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的自生、自然的发展时期，文化、思想也在起着推动作用。贡献最大的有“五大贤”，培根、牛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他们不断地批判神权、君权，强调人的权利。洛克写作了《政府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君权神授”，批判“神权、父权、君权”的虚妄；下篇则自然而然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陈先生赞叹说：“说得何等透彻、全面而又精练。它其实就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而且成为尔后西方政治文明所不能绕过的根本点。”包括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现在联合国一切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皆出于此。其实，人类社会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说复杂也复杂，都是一些聪明人把它弄复杂了，好浑水摸鱼。
英国的思想启蒙走的是渐进的道路，如果从十三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算起，到十八世纪完成则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这期间或有小的倒退或停顿，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前进。最后达到“虚君”立宪的目的，在国体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体是在不断地进步。而政体（政府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才是人民参政程度和享受权利的真正指标。因为君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国体变不变与民众关系不大。那些立宪制的君主政体，国王只是告朔之饩羊，无非是比民选元首多点支出罢了。在社会或国家发生危机时它还能起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对待社会进步问题上，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比较聪明的。
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之时，他们懂得用妥协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是锱铢必较，甚至搞成王败寇；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的说来都比较克制，懂得要想维护长远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某些眼前的追求；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世世代代都不离开英伦三岛，统治者比较早地允许（后来发展成为支持——遂成为殖民主义）国民离开家园、离开英伦三岛寻求新的幸福。因此他们完成从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中，没有流太多的血，没有大规模地破坏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世界其他民族（比如法国）比较起来真是幸运。有人说英国革命不彻底，举例就是保留了皇室。然而什么叫彻底呢？“皇室”存在不就是个形式吗？彻底不彻底关键要看“人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我们把英国与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相比较，难道英国的人权比法国弱吗？
陈先生特别指出：“英国的特殊贡献被它的‘先到一步’的政治文明给盖住了。”（《启蒙在苏格兰》《万象》2008年7月）欧洲十八世纪所遇到的许多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冲突、民族自决等），它早已先期解决了。法德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其实都受到“先走一步”英国的影响。在《跟伏尔泰去英国》（《万象》2007年3月）中陈先生批评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儒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如何如何的影响”。后来又在《闲说“伏尔泰与中国”》（2007年9月）再次辨析这个问题，指出伏尔泰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二手货，对中国的理解很肤浅，给伏尔泰影响最大是英国。
在当法国专制统治还特别严酷、宗教冲突和迫害还很激烈的时期，他曾外出游历，在英格兰居住三年，所见所闻，与法国大不相同，使他惊喜，他把这些写入《哲学通信》之中。伏尔泰在议会里看到英国议员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有了强势议员的监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能制约君王权力的国家。伏尔泰断言：“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跟伏尔泰去英国》）给伏尔泰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知识界辉煌的成就。他崇拜其中的杰出分子，如培根、洛克、牛顿等。伏尔泰赞颂他们带给人类知识和才能，他们是用真理说服人的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人的人。英国也给了这些人极高的荣誉。西敏寺大教堂中的纪念碑大多不是为政治人物和权贵设立的，而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从这组通信中可以看到伏尔泰内心深处所服膺的东西。
“启蒙”这组文章写在陈老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为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写下的思想遗嘱。就在去世前3个月发表的《敬畏思想家》中说：“我马上就八十岁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老先生一生勤于思考，手不释卷，可是故园近世饶风雨，谁也不能完全超脱这个大环境，谁敢说自己没有“无效劳动”？恐怕干“反效劳动”也不少。幸而近三十年来知识界中还有一些经过深入反思，从而摆脱外力干扰的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中辛勤开垦。乐民先生是其中因不张扬、被人知道不多的一位，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特楬橥于此，以为对先贤的感恩和纪念。
落红不是无情物
——读陈乐民先生最后两本书
陈乐民先生去世快两年了。陈先生去世后，家属为他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是《一脉文心——书画中的陈乐民》；一是《给没有收信人的信》。这两本集子虽然多是作者生前零碎文字的辑存，但却鲜明表现出同时存在于陈先生身上两种不同的文化倾向：前一个集子的文字（包括其中的书画）反映了作者所浸润传统文化色彩的浓重；后一个集子的文字多表现对欧美文化的思考和感悟。如果说前者多感性，多是审美的话，后者则多理性，多是哲学的、社会学的。两者并行而不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