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突然而来的留恋。
我忽然记起还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常常坐在某座天桥上发呆，那时我总是很忧郁，因为我不再相信我能成为一个作家了，可我又不甘心就此放弃，所以我总是充满了烦恼，蔫头耷脑地坐在天桥上发呆，失神地注视着来来往往的行人，脑袋里空无一物。那时我对自己和生活的厌恶到达了极点，什么都不愿做，却又讨厌着无事可做的自己。我想重新拿起笔写作，却又只能面对着一张白纸，白白浪费掉几个小时。那段时间，我再不去想当作家这个梦想，因为那让我感到自己很可笑。
而现在，当我在写作上小有成就后，再回想起那段日子，心里却忽然觉得无比美好起来，甚至渴望再重新回到那段时间，因此而留恋起来。
这算怎么回事呢？难道是苦尽甘来之后，之前的苦，也会被时间酿出回甘吗？
我不知道。
思绪跟着车子慢慢地向前走着。天空阴沉，云朵消失了，因而整片天空都没了纹理，看上去像是一片铺开了的庞大旷远的雾霾蓝色的布，与柏油路平行着向前伸去，无边无际的。
我们在小雨中行驶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那是一个很老的小区，但正在重新装修，我们去的时候，小区大门正在被工人重新刷着漆。我们从保安室左边的小门里通过，进小区后自行了大概一百来米，然后左转，走进一条沿着路两侧种满了桂花树的小道。
“往前走到底，然后左转，再走到底就是了。”
钟淇指着前方对我们说。
我看着路两侧的桂花，忽然想起了我在《守钟人》里写到男人退伍后，女人站在路口等待他回家的场景。那也是一条种满了桂花的路，他们二人站在路的两头，满天的桂花被风吹到了天上，又飘落在地下，那条小道整个变成了金黄色。
我们跟随钟淇走到了单元楼的门口。
“在六楼。”
她一边往里走着，一边对我们说。
“其实我爸妈不同意他们住那么高的楼层，这里也不是电梯房，没有电梯，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每天爬上爬下的，多累。但是我爷爷非得住六楼，他说就是因为年纪大了，腿脚锈了，才得多活动。”
楼梯很窄，如果两个人走在同一层，其中一个就要侧着身子才能走得下了，所以我们三个是竖列着向上走的。这个小区也肯定没有物业，因为这些木制的扶手上面已经盖上了很多的灰尘，有的甚至已经结成了垢，每一层台阶上也乱七八糟地写着各种开锁修门要债的电话。
我们上了六楼，整个楼层只有两家。钟淇指着右边那扇门说：“到了。”
她从包里拿出钥匙，插进锁孔里转了两圈，然后推开门走了进去。走进门后，她把钥匙放在门口的鞋柜上，弯下身子，一边朝屋子里叫了一声，一边用手指勾掉自己的鞋子，换上了一对紫色的拖鞋，然后转过身对我们说：“进来吧。”
宁珂看了看旁边鞋架上摆的鞋子，钟淇立即领会了她的意思，笑着说：“没事，你们不用换鞋。”
她领着我们走进屋子里。
“你们先坐沙发上休息一下吧，我去叫他们。”
“好。”宁珂说。
我们找了一个沙发坐下。我环视着整个房间。客厅很大，和阳台厨房连在一起，只用一扇推拉门隔开。客厅的装修也很简单，一套棕色的沙发，三个拼在一起的高脚柜，最左边的一个放着瓶瓶罐罐的药，中间的放着一台彩电，右侧的放着两个绿色和蓝色的茶瓶，茶瓶旁有两个果然，里面放着水果和糖果。柜子旁有一个空调，还专门为空调做了一个防尘的套子盖在它身上。空调上放着一个宝石蓝色的酒瓶，里面插着几束假花。
正对着门口有一条走廊，走廊右侧最里面是卧室，前面是卫生间，门口放着一台洗衣机；左侧还有两个卧室，最里面那一间卧室的门口墙上倒立着一个扫把。
那两个老人就是从那间卧室里走出来的，一前一后地朝客厅走了过来，钟淇挽着爷爷的手臂，兴高采烈地向他介绍起了我们。
“爷爷，这个就是我跟你讲的那个作家，她的笔名叫无庸，啊—不对，是三白，本名叫温言。那一个是他的女朋友—”
她伸手指向宁珂。
“宁珂，你听说过吧？大音乐家，你之前看的那部叫《眺望者》的电视剧，那个片尾曲你还记得吧，你说好听，就是宁珂作的曲。”
“噢噢噢，记得，记得。”爷爷连声应道，笑盈盈地看着我们，“那个电视剧是涂歌演的，我记得。”
我朝他们迎了过去，爷爷笑着朝我伸出了右手。
“你好，你好。”
我急忙上前一大步，握住他的手。
“您好。”
他的手掌很大，手心很干，像是握住了一棵树的枝干，手背的皮肤是咖啡色的，布满了许多的斑。
他问我：“你也是怀城的吗？”
“是。”我回答道，“您怎么知道。”
他笑了笑，回头看了老伴一眼，说：“只有怀城人才知道那些事嘛。”
“坐吧，”他指着沙发对我们说，又看了宁珂一眼，跟她打了声招呼：
“你好。”
“您好。”
“我很喜欢那首歌呀。”他一边走向沙发，一边对宁珂说，“旋律特别好！”
“谢谢您。”宁珂客客气气地回答道。
我们在沙发上落座，钟淇坐在沙发的扶手上。爷爷问起了我是在哪听的那个故事。我对他说，是宁珂的爷爷讲给我的。他想了想，问我：“是老宁吗？宁兴元？”
“是。”我回答道。
“哎呀，我得有几十年没见他了。”他说，“他现在在哪呢？身体怎么样？我俩一起当的兵，他比我先退了伍，我晚了一年，后来我在怀城也没待多久，就跟老伴一起搬到河北了。他现在还好吗？身体怎么样？”
“宁爷去年去世了，”我说，“癌症。”
他惊讶地轻轻吸了一口气，身子直了几分，转过头看了坐在他身旁的老伴一眼，老伴的神情也同他一样惊讶。
“唉，”他叹了口气，说，“这人呐，上了年纪，就脆弱得很。我现在也是—”
他指了指电视机旁的那些白色的瓶瓶罐罐。
“你看，一桌子的药，一会儿吃这个，一会儿吃那个，每天光记吃什么药都费不少劲，脚也不行了，血栓，去年刚做的手术，但做完了也没见好，还是麻，有时候晚上麻得觉都睡不着，前两天找了个江湖郎中看了看，花两百块钱拿了点天麻丸，这算好一点了。唉，不服老不行啊。生老病死，这是自然规律，人拿它没办法，都得跟着规律走，就像那人生一样，有往高处走的时候，就有往低处走的时候，”他说到这里，抬起一只手上下起伏着比划起来，“哪有人一直在高处，哪有人长生不老的，所以心态要好，老了就别怕死，越怕心里就越不踏实，要是再熬出个心病来，更麻烦。”
“是。”我点着头说，“您说得对。”
“你爷爷埋在怀城了吗？”他向宁珂问道。
“是，”宁珂说，“还是怀城那一个墓园。”
“噢，那个墓园可有年头了。”他说，“埋在那里也好，没离开家，挺好，我回头去看看他。你爸爸呢？他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嗯……”宁珂迟疑了一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也从宁珂的迟疑中感觉到了什么，于是立即岔开了话题：
“噢，你们是怎么来的？”
“坐飞机来的。”宁珂说。
“那得花不少钱吧？我08年的时候跟老伴坐飞机去了一趟新疆，花不少钱。”
“也没多少钱，”宁珂笑笑说，“河北离北京近，机票也便宜。”
“也是，”他说，“这俩地方离得近，开车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新疆离这儿远，得有大半个中国了。”
我想钟淇的爷爷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一个话唠，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题，这个说完了又立即讲到下一个，一个接一个，并且每一个话题，他都能跟自己的经历联系上，讲起来滔滔不绝的。我们起初在聊我写的那个故事，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是以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登山队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为话题结束的，他说：
“你说那些人得多勇敢，那真是为了国家的荣誉，不在乎自己的生死。”
我们聊完的时候，午饭也做好了。在我们聊到新疆没多久后，钟淇就和奶奶一起去做午饭了。我和宁珂本打算请他们二老去饭店，但他们拒绝了，笑着说吃不惯饭店的味道，还是在家里吃好。钟淇还特地去楼下的菜市场买了一只鸡和一条鱼回来，奶奶说给我们炖一个鸡汤和鱼汤。
爷爷在饭间也依然滔滔不绝地讲着话，偶尔加入几句玩笑话，逗得大家都笑了起来。但是当钟淇让他再讲讲他和奶奶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他就会忽然腼腆起来，说：“哎呀，讲那个干什么，我都忘了，那个时候的事哪还记得清。”
“不过，”他看着我和宁珂说，“两个人过日子啊，其实就是凑合，就算是一个爹妈养的，在一起还闹别扭呢，更别说两个本来就不认识的人了。闹矛盾了，得过且过，大大方方认个错，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何必计较谁对谁错，这次你犯错，下次她犯错，总不能像记账一样每次吵架还拿个本记着这次是谁的错，上次是谁的错，这样不行，没必要抓着一个事不放，斤斤计较的都过不长久，相互包容才过得下去。”
他刚说完，奶奶就不耐烦地催促道：“哎呀，吃你的饭吧，菜都凉了。”说着就夹起一片鱼肉放到了他碗里。
他皱着眉头又把鱼叨回了奶奶的碗里，说：“哎呀，我不吃鱼，你别给我叨。”
我们三个人看着他俩斗嘴的模样，笑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