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孙念台先生是我所在学院（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的老师，我是中文系的学生，本来是互不认识的，但是孙先生是师院的名流，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师院上过学的大多对他老先生会有点印象。孙先生很胖，那时又不流行减肥，每天拖着大胖身子上班很不方便，于是他包了一辆三轮车天天拉着他到北师院教学楼前。当时社会“革命化”程度已经很深，三轮车绝大部分已经改造为“平板车”，用以拉货。除了病人之外，很少见有人坐三轮车，因此，孙先生是师院中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文革之中，孙先生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牛棚”劳改时，因为不习惯体力劳动还闹过许多“笑话”，至今还记得一则。说老先生在被监督劳动时，管理人员让他用胶皮水管冲洗大字报栏，水冲不到高处，孙先生想把管子举高些，但管子很软，伸长了便弯了下来，水便浇在自己的脸上、身上、脖子里。很多学生站在一边看笑话，旁边一位老师说：“老孙，你把管头捏紧，水不是就滋高了吗？”先生一试，果然如此。孙先生笑了，说这是“小孔流速”啊，在物理上是有根据的。这个笑话在师院物理系中流传颇广。
我遇到孙先生时，他已经“解放”。这时他已经瘦了许多，脸上也打了褶皱（原先是红光满面的），带着一副白框子眼镜，两个眼镜片宛如香槟酒瓶子底。身体衰弱了，但是买书的兴致不减，甚至可以说还很高。他每天斜挎着一个黄帆布书包（当时很流行这种军用式的书包），从东城跑到和平门外，显得风尘仆仆，但是每天在等书店开门时显得很兴奋，仿佛即将参加决赛的运动员。他购书面很广，但是没有见过他买数理方面的书。其兴趣在文史，还向我借过清末怀来县知县吴永写的《庚子西狩记》（现在据此书改编为电视剧《慈禧西行》），还有的时候对我说：“写得真好！特别真实。”那时红卫兵运动刚过去不久，因为小将们自比义和团，所以人们对有关义和团的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有一天，他买了一本《中国佛教史》，我还借来看了一个月。孙先生乐于助人，总是笑呵呵地帮助他人挑书，向人建议什么书值得一读，与别人讨论读书心得。他是清末官至“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孙毓汶的四世孙。
我向孙先生问及刘禺生的《世载堂杂忆》记孙毓汶与翁同龢争状元一事。毓汶之兄毓氵桂是道光二十四年状元，毓汶与翁同龢都是咸丰六年进士，会试完毕之后，二人书法皆佳（科举考试的名次的确定主要靠殿试时的书法），呼声最高，二人都想名列第一。翁孙两家有通家之好，孙家住宅距殿试地点——皇宫比较近，于是。考试的头一天，翁氏便到孙家来住。是夕，孙家安排人在翁同龢所住的房屋之外大放爆竹，搅得翁同龢一宿睡不好觉。殿试之时，翁由于夜里没有睡好精力特差，心想状元一准丢了。忽然想到，自己带了两根人参，放在卷带里，他掏出来含在口中，于是，马上“精液流贯，神志奋发，振笔执书，手不停挥，一气到底，无一懈笔”，被取为第一，人称“人参状元”。孙念台先生说：刘氏的记载是错误的，与事实不符。第一，是翁家住离东华门近，我们祖上参加殿试时住在翁家，不是翁同龢住在我们家；第二，翁氏之所以中状元，是因为他的书法很好，其字乃是欧体，咸丰皇帝也喜欢欧字，所以受到皇帝的赏识。是历史真相如此，还是孙先生有些为先祖讳呢？写在这里为研究近世历史人物者参考。
八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坐电车经过崇文门外大街，在车上看到大街西侧有位老人，拄着一根拐杖，斜挎着一个书包，艰难地行着，非常眼熟。车飞驰而过，我忽然想起，这是孙念台先生。后来，我数度去琉璃厂的中国书店，也向老店员问起过孙先生，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
吴慧先生是相识于七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还有往来的书友。现在的吴慧先生是商业史和经济史学界的名人，著有《中国商业史》《桑弘羊研究》等大部头的著作，这不待我介绍。在七十年代，他还是商业部研究室的一位研究人员。那时商业部的干部大多都下到“五七干校”，吴先生因为患血液病而留在北京治病。这时他的商业史、经济史的研究已经中断，把多余的创作精力用来写旧体诗，而且一天能写十几首，令我佩服不已。吴先生的旧学很好，但在那无书可读的时期，有“学”是最痛苦的，为了淘书，他也老跑旧书店。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他，我对中国诗歌史有兴趣，吴先生特别喜欢李商隐，并对李有所研究。
认为冯浩注的《玉溪生诗集》错误很多，尤其是有关李商隐生平部分，因此他想对李商隐的作品的历代的注释加以整理修订，在排比总结前人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最后以己意折中，搞成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我从中学就能背李商隐的一些《无题》诗，“梦为晓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风波不集菱枝弱，月露偏教桂叶香”，“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等诗中所透露出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朦胧美确实非常吸引年轻人。此时李商隐的《无题》诗就成为我和吴先生的共同话题。我也搜集了一些有关李商隐的资料，在吴先生后来搞李诗集注时，把这些资料供给了他。吴先生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搞了一部《李商隐诗编注集成》，据吴先生说有一百多万字。可惜吴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后又全力从事商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无暇再顾文学，所以他的这部关于李商隐研究的著作一直没有能够出版。
修泽云先生是在一个保密单位工作的人，为人也比较拘谨，不太爱说话。他的具体工作是英语翻译，英文当然是非常好的，可是他专力搜罗的却是中国古代笔记小说和诗词。他是杭州人，杭州大学毕业生，是夏承焘先生的高足，书信和讲话都讲究文采，又很瘦弱，很有点江南才子的派头。他曾对我说非常想买到张岱的《陶庵梦忆》和《西湖梦寻》这些写杭州的笔记，以慰对家乡的渴念。我曾帮助修先生找到一本《西湖梦寻》，他很高兴。书友之中，我与修先生的书信来往大概最多，现在还保留若干封。集中在谈诗论文，托买书籍，更重要的还有用文言古体翻译的英国诗人的作品。在一封信中抄了几首，四十年代的在浙江大学读书时所翻译的华滋华斯的诗：
畴昔冶游地，三载去复还。山泉送清响，仿佛含旧欢。高岗绕周匝，平野相绵阡。地远无杂尘，杳然天地宽。兹土已足取，何必恋华簪。独坐幽林外，林高垂余阴。举首一瞩目，万象入我襟。历历园中果，郁郁远人村。乔木荫后檐，绿野耀前门。何处炊烟起，依依在中林。应有岩穴士，林中烹野羹。
我不懂英文，不知是否忠实原著，但就译文的风格恬淡、文字的古雅来看，与我对华滋华斯的粗浅的理解还是很接近的。修先生所采用的古体是颇有点陶渊明风格的。修先生的夫人与我有先后同窗之雅，大约比我早两三届，1975年的春节招待我在他家吃了一顿饭。
可记的书友还有许多，因为篇幅所限，这里暂且从略，并非忘了艰难时期曾在精神上相濡以沫的友人。
新时期以前，人们都忙于自保，很少有非分之举。许多整人运动打出反对“小集团”的旗号，其实那时没有什么小集团。于是，一块儿打打桥牌、聊聊天都有可能被归入一个“小集团”，受到打击。现在许多人真是想拉成“圈子”、组成各种各样的“小集团”。于是，各种“同学会”、“同乡会”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一起集过邮的“邮友”，一起跳舞的“舞友”，一起买过书的“书友”，一起洗过澡的“澡友”……总之人们要通过各种渠道结成关系，以图互相照应，在生存竞争中能助自己一臂之力。而我对书友的回忆则是想告诉人们，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人性也没有完全泯灭，人际关系中也存在着温馨的一面。
不愁风雨近重阳
——读《反刍集》《反刍集续编》
廖仲安先生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活跃人物，只是最近几年，因为年事已高，在一些古典文学研究刊物上很少见到他的身影了。如果您要了解建国以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开端与演变，关注陶渊明、唐诗、杜甫、韦应物、《水浒》等问题的研究，还是要读一下他的《反刍集》和《反刍集续编》的，因为在这些领域，他都有新的开拓。
一、新中国第一代古典文学研究者
如果将近六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分为三代的话，廖仲安是第一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差不多同龄的活跃在古典文学界还有胡念贻、蒋和森、曹道衡、王运熙、陈贻焮、陈毓罴（二陈与廖先生大学同班）、郭预衡、冯其庸、袁世硕等等，他们可以说是新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拓疆者，现今许多已经作古。
作为开拓者是很艰难的。建国之初，社会上弥漫着的风气是与旧社会彻底决裂。这与1966年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大破四旧”与“大立四新”不同，前者是社会上许多进步人士感受到的社会进步要求。新社会建立了，旧社会的一套不时兴了，许多人对它们也很厌恶，希望新社会要有全新的景象，但具体到各个领域如何去做，大多数人还是迷茫的。因为它没有从长袍马褂改成列宁装那样简单。
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可以说都是旧文化；它们在中小学教材中大量存在，大学文科更是以其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如何评价古典文学的价值是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有些学者认为古代文化中只有劳动人民的文化才有价值，贵族文化、地主文化都是腐朽的、反动的，要坚决否定和剔除。还有人编写了一本《劳动人民文学史》，与传统的文学史打对台。在如何对待古典文化上，社会上弥漫着一股“左”的空气。从北京师范大学编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05—1979）一书可见1955年之前，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极少，那时人们对于“古”避之唯恐不及。第一代研究者大多也是从1954年以后才活跃起来。而廖仲安从1950年初就开始发表谈古论今的文章了。
北平解放前夕，廖仲安作为北京大学的地下党员，被秘密转移到解放区接受训练，北京解放后又回城在教育系统做接收工作。他热爱古典文学，建国不到半年就开始关注古典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的价值问题了。他在《文艺报》（第一卷7期）发表了《关于接受中国旧文学遗产问题》。当时北京二中学生樊平君来信说他喜欢“喜欢旧文学、旧诗词，觉得旧诗词有很高超的技术”，问《文艺报》是否正确，引起讨论，有的学者不仅否定古典文学内容，对于“旧诗词有很高超的技术”也予以否定。而廖仲安热情肯定了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及其在当代文化生活中的意义。他不相信在建设新的人民文学的技巧形式时“诗词的传统就可以一笔抹杀”。
1951年他又发表了《谈杜诗》，文中对杜甫作出高度评价。他说：“站在今天的现实需要的高度来谈杜诗时，首先我们应该学习这个‘诗圣’的政治态度、生活态度、创作态度。他的取舍爱憎是异常分明的。正是这种严肃的人生态度使他比其他同代诗人体验了无量数更深更广的现实。”他还很动情地说：“当我读到‘安得广厦千万间’时，我感到杜甫心里沸腾着改变这个使千万人冻饿的世界的自发的激情，是如何地需要政治觉悟的支持啊！但历史终于无情地给他的愿望作了悲剧的结论。”当时这篇文章使许多热爱杜诗和古典诗词的人感动，因为不管杜甫在过去多有名、多么受到尊重，而新社会几乎把他忘了。这是新中国学术文献上第一篇研究杜甫的文章。1962年纪念杜甫诞生1250周年，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共有三辑），即以此文开篇。
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在激进氛围中是被视为“右”的。当时廖仲安仅二十四五岁，正是现今许多“愤青”的年龄，但其所持的稳健平实的态度超过当时一些老“左派”（如叶蠖生先生长他二十多岁）。这与“西南联大”的学风熏染是分不开的。那些学风笃实的老师如闻一多（1960年他还写过以闻一多为题材的电影剧本《拍案颂》）、朱自清、萧涤非等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廖仲安是带着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朴素感情和联大的朴实的学风走进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这也注定了他将是多灾多难的。
1956年以后古典文学逐渐被重视，其研究也日益热火（与苏联影响有关）。廖仲安从党政机关调到新建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
从建国到文革结束，实事求是的朴实学风是不见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持这种态度的研究者三天两头受到敲打和批判。尽管如此，第一代学者包括廖仲安等还是为新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标志就是在老一代学者指导下，以他们为主力编写了两部文学史。一是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三本的《中国文学史》，二是高校联合编纂的文学史。高校这本是在游国恩、萧涤非、王季思、季镇淮等老一辈专家指导下一些中青年教师参加编写的。廖仲安先生脱产参加写作，主要负责唐代。它是用来作高校教材的（我读大学就读的是这部），也向社会普及了古典文学知识，影响很大。
二、在苦难中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