户就是在马伏金这样的反复启发下，迈开了商品经济的步子，进而脱贫致富。
采访期间，我还听到了一个马伏金“逼人致富”的故事。
有一个党员户，人口多，家底薄，在商品经济的大潮袭来时显得分外无能为力。大伙催促他赶紧行动，搞点什么，他把手一摊，头一低，喃喃而道：“我能搞什么呢？我能搞什么呢？”马伏金上门找到他，给他具体指出了致富的门道——做豆腐，既不用多少资金，也无需多少知识，销路又好。一天做的豆腐，获利8元，一个月做二十五六天，起码可赚200元。豆腐渣再搞养殖，又可生利。
一次说不通，两次、三次。可那位党员还是畏缩不动。平时温和的马伏金火了，在一次支部会上狠狠训斥那位党员：“我们党员要在发展商品经济中起带头作用，你带的头在哪儿？这也怕那也怕，你能干成什么？真是没出息的货！你立即着手建豆腐坊，5天内要看到你做的豆腐！”后来那位党员果真开了豆腐坊，每天做豆腐卖，以后发展了成了有名的豆腐专业户，票子把衣兜鼓得胀胀的，人也格外精神起来。他逢人便说：“咱的富是马书记逼出来的，马书记是咱的恩人呢！”
饮水思源。一些富裕起来的镇关人十分难忘马伏金等村干部当初给予他们的帮助，他们中有人悄悄找到马伏金，要表示一点“谢意”。马伏金谢绝了他们的“谢意”，诚恳地对他们说：“要谢就谢党，谢党的好政策。我们村干部做点工作，是应该的。”
他的话朴朴实实，却在“致谢者”的心头留下一个又一个的热浪。
他们能不感激吗？现在，他们都富起来了，马书记等一些村干部的家境却显得平平常常。是这些村干部没经营能力吗？不，他们有，要是一心一意地搞，他们都会是极殷实的户。他们的精力尽用在了帮助群众上。
在马伏金家看到，他家也有沙发、橱柜等一些必用的家具，但档次显得极一般，没有多少光彩。有一台18英寸的彩电，是他获县劳模称号时发的优惠票买的。冰箱、洗衣机、电风扇等没看到。至于我在镇关村一些人家看到的录像机、摩托车等现代化玩意儿，似乎进入他家还早着呢。他家的房子也是土坯的。
难怪镇关村的群众说，党的富民政策是一把致富的金钥匙，马伏金书记是帮助群众掌握这把金钥匙打开富裕之门的人。
不懈的责任心
马伏金已当了16年大队（村）干部。他很想退下来，换个人上去。换个人也许比自己搞得更好；自己也实在累了，真想歇一歇。
可是不行。群众信赖他，党员拥戴他，上级党组织也对他寄予殷切希望，他退不下来。
既然退不下来，就一定要努力把工作做好。他一直这样想。
有人以为，责任制后，村干部没什么事了。马伏金却感到，事多事少，就看你干不干，完全取决于责任心。要干，事多得很呢。
村里的个体经济、多种经营兴起后，马伏金的工作呈现出新的特色。开春，他帮助大家联系播种机，组织统一播种；随后，要关心淌水的事，施化肥、打农药的事；夏收时，督促和帮助各家各户尽快收割、打碾、交公购粮。他随时掌握搞个体经济的镇关人的思想动态，向他们灌输政策法令，要求他们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村里的精神文明要抓，各种问题更要他挺身而出去解决。
一次过春节，他家的饭菜刚上桌，一个小青年慌慌张张闯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书记，快，村西头一家小两口闹架，男的要自杀呢，谁也劝不住。”他一听，扔下筷子，飞奔而去。进门一看，小伙子身上绑了十多个雷管，电线也接好了，举着插头，挣扎着非要去接电源。电源插座就在眼前。几个拉扯的人眼看拉不住，慌了。屋里的另一些人吓得往外跑起来。马伏金见状，一步跳上前，用身体挡住电源插座，和随后赶到的副村长紧紧抓住那个青年。后来费了好大的周折才平息了事态，做通了小两口的工作。在场的群众说，若不是马书记临危不惧冲上去，那天真要出大事故呢。
还有一次，又有人急慌慌地找他解决一宗家庭纠纷。那家人父子闹不和，父亲要撵儿子出去，儿子要烧父亲的房。这次可让他费大劲儿了，给父子双方整整做了半年的工作，又给儿子划了地皮，帮助盖起了房，才算了事。
这只是他工作中的一些“小插曲”。这些“小事儿”，数不胜数。
最让他辛劳也最让他高兴的是1988年重建镇街道的日子。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宝丰镇的旧街道要进行拓建、翻新。镇上成立了集镇建设领导小组，他应邀担任副组长。通过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临街的46户镇关村民一举拆除了70多间旧房，家家沿街盖起了崭新的商店。多少杂事，多少次早起晚睡，搞得他筋疲力尽，可村民商品意识的加强，一条宽阔的商业街的建成，想到镇关村的发展前景，他心头无比喜悦。
马伏金是个有心人，人均8分地的镇关人的粮食发展问题一直记在他心间。镇关村的土地过去一直种一季，再怎么精耕细作，产量也有限。马伏金外出时见有的地方小麦套种玉米，便在自己的责任田里试种。试验的结果，小麦套种玉米比单种小麦产量高得多。在他的宣传和带动下，镇关村自1986年以来套种玉米的面积逐年增加，1988年达到97%，既增产了粮食又增加了收入。马伏金丰收不忘国家，他积极号召村民多给国家卖余粮。他本人更是起带头作用，1987年卖粮4500多斤，第二年在受灾的情况下，还卖粮3500多斤。
平时，他经常到各家的地头转转，指导套种。
马伏金把精力尽用在了集体的事上，他人的事上，难免引起家人的不满。妻子指责他：“一天光是个工作，国家又不给你转户口，干到什么时候还不是个‘土干部’！积极也白积极！”
有一件事落了妻子多年的埋怨。那年，大队办了个缝纫社，既能轻轻松松地挣工分，又能每月拿十几元的补助，多好的活儿！她很想去，有的大队干部也替她提出了，可马伏金死活不同意，安排了别人，让她一天又晒又累地受大田的苦。人家当书记老婆都跟着沾光，可她却跟着受累。有什么办法呢？幽幽怨怨地瞪他几眼，人家装得看都没看见！
子女们的话就更不客气了：“爸爸，你别那么傻干了。人家都千方百计为自己赚钱，就你一天还责任心那么强，顶什么用！”
“胡说！”马伏金喝斥道，“集体的事也得有人关心、有人管。年轻轻的，心胸那么狭窄！”他最容不得人们对集体事业的贬低。
一次在马伏金家，我问了一个颇为造次的问题。我说：“马书记，像你们这样一心扶助群众致富，最后影响了自己致富，对你来说，后悔吗？”
他回答：“不后悔。有什么后悔的？我家的经济状况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呢。”他笑了，显然为后一句话的阿Q味儿。顿了顿，他又认真地说：“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尤其对我们这些多年受党的教育又多年当村干部的人。人活着如果只为自己，那也就没多大意义了。”
这就是马伏金——一个农村党支书的心胸。马伏金，有他自己的追求，有他自己的人生观，有他自己的价值导向。
在采访中我还了解到，镇关村在马伏金的带领下，工作扎实，成绩突出，先后被石嘴山市委和平罗县委授予先进党支部称号，自治区三十大庆又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马伏金本人多次荣获县、镇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称号。
采访完毕，我对马伏金有了一个较全面的印象：他诚挚淳朴、谦虚谨慎，勤恳坚韧、有胆有识，吃苦在前、任劳任怨、责任心强；他胸襟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以集体和他人的事情为重——他确实是一名诚实的黄土地的儿子。
（198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