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里的差役地位更为低下。差役本来是被派到衙门服役的，后来固定化，专门由一些人来担任。没有去服这个“役”的人们，交一些钱给他们，国家是不给差役发工资的。《水浒传》中的戴宗、杨雄、蔡福、蔡庆等都是没有薪金的。他们的收入更多的是来自对老百姓和犯人的压榨。宋江初到江州时，戴宗对他说，“到我这里轻咳嗽便是罪过”，他要结果宋江也不难。以死威胁他，目的是向他要钱。
自宋代以来吏胥差役形成了一个社会边缘，他们与社会上的作奸犯科者相勾结，官民两吃。后世说的“官匪一家”“警匪一家”就是宋代形成的。我统计过所谓农民起义的领袖吏胥差役出身的不少。民国初期有一个叫张相文的先生，写过一个叫《帝贼谱》的书，他把历来的武装造反的成事与不成事的人们作了一个统计，大约七百余人，吏胥差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他们下海一显身手了。即使是太平时节，他们与江湖也有勾结，读过《儒林外史》的人知道，潘三也是这种人。这种人要做好人，做点好事是非常难得，因为这样就会没有收入。京剧《苏三起解》崇公道说得好，他们衙门里大堂上不种麦子，二堂上不种黑豆，没有打官司的他们吃什么去？老百姓也有一句话，是公门里头好修行。吏胥差役高抬贵手，好事就做成了。但是那个地方做好事是不多的。这些社会边缘人是江湖的后备军，一旦天下有变，他们改换门庭的机会就来了。
5.江湖上的芸芸众生
第五点讲江湖上的芸芸众生。《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故事的。但就具体情节来说，它描写了各种各样江湖人的生活。我们说游民是江湖人的主体，《水浒传》中也写了众多的游民。
毛泽东主席1926年写的《中国农民的各阶级分析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一文中把游民无产阶级分为五大类，即兵、匪、盗、丐、娼。我理解的游民比毛主席说的要广一些。他只是说农村的，我包括城镇的，也包括那种合法谋生的游民。《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啰，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自己的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了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可以过快乐生活。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做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他们最后汇聚到梁山，他们认识到只有组成这种强大的团体，才能够在与官府奋斗中有成功的希望。
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的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往在外依附着的戴宗，在监狱里作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卖艺的薛永等等。一百零八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五十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例如阿Q就看不起与他略同的小D）。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搏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中国古代对于官员的来历问题看得非常重要，对于佞幸小人这一点鞭笞非常厉害。例如唐顺宗的时候搞了一个革新运动，叫“永贞革新”，带头人是王叔文。
在顺宗还是东宫太子时，王叔文只是个待诏的翰林。现在人们觉得翰林地位挺高，那是明清翰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特别是清代，翰林品级不高（翰林编修为七品），俸禄又低，但清望很高，汉人大学士，后来的军机大臣多有翰林经历，即使死后的“饰终之典”，没有翰林履历的都不能加“文”字。然而唐代的翰林待招，则流品很杂，什么人都有，主要有各种技艺的人被放在翰林院里，等待皇帝随时召唤。王叔文只是因为会下棋，陪着太子在东宫玩，太子就非常信任他。太子一继位就封他做大官，并让他主持改革大计，当时士大夫把王叔文视为小人，不仅仅是反对革新的，即使拥护革新的人有的也以与王叔文为伍而感到羞耻。这是当时的舆论。所以史书记载后来“永贞革新”失败，王叔文被杀，死前他慷慨地朗诵了杜甫咏诸葛亮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唐书》上记下王叔文遇难前的这个细节并不是歌颂他，而是嘲笑他，认为这是很滑稽的事。你这种佞幸小人居然敢以诸葛亮自比！而且用的是杜甫的诗。宋代官吏的来源已经十分制度化了，对于高俅这种得官不正的作为，自然会受到舆论的谴责，被人们蔑视，甚至连游民也看不起。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的态度问题。
《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人们对于他没有接触过，但又十分向往的事物往往是口头上贬低，又心怀嫉恨的。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唐摭言》载，白居易科举及第后有诗云：“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可知是科才取十七人。唐代还是用推荐与考试相结合的办法，这种类似文革中上大学的考试方式，使得平民子弟很难问津。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
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三年一科，一科有在千人以上者；唐代是一年一科，一科平均二三十人），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他们在游民的造反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他们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任何时期的社会动乱里，他们都是中坚人物，使游民的反抗成为一种团体力量，成为一种有目标的力量。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6.《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这个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的知识，使得一些走投无路的人、羡慕江湖生活的人投入江湖，从而大大丰富了江湖的内涵，也使江湖的队伍更为壮大。《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书中倡导了历史上从来没有正式著录的思想意识——就是造反有理的游民意识。《水浒传》宣传了一种游民“造反有理”的思想。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正面歌颂的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这种犯上作乱，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这些思想都是被当时社会制度的维护者称之为是“教人为善”的。
文革当中的“评法批儒”的运动里，把庄子的《盗跖篇》说成批孔，歌颂奴隶造反的，这是歪曲。其实《盗跖篇》并没有否认盗跖也是强盗，不过他批评的是儒家称孔子为圣人，说他也和强盗一样。这并不是认为强盗好，而是说圣人像强盗一样坏。汉朝乐府中有一首诗叫做《东门行》的诗。诗中写了一个男子汉没吃没喝，一怒要仗剑出去劫盗，以养活妻儿。他妻子拉住他不放，坚决反对他去干非法的勾当，劝他要考虑家庭。但丈夫一看家境的贫困，还是拔剑而去。但是这首诗也不是正面歌颂为盗，只是说明由于社会的不公正而出现了这种现象。像《水浒传》正面歌颂的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水浒传》首先提出这种游民思想来的。为后世的农民起义和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系列对抗政府的暴力反叛运动找到了根据和心理支撑点。他们可以头头是道地说这是逼上梁山，或者我是替天行道等等。总之过去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没有什么了，成为许多不得意的人们不妨一试的事情。从此，“梁山泊”成为造反者拜膜的圣地；“宋大哥”也就成为江湖领袖的一种代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