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宁珂在国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甚至在国内的一些媒体上也能见到关于她的报道。自然，她的空闲时间也就越来越少，而大部分的空闲时间，她又要为一场又一场的演出做准备。我们两个聊天的时间被宁珂密集的行程压缩到每天下午两点的那一小会儿，她刚刚起床，而我则还在午休。除了这个时间之外，我们再也难找到彼此都合适的时间。不过我由衷地为宁珂感到高兴，她正在逐步朝着自己的梦想前进，她的面前好像有一条笔直的道路，她只要顺着走下去，一切都会水到渠成。
而我则依旧对自己的未来充满茫然。我从十二三岁的时候决心要做一个作家，直到去年这个梦想破灭，我对未来的计划和打算好像也随之幻灭。我每天都漫无目的地过着，吃着老样子的菜，看着老样子的电影，对着老样子的夕阳发呆，心里总弥漫着一层虚无感。
有时候，我喜欢在傍晚的时候，一个人闷着头在街上游荡，我把自己置于一个热闹的广场里，或者坐在天桥的台阶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天桥对面的一个写字楼上挂了一幅巨大的海报，是一个英国音乐家近期的巡演公告。那张海报让我想起了宁珂，或许在遥远的法国，宁珂的海报也正挂在一座古老的音乐厅内，或者两年后，我面前的这张海报就换成了宁珂。
我忽然感到，我离宁珂似乎越来越远了，甚至产生了一种阶级的感觉。她将作为一个音乐家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而我或许只能成为一个普通的白领，过着一眼就能望到底的平庸无聊的生活。
有时候，我想重新拾起对写作的热爱。但我对失败的恐惧远超过我的勇敢和坚持。所以我时常陷入到一种进退失据的困境里，一面决定要拿起笔开始写作，另一面，我又感到这于我而言是一件看不到希望的事情，一股无力感和消极感顿时占据了情绪的高地。
有一天，我正独自坐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发呆的时候，冬歌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要我赶快去她的公寓里。
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她那里。刚一进门，冬歌就把我拉到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兴冲冲地跑到卧室里，拿了一本杂志放到我的面前。那本杂志叫《青年文学》，我拿起来翻阅了两页，然后问她找我来干嘛。冬歌说：“你看目录。”
我翻到目录那一页，看了一遍，还是没有看出任何端倪，于是又问了她一次。
“哎呀，”她坐到我旁边，拿过我手里的杂志，兴奋地胡乱翻了起来，最后递回到我手里。
我接过杂志，看了一眼，这才看出了眉目。
冬歌给我看的那篇文章叫《花灯》，一个叫“三白”的作者写的。这篇文章正是冬歌前段时间让我写的那一篇，它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去年的元宵节。那天我和冬歌一起在西平看灯展，散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对儿老夫妻。老爷子推着一辆三轮车，车里载着一个老奶奶，身上裹着厚厚的被褥。老爷子推着车沿路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问躺在车子里的老奶奶：“秀英，你喜欢哪一个？”
老奶奶不知为何没有回答他，只是眼睛盯着那些五花十色形状各异的花灯。老爷子似乎也没有在等她的回答，又或许是他在心里已经听到了她的回答，他把车停到一辆最普通的大红灯笼前，对车里的老奶奶说：“你喜欢这一个呀？”
他们在原地对着那个红灯笼看了一会儿，老爷子一直在跟老奶奶说话，我想或许是这个灯笼勾起了他们青年时代的记忆，原来老爷子每年都会带她来看灯展。
冬歌很喜欢这对儿夫妻，还说来年他们肯定还会来，她要在这里等他们，然后为他们拍一张照片。只是，今年元宵，我们再来的时候，却只等来了老爷子自己，他仍旧推着那辆三轮车，只是后座变得空荡荡的，他的步伐也显得越发艰难和疲惫。最后，他仍旧停在了去年那个红色灯笼前，还是站在那个位置，看了一会儿，然后扭过头，看着空荡荡的后座，笑着说：“秀英，再带你来看一眼。”
那一刻，冬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感到她的手在轻轻地颤抖，我转头看她，她的脸上已经有了两道泪痕。她紧紧地咬着嘴唇，尽力不让眼泪流下来，可她无法控制自己的眼泪，它们不断地从她的眼睛里溢出又流下，直到她的嘴唇也因为难过而发抖。
我对她说走吧，回去吧。
她委屈地抿了抿嘴。我和她走出好远的时候，她还是不断地回头望向那个老爷子。后来，我们走到一片种满了柳树的漆黑的小道上时，她忽然紧紧地抱住我，在我怀里大声哭了起来。我轻轻拍了拍她的头发，安抚着她的情绪。
从那以后，冬歌再也没有忘记那对儿夫妻。上个月，冬歌忽然跑来告诉我，请我帮她写一个故事，关于那对儿老夫妇的故事。
像冬歌这样无忧无虑，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的人，是鲜有需要请别人帮忙的时候的，这让我意识到了那年的灯展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一个永恒的记忆，一个重要的时刻，于是，我答应了下来。文章写好之后，冬歌让我取一个名字，于是我写下了《红灯》二字，冬歌看了一会儿，然后拿起笔，在我起的名字下面写道：《花灯》。
我把这篇文章交给冬歌后，转眼就把这件事情抛之脑后了，直到这天它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问冬歌：“你把它拿去投稿啦？”
“是啊，”冬歌兴奋地点点头，“怎么样？开心吗？”
这与我十二三岁时写出的作品被杂志社出版是完全不同的感觉，那个时候，我只觉得激动和自信，甚至还有一些因此而产生的虚荣。但如今，当我真正想要踏上作家这条路，又倍受打击决定放弃的时候，这篇文章的出版于我而言更多的则是一种安慰。
我忽然想起某位美国作家说过的一句话，大概意思是：每一位作家，手捧着自己出版的作品时，心里都会觉得是一种安慰。
我点了点头，说：“开心。”
“更开心的还在后头，”冬歌拿出了手机给我看，“看见没，人家杂志社想聘用你，每月都为他们提供稿件。”
我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惊喜，一时怔住了。冬歌兴致勃勃地继续说道：“你知道吗？读者对这篇文章的反响很高，还有人建议你把这篇文章写成小说。”
“小说？”我笑了笑，摇了摇头，“写成小说就太麻烦了，有许多历史和细节需要去了解和验证，毕竟故事背景是几十年前的……”
“没关系呀，”冬歌打断了我的话，说道，“我已经认识了这个老爷爷，这篇文章就是经过他的允许才发表的，你要是写小说，细节都可以去问他。”
看着冬歌这么热切的样子，我真的不忍心拒绝她。但我当时着实没有写小说的打算，毕竟一部小说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而且我的水平很明显不足以驾驭这个故事，只怕到时候写出来让她失望。
“你知道这位老爷爷的爱情故事有多……”冬歌想了一会儿，“有多传奇吗？”
“你写出来，绝对不得了。”
“那我就更不能轻易下笔了，”我笑着说，“我可不想把这个好故事毁在自己手里。”
“也是，”冬歌看上去稍微冷静了一点，“咱们现在才十几岁，连恋爱都没谈过，估计也没法把他们的爱情完完整整地展现出来。”
我点点头。冬歌又说：“没事，那也不着急，你先给这个杂志社投着稿嘛，先练练笔，积累一下经验。”
我笑着点点头，说：“谢谢你。”
冬歌笑了起来：“你肯定要谢我，要不是我这个伯乐，你这个千里马就浪费了。”
从那之后，我又重新开始了写作，每月按时给那家杂志社投稿。只是自《花灯》之后，我的作品反响都不是很好。冬歌鼓励我说：“没有关系，梦想就跟那些路一样，有下坡路就有上坡路，走过了弯路就会遇见直路，只要一直走下去，终有到目的地的一天。”
现在回想起来，在我成为作家的道路上，如果说泛生是我的启蒙者，领路人，那么冬歌无疑就是和我同行的人，她坚定不移地陪伴着我，鼓励着我，十分真诚地对我说：“就算全世界都说你写的东西不好，我也乐意做你的读者。”
她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我爷爷曾说过的那句话，那是我刚上大学的时候，他曾对我说：“只要你还有一个读者，就不要停止写作。”
后来，这两句话无数次的在挫败中拯救了我。在我后来出版的那部拯救我职业生涯的重要的作品中，我在为它作的序中写下了一句话：
“只要这个故事能被一个人知道，那就是这本书的全部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