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国度则成为僭主的国度。第四代年轻人为僭主铺平了道路。他们习惯于灿烂辉煌的花冠游行，当一个傲慢、放纵、无耻的人走在最前面，他们会赞不绝口称其为自由、慷慨和勇敢。这一代人快乐自由，沉醉于美酒和女人，而过多的自由最终会破坏民主基础。他们已经不能接受任何约束，任何服从当局的人都被说为甘心为奴，受到辱骂。最终老师怕学生，父子平起平坐，到了极端时刻，反抗和冲突一定会爆发。在谣言与矛盾中，昔日的寡头和今日的民主派会铿锵对峙，而民众在斗争中总要有人带头，僭主就是从这“保护”中走上神坛。
僭主带领反抗，获得成功，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独裁者，在反抗奴役中奴役了所有人。早年的满脸堆笑为他换来信任，等到国内的政敌全被消灭，他就变了面孔，清除一切不服从的人，将从前帮助他取得权力的人，不管是敌是友，全部清洗，并要求众人歌唱“僭主有如神明。”
从此，国家就衰落了。
所有这一切，都在《理想国》中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铭刻下来。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只是更全面、系统地辨析。柏拉图用寓言书写一切。这是2500年前之人对一个国家的假想推演，然而却如命中注定。掩上书卷，会觉得时间并不是距离，越远的东西离我们越近。
哲学：阿格拉今天只有荒烟蔓草，但过去曾经喧嚣无敌。这里聚满商人、哲人、法律专家。他们熙熙攘攘地穿梭，社交娱乐、观看体育游戏、交换新闻。哲学家在柱廊下携手散步，演说家在柱廊下发表演说——斯多葛学派的名称就来自柱廊“Stoa”，亚里士多德学派因为散步被称作逍遥学派。很难想象这荒僻而空无一物的空场，曾经有那样火花四溢的散步。这里也会执行政务、审判并决定放逐。雅典公民将陶片投入罐子，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否永远被处死或放逐。
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处死。这可能是柏拉图怀疑民主制度的直接理由。苏格拉底的死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死亡之一。他平静，甚至是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死，在囚房里拒绝出逃，最后喝下毒药，安然死去。
尼采所界定的太阳神文化正是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希腊哲学。尼采反对哲学的理由在于它不能忘我地体验生命，但这并不意味着哲学不够深邃。只是两种理解的方式不同：哲学要静观，悲剧要体验。
苏格拉底强调要走到世界外面，看到永恒的理念。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完全继承老师的主张，并且将其发展得更为宏大系统，深广磅礴。他的著作均由对话写成，除了最后一部《法篇》，其余的主角均是苏格拉底。这是借由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他自己的哲学。他说身边的事物是现象世界，生成这些事物的本质是理念世界，他说一般人浮动的是观点意见，哲学家才会看到意见背后的理念。理念是真实。哲学家就是去看那理念的人，因而总是站在世界之外的人。
有人说柏拉图是斯巴达主义者，有人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原因就在于他描绘了一个分工运转如机器的理想国，仿佛蕴含了极权的苗头。然而他们没有注意柏拉图自己悲观的预言：“既然一切有产生的事物必有灭亡，这种社会组织结构当然也是不能永久的，也是一定要解体的。”他从来没有认同强制教育。当他谈到人们赞赏的斯巴达荣誉社会，他说他们“受的不是说服教育而是强制教育，所以他们秘密地寻欢作乐，避开法律监督”。
柏拉图所有的表述都不是一个改革家和政治家的理想，而是站在世界之外的静默旁观。与其说他写了一个政治上的理想国，倒不如说他写了一个几何意义上的理想国。几何是宇宙最安然而单纯的真理，它静静地存在于宇宙深处，是一切事物本真的状态。几何世界最纯粹，因而能指出真正的原理，不受纷杂现实干扰。如果柏拉图只是为了宣传政治理想，他就不会花极大的力气讲述国度的层层衰落。他实际讲的是政治的逻辑。就像画出一个圆，经过分割和投影，可以重新拼成一个长方形，它们之间有着周长的对应。这是公理。与其说这是政治理想，不如说是几何理想。他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哲人。
世界上最悲伤的事情也许莫过于看到了危险，却不能避免。柏拉图的眼睛就像忧郁穿透命运的灯塔，他的逻辑知识并不能阻止混乱的发生。雅典按其描述，一直沉沦于平民暴动，僭主脱颖而出，国度衰落下去。
公元前404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结束。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投票处死。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成立了流传千古的柏拉图学园。公元前323年，雅典被马其顿占领，此后整整2500年未曾重树辉煌。在今天的阿格拉园子，我们能看得到罗马雕塑、拜占庭教堂、土耳其寺庙，尽管都已损毁，但仍能窥见当初刚占领时分的飞扬跋扈。树立与倒塌之间，雅典两千年换了一个又一个主人，曾经的强盛不复存在，只有智慧的余音在黑夜的卫城上空飞旋，歌唱着悲伤的往昔。
站在卫城山上，对着雅典的苍山与大海遥望，两千年前的画面似乎又在眼前重演。世界一次次重蹈覆辙，一个政权崛起，另一个政权不能容纳，骄傲与狭隘针锋相对，就像斯巴达与雅典两败俱伤。城邦中因为伪善而戳穿的谎言，因为私欲而破灭的理想，因为牟利而撕毁的联盟，成为烟花一样的画面，在日暮时分掠过苍茫的天空。
希腊哲学繁荣在雅典开始由盛转衰的时分，它是雅典之盛，也是雅典之衰。它是夕阳下最后一抹金光，是雅典奉献给世界的最后的余晖。
推荐阅读：《法篇》：古希腊，柏拉图（公元前4世纪）王晓朝译。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最为人所熟知，也是争议性最大的作品，它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但我们在这里并不介绍《理想国》，而是介绍柏拉图的另一部作品——晚年的《法篇》。
与《理想国》相比，《法篇》更成熟、更复杂，包容性更强。它同样讨论了城邦的制度、教育、法律，讨论了人性，讨论了国家，但与《理想国》不同的是，《法篇》虽有应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实然的成分，它借雅典人之口纵观了历史长河，为现实政治写出了现实政治家所无法看清的历史必然和政治核心，今天看起来仍然震撼人心。
“（波斯人的共同体）在不断退化。其原因在于普通民众的自由太少，君主的权力太大，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情感和公共精神终结。由于它们的消失，权柄们关心的不再是他们臣民的共同利益，而是他们自己的地位。只要认为对自己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会把国家的城市和民众投入烈火，使之荒无人烟，于是人们野蛮地相互仇视，深怀敌意。另一方面，当需要民众组成军队保护自己时，他们在民众中找不到忠诚者，也没有人愿意在战场上为他们冒险，在理论上他们的军队成千上万，但实际上人数再多也不起作用……他们的愚蠢被迫表现出来，因为他们的习惯行为表明，整个社会对名声和荣誉的尊重与金银财宝相比只是一个玩具。
“一个党派监视着其他党派因妒忌而策划的叛乱，因为叛乱者认为取得职位的那些人过去作恶多端。这样的社会，我们当然不会把它视为法治国家，就好像法律若不是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利益，就不是真正的法律一样。我们说，为一个党派做事的人是党派分子，而不是公民，他们所谓的公民权利是空洞的陈词滥调。我们这样说的理由是，你我都不愿把你们社会中的职位授予那些只为自己财富打算，或只为自己占有某些利益的人，比如力量、地位或家庭。”
《政治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世纪）吴寿彭译。
亚里士多德总是包罗万象的，他开创了教科书式的写作风格，按逻辑分类，确保无遗漏，再分门别类地讨论每个门类的特点和区别。
对于政体，亚里士多德跟随柏拉图的区分方法，正式定义出五种政体类型，列举了数十个城邦的实例，分析优点和缺点。整个过程读下来，确实有一种深入的细致无余。亚里士多德热爱中道，他的写作永远不像柏拉图那样诗意，但他永远会是入门必读的教材典范。
“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邦的无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财巨万，另一些人则贫无立锥，结果就会各趋极端，不是成为绝对的平民政体，就是成为单纯的寡头政体；更进一步，由最鲁莽的平民政治或最强项的寡头政治，竟致一变而成为僭政。僭政常常出于两种极端政体，至于中产阶级所执掌而行于中道或近乎中道的政权就很少发生这样的演变。”
《古代城邦》：法，库朗热（1830—1889）谭立铸译。
这是一本探讨历史起源的书，作者写作的时候，只是一名中学教师，但它的影响远远不局限于中学。
它所叙述的时代是我们所关心的雅典黄金时期以前的时代，它要解释的也正是这黄金时代的由来。希腊城邦的公民权利与民主并不是凭空而来，它也是由家庭、部落和宗教团体发展过来，与这些团体并不冲突。宗教并不是妨碍公民政治的阻力，相反，它还是助力。
这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作者有着教师特有的亲切。他纯粹因为兴趣，自己寻找文献，作了细致的研究。书一出版就成为经典，直至今日。
“在古人之间建立社会关系殊非易事。欲赋予他们某种共同情感，以公共理性取代个人动机，那必得有某种比自然力量更强大的力量，某种比私利更值得尊重的利益，某种比哲学理论更确定的认识，某种比契约更牢固的共识，这种东西须是在人心中根深蒂固的。
“那就是信仰。
“君王并非就是善的，僭主并非就是恶的。它们之间的分别在于宗教。古代的王者行祭司职务，权力与圣火相连。而后世的僭主只是政治首领，他们的权力来自武力或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