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文学的红灯区
美国媒体曾报道：为了揭开妓女生活的神秘面纱，著名电视制片人安娜·菲利普斯在美国皮肉生意最发达的西部城市旧金山跟两名妓女共同生活八个月，制作出一部引起轰动的纪录片。这两个妓女，一个是41岁的杜伦·雷兹，吸毒成瘾，每天以20美元一次的低价在旧金山市中心招揽顾客；另一个是52岁的科西·费比恩，喜欢文艺，每周只和一个男子做“浪漫的”性交易，收费250美元。因为电视记者的实地采访，年过半百的科西·费比恩“第一次感到自己的价值”，决定告别长达十年的妓女生活，专门从事文学创作。
好莱坞演纽约妙龄马路天使的“大嘴美女”朱利亚·罗伯茨早已荣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旧金山半老徐娘科西·费比恩的故事会不会青出于蓝？科西·费比恩靠十年妓女生涯做“诱人的卖点”，能否一鸣惊人甚至一举拿下普利策奖？在号称“到处都是机会”的金元帝国，在总统内裤都可以上网的“自由世界”，沦落风尘的“灰姑娘”、“灰奶奶”弃娟从良、成名发财、直到做参议员、做总统夫人……都是可能的。
俗语说：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有趣的是，大洋彼岸这部姑且称“妓女手记”的大作尚骚动于母腹，跟美国相隔一个大洋的此岸，一部宣称淋漓尽致写“灵与肉”的“坐台小姐日记”，已堂而皇之地登场。某些中国人“跟国际接轨”还颇有点儿先验性呢！
“坐台小姐”出现，据说算又一位所谓“美女作家”“闪亮登场”，并非T型台的文坛，忽然成了香车宝马、“美女如云”的所在，令人有眼花缭乱之感。细想起来，这刚冒出来的“坐台小姐”较不久前成为过街老鼠的“宝贝”似有点儿渊源，而其老祖又似可追踪到《金瓶梅》的劣等仿作上。
清朝皇帝曾将《金瓶梅》列为“诲淫”禁书，其实《金瓶梅》对晚明社会的反映相当深刻，它以西门庆这个暴发户一生罪恶活动为线索，以家庭为中心，生动真实地写出了明代后期社会中城市剥削者、寄生虫们的生活图画。既是暴露性作品，又具有非常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习等诸方面认识价值。它还开世情小说之先河，给盖世奇作《红楼梦》以不小影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说（金瓶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至谓此书之作，专以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金瓶梅》的仿作如（续金瓶梅》、《三世报隔帘花影》，为求“卖点”，批判现实主义锋芒尽失，专意模仿《金瓶梅》的性描写，才堕落成了文学的红灯区，已经根本不算文学，成了不折不扣的恶札。
《续金瓶梅》类恶札出现在世风日靡的晚明不足为奇，不可思议的是，在改革开放、一日千里的今天，几位“宝贝”居然装点出一个新的文学红灯区。
作家应该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宝贝”们却用恶俗的语言描写最令人恶心的林林总总，以个人隐私满足某些人的窥视癖，在纸面上搔首弄姿直至裸奔，让有声色狗马之好者一卷在手，得以精神漂娟。真真纸醉金迷、敷陈艳迹、淫态荡语，累犊不休。赤裸裸的乱交、乱伦、性变态充斥在“宝贝”们的作品中还不算，有的宝贝干脆在公开场合宣称要让人们见识见识女作家的乳房！美国赌城拉斯维加斯有深夜“脱衣秀”，40美元一张门票，有金发裸女登场。这所谓“女作家”连“脱衣秀”都不如，竟毛遂自荐情愿当众自脱让人免费参观，下作到这种地步，如何面对父母及将来（叫一能）的丈夫、子女？
文学作品应该以理想教育人，在“宝贝”们笔下，理想就是“快感”，理想就是金钱，理想就是醉生梦死；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崇高，在“宝贝”们笔下，腐朽糜烂的东西像潮水一样泛滥；文学作品应该给人以美的享受，在“宝贝”们笔下，成了享乐至上、个人主义、违法乱纪……种种丑恶现象的大组合……
“宝贝”们在文坛上招摇过市，是个耐人寻味的、带有“世纪末”特点的文学现象。综观古今中外文学史，能在文学史上留得芳名在的女作家，中国的李清照、蔡淡，英国的奥斯丁·勃郎特姐妹，法国的乔治·桑、西蒙·波娃……哪个女作家不是靠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形式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她们的写作还都有鲜明的女性特色，玲珑如玉，美雅如花。靠在纸面上出卖色相求闻达的女作家，能成正果者，向来没有；能成大器者，比登天还难；严肃的评论家对纸面骚情者的态度常常连眼珠儿都不转，哪像眼下一些人如蝇逐臭？唐朝薛涛算得上一个“美女作家”了，这位操妓女职业者，也不曾像现在某些所谓“美女作家”那样写作！
现在“宝贝”们居然被某些评论家错误地称之日“美女作家”，有人甚至称其为“新生代”，其实这类现世宝既不美，也无丝毫“新生事物”的朝气蓬勃气质，压根算不上是什么作家，虽然号称“美女作家”，实际上连真正美女作家如李清照的脚跟都摸不到，现在“美女作家”终于以“坐台小姐”真实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真应了那句话：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阿弥托佛！
华夏优雅文化的失语症―也说张艺谋
1993年在宁夏开笔会，参观沙湖后，来到个满眼蛮荒的所在：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破败的城墙豁口，干打垒的黄泥房……张贤亮介绍说：他操办的“西部影城”已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窗口。身边的宁夏朋友对我如数家珍：瞧，那是张艺谋演《老井》端着尿盆走过的房子；瞧，那是姜文演《红高粱》往酒里撒尿的大锅！……
老作家马烽在黄土地上踱来踱去，我猜想，《吕梁英雄传》的作者肯定对“影城”不以为然，他没准儿会纳闷：新中国建设45年，这“展示中国的窗口”怎么倒比当年日寇铁蹄下的山村还落后？见马烽又去瞅那酿酒大锅，我知道善良宽厚的老作家喜欢饭前喝一小盅白酒，遂笑道：“马烽同志，你啥时到山东？我请你喝好酒。”
“你们山东的酒可不能喝，撒上尿啦！”马烽应声而答，众人哄堂大笑，我尴尬异常，禁不住揣想：既然山西人如此说山东酒，恐怕外国人也能这样说中国酒！中国几千年酒文化，岂不被姜文一泡尿弄得佛头增秽？
“西部影城”给我留下了很坏观感。为什么能展现华夏文化风采的现成景物一概不用，偏偏特意生造个以落后为基调的影城，还让它“代表中国”走向世界？后来在好莱坞影城看到可以乱真的、优雅美丽的欧洲古堡，我再次想起不堪人目的“西部影城”。
这些年时兴“寻根文化”，有人将张艺谋影片列为“华夏文化”表现之一，完全是误解。马克思分析过，找文化不能到文化还是蒙昧的地方、甚至于文化还没有创始的地方找，而要从文化最繁荣、最集中的地方拢〕毛泽东说过，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张艺谋的电影常常将中华文化“民族”和“科学”部分尽量淡化，将低俗的所谓“大众”部分尽力夸大和畸形化，如何能代表民族、科学及真正的大众文化？张导演艺术上比大部分导演有高明处，但其影片创意，说穿了，不过是：仰脸看外国人的喜好，低头找中国人的毛病！
好的艺术作品，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都应该有本国传统文化的深邃背景，有本民族文化的华萃精英，应该以探刻丰富的思想内涵、美轮美灸的本国特色为外国观众开拓视野。既应该对人生、历史、艺术进行哲学思考，又应该有着深厚的社会容量，更要写出人的尊严，写出理想的光辉。《带阁楼的房子》中美丽幽暗的林荫路，旧式的、雕着狮子的门，列宾油画般俄罗斯风景中活动着柔弱可爱的任尼雅……巍峨壮丽的巴黎圣母院中，美丽的爱斯美拉达与丑八怪敲钟人卡西莫多之间至真至美的人性…这些多年前看过的影片至今常在念中，固然因为小说原作者契诃夫、雨果原本是世界级大师，更因为电影按视角艺术的美学要求做了进一步审美提升。
艺术作品要给人美的感受，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不能审丑、不能演，但要看怎么“审”法、怎么演法，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丽地描绘一副面孔和描绘美丽的面孔’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事。”这些年成了获奖专业户的张导演，既不乐意描绘中国人美丽的面孔，也不曾美丽地描绘中国人的面孔，其镜头像个滤色板，中华民族的优雅文化、中国一日千里的现代化进程，被尽行剔除，代之以贫穷、落后、变态。诸葛亮、孙中山式堂堂中华男儿在张导演片中一概隐没无闻，林黛玉、秋瑾式优美中华女性在张导演片中一概找不到位置，女主角不是躺在高粱地野合，就是进人深宅大院作姨太太争宠，成了性化的附庸和奴隶！
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取巧，甚至可以上纲上线曰阴险诡诈的取巧！以毁坏古老文明中国在世界的整体形象为个人谋取名利的取巧，制造、批发中国“灿若桃花”（鲁迅语）的脓疤迎合外国人的猎奇心，以毁灭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女性的美好形象赢得洋人叫好声，对有自尊心的中国人来说，因此得到再大“成功”―轰动、获大奖、女主角成“国际影星”―都无异于悲惨的失败！
有位喜欢摄影的瑞典人在网络上做了个主页，将他在华拍摄的照片上网，北京名闻中外的名胜一概不要，专展出他拍到的“脏乱差”，引起极大义愤。张艺谋某些影片可算中国丑恶大全的“主页”。更令人费解的是，这位并非商人的导演还擅长商业操作，名曰“幸福”什么的电影还没开拍，先让全国媒体纷纷扬扬几个月。虽创下“四千选一”记录，不过选个“巩三姐”出来。张导演的审美观点如此陈旧，影片却永远闹腾得欢，实在不可思议。这次张艺谋捧回个“银熊奖”，这个得奖片如何？未得观瞧，不能擅发议论，据说颇有了些“诗情画意”，不再靠“丑”卖座，毕竟是好事。
情爱大魔咒―谈《大明宫词》及其他
这些年港台大陆都拍武则天，编得南辕北辙，演得天差地别，又都标榜替历史上唯一女皇画影图形。《大明宫词》别出心裁地将女皇母女一锅烩，可惜非驴非马，不过借古事片鳞只爪，借古人一肢一节，念了个情爱大魔咒。
你说它像历史剧？不。它对历史的所谓尊重在最低层次上，例如它没让清宫慈禧、汉宫飞燕与武则天争宠，没让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向狄仁杰发号施令。除了这类不得不守的限制，剧作家什么都敢编。历史上唐中宗李显食毒饼死后，韦后立李重茂为太子，李重茂登位，韦后仿武则天临朝听政。相王李旦依靠太平公主和临淄王李隆基夺得帝位，成为唐睿宗，立李隆基为皇太子，让太平公主干预朝政，离了太平公主和太子不敢做任何决定的睿宗在位两年，禅位李隆基，自己做太上皇。到了《大明宫词》里，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少帝李重茂、睿宗李旦都被崔堤下毒害死。毒得那么精彩、那么富于戏剧性。崔堤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他深爱的“母亲”太平公主扫平登基阻碍。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抹掉历史上两个明确存在的皇帝，让崔堤唱一曲虚无的“爱母”绝唱。这样的胡编乱造，哪有一丝一毫历史真实性可言？
说《大明宫词》像莎士比亚？不。该剧喜欢所谓莎翁式长篇台词，抒情的，哲理的，不分男女，不分地位，不分贤愚，人人是持现代先锋观点的演说家，个个是按当代意识思维的哲学家，不分场合，不分时间，剧作家想说，剧中人就得说，经常令人如坠五里雾，如芒刺在背。三十几集演下来，你能举出几段“生存还是毁灭”哈姆雷特式著名台词？一段也没有。倘若由基本不会演戏的女主角道白，装腔做势、几十集不变的语气、拖沓之极的腔调，实在不是什么艺术欣赏，而是惩罚。
剧名《大明宫词》，主旨演大明宫最著名的两个女人，剧中人像不像历史上的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基本不像。能在男权社会中成为君临天下的唯一女性，武则天靠的是杰出的政治才能。男宠是其晚年生活一方面，却不是决定她政治生活的主要因素。北门二张第一次在女皇电视剧出现，男宠和权力型女性的花花绿绿，做消闲剧相当好看，但男宠作用夸大到失真，严重扭曲了武则天的性格。太平公主更是成了“爱”的符号，新婚夜守空房无怨言，比民间女子贤淑；将遗孤培养成大将军，比亲生母亲慈祥；最后还为侄儿登基结束了生命。为爱情，为母子、姑侄情，只知奉献，不求回报；只讲爱心，不讲政治，这是历史上心狠手辣的太平公主吗？不是。史实是：开元元年，太平公主在李旦传位李隆基时准备带羽林兵人宫杀李隆基。李隆基毫不手软，杀掉了他亲爱的姑妈！
女噪说，《大明宫词》以情爱做魔咒，造出个特殊的武则天和一个“爱”得你死我活，爱得莫名其妙的太平公主，因其本身是爱情主题，还可以理解，那么，宣称真实描写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也照猫画虎，就匪夷所思了。长达46集的“太平天国”搞的是“英雄＋美人”组合，这王那王身边必定有个美丽的女性，任何重大决策都离不了女人的因素，同样的，任何重大失误也少不了女人的干系，不管多么紧张的战争场面，都是先做足男女情爱的“花絮”才言不由衷地多少说点儿正词，真是红男绿女，眼花缭乱，这个在刑场上举行婚礼，那个为恋人殉情……许多地方比公开宣布“戏说”的剧还要戏说。至于太平天国能不能算有进步意义的“农民起义”？它到底是推动历史发展还是阻碍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则另做别论。
一些真实历史人物也被影视作家们涂抹得面目全非，所谓“聊斋先生”可算代表。须知，在古代作家中，蒲松龄生平事迹是有丰富原始资料可供利用的，蒲松龄故居尚在，蒲松龄寒酸的陪葬品如破铜灯也在，倘若以蒲松龄命名电视节目，就至少要尊重有关蒲松龄生平的起码事实，比如将他定位为终生不得志的乡村穷秀才。也要对蒲松龄的作品做出最起码的历史性诊释。郭沫若为聊斋故居写的对联“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可算对蒲松龄创作中肯简练的评价。到了《聊斋先生》中，当年因贫穷离家背井做五十年塾师的蒲松龄住在宫殿般的房子里，左一个美女，右一个美女，他幻想出的鬼狐仙妖都变成了他自己的艳遇，“爱”的魔咒操纵一切，《聊斋志异》的现实主义内涵却不知到哪个爪哇国去了……
法国学者雷蒙·阿隆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为活着的人重建死者的生活”。任何历史著作，包括《史记》这“无韵的离骚”，都是史学家按自己时代意识写给当代人看的。文艺作品带文艺家个人化色彩，可以理解，但是，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就成了谬误，如果作家号称写历史人物，却为了媚俗而创造“四不像”怪胎，则既是对历史不尊重，也是对观众不尊重，倘若历史人物有知，也会变厉鬼击之。
好莱坞法律游戏
1990年好莱坞大片《致命追缉令》又译《双重危险》，一波三折，引人入胜。美丽的少妇莉比跟丈夫柏森驾船航海时，丈夫突然失踪，应其呼救声前来的巡逻人员发现满船血迹，莉比手中恰好拿把染血的刀！她被控“大卸八块”谋杀亲夫而人狱。莉比将儿子和二百万存款托给好友安琪·格林，不久安琪跟她断了联系，莉比好不容易拨通安琪迁到旧金山的电话，却意外地听到儿子喊“爹地”的声音！她发现受了深爱的丈夫和最好的朋友联手欺骗，如雷轰顶。六年后，莉比得以假释，开始了艰难的复仇之旅。她拼命追查丈夫去向，假释官则拼命跟踪莉比以捉她回监狱，勇敢的莉比被狡猾的丈夫打昏装进棺材差点儿送进火化炉，最后在假释官帮助下报了血海深仇，找回了儿子马迪。
这是《亡命天涯》（哈里森·福特主演）的女性版。好莱坞对“冤狱＋追捕＋复仇”类型百拍不厌，倘无新嚎头，同样题材一拍再拍有何看头？《致命追缉令》别开生面玩起了法律游戏，影片情节建立在两条美国法律上，一条是，有位律师狱友告诉莉比：你找到丈夫，即使在中心广场当众开枪打死他，也不会再因“谋杀亲夫”被起诉！因为按照美国宪法，一个人不能以同一罪名被审判两次。莉比寻找丈夫，最初只是为了找回儿子，后来她为自卫打死丈夫，果然没被判罪；另一条法律是，美国公民有权随意更改姓名。格森将妻子诬陷人狱后，换姓“力得”跟安琪结婚并霸占了莉比的钱，他巧妙地再将安琪害死，又摇身一变成了受欢迎的单身汉佐那登·德威尔。莉比的丈夫屡次犯罪又一再靠易名术逃脱法网，莉比就通过追查其名字，顺藤摸瓜，揪住狐狸尾巴。
好莱坞大片的构思妙诀，仅此而已，岂有他哉！片子好看，自然得依赖大牌明星的演技。莉比的温柔善良、聪明机智，活灵活现；格森的虚伪多谋、阴险毒辣，人木三分。影片最大卖点当然是因为汤米·李·琼斯出演假释官特维斯·黎明。那位假释官跑也跑不动，追也追不上，总比莉比慢半拍。汤米·李·琼斯老矣！幸好，假释官本不该身手灵活，他原是法学教授，丧妻失女后酗酒才落到担任区区假释官的地步；他有点儿笨拙，动如脱兔的莉比才能步步取胜；他有过生活的不幸，蒙受冤狱的莉比才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他富有经验，终于在关键时刻给了莉比关键性帮助。
美国国会制定无数条法律，好莱坞只凭其中两条，稍加点拨，就营造出一部赫赫扬扬的走红大片，迷倒亿万观众并创亿万票房收益。美国参议员萨姆·布朗贝起草的声明中曾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白宫还是好莱坞领导美国？”如果让我选择答案，我选择好莱坞―按美国国会的法律运作并不时钻点儿空子的好莱坞。
无可奈何的性包装
因为开会缘故住到某家大饭店，大厅里有个售书亭，多是些花花绿绿的纪实文学作品，忽然，看到一本署名“（奥）斯·茨威格”的书。书名极为奇异和带有广告性：《断头艳后―从合欢床开始的悲剧》。
我疑窦突生：用这样的题目怎么可能是大作家茨威格写的书？
看看封面，一个美丽的女人露出白玉般的乳房，看看封底，一个裸背女人画上边有这样一行字：“历史抛着神秘的梭子，织出命运的天书奇闻：一个女人的性异常使整个世界卷入了动乱”。
性异常居然能导致全世界动乱，多么耸人听闻？
内容简介也说：“一系列性的骚动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历史学家对法国革命有种种解释，这样说，最耸人听闻！
匆匆翻看过前言后，我在别人惊异的目光下买下了这本似乎很不像话的书。我判定这就是我找寻已久的名著，只是换了个令人作呕的书名，加了些夸大性描写的介绍，其内容并没变。译文也比较优美。可惜的是少了原作者的前言和后记，一般情况下，那是作者构思的重要说明，也是精彩的散文。
其实这本书是茨威格最有名的传记文学作品。和《三位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个描摹自己生活的诗人：卡桑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还有其小说名著《一个陌生女人的信》齐名。
这本书原来的书名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一位普通女人的写照》，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妻子的传记。原来的书名相当发人深省且富有诗意。茨威格这样命名是说明：风云变幻的时代使一个普通女人变成了具有特殊命运的历史人物。
为了走向中国市场，一本世界名著竟然采用令人惨不忍睹的名字，写上如此不堪人目的“介绍”！好像《红楼梦》包了《肉蒲团》外壳，林黛玉穿了凸胸露脐的“三点式”，“普通女人”给包装成了“断头艳后”，会让本来喜欢茨威格的读者望而却步？还是能引动想猎奇探秘的人，主动掏钱买用“性骚动”包装的名著？真是匪夷所思。
康熙皇帝点“失空斩”
历史界评价颇有些“那个”的雍正皇帝，不久前在电视上着实以正人君子面孔火了一把，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这剧到底是忠于历史还是“野台子戏”？各执一端，莫衷一是。认为小说和电视太“海”者宣称这是一次错误的“历史普及”。有的专家还就某些文学史重要失误提出异议，红学家蔡义江教授专门写文章提出：电视《雍正皇帝》把曹家被抄家的原因、过程都弄错了，甚至把曹、李两家织造的经历李冠曹戴，蔡教授文章头头是道，凿凿有据。
电视剧是根据历史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本来就是小说家心中的历史，一千个小说家眼中就有一千个绝对不同的雍正皇帝，有一千种各不相同的历史过程。小说家最擅长的就是对史实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甚至无事生非、指鹿为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历史上雍正的对头八爷、九爷早在雍正四年就魂归西天了，按史实早就成了鬼魂的八王爷在电视上却操纵着他死后七年（雍正11年）才封赏为“宝亲王”、后为乾隆皇帝的“迫害”，这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哪有丝毫“历史真实”可言？在这样的前题下，再让历史学家对小说家的天马行空一一考证，岂非“鸡兔同笼”或“鸡同鸭讲”？
因为有成就的老中青演艺“大腕”加人，电视《雍正皇帝》花团锦簇，颇为好看。焦晃扮演的“康熙”跟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康熙一点儿都不像，但其高超演技令人乐意接受：这个和蔼善良、通情达理的老头儿，就是康熙。更可惜的是，电视有时违犯常识即所谓硬伤，令人很不舒服：例如几位康熙皇子常用“娄一娄”的说法表达“看一看”的意思，据“老北京”考证，“娄一娄”这个词是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才出现的。康熙的皇子们怎么可能运用其曾孙辈创造的语言？“娄一娄”固然很生动，很京味，却太“超前”不是？
康熙庆寿点京剧“失空斩”尤其离谱。199（〕年曾经隆重举行过徽班进京二百年纪念活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乾隆八十大寿，安徽三庆班进京演出，拉开了徽班变京剧国粹的序幕。京剧的历史至今只有二百年，其前身“徽班”以二黄调为主，改造秦腔唱法形成“西皮”，人称“皮黄戏”，徽班进京后，到嘉庆、道光年间，接受了昆曲等剧种的表演方法，才形成完整的京剧表演体系。京剧的大繁荣在清朝后期，“失空斩”剧目直到谭鑫培时才完全成熟。京剧的雏型最早进京演出是在乾隆做了五十五年皇帝后才有的，它的经典剧目怎么可能提前七十多年出现在乾隆的爷爷康熙老皇帝的宫廷演出中？太随意了吧？
“娄一娄”的生动口语，康熙点“失空斩”的戏剧冲突，精采固然精采，只是有一种让人置身时间隧道的感觉。说到底，即使可以虚构的小说、电视，也还是适当尊重一些生活和艺术的基本常识为好。
走出闺阁
有一次我曾在中央电视台“与你同行”阐述这样的论点：女作家应该走出闺阁。现在我还是坚持这观点。
女作家有时比较讨巧，可以写男作家决不能写的东西。比如有人优美生动地写如何妊娠、流产，甚至在子宫里的感受，被称之谓“开拓”且以一当十被多处转载；有人赤裸裸地写和几个男人上床经过的“火辣辣性心理感受”，在街头小摊卖得很火。但是如果仔细观察这些年一直“当红”且有长青之势的女作家如冰心、杨绛、宗璞、张晓风……却发现，她们的优势并不在于写了只有女人能写的东西特别是生理性的东西，而是她们遭长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女性的细腻心理，女性的特殊笔触深刻地反映广阔的社会内容。
杯水溅波从不可能长久在文学河流上流淌。不管你怎么样女性化，文章总得和经国之大业有关，才有可能成不朽之盛事。
观察古代诗坛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
能够在中国古代诗史占据重要位置比如说在大学教材里占一章一节的女诗人大约只能算蔡瑛和秋瑾，真是少得可怜，她们所以能占一席之地又发人沉思。
蔡淡博学而懂音律，人生经历极为复杂坎坷，流传下来的作品有五言和骚体《悲愤诗》和《胡茄十八拍）。五言《悲愤诗》是首长达五百四十字的叙事诗，生动地描写了作者在战乱中的悲惨遭遇，成为建安文学杰作。《胡茄十八拍》篇末悲愤的控诉一向为人称道：
为天有眼兮何不见我独漂流？
为神有灵兮何事处我天南海北头？
我不负天兮天何配我殊匹？
我不负神兮神何延我越荒州？
倘若没有走出闺阁，蔡淡决不可能有这样的诗篇，正如假如不去日本留学，不参加革命活动，秋瑾女士也决不可能写出如此雄放感人的诗句：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无限伤心家国恨，长歌慷慨莫排徊。
中国最早的女诗人大概算《诗经·载驰》作者许穆公夫人，假设不是为了救国而星夜奔驰，许穆公夫人能不能有进人“诗三百”的荣幸？恐怕未必。
在闺阁里边也有得写，是女作家之幸。
只能写闺阁却是女作家之不幸。
写作时无性别是女作家的悲剧。
写作时唯性别是女作家的更大悲剧。
文学的美丽风景
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女性形象，也捧出了众多杰出的女作家。但是不能不承认，在诗歌、戏剧、散文、小说界，看不到堪比李杜、关汉卿、苏轼、曹雪芹的女性作家。尽管作家们常以浪漫笔法写女性才能，如洪异的《四蝉娟》，但最终我们不能不面对这样的事实：封闭型社会给了女性特有的禁锢，狭窄的视野限制了女性的才华。女人只能看杏花春雨、柳丝飞舞，难见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只能“帘儿底下，听人笑语”，难以“西北望，射天狼”；只能锦瑟银筝，难以金戈铁马……存在决定意识虽然不再时髦，却是永远游荡心头的精魂。
文学史上女作家名家不少，称大家者，恐怕仅东汉诗人蔡淡，南宋词人李清照够资格。她们的成功除得天独厚的家学渊源，还有各自独特的原因。
人们经常提到李清照“死亦为鬼雄”诗句，说明她不仅仅会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但李易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决非“至今思项羽”几句诗决定，归根到底，她是婉约派盟主，最善于写女性感受，不管是温馨喜悦的爱情还是怅惘悲切的哀怨，都写得真挚细腻。李清照在“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形式上，以女性特有的感情和认知，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
当年《碧鸡漫志》攻击李清照“间巷荒淫之语，肆意落笔，自古绪绅之家能文妇女，未见如此无顾藉也”，当然是偏见。现在有评论家和读者专钟爱擅写女性隐秘则是萝卜青菜。但有两点恐怕可以肯定：其一，迄今为止，任何一位闺阁作家，都没超过李清照；其二，李清照“儿女情长”有非常深刻的历史内涵和令人震撼的社会心理，所以能够成为文坛巨匠。专写尺水微斓的儿女情长成红写手者，虽有人在，但倘若不开拓视野，注目时代风云，而想成大家巨匠，很难。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香港回归前夕，风和日丽的春天，在有四千年文明史的大马士革，中国作家代表团跟叙利亚作协主席团成员坐在插着国旗的桌边，举行正式会谈并签定合作协议，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吴氓氓女士在场。会谈接着座谈，一位叙利亚著名作家提了个问题：“中国现在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女作家是谁？她的写作特点是什么？请马教授回答。”
我几乎不假思索就回答出来：“当然是世纪老人冰心。她是影响中国几代人的作家，又是兼各个年龄段特点的女作家：她像婴儿般纯洁，少女般有活力，母亲般慈爱，祖母般宽容，又忧国优民，始终保持着勇士的斗志。她的写作特点用一个字就能概括，那就是“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大自然，爱儿童―像花朵一样的祖国未来。冰心的《繁星》这样写：‘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
哪儿想到？不到两年，我见到了冰心，躺在鲜花翠柏中的冰心。
1999年2月28日冰心与世长辞。3月18日中国作协全委会在北京召开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名誉主席生前留下遗言：不搞任何告别活动。但议程表却有这样一项：3月19日上午“送别冰心”。看来不管是否合冰心老人的遗愿，她的家人只好从俗了，热爱冰心的千千万万读者，哪个不想看老人最后一眼？
我们分坐两辆大客车，来到八宝山时，参加告别的中央领导人刚要离去。灵堂前人头攒动，挨挨挤挤有上千人，带队者一再叮嘱：“大家一个接一个，不要让其他人插进来！”果然，不少人想插到我们的队伍中，多是北京自发赶来的中小学师生。走到门前，瞥见中央电视台主持人陈铎一边拭泪一边从出口走出来……每个人领到一枝红玫瑰，放到冰心身边，所有人都哭了，我们的巴金主席本来说好要送一百朵红玫瑰给冰心祝寿啊！现在却成了“天上的玫瑰，红到梦魂里”（《繁星一二三》）！
回到车上，一位消息灵通的女作家告诉说：刚才并不是因为等中央领导人误了时间，是化妆师在给冰心做面膜！我百感交集，怪不得遗体的嘴唇和脸颊都是红的！冰心一辈子素面朝天，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身后还会做她98年生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面膜吧！我的眼泪情不自禁流下来，扭头看窗外，奇怪！已近3月下旬，天上忽然飘起了零零星星的雪花儿。莫非上天因为不得不收回自己最纯洁的玉女而伤悲，天若有情天亦哭！幸好，冰心晶莹的文字会长久留下，其中一句就写在告别厅的横幅上：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一簇不灭的火
话筒拿在手上，人愣那儿，半晌，我疑惑地问：“真的？”女儿说：千真万确，报上登了。女儿知道这消息对我重要，才夜半把电话打到我在外地开会的住处。
荒煤老师真走了？再不会给我，给其他许多他眼中的“青年”写信，点燃我们心中的文学圣火？这难道是真的？怎么能是真的？
固然，他年过八十，但他多么朝气蓬勃、思维活跃！
固然，他得了不治之症！
但有多少忠实读者、私附门墙者、受过提携者……期望从病魔手里把他夺回来！
荒煤是我上大学时书本上的文学人物，是亮在天上的星斗，可望而不可及，后来我有机会听他条分缕析做报告，有人说，荒煤做报告总要讲四点，我就很认真地一一记录这四点，唯恐漏掉重要的话……
那是在新疆，土鲁番。那么多“年轻”人如我辈，都被炎热的赤壁烧烤得什么也不想干时，荒煤一下车，就打点起精神，给当地的文学青年做报告。他自己说：他乐意到祖国的边边角角，点燃文学之火。
想不到我如此敬仰的一位前辈却给我的第一部小说写来热情鼓励的长信，他因为参加张光年八十寿辰会，不能参加《蓝眼睛黑眼睛》讨论会，但有话非说不可，于是，坐到书桌前，一个上午，四千多字，思如泉涌。荒煤后来说：为什么非写信不可？当然因为喜欢这本书，更因为对某些“大胆暴露”和性描写的书很气愤。新时期文学应该提倡什么？荒煤旗帜鲜明。
荒煤向《小说》主编赵日升推荐我的回信时说：“她这个长篇最近即将再版，并以我的信作为代序……她这些看法、见解是值得研究的。”信里有段话更耐人寻味：“有些信，我觉得不宜发表，主要是表现我给他们写序或有别的帮助，来信一味表示感谢。这种信发表就似乎有些显示我自己了。”
尽力点燃人们心中的文学圣火，却不乐意“收获”感恩载德，这就是荒煤。
后来我收到荒煤多次信，前后过程可写篇万言长文，有一次《小说》发了“三人（陈荒煤、张海迪、马瑞芳）书辑”，关于海迪，荒煤这样写道：“海迪信也收到，很特别，每张照片后面都称我为敬爱的荒煤伯伯，真不敢当。我特别欣赏她那张1993年获哲学硕士学位的照片，显得那么年青、秀丽、典雅，我钦佩她这种和病魔做斗争的顽强坚韧的精神和意志。”
提携晚辈，拳拳唯恐不尽，有着菩萨一样的心肠，这就是荒煤。
最后接到荒煤的信，却是他捎来的口信。1996年6月底，顾骥先生来信说：“我从外地回京，日前去医院探望荒煤同志，我看到你送他的书（《天眼》），我问及，他说：‘读过了’，‘比上一部好’，不过写作上有一点似要注意，即对人物褒贬过于直露，往往由作者本人出面月旦。他说没有精力给你写信，要我转告，不知我转述是否有误。”
荒煤病得信都写不了，还惦着给“年轻人”出谋划策！
一位八十三岁老人，在特护病房，打着点滴，强支病体，一字一句读一本五十万字的小说，再认真帮助作者总结得失……在我心中，成为一座永恒的雕像。
美丽的她们
1997年评论家顾49编《散文家喜爱的散文》时，让我随意选喜欢的散文做简短评论，我选了《紫藤罗瀑布》。书印出后，我发现叶文玲选了《三幅画》，两人选了同一位作家的作品，题目也相似，文玲用“大雅若淡”，我用“清雅脱俗”，题目中点睛的“稚”字不约而同。第二年夏天，两个客串评点者跟被评点的宗璞大姐在北戴河参加作协度假活动时相遇，拍下许多开心的照片。有一张在浅海，文玲跟我挟着宗璞，三人仰天大笑，当时的情况是：看到深度近视的宗璞赤足下海，怕她摔倒，文玲和我又一次不约而同，一左一右抓住了她，宗璞笑道：“这么好的景，我们照张‘三仙姑’！”又叹道，“你们真是把我惯坏了！”
我们实在喜欢宗璞！在顾骤那本书里，文玲“尊宗璞为散文家首席”，我承认“宗璞是我上大学时就喜爱的作家”。宗璞是擅写美文的散文家，更是杰出的小说家，印年代的大学生有儿个不知道《红豆》？80年代大学生有谁不知道《三生石》？90年代又有多少人盼着《野葫芦引》？继87年《南渡记》后多结几个葫芦？宗璞几年都淡然曰：今年葫芦无收。既身体欠佳又要侍奉老父，她的作品却几乎篇篇珠现，学养和灵气并足，有种深人骨髓、动人心魄的美。
宗璞爱猫，她的猫有一只给了张洁并成就了张洁儿篇妙文如《幸亏有了它》。张洁到美国讲学，抱着猫、提着电脑在东京转机，日本服务员袖手旁观、不肯援手，张洁为保护猫，一不留神，其电脑从传送带上跳跃着滚下……张洁相依为命的母亲深夜去世时，“猫咪没有睡，而是蹲在沙发上，惊恐地、注注地看着妈”一极微小的细节写得灵动传神，令人潜然泪下。我的书架上张洁的作品几乎占一格。张洁是唯一得长、中、短篇小说国家奖的所谓“大满贯”作家，她的《沉重的翅膀》被称为改革题材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这是由当代文学研究者定位的。我是所谓“研究”明清文学的，对张洁作品却情有独钟。我认为张洁的作品在灵心慈质之外，特别富有中国人的骨气和不让须眉的锐气。当我应邀为作家报函授班写《散文创作论》时，好长时间拿不定主意：哪篇算张洁的代表作？《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以如此长篇幅写母女之情，丝丝人扣，该算对九十年代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特殊贡献。但张洁的短文似乎更精美，选哪一篇，都可能漏掉更好的，我先选了《最疼我的人》，又换成《拣麦穗》。后来到北京开会遇到张洁，说起此事，她说：《拣麦穗》是“少作”，《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其实还可以再精一点儿，只是没法再改，因为不想再对着那篇文章流泪了。张洁说得淡泊而真诚，一点儿没有名家的自以为是和某些所谓“得奖作家”或时髦作家的张狂德性。
宗璞大姐的亲姑母冯玩君先生是我的授业老师。宗璞之父是哲学家冯友兰，活到九十五岁。宗璞一身多任，是老人的门房、护士、厨师……张洁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中学教师。宗璞侍父、张洁侍母，都有资格为“二十四孝”补遗。
我所喜欢的另一位女作家，是跟宗璞、张洁风格不同却内蕴相近的凌力。宗璞多灵气、张洁多锐气，凌力多秀气。凌力的作品如清水出芙蓉，摇曳多姿。她的《少年天子》得了大奖，一般得奖作家常免不了一部不如一部，凌力却后劲十足。《暮鼓晨钟》较《少年天子》不管人物还是结构都有明显进步，更令人难以想像的是（梦断关河》，我拿到北京出版社寄来的书，爱不释手，几天就将六十多万字读完，从几个梨园子弟的生活侧面反映波澜壮阔的鸦片战争，角度别致，人物精巧，布局细密，宛如山阴道上行，美景目不暇接！我感叹：这是比凌力得茅盾奖的《少年天子》高明若干的扛鼎之作，也是近年历史小说难得的佳作！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本书“生不逢时”，有关部门及出版社想让凌力将这本书早点儿交出，以赶上“九七回归”，可凌力慢慢地磨，小说晚两年才问世，误了大轰大嗡的时机和评奖机会。凌力的精益求精和力戒浮躁，更给我极好印象。不久前《梦断关河》以全票获首届老舍文学奖，说明公道自在人心，是金子总会发光。
宗璞、张洁、凌力念大学时都没有念中国文学专业，宗璞的专业是英国文学，张洁学经济，凌力干脆学理科，她们却殊途同归，成了出色的作家。她们清丽脱俗，早已不年轻，其作品却总是充溢着飞动的生命意识，她们是我心目中美丽的作家―美在作品的内涵，美在作品的形式，更美在作者的心灵。
也说金庸王朔
有一年在天津参加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大会发言时我引用了王朔的话：“所谓小说就是名家可以天马行空，初学者必须遵守某种规则的文字游戏。”
马上有人对我提出“善意批评”：请注意，咱们这是严肃的古代文学讨论会，你怎么可以引用“痞子”的话语？
我接受了学友好意，内心却有点啼笑皆非。焉知我们现在作为会议重点讨论的《水浒传》当年不是“痞子文学”？
小说，不管怎么写，能吸引尽可能多的读者总是成功的重要标志。
那时，因为正在上大学的儿子迷王朔，我好奇地翻了翻《玩的就是心跳》，没想到拿起就放不下，还常因为王朔对生活近乎恶作剧的巧妙描写哈哈大笑。你不能不服，至少，我们这些正襟危坐的角色谁也不敢、也不会这么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自由不羁的“顽主”，不过只有王朔敢于大胆将其释放出来。
这么多年搞了这么多文学评奖，里边的猫腻，谁都知道，却又哪个也不说，谁敢像王朔讽刺的那样组织文学奖？最后“作家们”一个个鱼贯而人，到主席台领个咸菜缸回家？
在读者面上跟王朔可以唱对台戏的作家，除了台湾那两位姓陈的女作家―三毛和琼瑶―恐怕只有金大侠。很长一个时期，我总以为，金庸的读者层次较低。有次在北京一位大评论家的书房看到精装《金庸全集》，不由得惊呼：“堂堂大评论家看武侠小说？”评论家莞尔一笑说：“除了写评论的需要，谁有兴趣看你们这帮当代作家的小说？太不好看了！”一句话说得我闭了气。
金庸作品果真有那么大吸引力？我回家后拿起孩子正看的《鹿鼎记》，果然好看！儿子立即说：那是金庸写得最差的一本！
几年后，我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狄肯森大学图书馆找中文图书，赫然发现，金庸的书居然占了整整一排，从借书签看，每本都换过多位读者，简直比中国古典名著的借阅率都高。大陆上每年不知开多少作家的作品讨论会，一古脑儿加一块儿，也没金庸一个人读者多！不过金庸小说很难定位，说是历史小说？它们比“演义”还演义，是拿历史做油盐花椒炒武侠大菜；说是“成年人童话”？好像又缺少童话应有的氛围。“老金”营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既不是历史的，也不是现实的，却跟历史现实都多少沾点儿边，最要紧的是：它们无一例外地好看，所以有很多读者包括所谓“高层次读者”。
王朔和金庸本来蛇有蛇路、鸟有鸟道，没想到两位会“交手”且“打”得那么有趣。小王年轻气盛、直言挑刺：“这些年来，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说是四大俗”。老金写小说“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齐阪依佛门……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老金老谋深算、虚与委蛇地恭维小王：“王朔的小说……行文和小说中的对话风趣幽默，反映了一部分大都市青年的心理和苦闷。”又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了，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然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一副德高望重、大人不计小人过的形象。
老金、小王像雪山飞狐人物耍枪，像过把瘾不死的老北京斗嘴！
金庸迷和王朔迷网上打擂台，报纸刊物都有了新话题，“众名家”纷纷表态，老记们更不甘寂寞。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那还用说？小而言之，文学沦落到影视附庸，任何一点儿异样动静都有助拉回二三其德的读者；大而言之，文学不遵守凋敝法则，争论有益于改变死水一潭。倘若去掉鲁迅先生跟从梁实秋到赵景深，从陈源到成仿吾的论战，《鲁迅全集》得减色多少？
“金大侠”其实是个非常平易之人。中国作协在北京开代表大会时住的宾馆是四星级，穆斯林和台港代表们在楼上就餐，吃得却相当差。有一天，忽然加了若干菜，相当精美，人们正在惊疑，是这个宾馆忽然良心发现了？还是有人告状了？正在议论，忽见作协分管外事的书记金坚范走进来，身后跟着笑容可掬的金庸。人们都乐了。面团团的“金大侠”一脸灿烂的笑容，他朝着我们笑，我们朝着他笑。他大概想不到，居然是他让许多作家打了一次牙祭。
蒲松龄和酒
铺天盖地的“酒”广告，都是由知名演员来做，特别喜欢让演过皇帝者做，其实，皇帝极少喝宫廷外的酒。因为不管多好的酒都没法跟御酒比。导演实在是找错了广告宣传者。酒，不管是佳酿还是村，不管是中国“酒鬼”还是外国“XO"，都是作家的天然盟友。中国古代最好的小说当数“聊斋红楼，一短一长”，小说家最善于做“酒文章”的，除了写尽皇妃宴、豪门宴、家族宴、闺阁宴的曹雪芹，又得算“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蒲松龄。倘若不写酒，中国两部世界名著不知会减色多少？
《聊斋志异》有多少篇章写酒乃至以酒为主要情节？已难尽数。聊斋里美丽的神女、鬼女、狐女、妖女跟书生恋爱时，不管是在天宫玉宇还是在海底龙宫，不管是怪石嶙嶙的山洞还是雕梁画栋的湖船，男女主角相识、相爱的引线，不是饮酒就是吟诗。以酒传情的场面屡见不鲜。小说人物喝醉了也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美感。菊花花神黄英之弟大醉后，倒地变成一株花朵硕大的菊花，名曰“醉陶”，花体散发着酒香，以酒浇之，花朵格外艳丽。聊斋故事不仅饮酒场面有趣，饮酒器具亦妙不可言，《狐梦》中，什么物品都可以被美丽的狐女变做酒具将风流的毕怡庵灌得酩配大醉：绕发的髻子、盛化妆品的盒子、美人绣鞋，分别变成了荷盖、巨钵、大酒杯，看上去一吸可尽，谁知“接吸百口，更无干时”，这样的酒杯几乎抵得上一座酿酒厂了！
蒲松龄以“酒”命意的最著名作品当算《八大王》，其中写一酒气袭人的“南都旧令尹”，实际是鳖神，以鳖宝赠恩人，演绎出一段排恻动人的故事。篇末“异史氏日”全文引用他自己的《酒人赋》，可算一篇“酒”颂。酒能对文人起什么作用？照蒲松龄看来，实在妙用无比：它是钓诗之钩，又是扫愁之帚；是文人墨客的金兰之友，又是天下愁人的安乐之窝；杜甫醉写八仙歌，陶渊明摘头巾过滤酒；大文人“雨宵月夜，月旦花晨”，“细批薄抹，浅斟低唱”，一首首妙不可言的诗歌，一篇篇传唱千古的佳文，应手飞出……“果陶然而大醉，亦魂清而梦真”，真是妙极趣极！
蒲松龄自己的生活当然也离不了酒，他终生乡居，唯一一次南游，是给任知县的同乡孙蕙做了一年幕宾。他的诗记下达官贵人的醉酒场面：“一曲凉州公子醉，蹲前十万锦缠头。”“王斗淋浪公子醉，雏妓扶上镂金床。”
聊斋先生在自己家喝的酒，却是自酿村酒，下酒菜既没有山珍海味，也没有大鱼大肉，不过是自家种的南瓜豆角，还有贤妻刘氏亲手制作的臭豆腐。
“苏文熟，吃羊肉”
陆游《老学庵笔记》有句名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根。”
“吃菜根”一目了然，代表着困苦生涯；“吃羊肉”内涵则不单指吃羊肉，而代表烹羊羔、饮美酒的高层次生活水平。
在八股文决定读书人荣华富贵的岁月中，苏轼作品居然被抬到如此高度！
陆游写这番话时，苏轼离开人世已半个多世纪。天才作家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黯然谢世的。苏轼生前因党争多次被贬官。崇宁元年（1102），贬滴岭南的苏轼病人膏育，毁灭性政治打击再次降临：宋徽宗将司马光、苏轼等120人定为“元佑奸党”，御书“党人碑”立于朝堂前，未死的一律贬官，已死的一律削官。“党人碑”树立当月，7月28日，苏轼在常州去世。巨星损落，朝野震动，士大夫祭文叠出，吴越之民，相哭于市。苏轼文集却成了禁书。
宋徽宗明令禁止三苏文集，却越禁流传越广，至宣和年间，规定带苏轼书者要治罪，有个书生偷带《东坡集》出城，被把门人查获，扭送官府，却被“京尹”大人悄悄放走了，原来，那京尹因为无意中得到了读苏轼文章的机会，非常高兴。他觉得苏轼这么好的文章偏偏被查禁，上天肯定会派仙使收拾起来保存在仙宫，人间从此就死气沉沉了。京尹感慨万端地在《东坡集》后题了首诗：
文星落处天地泣，此老已亡吾道穷。
才力漫超生仲达，功名犹忌死姚崇。
人间便觉无生气，海内何曾识古风。
平日万篇谁护惜，六丁收拾上瑶宫。照这位京尹看来，苏轼的才智像死诸葛胜活仲达，被查禁的《东坡集》比唐代大诗人张说的文章强多了。“功名犹忌死姚崇”说的是这样一件事：唐代名相姚崇生前跟另一宰相张说不和，姚死前嘱咐儿子，我死后张说必来吊丧，你们立即将奇珍异宝献上，请他写碑文，等他写好马上呈皇帝御览刻石。张说文思敏捷，对人情世故思维却慢一拍，等他明白过来，他是不肯替政敌写评功摆好的碑文的，他当时写了，“数日后必海”会要回去修改……事情果然不出姚崇所料。宣和年间的这位京尹在文学上本来没有什么地位，因为对苏轼的热爱，他这首不见得多高明的诗却流传下来，成为一段佳话。
苏轼饱受政治打击后，对写作似乎产生幻灭之感，他写过《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但这“幻灭”仅仅是“似乎”产生过，苏轼无怨无悔地写到生命最后一刻。
苏轼会不会预料自己的文章在几十年后导致这样一段公案？会不会想到自己的文章对后世产生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会不会想到千年后读书人对他的喜爱一点儿也不比他的同时代人差？甚至可以说：经过历史和人民的沙里淘金，苏轼以出世对人世的人生态度和炉火纯青的诗词文艺术，皆日久弥新。
生态人生
冬虫夏草是最有名气的治肺癌良药，价钱已超过人参。冬虫夏草是怎么长出来的，却是件很耐人寻味的趣事。
冬虫夏草，从字面上就知道，冬天是虫，夏天是草。先是一种菌类植物侵入到虫体里边，这虫是蝙蝠蛾幼虫，菌丝进人虫体，把虫的身体吃光了，只剩下一个空壳。里边是菌丝。这个侵略者继续长，长着长着，就从幼虫头上长出一根细长的草露到地面上，所以冬虫夏草外壳是虫，实际上是草。
因为生物间互相侵犯，冬虫夏草成为了不起的中药，还有几种中药，也是因为他物寄生成了神草和灵丹。天麻即如此。侵犯天麻的是蜜环菌，它很像人里边那些总惦着不劳动而得食的人。它把天麻包围起来，想吸收天麻的养料，没想到天麻倒把蜜环菌消化掉了！所以天麻无根无叶，偏偏开花结果！
世界万物，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人生，总是互相矛盾又相存相依，冬虫夏草因为虫和草共生共存成了名贵的中药，蜜环菌“偷鸡不着反蚀把米”恰好成全了天麻这名贵中药。世界上好人和坏人也如此。没有坏人难显好人，没有好人难露坏人，没有恶德劣行，就显不出美德善行。而越是想妨害他人、阻碍他人、贬斥他人的人，反而越是给他人成才提供了难得的动力。所以一切有成就的人对那些反对自己、琢磨自己的人，千方百计败坏自己的人，不仅得宽容，也许还得感谢他们。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归根到底，除了自己的努力以外，和有人总在那儿一个劲儿挑刺，总在那儿挑战有关：说不定你的某些成就正是给红眼病三瞧两瞧瞧出来的，三盯两盯盯出来的呢。
善良的人总是希望这个世界越纯洁越好，越单纯越好，好人越多越好，其实，滚滚红尘，纷纷世事，好人总是和坏人共存的，道德高尚的人总是和道德低下的人共存的，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者总是和欠火候者共存的，谁也不要想消灭谁，甚至可以说，即使是害虫猛兽吃人鳄鱼，也是整个生物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好比没了草原上的狼，少了天上的鹰，兔子就不好好跑了，就退化成肥猪，老老实实等着下油锅了。
任性蠢鱼
《聊斋志异·素秋》，写一对热爱读书的兄妹是蠢鱼所化。蠢鱼者，书虫也。这篇作品对生活做寓意化描写，写的是爱书的人，读书的人。
人生确有这种精神上的蠢鱼，我的许多好友是，我吞列其中，对书的共同爱好成为友谊的纽带，我们是些以跟书打交道为毕生事业的人。
虽然初中时代就读了许多古代小说名著，但真正的读书生活是难忘的大学五年。记得大学三年级古代文学课间，我曾好奇地向头戴“右派”帽子的陆侃如教授请教“怎样读书”，一级教授就认真向本科生传授怎样根据需要精读、略读、通读和写读书笔记的几种基本方法。当时山东大学中文系的中国古典文学课（文学史和作品选）安排为周六时，学三年，其中两年同时有周四外国文学史。学生要按照课程进展读名著，而《离骚》、《秋水》、《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代英雄》（莱蒙托夫）、《列宁》（马雅可夫斯基）得一字字背诵。我曾狂妄地立志五年内读完诺贝尔奖名著，其实那时那些作品多半没有汉语译本，真到80年代初，我才买全了这套书，而且至今也没有读完。长篇小说《天眼》的人物曾说“读书不可‘杀书头’，其实是我自己一些书没读好的切肤之痛。不管有什么遗漏和遗憾，大学五年毕竟是最完整而且终身受益的读书岁月。特别侥幸的是，我毕业一年后，“读书无用论”猖撅的“文化大革命”就拉开了序幕。
“文革”后我开始为教学科研要求而读书，读书内容主要放到明清小说和类似于《六十种曲》、《元明杂剧》等戏曲和《沦溟先生集》等文集。因为我给研究生开的“中国小说史”是从小说概念讲起，所需阅读范围也从先秦到近代。《世说新语》、《搜神记》、《太平广记》等成了案头必备书。
从七十年代末，我参加国家教委博士点“蒲松龄研究”，得进行更加专门性地读书，读和蒲松龄生平有关的历史书如清史、县志、府志，读蒲松龄同时代人如王渔洋、张笃庆、袁藩……等人的集子，主要目的是搜寻蒲松龄生平的线索。当然还得读各种版本的蒲氏著作。《聊斋志异》和《蒲松龄集》都翻烂了几套。为了弄清蒲松龄的贡献，需要把他放到整个小说史上考察，魏晋、唐人小说以及《虞初新志》等就不能不熟悉，才能有所比较，有所发现，不动笔墨不读书，读这些书写下了几千张卡片，然后分类、排比、归纳，最后提炼观点……因为蒲松龄特别善于用典，就带来阅读的一些困难也带来更大乐趣。
相比于蒲松龄，我更喜欢的三位中国作家是曹雪芹、苏东坡、鲁迅。《鲁迅全集》是在“文革”中读的。容许读鲁迅的书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特殊荣幸。读《红楼梦》当然首先因为喜欢，也多少因为科研需要。因为有时需要到国际红学会上报告论文。不知多少遍的读红帮助我在写作上描红。陈荒煤先生曾写文章，说《蓝眼睛黑眼睛》“继承了《红楼梦》的优秀传统”。读苏东坡则纯粹是一种精神的享受，一种心理的需要。苏东坡是个才气横溢的人，是个通脱潇洒的人，是个随时会让你发出会心微笑的人，他的诗词文，莫不充满灵动的生命意识，真真令人“旧书不厌百回读”。
读书跟吃饭一样，固定吃一种就会营养不良。我是个“杂食主义者”。爱看各种各样的文学和非文学作品而且订阅着《自然和人》之类的杂志。爱看外国优美小说特别是前苏联作家的书，米兰·昆德拉的书，还爱看克里斯蒂的书和《侏罗纪公园》之类。不久前看的西德尼·西尔顿的《世无定事》和迈克尔·克莱顿的《暴露》，就是目前西方最流行的书。我这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者最喜欢的杂志是《译林》。
我爱看散文随笔类书。看个人选集，也看多人选本。二十年来，不断有选家把我的作品选进各种选本，有的打了招呼，更多的像野草样突然从书店冒出来，看着选目好特别是自己没看过的选文很多时，就自己掏钱买一本。这些书倒提供了我阅读认识和不认识朋友作品的好机会。看到自己思考过却没有写或没有写好的事在他人笔下那样“出彩”，获益匪浅。越读书越知道自己的不足，知道自己这个写书人在整个华夏文化中只不过是一粒不值得注意的微小颗粒！
花落去燕归来
晏殊是北宋宰相，范仲淹、欧阳修都出自他门下。他感时悼春的名作《烷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其中名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谓传唱千古。第一个引用这两句的却是晏殊自己，他将词中这联妙对，一字不易地照搬到七律《示张寺承王校勘》中，可见宰相对两句小歌词何等在意和得意。
晏殊写暮春闲愁的名句，九百年后露峥嵘，先在高校“拔白旗”活动中，被判定为“颓废没落”的封建意识，成为曾欣赏、讲解这首《院溪沙》的专家的罪名之一。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梁效”之类笔杆子用来解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消长：用“无可奈何花落去”借指赫鲁晓夫及其东欧追随者日暮途穷，以“似曾相识燕归来”形容原本有分歧的贫穷小兄弟，又站到反修同一战壕，成了真正马列主义派。这才叫匪夷所思的天外奇想！只有历史上少有的“文革”岁月，才会出现如此引用古典诗词的“天才创造”就像王蒙幽默的形容，实在是“最最令人佩服、最最‘盖了帽’的”。
曾眼见老师因“花落燕归”名句受批斗的学生，几十年后又照引不误。高等学校年年评职称，僧多粥少，评上的永远是少数幸运儿，其他人即使上了基础课上专题课，纵然才比春华，文似绣虎，也难免名落孙山。就像蒲松龄形容的落榜秀才，是跌了蛋的斑鸿，只好明年衔木另抱。常有人自我调侃：“我今年三进宫”、“我终于范进中举”，自我解嘲：“今年‘无可奈何花落去’，明年‘似曾相识燕归来’。”令人啼笑皆非！
世上没有不变的黄历，高校“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局面不久将有望改观，因为世界改革的潮流不可阻挡，连公认保守的英国都不得不采取大刀阔斧的革命措施。格林威治时间1990年11月12日巧时30分，英国上院举行了结束会议的典礼仪式。从此，600名公、侯、伯、子爵永远失去了上院席位，只有92名经过选举，侥幸留下，做为过渡期的世袭贵族议员。媒体报道此事时，又把“无可奈何花落去”搬出来，可谓用得其所。
没了上院席位的英国贵族怎么办？守着古堡坐吃山空？对着祖先荣誉顾影自怜？异想天开盼再恢复贵族终身制？好像没有。受到挫折就怨全世界的人都瞎了眼，破罐子破摔，结果拔了萝卜地皮宽，倒霉的是自己，这是愚者、弱者的生存方式。绝处求生、寻找发展新天地是聪明人、强者的基本思路。最好玩儿的是，不少英国贵族“几年早知道”地寻找新的、更广阔的生存空间：这个将过去壁垒森严的世袭领地全方位开放，供五湖四海旅游者参观；那个将祖宗八代密不示人的名画拿出展览，甚至一幅名画造就一个新的千万富翁；更有甚者，放下贵族架子，开典礼厅、音乐厅、高尔夫球场……企业家行列出现了昔日贵族，这是新时代的“似曾相识燕归来”？还是白居易“老大嫁作商人妇”的外国版？众说纷纭，但勇于寻找自己新的存在价值，毕竟是人生硬道理。
飞越天门可以休矣
国际飞行特技表演已进行多次，飞越天门可能算中国第一次。电脑预先制作的画面是：飞机侧着两翼钻过天门洞。这合乎常规思维。天门高逾百米，最窄处只有28米，飞机展翼平飞，约剩十米空间。侧飞有更大的保险系数。即使侧飞能过，也会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真正飞越天门时，飞行员却各出奇招：这架还没进天门就先拉白烟，飞出洞后立即向天空翻滚；那架在洞内就开始打滚儿；你单架飞行，我就两架联袂还捎带着一对新婚夫妇；前边的飞行员只飞一次，最后一位飞行员，也是冠军得主，楞是飞了三次，正飞、倒飞，打着滚飞，还在近洞处突然停机。
这才叫艺高胆大、这才叫美不胜收，我却边看边忐忑不安。
特技飞行最怕撞山撞楼撞飞鸟，出事则机毁人亡，有时还殃及观众。比利时一次飞行表演，飞机撞到救护车上，八人惨死；墨西哥阅兵式上一架F-5战斗机和三架T-33相撞，包括一名将军在内的六名飞行员遇难；十多年前德国的美军基地飞行表演更惨绝人寰：一架飞机掉到人群中起火，烧死八十多名观众，以飞行表演死人最多记人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次飞越天门还没有开始，主持人就先在那儿分析会不会撞山以及撞山会如何，近乎报丧的“乌鸦嘴”。这倒令人果然产生了“万一撞山怎么办”的担忧：天门洞可能撞坏？世界上独一份的天然奇景刹那间不复存在；森林起火？中国凤毛麟角般的张家界转眼间变成一片焦土……果然如此，肯定比墨西哥飞行表演发生过的悲剧后果更坏，那些飞行惨剧毕竟只是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天门洞却是亿万年形成的鬼斧神工的天然奇观，一旦受损，永难“修复”，主办者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飞越中国的天门，却就是没有中国的飞机。因为听说只有私人飞机可以参加比赛。中国大款不少，却无一架私人飞机替十二亿中国人争光，只有听任男女“老外”招摇过市，老外们的机翼又都画着中国商标，自然是这次活动的赞助商，多聪明的主意？谁想看飞越天门奇景，谁就不得不接受这些商品宣传！终于出现了一个似乎没有商品标志的画面：一群白鹤向蓝天飞翔，一个男子深情地目视着说：“鹤舞白沙，我心飞翔。”我说：“这个公益广告创意不坏。”儿子笑道：“哪儿有什么公益广告？这是宣传‘白沙’牌香烟！”我诧异之极：国家不是明令禁止给烟做广告？烟商却借“飞越天门”的体育活动，浑水摸鱼、暗渡陈仓！套用古代小说的话，电视观众“任你精似鬼，喝了商家的洗脚水！”
谢天谢地，终于没出什么事故，投保十几亿的保险公司大有进账；第一个飞越天门者得到“吉尼斯”认可；损害中国的自然景观，为外国人创造进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条件算不算冒傻气？在与天然森林近在咫尺处玩火，以中央电视台覆盖面瞒天过海做烟草广告，此例一开，后患无穷。如此“飞越”盘事，今后不做也罢。
辞典成灾
电子邮件中没用的东西叫“垃圾邮件”，只要不设定挡住它们的程序，成千上万，蜂拥而至，鱼目混珠，浪费可贵的时间。其实普通信箱也有类似的垃圾邮件，比如，读书界芸芸众生都难免收到各种“名人辞典”通知。
“名人辞典”成风亦成灾，真是五花八门，匪夷所思。
因为你在什么领域的“突出成就”，某国某传记中心决定将你列入《世界名人辞典》，授予“21世纪杰出人才称号”；
因为你在某学科享誉海内外，香港某远程教育学院（发信地址为大陆某市X信箱），聘你为“终身教授”，拟向你颁发18k镀金铜牌和烫金证书；
花样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有些聪明的编者不编名人辞典，编名作辞典：“热烈祝贺”“你某篇小说被选为与《阿Q正传》并列的20世纪名著”。“你某篇论文被选为‘新时期最有价值的百篇学术论文”。有时还张冠李戴，连学科都搞错，比如“你《论＜卡桑德拉大桥＞》一文，被收人（新时期建筑学经典论文选》”。“编者将为被收编的作品提供证明，做为提职称依据”
必不可少，辞典有知名人士做主编、顾问，还会做公益式声明：“本辞典不向人编者收取任何费用”，而且只要你推荐多少人人编，你将成为编委或副主编……
更不可少的是：如果你愿意制作这类无上光荣称号的铜牌、证书，乐意收藏已收入你划时代杰作的集子，那么，“请向某地址汇人民币若干”。钱到证书办。
原来，要钱才是编者本意！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一个辞典几百页，哪怕有十分之一“人编者”乐意用钱换“称号”，当这一文不值、幼稚可笑、虚荣虚假的“名人”，编者钱包也笃定会鼓起来。
比这类漫天撤网更可恶的是，有的辞典编者不知从那儿替“入编者”弄个生平介绍且郑重声明：不寄改写稿，就按此稿人编，一切后果由人编者自负！
这真应了那句俗话：“北京墨水―鹅（讹）牌的”，这哪儿是编什么辞典？简直成了《水浒传》里东京街头强买强卖的泼皮牛二！
摊上这莫名其妙的“荣誉”、接到这天南海北飞来的高帽，遇到这插了各种堂皇草标的现代牛二，你就是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至少学学面壁的达摩，任你中国外国，大陆香港，任你巧舌如簧、天花乱坠，还不都是孔方兄幕后操作？我就像老僧人定，哪怕你封我诺贝尔奖候补、银河系某星座，也不过如东风吹马耳，一概置之不理。
“名人辞典”的网撒向深知自己是普通人并保持一颗平常心者，全然没戏。
漏泄春光有柳条
无雪的冬天刚刚过去，布谷鸟儿就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千禧龙年开头，上天对孔孟之乡格外友好。天气显然较往年冷，是返朴归真的冷，冷得恰到好处，冷得漂亮精彩。往年少水的黄河百里冰封，蔚为壮观；数年缺雪的泉城，玉龙百万伴春节，青松变琼枝……古人说得好：“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新春偷向柳梢归。春天似乎在人不防备中到来。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济南春脖子特别短，刚刚还是寒风刺骨，转眼之间已万物熙熙。雪融润大地，河开流水香，“二月春风似剪刀”，转瞬间满眼皆绿。
庭院里，百般红紫斗芳菲。丁香花已经开得很足，叶子却仍然是小小的，似乎花儿急着先向人们致以春的问候。洁白的玉兰花总是抢着开放，拳头大小，雪白雪白，香气扑鼻。月季花的叶子，今天刚刚抽出，深紫色，明天叶片舒展开，就成亮绿的了。不久，一个小花骨朵儿就漏泄出水灵灵的生命力。
春风如醇酒著物，举头满城绿。人称“活化石”的银杏昨天还光秃秃的，今天就长出一个小小蓓蕾样的骨朵儿，很小很小，浅绿的，使得灰色的树枝蓦然充满了生机。银杏树在凛冽寒风中瑟缩变成了遥远的过去，变成了逝去的梦魔。冬青树在冬天也是绿的，但那是勉强延续存在而不可能挽回苍老的绿，现在冬青长出大片新绿。经过一个冬天苦撑苦熬的老树叶悄悄脱落，好像功成名就者庄重地退出历史舞台。松树也是这样，一方面老树叶悄悄飘落，一方面新生嫩叶朝气蓬勃地长出来，都是浅绿的，真正的新绿。白杨树的毛毛虫落了一地，新生枝叶旋即悄悄露出，真是“不觉春风换柳条”呢。
绷可夫说：“四月的柔和的夜晚从我的窗口望进来，用它那些星星朝我温情地眨眼。我睡不着，我是这么幸福！我的全身从头到脚，散发着一种奇特的、没法理解的感情。”似乎只有四月才让这位俄罗斯大作家产生生命意识的感悟。
莎士比亚说迷人的爱情“好像四月的年华，一会儿展示阳光下的一切美丽，一会儿乌云带走了一切。”似乎只有四月时光能代表人瞬息万变的心理。
杜牧脍炙人口的《清明》说：“清明时节雨纷纷，行人路上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人们对“断魂”有各种解释，照我看来，那很可能是陶醉于春景，想喝一壶而已。最是一年春好处，哪个不想喝一壶呢？即使不是高阳酒徒。哪儿去喝呢？杏花村。“杏花村”，不是一个实在的村名，而是开满杏花的村子。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特别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这是充满机会和创造力的季节，满眼春光给一切充满生机的创造提供了可能性，春天是鲜花和欢笑的季节，也是飞驶如箭、稍纵即逝的季节。抓得住机会很快会绿叶成荫子满枝，享受麦熟梅黄的喜悦；抓不住机会只能寂寞摇空枝，春色恼人眠不得。
春天特别像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网络的普及，使得人们坐地日行八万里，科学新进展，万里之外，近在咫尺；春天是岁月的笑容。“春葩含日似笑”，“春山淡冶而如笑”，愿我们的生活多一些生机，多一些欢笑，放灵眼觑见绿柳、春莺、桃花水，放灵手抓住眼前任何成功的机会！
并非多余的忧虑
呼伦贝尔是个色彩鲜明的地方，白云悠悠，蓝天橙澄，满眼皆绿的草原上，野花烂漫，牛羊成群。当地人指着一座向蓝蓝的天空冒着浓烟的水泥厂介绍“工业成就”，一个外国朋友惊呼：世界三大草原之一的呼伦贝尔现在已经面临污染！大兴安岭的桃花水现在仍然清澈见底，游鱼可数，多少年后，它会不会变成第二条苏州河？
苏州河边的寒山寺以一首脍炙人口的绝句闻名于世：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月落乌啼”和“千年风霜”给编进了流行歌曲，千年前让诗人迷恋的苏州河却臭气熏天。鱼和鸟多不能生存，白天也难网到鱼，网到的也是有浓度污染难以食用的鱼，夜晚的渔火只能在古诗里边找寻了。有个外国旅游团住到苏州河边一家星级宾馆，希望体验张继《枫桥夜泊》的意趣，次日却贴出一张小字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臭味实难眠”。
小字报在我国已经明令禁止，但外国朋友的忧虑令人深思。
有位蒙古族老作家写过这样的打油诗：“祖国啊，我的母亲；北京啊，我的心脏；草原啊，我的故乡，苏州河啊，我的马桶！”
古代诗人笔下妙不可言的夜半渔火在当代诗人笔下变成了臭不可闻的马桶，真是一种灾难式的跌宕！
几年前一家高校请了一位德国专家来济南讲学，休课期间东道主好心好意地带这位德国教授爬千佛山，一则让他休息，二则让他从山顶俯瞰美丽的泉城风貌。谁知到了山顶后，本地人司空见惯的满城烟雾让德国专家着实吃了一惊！他竟然从水绿云白的莱茵河畔来到一个烟尘弥漫的所在！德国专家吓坏了，回到学校就说有点儿感冒，草草结束了讲学，急急如漏网之鱼地离去。人们叹息说：外国人的命还就是值钱哩。
德国朋友为之优虑的是烟尘超标的大气。与不合格的大气质量同样引人担忧的是河流的严重污染。山东的小清河变成小黑河，白浪河变成黑浪河，当年蒲松龄跟朋友月夜泛舟的孝妇河干涸见底。大明湖早已不明，哟突泉一年比一年早地停止喷涌。微山湖在呻吟，湖中黑水翻波，黄汤滚滚，老百姓饮用水受到工业污染的湖水，身有不适。造纸厂、化工厂的污水泄洪一般流入长江和洞庭湖。如果李白再世，还能写出“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山青灭远树，水绿无寒烟”这样如画卷、如仙境的诗句吗？以李白之才，也只怕不能。
人们在尽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正在用虐害态度对待赖以生存的地球！如果不在发展生产的同时切实保护环境，如果不以防为主，改革工艺以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千方百计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如果不提高产业的高科技含量形成经济与环境发展的良性循环，我们就不能不走上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青山不再青，绿水不复绿，蓝天成乌云。对这些大家不以为怪的事表示忧虑的，倒成了走过弯路的“老外”们，那实在是件煞风景的事儿。
1+1≠2―闲话教育打假
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帅小伙儿水均益在一次节目中劈空来这么一句“打假打假，越打越假！”说得真解气！
现在什么不可以造假？劣等烟草装到精美的仿制盒子里成“红塔山”；地瓜干酒加几滴敌敌畏变成了“贵州茅台”；纸糊鞋抹点儿油彩成了“上等牛皮时装靴”；自来水加色素造出了“中华鳖”；鱼肝油换包装摇身一变为“脑黄金”；“高级进口纯毛西装”原来是乡镇企业的百分之百化纤衣服……假货琳琅满目，有人调侃说：“什么都假，只有骗子和赵忠祥的‘动物世界’是真的。”
专门打假英雄应运而生，打假居然成了英雄，真有几分滑稽。
在所有的造假行为中，为害最大的，莫过于教育造假。
五十年前，钱钟书先生的《围城》问世，小说主人翁方鸿渐号称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哲学博士。那是用捣鬼哲学得的学位：向一个爱尔兰骗子交了美金，在欧洲游荡的方少爷成了美国博士。方鸿渐造个假博士原是为了在过去的准岳父面前死要面子，但他这个“洋博士”毕竟在欧洲留学过，懂外文而且煞有介事地向那个卖假文凭的爱尔兰骗子交过一万字的英语论文，“江山代有才人出”，现在，一个外语字母也不认识却号称“名牌大学毕业”甚至“硕士生”毕业已不稀罕。
用公款换取个人学位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教育造假总是和权力、金钱密切相关，和领导干部、主管部门以权谋私有关。干部要知识化，提拔哪级干部要哪级学历，本无学历却想提拔者有的铺下身子认真学起，不仅得到了学历也提高了水平。有的“聪明人”则走捷径，造假文凭，假学历，而且越造越悬，越造越高。正规大专没有通过，“野鸡”本科却到手；今天还是高中程度，明天就成了“克里空”研究生！于是不办大学的地方办起了大专、本科乃至研究生班，当然是有权的地方办班，我办班，我承认这学历提拔干部有效！大学文凭随便发，财源滚滚袋里流，动辄十万百万，是近水楼台还是监守自盗？大学办各种名堂的班，成为又一特殊现象而且越来越令人担优。不仅社会上有假课程，假导师，假学位，无所不可以假。假风也能在正规大学劲吹。一部分大学办班旨在创收，总算还有起码的教学要求。也有的地方只要有利可图，不管条件具备不具备，专业对口不对口，给钱就办班，就发文凭，其实不过是野台子戏，应付了事，漫坡放羊，随便上几门课，不严格考试特别是外语考试就能毕业。入学考试、学位课、专业课、毕业论文，一概走过场，孔方兄开路，一路绿灯！表面看来，如此办班是给社会造福，给学校谋福利，实际遗害无穷。不仅给社会提供李鬼去打败李速，而且败坏了高等学府的门风。
教育假货会把社会风气搞坏特别是会把后代教坏。反正不用学，到时候买个学历就成。谁还头悬梁、锥刺骨地好好学习？要求一年级小学生一个生字写十遍，钩是钩，撇是撇，捺是捺，一笔不能错；要求小学生二二得四，二三得六，丁是丁卯是卯，教育孩子们好好学习，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升上去，现在却来个大学文凭满天飞，天上掉“研究生”馅饼。
1+1≠2，岂非咄咄怪事？
恶紫之夺朱也―向孔子学习智慧
有个说法传得很广：1982年，37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曾在巴黎发表郑重声明：“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向孔子寻求智慧。”
诺贝尔奖得主的几位黄皮肤学者当然受到过孔子思想的熏染，可是通过向孔子学习智慧得诺贝尔奖对于多数人恐怕仍然比较遥远。但人类想在21世纪生存，确实应该好好学学孔子论述的许多深刻的生活哲理。
比如：要做君子，要身正，要抗拒歪门邪道。
孔子判断“君子”的标准之一，是追求真理和勇于为理想献身。“克己复礼”，“朝闻道，夕死可矣”，“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道”、“礼”、“仁”、“志”当然都带有封建色彩，但更包含着真理和理想之意。对于君子来说，除了理想和追求之外，道德修养极为重要。要经得起困难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看到贤德的人要向人学习，看到不好的人就引以为鉴反思自己：“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还强调统治者（或领导者）必须起到道德示范作用：“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这就是俗话说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领导者本身行为正当，即使不用强制性命令，事情也行得通；本身不正当，即使用强制性命令，也行不通。“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选拔正直的人让他居于邪恶的人之上，人民就服从；选拔邪恶的人来领导正直的人，老百姓就不服。
《论语·阳货》有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意思是：“我厌恶用紫色代替红色；厌恶用郑国的音乐搞乱古雅的音乐；厌恶用花言巧语颠覆国家的人。”春秋时代以红为正色，以郑国的民间音乐为淫声俗乐。有些诸侯服装用紫色代替红色，用郑声代替庙堂音乐，让孔子产生不安和厌恶。人们常把这几句夫子语录解释成是孔子的保守思想，其实这正是孔子的“正”，提倡“君子”的又一说法：不能让邪门歪道取正道而代之。
跟君子相对的当然是小人。关于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孔子有很多论述，极重要的一点是：君子多做事少说话，小人啥事没做先夸夸其谈：“君子约言，小人先言。”有两种人让孔子认为“难矣”，即难办得很，头疼得很，一种是没有真本事，整天混到一起聊大天，没有一句正经话的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一种是只知道吃饭不干正事的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孔子还旗帜鲜明地骂原来是朋友的原壤：“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干脆“以杖叩其胫”。
做君子不做小人，只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它对于制止校园和非校园的道德滑坡无疑极为有用。孔子的教育思想成为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一份珍贵的遗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至理名言，对于东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文革”批孔导致道德滑坡，新加坡尊孔带来引人瞩目的成绩，恰好是正反两面的例证。
学点儿范鑫精神
范氢是春秋战国后期的重要历史人物，有关范盆的可靠历史资料，首先是左丘明的《国语·越语》下八篇。《国语》是中国最早的国别史，史料翔实、丰富，也是对范鑫生平事迹最早的详尽记载。人们常提到的史料，还有司马迁的（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和卷129《货殖列传》第69，班固的《汉书》卷91《货殖传》61，都是史学家的记载。到了东汉，赵哗写了小说类补亡之书《昊越春秋》，开始出现竺萝山美女西施、郑亘的故事，明代戏剧《烷纱记》把吴越之争和范金西施的爱情故事交织成了有声有色的传奇故事，成了中国人最爱说的话题。
对范鑫，历史学家看到悲欢离合，小说家看到男欢女爱，经济学家或地方官员则祭起这位公认的中国商业鼻祖，用名人效益搞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实范盆作为真实人物，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还是道德力量，姑且称之为“范摇精神”。
一曰高屋建扳、审时度势。早在越王勾践即位三年打算伐吴时，范鑫就向勾践提出：“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主张对全局要有清醒头脑，要谦虚谨慎，要时行则行，时止则止，不可以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勾践不纳忠言，盲目出兵，结果兵败会稽，成了吴国的阶下囚。勾践接受了教训，采用范最、文种的计谋，十年生聚，富国强兵，才取得了报仇复国的胜利，以一个地处偏远的所谓“蛮夷”小国身份，被周天子任命为“伯”，自己播而称王，战国后期一位霸主的崛起完全依赖于范盖等人的运筹帷幌，依赖于这种把握全局、审时度势的精神。
二日走出逆境、反败为胜。勾践兵败之后，范盆随他到吴国为奴，苦身戮力，深谋二十多年，永记会稽之耻，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增强国力，终于力克强敌。勾践“卧薪尝胆”成为中华民族战胜逆境的代名词。
三曰瞻前顾后、择人任时。范蠢是个书生但没有书生气，在辅佐越王平吴后，他写信对文种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长颈鸟嚎，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建议文种跟他一起离开越王。文种没有范鑫的深谋远虑，结果被忘恩负义的越王赐死。范悉毅然放弃了复国功臣的高位和封邑，退隐江湖，成为中国工商界流芳千古的陶朱公。
范蠢离开越国后，到达齐国，称为“鹅夷子皮”，到陶，称为“朱公”，他把协助勾践治国的策略用到发展经济和商业贸易上，既讲究灵活的经营头脑，又坚持高尚的商业道德，能够发现和使用人才，“与时逐而不责于人”、“善治生产、能择人而任时”，成了富可敌国的陶朱公。范鑫这种瞻前顾后，对上择人任时，对下知人善任的品格，这种经营头脑和商业道德，对我们今天都会有某些教益。
四曰富而好行其德、忧国利民。范鑫被看作是商业活动的开山祖，他深知发财致富的妙诀，但是他没有“为富不仁”，在“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世道中，他“人富而仁义附”，体现了中国传统道德推重的“仓糜足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范蠢看准机会，发财致富，越富越要对国家对人民担起更高的责任，越富越讲道德仁义，“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用今天对英雄模范人物的宣传模式来套，几千年前的范蠢简直可以挂上一朵“带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路”的大红花啦。
范盖的爱情故事在作家们笔下见仁见智，《院纱记》写他是为国家牺牲个人爱情幸福的圣人，《豆棚闲话》认为他是阴险狡诈、杀西施灭口的小人。不管吹到天上，还是踩人泥中，都跟真实历史人物范盆没有关系。
为什么一定不要上大学？
《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发在深圳报纸上，转在《作家文摘））上，我早已读到，赵长天是有才气的作家，对孩子上学处理也不同凡俗，在世人多鼓励孩子读大学并以出国念书为最佳选择的背景下，他尊重孩子选择，同意孩子读中专，不逼孩子走“高中”、“大学”乃至“研究生”的路，还公开将这过程以及“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的思考通过记者发表出来，难能可贵。眼下应试教育有不少的弊端，高分低能、越读书越蠢的事并不鲜见，赵长天认为“一个人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能没有自尊、自信”，更是无可非议的。
封建社会科举取士，只有读书才能做官，只有做官才能光宗耀祖。“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读书人的梦想，读书人为求得金榜题名，沉醉一生烂如泥，《儒林外史》写尽此类苦难。在目前多元化社会中，人们可以有种种选择，任何选择都可能是人生成功之路。比尔·盖茨本人学历不高，“微软”磨下却聚集上万名博士。美国几位在校大学生退学办公司取得巨大成功，早已是旧闻。中国一位作家提出“为什么一定要上大学”，完全可以做一家之言存在，却没必要大惊小怪，甚至做热门话题讨论。
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赵长天的儿子选择读中专，能不能相应引出“为什么一定不要上大学”推理？恐怕不能。“在你没有实力的时候，刁一会把文凭、职位这类外在的东西挂在外面”（赵长天语），相信多数人不能完全赞同。跑官、买官得的职位不论，至少赵长天这位上海作协副主席，是上海作家投票投出来的，应该看成创作实力重要标志。至于文凭，特别是国内外著名高校的文凭，恰好是实力的重要表现，既是现在国内外用人单位不能免俗的重要条件，也常常是出成果、成大才的重要原因。记得前年我走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时，听清华、北大出来的博士生如数家珍地说这学校出过哪些诺贝尔奖得主，再听听这些博士生读书期间得到的动辄上千万美金的科研条件，国内科研人员没法想像的条件，我觉得，青年人跨海越洋取得这类高校文凭，实在是很有志气也很有必要的。
高尔基没读过大学却写出《我的大学》并成为大学中文系“俄罗斯文学”课必学名作；蒲松龄终其一生仅是秀才，却以《聊斋志异》彪炳史册。
在作家这个行当里，“文凭”的重要性相比于理工科，似乎相对不重要。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应该绝对化，秀才蒲松龄取得创作成就，不等于翰林学士苏轼和状元王维、文天祥只是“学历”高而无创作成就，而且没准儿蒲松龄出将入相后能对官场有更深刻的描写。赵长天没读过大学成了名作家，不等于想成作家的青年都不需要念大学，说不定，赵长天如果读了大学，即使不会成为更大的作家，也可能成了大科学家。
近年来一个重要现象是：青年作家在创作上稍有成就后，想再往前多走几步，还真是得进进大学门，而且最好是名校。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都办过作家班，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办的是未经教委承认、因而也没有学位文凭的研究生班，青年作家们同样兴致勃勃争先人学，这些地方出来的青年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文苑生力军。我们山东大学办过唯一一届的作家班，也颇出了几位本来名不见经传、“镀金”后立即在文坛相当活跃的学子。现代文学史上几位最著名的女作家都是大学生，甚至于是留学生。当代许多杰出的女作家都念过大学，当然，她们多不出自中文系。
敲锣卖糖，各爱一行。笔者在大学任教，因为当年老母宣称“砸锅卖铁也供孩子上大学”，兄妹七人“文革”前都拿到正规全日制名牌大学文凭。“文革”后下一代十二人也都上了大学，其中一半读研究生，三人国外攻博。百无一用是书生。马家的人没什么官运财运，常常惊讶地瞅着他人莫名其妙升官发财，除自己爱坐冷板凳读书外还要求孩子进名校、多念书，看问题难免书生气十足、冒傻气，当然也只算未必正确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