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战乱
我出生在一个比较特别的家庭，我母亲出身自书香门第，家境富裕。她认识我父亲时，还是一位稚嫩的女学生，而我父亲是一位性格热烈、四处漂泊的军人。我的外祖父不同意这桩婚事，于是，我的母亲就与父亲私奔异乡。
这对小夫妻在异乡结婚、生子，可是双双在一起踏实过日子的时间并不长。1937，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了，将这片土地与炮火、动荡、死亡联系在了一起。这场战争要到8年后才结束，但紧接着，已经满目疮痍的中国又开始了内战。在十余年中，战争是这个沧桑国度的关键词。
我的母亲与父亲，注定了只是大时代中的小人物，只能跟随时代命运漂泊。我的父亲是空军，跟随空军到了很多地方。
当战争进行到第三年的时候，我的母亲在广西桂林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那个哇哇啼哭的婴儿就是我。
从出生之日开始，我就在一个战乱的环境中成长。我的家庭和当时其他中国家庭一样，在战争中缺衣少食、颠沛流离。我出生在桂林的七星岩，又在贵州的独山、成都和南京居住过，最后到了台湾定居。这些都在我童年时期发生，可以说，我是在一次次搬家和逃难中长大的。
我还记得，逃难时我们坐过火车、坐过船，也曾一家大小挤在小小的摆渡扁舟上。搬家如此频繁，以至于我进入学龄后的两年里，光是小学大概就念了10个。正是因为如此，我很早就学会接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及随时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尽管当时年幼的我并不知晓，回头来看，这些经历对我未来漫长的生命已经埋下影响的种子。
但我的童年却少有悲伤的记忆，可能是因为年幼的孩子记忆不深，而且我们的家庭相对稳定，父母都尽力保护我们。
1945年，我已经5岁时，抗战胜利，生活好像安稳了一些。那时，我们全家住在贵州，家里已有4个兄弟。父亲在空军基地当电台台长，我们的生活衣食不缺。好客的父母开始常常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一起打麻将、聊天、喝酒。父母对我们是完全放任。这样一来，我从小就非常独立。我家的孩子可以在外面很晚回来，调皮捣蛋或是骑脚踏车摔得头破血流，父母都不会责备我们，他们从不限制我们的行为，也从没要求我们做功课、复习。
一个人的天性在幼年时往往就会显露出来。当年的贵州全是原始林区，放眼满山遍野、罕有人烟，我童年最爱的是整天在田野、山坡、池塘奔跑，我常觉得自己好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生活充满风险。我在荒郊野外被一只鹅咬过，将自己烧伤过，甚至遭遇过撞车，但每次都幸运脱险。成长过程中的这些奇妙际遇，让我慢慢养成喜欢冒险、凡事大胆尝试的个性。
到我现在已经70多岁再回头看，我在漫长人生中显露出的轻松、恣意、无拘无束的个性，就与这几年的田野生活有关。我相信与大自然接触对一个人一生有重大的影响。我常常觉得，自己很多的创意与办法都是来自于那段与大自然亲近的时光。我也相信，我成年后总是渴望并且不断尝试冲脱束缚，也未尝不与我能从小就感受一种畅快奔跑的自由状态有关。
在战乱的年代，大时代的儿女所经历的历程，也许现在的人再也无法想象。我在南京念小学时，有一天，在文具行看到一盒水彩，售价是一块金圆券。几天后，等我拿着钱再回文具行看，这盒水彩已经变成3块钱。我才6岁，就理解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与可怕。
到了我8岁时，我们全家有一段时间暂住在上海我的姨妈家。我的母亲出生富贵，我的姨妈当然非常有钱。她们住在巨大的别墅里，房间富丽堂皇，门前停着汽车，屋外是宽大的花园。但是，当我们从别墅出门去玩耍时，时常就会看见被遗弃在水沟边的婴儿，那是无力养活孩子的父母们所丢下的。我接触到了生命的脆弱，也体会到了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而这些经历也让我早熟、懂事很多。
接下来是再一次的搬家，搬到更远，1949年，100多万国民党军队及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以及难民的心态，渡海来到台湾，我的家庭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从上海出发，我们坐了三天三夜的船在台湾基隆港上岸。此后半个世纪，我们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到了台湾，我的另一段生活开始了。
考试失败
在台湾，我们住在政府为了安置军队而兴建的眷村，由于它的房屋极其简陋，是以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因此又被称为“竹篱笆”。台风、大雨能让房子东倒西歪、四处漏水。冬天则是寒风呼呼，睡觉时，我们家几兄弟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眷村里面，没什么隐私，大人互相串门子，小孩则是一天到晚腻在一起玩耍。这些穷困、潦倒、颠沛流离但不乏欢乐的生活经历，能够帮助我们很快适应环境，并且甘之如饴。这样的生活赋予了我们一种强大的生存能力，在我家几兄弟未来几十年的生活里，不知道遇到多少挫折，但即便跌到谷底，最后我们也能自己站起来。
我的父亲是位很严肃、很大男人主义的人，他从来不碰家务事，但他也非常正直、诚实。他喜欢打麻将，还教我们打，我们兄弟姐妹全都是他的牌搭子。
我母亲是属于那种很感性的女人，她经常鼓励小孩，给小孩写信。严厉的父亲，感性的母亲，给了我非常有趣也有点复杂的成长环境。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渐渐成长，直到小学毕业时，我遇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1952年，夏天，知了在树枝上鸣叫，我一路走去参加小学升初中的考试。进入考场，我很快写好答卷，第一个交卷。然后我又在知了声中走路到植物园，买了一碗关东煮吃。过了中午我再回来继续考下午的试题。我一点都不知道这次考试有多重要，父母也没陪我去考场。
结果当然名落孙山。我遇上台湾实行第一届初中联考制度，而我在落榜后才明白，问题严重到这场考试居然是一考定终生的考试。如果落榜，我只能成为一个什么学校都不要的“差孩子”。我这个12岁的小孩子那时候才感觉到害怕，于是便独自一个人摸着找路，到当时仍然偏远的台湾树林、文山等允许独立招生的学校去报考，希望有转机。但结果还是没有考取。
最后，我进了农校，一所没有人想念的学校。忽然间，我变成一个没有人要的小孩，在家里抬不起头来。亲戚朋友问我念什么学校，家人都不好意思讲。而当时那个12岁的孩子所不知道的是，自己的好日子已经结束，接下来我的性格和自信将因此完全改变。
进入初中后，有些老师的体罚、责骂伤到了我的自尊，所以我非常不喜欢读书。
因为在很差的中学没有升学压力，我看很多小说，写文章投稿，参加演讲比赛，还天天打球。最重要的是，我还有很多时间到教堂去听道理、看人家做弥撒，从而成为有宗教信仰的人。这些对我而言，都是很宝贵的经历，这一点我到40岁以后看得更加清楚。但在当时，这些事情不能改变我在社会中的命运走向—或者说，它们在很久以后才能支撑起我的生活。
接着是更为糟糕的状况，我初中毕业了，根本不可能考取高中，只好念农校高中。好不容易念完高一，我的数学挂科，然后留级。父亲听说这个消息后暴怒，觉得这是奇耻大辱。
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我转考军校。当时的军人社会地位很低，待遇也很差，好像看不到未来。
我后来看到研究眷村文化的文章说，眷村子弟在台湾以“外省人”的心态在那一片小天地封闭地生活着，到了20世纪70年代，他们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人在父母望子成龙的教育下，考上了大学；一部分人成绩不好，选择了军旅生涯；还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
而我的变化，事后看起来基本上没有脱离这样的轨迹。这也许就是所谓环境或命运的安排吧。而要到我长得更大一些，才有了可能挣脱命运的力量。
我17岁的那一年夏天，某一个清晨，天色一片漆黑，我和父亲坐上三轮车，从眷村赶往火车站，准备坐第一班前往屏东的慢车，到屏东东港的空军预备学校报到。
不到6点，火车站已挤满了人，这时一下子进来了20多个人，全都是光头，看起来有些凶恶，我问父亲：“这些是什么人？”父亲回答：“他们是犯人。”我这才发现他们全都戴着手铐、脚链。父亲继续淡淡地说：“以后你还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前方没有鲜花与憧憬，这样的画面，交织着对未来的恐惧和离家的复杂情绪，成为17岁的我对于离家的印象。
进入军校后，我又遇到了问题。我的成绩很差，大概排在全班倒数10名之内，对数学、微积分、物理更是一窍不通，而这些却是我学习的专业—电子方面的基础科目。
勉强度日如年地混毕了业，1959年年底，19岁的我从空军通讯电子学校毕业，被分派到桃园空军基地雷达站，别的同龄人也许刚刚迈入大学的门槛，享受自己的花季，而我则要开始工作了。
报到那一天，寒风瑟瑟。空军机场离海边不远，走进那黄沙滚滚的地方，我意识到自己必须长大了，从此要开始闯荡人生，孤单又恐惧。
在军队中的头5年，我一开始就是让长官头大的“天兵”，而且我对电子机械实在没兴趣。老兵教我，我学得慢又容易忘，搞得我紧张兮兮的，老兵也很无奈。我做着修雷达、修机器的工作，感觉好像是在熬日子。我好像一条沉船，待在泥沙淤积的河底，无法开口呼吸。我所有年轻的精力、希望都无处寄托。
“神父，我的发音对吗？”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空的时候，我就去教堂，向神父学习英语。学习语言这个爱好，让我找到一点生活的乐趣。我向神父学，跟基地附近驻扎的美军锻炼口语。只要是花在学习语言上的时间，再多我也不觉得累。
有时候我在想，人的兴趣真能救他脱离苦海。
我小学时，功课不好，但作文却不错，老师很喜欢我的作文，常在全班同学面前称赞我。后来，虽然我考初中时考得乱七八糟，勉强念农校也念得很差，人生似乎一无是处，但唯一觉得自己还有那么一点可取之处的，就是作文和演讲。我每年都参加演讲比赛，所有的冠军都被我拿走了。
现在，这个安慰转到了学习语言上。
我的两个兴趣，后来真的成为了支撑我人生的力量。
发生改变
1964年年初，我24岁，已经修了5年的雷达和机器。这一年，我参加了公费留学的考试，因为英文好，竟然考取了，可以以空军中尉军官身份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空军通信电子学校受训。40多年前，能出国留学是光宗耀祖的大事。接下来我的人生将发生难以置信的变化。
几十年后，我看见阿里巴巴的创始人兼总裁马云告诉大家，他从小功课很不好，数学只考1分，但是英语特别好；他在英语上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与时间，后来正是凭借英文的优势做起了对外贸易，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当然，我不是提倡大家都可以数学成绩不好，而是想说，在很多成功的人身上，你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宝贵的事实：兴趣才是最重要的发展力量。
那一年，出国时，大家在台湾松山军用机场为我送行，我穿着笔挺的空军制服，父母、同事和亲友十几个人来送机。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当初担心你一辈子无所事事混日子。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听到这段话，眼眶都红了。我登上了飞机，告别台湾和上一段人生。
在美国校园里，受训的同学是世界各国的科技军官，我非常高兴能与他们相处，但我仍然不喜欢电子通信。后来的情况说明，一个人会往哪个方向发展，真是挡也挡不住。
有一天，一起在美国受训的台湾同事对我说：“我们一起去参加狮子会的活动吧，”他补充道，“有免费大餐哦。”为了这顿免费大餐，我欣然前往。谁知到了餐厅，才知道参与者必须上台讲些话，全程用英文表达。
当时，我措手不及，硬着头皮上台去，大胆发表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英文演讲。我从会议现场的万国旗，讲到台湾人的奋斗……没有想到，我说完时，大家回报我热烈的掌声。事后，邀请单位写信到台湾，赞扬我表现优异，空军总部把信交给台湾的一家报纸发表，那是我第一次被媒体报道，真是兴奋得不得了。
不久，又有第二次机会，当地扶轮社邀请我去演讲，介绍台湾和中华文化。那天，我穿着笔挺的军服，作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显然很喜欢我的表达，演讲结束，来宾全体起立鼓掌，热情的掌声持续很久，我感觉好像一场梦，站在云端般轻飘飘、乐陶陶。
这两次演讲成功，让我增长了自信心。不过，除了我内心的喜悦，事情看似没有明显变化。在美国一年后，我回到台湾，被分配到屏东基地的电子厂工作，回到以前的生活环境，回到10多个人合住一大间的铁皮屋，回到让我完全没有兴趣的修理雷达的工作。
我的婚姻
回到台湾后，我的生活圈开阔了一些。1966年，我参加了一次在辅仁大学举办的大专同学夏令营活动。在这个夏令营上，我见到台湾大学药学系大四的学生李百龄，一个美丽的女生。我看见这个女生后，就很想接近她、去了解她。
我也在李百龄心中留下了印象，在那次活动中，各组都要表演节目，很多年后李百龄回忆说：“黑幼龙当时是他们所在组的策划和灵魂人物，他的表演有趣又精彩，那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人怎么那么了不起，会做这么多我不会做的事情。’”
后来，我们相爱了。
我那时候只是一个前途未卜的小中尉，一个月薪水只有300块，而且只有军校的学历，无论积蓄、资产、社会地位都很寒酸。而李百龄却是台湾最好大学的高才生，各方面都很优秀。所以，起初她父母不太赞成我们的交往。可是我始终抱着希望。半年后，李百龄成为了我的太太。在那个年代，这种门户悬殊的婚姻能成功，是很不容易的。这是我人生的幸运。
新婚的日子很甜蜜。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我们结婚第一年就生下第一个小孩，第二年有了第二个。此后，我们深深感到贫穷带来的困顿。
孩子都是我和百龄一手带大的。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每天一大早把小孩送到托儿所，然后去上班，百龄当时在卫生署工作。回来的路上我会带些菜回家，到家后我们中的一个人做饭，另一个就开始洗尿布。晚上小孩都睡了，我们就开始晾尿布、叠尿布，遇到下雨天还要用电热箱烤尿布，常常弄到深夜。
有一天，孩子们生病了，额头滚烫，我和百龄赶紧抱上他们去诊所看病。当时，天空下着小雨，我们一路走到诊所，途经一个典当点，把我们的首饰戒指、金锁片都卖了，才能准备好足够的诊费。
由于经济状况如此之差，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跟房东分租一个房间，4个人睡在一张大床上，角落摆一张书桌，我晚上便可以加班翻译赚稿费。我们跟房东共享浴室，因为要洗太多尿布，房东常常抱怨，而我们则忍气吞声。
但即便是这样困难的生活，我们也没有感到过特别沮丧或者气馁。记得那时候，深夜我们洗完尿布，那时孩子们都睡了，然后就是我俩促膝交谈的时光。我们天南海北地聊天，真是苦中作乐。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能安之如饴地把日子过下去。
那时候，我哪里知道，这样的日子，其实就是我们对孩子们“慢养”故事的开始，在二三十年后，我们才知道命运为何如此安排。
除了工作与照顾家庭，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翻译英文书籍，艰苦而热烈地投入其中。
在我结婚3年后，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年，我考取了军中的联络官，负责口译跟笔译工作，我很幸运地被指定负责给外宾作简报。过去的苦闷日子终于结束。
40年前，英文能力强还是很稀罕的事，尤其是在高级官员间即席翻译，更是相当荣耀。因此，还不到30岁，我就升为少校，常常在重要会议中担任翻译工作，有时候，我的左手边坐着台湾的“空军总司令”，右手边坐着美军的四星上将。跟着高级长官出差，更是常有的事。我见过很多将军，也曾在蒋中正先生主持的军事会议中做过翻译。
过去我常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好像是一个逃避者，而从那时候开始，我逐渐地觉得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感觉很好。
1972年，台湾正处于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期，经济快速增长，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台湾会创造“台湾经济奇迹”。我在军中也感受到社会物质的增长，以及赚钱的压力。这一年，我也处于变化的开始，我在这一年结束了长达13年的稳定生活，从军中退伍。
那时我32岁，许多像我这样从军队退伍的人，多半到电子公司工作。不过，我则有更多的选择。由于在过去接触过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并且一直通过书信保持联络，退伍后，休斯公司邀请我加盟。“如果加盟，我的月薪会是3万元呢。”我告诉百龄她听了也很高兴，那时候，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大约是两三千元。
对于家庭经济情况改善的渴望将择业问题变得非常简单：我立刻加入了这家待遇优厚的外商企业。我是当时少数只有军校学历，而能进入外商公司的人。再过了一年，我的第四个孩子出生了。
我们一家人辛苦了这么多年，我总算有办法让生活条件改善了。工作第二年，我们甚至还有了当时台湾人少有的汽车。我在休斯飞机公司的台湾代理商那儿上班，一年后休斯公司成立台湾办事处，我顺理成章当上了第一任经理，每天踏地毯去设在大饭店里的办事处工作。
但是，这份工作并不能让我快乐。进入这家企业有点像是走回头路，回到我不感兴趣的电子技术领域，又要做业务，在享受高待遇的同时，我心里真像是被针刺一样难过。
我并不是时时刻刻有机会把握理想，有时候会为了待遇向现实低头。
那段工作期间，我也见识到外商公司的严苛与现实。为了抢业绩、争表现，部门间的竞争不择手段，彼此恶斗，人与人之间无法互相信任。
1976年，休斯公司提供出国工作的机会，让我们全家人能到美国生活两年。这是我第二次到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但这一次却并不那么称心如意。当我到了美国总公司工作时，我发现在外商公司工作的台湾工程师技术优秀、工作认真，但几乎在职业道路上都得不到提升，也没有归宿感。我失去了英文优势，在公司里显得可有可无。
这份工作我做得很痛苦，以至于好几次下定决心不干。不过，我放不下高薪的诱惑与现在好不容易得来的稳定生活，就这样挣扎了7年。
不知不觉，人到中年。
快乐的工作
1980年9月，天气还余有夏季的温暖，秋季的雨水已经开始在台湾岛内驻留。在这个普通的夏末，我遇到了我的朋友，光启社社长丁松筠神父。我与他曾经合译过一本书，彼此非常投缘。
“能邀请你来光启社担任副社长吗？”丁松筠神父问我。
“我想一想。”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光启社的工作情况之后，我这样回答丁松筠神父。
对于传播工作，我有很大的兴趣，但也有巨大的疑虑。我对光启社节目制作或业务招揽等作业都一无所知，这些新东西让我感到陌生、害怕。光启社的薪水不到我在外商公司的1/2。中年转入陌生行业，这在当时的社会是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40岁了，家里有4个孩子，我要不要转行呢？”我对此非常犹豫。接着我问自己：“如果我入行，到底有没有能力做好呢？”
对这两个问题，我思考了三个月，还是没有答案。
三个月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全家到公园散步，然后围在喷水池旁坐下，时有晚风吹过。
我请全家人发言，谈谈他们对我去光启社的想法。读幼儿园大班的小儿子也要说话—多年后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喷水池旁的家庭会议，他回答：“记忆深刻。”很奇怪，那次家庭会议的结果是，百龄与4个小孩全部赞成我加入光启社。
于是，我下定决心，来到了光启社，开始做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开始我从未经历过的生活。
1981年秋季的某一天，我和丁神父到台湾电视台拜访节目部经理李圣文先生。
偶然间，他提起曾经看过介绍武器科技的影片，觉得很好看。我在军中待了很多年，又在休斯飞机公司工作过，武器是我很熟悉的题目，我饶有兴致地和他聊起武器，并且告诉他：“我收藏了很多这方面的影片呢。”“如果影片资料够丰富，不如围绕武器介绍内容制作成节目？”李圣文先生提议说。
于是，我回到光启社就开始着手规划节目大纲、内容、主持人选，不久就推出了我们的节目《新武器大观》，由我和沈春华一起搭档主持。沈春华当时是辅仁大学四年级的学生，陪学姐来试镜偶然入选，这是她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后来，她留在电视行业，成为了台湾拿金钟奖最多的节目主持人。
作为一个从小数学成绩不好的孩子，我在节目中很少提及数字，不太谈论飞弹长度多长、重量多重、射程多远……而是更多提及人文的内涵。我也不会照本宣科念台词，倒是常常引述历史背景或对社会的影响，比如，战争对胜利者的惩罚比对战败者还要重，因为胜利者从此相信战争是解决之道，于是更加好武，带给人民许多灾难。
这个节目播出之后，非常受欢迎。台湾当时的电视节目大部分是连续剧与综艺节目，《新武器大观》这种类型的节目还是首创，很多知识分子都在收看。随着节目一炮而红，我也突然变成了大家都认识的公众人物。连我遇到当时的“新闻局长”宋楚瑜时，他也告诉我，他的儿子是我的铁杆观众。
节目持续做了两年，不断有人来请我演讲，特别是大学。
我后来还创意出了几个在全台湾反响非常好的节目。我有幸经历了光启社的全盛时期，光启社成为了台湾少见的节目制作中心。林福地导演跟我们合作的《旧情绵绵》、《星星知我心》等戏剧节目，在当时很轰动，另外还有儿童节目《妙博士》等也很受欢迎。那时候，很多明星到光启社的录影棚来制作节目，像张小燕、恬妞等人，也常常到光启社来做客。崔苔菁到光启社来最喜欢到处叫“丁神父、丁神父”，院长神父听到了直摇头。
当然，我在光启社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诸如有过一段不被人接受的时期，也有过业务被人嘲笑的经历，我们做《新武器大观》收入也不高。但回忆起来，这是我人生当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一路走来，经历了人生这么多的颠簸与曲折，直到此时，我才了解了“自我实现”的定义：一个人做的工作能够发挥自己的兴趣、专长与价值观。
后来，光启社换了一个社长，他的专业能力很强，但是管理模式采用中央集权，我这副社长几乎没事做。我不愿意浪费人生、白拿薪水，于是就离开了。
再入学校
1982年，我43岁，离开了光启社，暂时没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未来会从事何种职业。但是和以往任何一次面临这种情况一样—我的沮丧与失落，总会更快被某种兴致勃勃的劲头所代替。这种劲头，来自于我的血液，来自于童年的田野，来自于青少年时的作文课本，来自于我的家庭，来自我心中。
43岁也许是一些人退休的年龄，我的劲头却从我的体内蹿出来，跃跃欲试地给了我一个选择：出国读书。而我欣然接受。
我在40岁之后，开始能偶尔越过眼前的现实去看待自己的生命。我能感受到自己人生的轮廓，就像山峦一样有起有伏。我开始看到过去那些坎坷而杂乱无章的轨迹，在远观时呈现出一种节律，这是人生的起伏变化。逐渐地，我心里开始减少对生存的焦虑与紧迫感，转而感受到一种岁月与心智所带来的舒缓感受。
在这种舒缓中，我能看到当年那个在12岁暑假滑出人生正轨的小孩，他心中有一个遗憾—没能有真正的校园生活。他一直有个梦想，希望再回到校园，徜徉于绿色草地间，和师长讨论学问。
在经过了30年后的不惑之年里，我决定让那个小孩不再遗憾，我决定再一次回到课堂读书。
在丁神父的推荐下，我进入美国罗耀拉大学攻读传播教育硕士，成了班级里最老的学生，而且还带着4个小孩。
进入学校后，在年轻的同学们中，我的压力是明显的。但是，很快，校园的乐趣减轻了这种压力。
我贪婪地埋头学习。我跟教授、同学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我更确定自己的水平不仅不比他们差，甚至有些地方更好。
“你的成绩是多少？”一天，教育学考试结束后，我的美国同学问我。
“我是A，你呢？”我回答。
“我是B。”我的同学非常不好意思地说。
“这门考试全是论述题，要用英文写出这么多深刻的论点，你是外国人，却考得比我们还要好。”我的同学轻声地说。
我笑了笑。
我曾被“分数论”打败，以为自己是个处处不如人的孩子，即便成年后工作上有所作为，心里还是对学习成绩有很大的遗憾。但从那一刻开始，分数对我再也不重要了。所有过去因为读书不好而备受打击的自信，在那时候完全恢复了。
9月的一天，一个晴朗的午后，我像许多美国学生一样，悠闲地在草地上晒太阳、看书。远方走过来一个穿着比基尼的年轻女学生，紧接着，我发现她的对面，一位罩着黑袍、全身裹得密不透风的修女正与她相望而行。当她们相遇时，她们停下来，互相拥抱、聊天，再继续往各自的方向前进。
我深感惊讶：两个那么不同的人，能尊重对方的观念、行为。修女既没有认为这个学生太暴露、随便，学生也不觉得修女太陈腐、守旧。
开阔视野、抛却简单的是非观……这些都是我中年回到校园后超越成绩以外的收获。
1984年，我在美国念完传播学的硕士，回到台湾。
此时，我还未能与合适我的工作相遇。在此之前，我要经历两份工作，第一份是担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拓展国际业务；第二份是竞选台湾的“立法委员”，可惜落选。它们用去了我两年的时间。
在我真正找到我希望从事的职业之前，一切都像是铺垫，非常漫长，但我不得不同意那是恰到好处的铺垫。
初识卡内基训练
1985年，美国洛杉矶，寒冷的冬天过去了一半，而春日未至。时为下午，我与百龄待在室内，从窗户外透进零星的阳光，百龄坐在沙发上阅读报纸，我则在看书。
突然，她对我喊起来：“你看，这是你一直想做的。”一边说，她一边抖动着手里的报纸。
“是什么？我看看。”我说着，接过报纸。在这份《世界日报》里，有一篇文章叙述了底特律卡内基训练推动的情况。它介绍说，当地的三大汽车公司都采用卡内基训练作为训练经理人才的课程，而且由于它的人性化而显得非常有效。
看完后，我也觉得很激动，好像被魔棒敲到一样，顿时冒出火花。
这种看到报道就对一种工作“一见钟情”的情况，我猜测在别的家庭非常少见，但百龄却“天真”地提了出来。她好像还蛮了解自己的老伴。而我也立刻接受了。
几天后，我们已经从电话簿上找到洛杉矶卡内基训练的联系方式，并通过那里得到一位纽约总部叫做奥利弗·克罗姆（Oliver Crom）的联系人的电话号码。我打了过去。
“我是台湾来的，我们对你们的卡内基训练感兴趣，想把它引进到台湾。”电话接通以后，我对他说。
“这不行，我们不是加盟店，不卖执照。”他生硬地回答说。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我问道。
“我们对台湾那边好多做法都不认同。”他说道，口气冷淡得我仿佛能看见电话那头的他在摇头。
“哪些事情？”我问。
“你们常常侵犯着作权，对版权、商标都不太尊重。”他回答，然后很快挂断了电话。
这次对话让我觉得有些失意和沮丧。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几天后第二次给他打电话，内容还是关于上次的问题。
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与上次的冷淡相比，这让人惊讶。
我乘机问道：“我来拜会你好不好？”
“可以，欢迎你来，我们在纽约长岛。”那个热情的声音回答。
挂了电话，我和百龄订了最便宜的“红眼”航班机票，几天后，我们登上飞机，到达纽约长岛。长岛有很多海边别墅以及长岛葡萄酒，但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够产出希望。
卡内基训练机构总部并不起眼，它已经在此地至少矗立了50年，当年卡内基先生就在此讲课。但我无意欣赏这些，而是很快来到了奥利弗·克罗姆的办公室—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就是卡内基训练机构的总裁。
我们的会面大概20分钟，在这场简短的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们已经进行了背景调查，了解到台湾刚刚通过着作权法，所以，台湾设立加盟区变得可以被考虑—这正是他第二次在电话中对我热情的原因。同时，他也告诉我，对于我的要求，他们需要更多的考虑。
当时，我坐在会议室里，看着窗外纽约的天空飘着雪花，我想，我从那么远的地方，坐着红眼航班飞到陌生的纽约，就为了追逐一个毫不清晰的目标。我不知道以后我会做什么，前方的路就如同被雪覆盖的长岛街头一样白茫茫。此情此景，到现在我还记得。
冬季很快过去，第二个冬季也很快到来了。时间来到1987年年初，我当时在宏碁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我继续与美国卡内基训练机构联络，但仍然没有任何具体的答复。记得当时我的挫折感相当明显。
直到那一年，在一个普通的上午，我的电话响了。我接起电话，对方是卡内基训练机构的工作人员，他在越洋电话的那头对我说：“我们征信工作完成了，你在台湾很有知名度，是一个备受尊敬的人。现在，请你和我们委托的律师联络，办理卡内基训练在台湾的商标申请、登记注册。”
两年多的攀爬突然之间有了效果。我目瞪口呆，几乎忘记了欣喜。
再识卡内基训练
接下来的事情并非那么顺利。相反，我陷入了新的天人交战中。新的职业明显是份冒险，首先，卡内基训练刚刚公布了新的规定，经营者必须投入全部时间，不能兼职；其次，卡内基训练要求加盟者赴美受训一年，所有费用自行承担。
1986年，我46岁，是一家大企业的副总经理，这家企业前程无量；是一个有着4个孩子的家长，他们需要安稳的成长环境；是一个拥有稳定与美满家庭生活的中年男人，而且我很享受这样的家庭生活。事情非常明显：这不是一般人创业的年龄，而是享受几十年奋斗果实的阶段。
一边是梦寐以求的机会，另一边则是稳定无忧的生活，中间是我的无数设问：我真的要完全打乱这一切，带着全家人一起冒险，从头开始吗？如果创业失败，年近半百的人还能做什么？
是的，社会有一种被称为“主流”的看法，它告诉我们，要上好大学，要买房、结婚，获得金钱、地位、成功……
我也曾经非常在意这些标准，但是，现在我已经47岁了，我至少可以放弃外部的标准进行判断。我从一个被放弃、失去自尊的学生，到军中过13年的苦日子，再到半途改行去光启社奋斗，每一个辛酸的脚步，不都是为了做自己所爱的事情吗？
每次作重大决策的时候，奇怪的是，那个童年在贵州山区整天奔跑玩耍的小孩子就会出现在我身边，他推动我去欣赏那些生命中值得欣赏的东西：奔跑、大自然或者心中的愿望。最为重大的决策，往往并非凭借理性的判断，而是依靠信念以及直觉，而这两者恰恰都是我不缺乏的。最后，我决定辞职去做卡内基训练，投身梦想之中。
事后来看，无论是儿时的写作、在海外演讲、于军中当联络官，还是进入光启社，每一次将自己放置于人文与创意交界的地方，我总是能让生活发生惊人的改变。我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创意出各种切实有效的方法，而且还需要将其与人文的关怀结合在一起，从而产生一种友好“界面”，来帮助自己，也帮助他人。这些情况，当时的我并不知晓，但它再一次发生了。这是一次巨大的爆发，好似我过去生命中所有坎坷与快乐的汇总。
决定已下，我接下来面对两个显而易见的现实难题：第一，当时台湾的经济环境相对封闭，实施外汇管制，如果未来的公司要将权利金汇到美国，除非得到台湾投资审议会批准，成为合法的技术合作案，否则无法进行，但是当局比较希望能引进高科技产业，教育训练机构被核准无先例可循；第二，台湾人会花令他们感到惊讶的两万元高价来接受这种训练吗？
对于第一个，也是最难的问题，我找到了台湾投资审议会的名单，决定与每个人沟通。“经济部次长”、“外汇局副局长”、“经建会副处长”……这些人中，有一部分人立即认同，也有的反应冷淡。我抱着不管机会多渺茫，我能做的尽量去做的想法，勉力而行。
1987年4月，初春时，台北道路两旁的泡桐树开花了，紫色、白色，在路旁蔓延开。这个月的一天，我也拿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投审会核准了我们的要求。
1987年，在繁花盛开的春天，我辞去宏碁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收拾行李，带着全家迁往美国圣地亚哥，接受卡内基训练一年的训练。
最初我参加的训练是卡内基基础训练课程，在课堂上，我和其他同学—他们普遍比我岁数小很多—一次次地用卡内基的方式练习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原则，比如“常常微笑”、“不要批评”，直到它们成为自己的习惯。
当基础训练快结束时，我接到通知到纽约总公司去见习。在这里，等着我的有一个写着我名字“John Hei”的接机牌和机场外一辆加长型礼车，车里面挂着像圣诞树一样一闪一闪的小灯，以及卡内基夫人为我们准备的晚宴。
接着，我开始担任助教，直到获得了卡内基训练的讲师资格。我庆幸我在近50岁还有足够充沛的学习能力与精力，让我有能力开始全新的事情。
1987年10月，我的训练完成，取得了讲师资格，通过长达一年的一步步的努力，我获得了全部的创业资格。然后，我从美国启程，飞回台湾。
我记得刚抵达台湾时，我并没有创业的万般兴奋，反而有一种不知从何开始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巴士站下了车以后，车站的人都走光了，孤单单一个人在站牌下想着，到底该换哪一班车、要到哪里去。
47岁创业
百龄先我一个月从美国回了台湾，她做了件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租了办公场地。我向自己的弟弟、妹妹借了300万元用作创业资金。
于是，我的台湾创业之路从装修开始。我们有一个月时间，睡在正在装修的房间地板上。一个吹气床垫、几张最便宜的桌椅，就是我们全部家具，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窘境。
我和百龄讨论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授课教材，用中文还是英文的？”百龄问我。
“我想过了，英文的，因为外商公司的预算比较多，有能力购买这个训练课程，而且，训练内容那么多，翻译成中文可是浩大的工程呢。”我回答。
“好的，既然如此，我们一次多订购些教材，可以节省运费。”百龄建议。
于是，我们决定用英文教材，我一次向总部订购了很多。
1987年10月下旬，我们的教材已经到达台湾海关，再过几天报关手续结束，我们就可以拿到教材。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开班授课，我们对此很期待。
那一年的10月令很多台湾人难忘，因为琳恩台风来袭，伴随着大雨，台北地区出现严重水患。我们很担心教材的情况，这时候，报关行打来电话：“黑先生，对不起，松山被大水淹了，你们所有的教材，通通泡汤了。”
台风毁坏了教材，这简直是晴天霹雳。但是，我没有时间去沮丧，就像是本能反应一样，我马上着手另起炉灶。
再订购教材旷日费时，我开始把教材翻译成中文。那段时间，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做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前来拜访，也许会看见我正像个疯子一样，一边演练英文教学，将其中所涉及的动作和练习用中文读出来，并且调整为台湾惯用的例子，一边把教材修改为中文。我的大儿子也来帮我，有些教材内容是由我口述，他帮忙整理为中文的。
这套教材改好后，卡内基训练开始上课。没想到，中文授课让卡内基训练在台湾很快就被接受。这种训练包含着情绪、感受、自信的互动，而母语总是比第二语言更能打入人的内心深处。
1987年的夏天，台湾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当时的蒋经国“总统”发布命令，宣告台湾解除国民党赴台后实行了38年的戒严，开放组党。这次解严前后最大的差别是民主产生，报禁、党禁都被打开。
台湾在1982~1987年期间，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这期间，出口金额与出口增长率排“亚洲四小龙”之首，经济增长率排第二。到了1987年，这种增长已趋顶峰但同时呈现颓势，呈现了空前的“繁荣”。
总的来说，这时候的台湾，处于思想空前开放与一片经济繁荣之中。举目望去，到处是大兴土木的工地、大量已经创造财富的中产阶级、初试游行结社的人群。这时候最容易孕育像“美国梦”一样的“台湾梦”，以及渴求寻找自我、求得突破的人。
正因为如此，在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开幕酒会之后，一些媒体对卡内基训练产生了兴趣，全台湾对卡内基训练展开了广泛的报道，卡内基训练立刻广受注目，一夕之间家喻户晓。
我在光启社期间累积出来的知名度，绝对有正面的帮助。有了知名度，大众比较能信服。其实台湾有很多类似的企管训练，但是，社会大众对卡内基训练的印象不一样，我想，我的知名度是很大的影响因素。
在开办卡内基训练之初，我们原本担心报名费太贵，没有人来上，可其实报名爆满。
报名那一天，在卡内基训练的教室外，我对面前黑压压的人群说：“各位，第一班已经额满，还没报名的必须上第二班。”话一说完，好几个人赶快冲出去：“第二班有没有我的名字？”叫喊声此起彼落。有人要等上半年才可以报上名。
我记得初期的卡内基训练学员里有许多优秀人才，例如辅大生物系主任陈擎霞、辅大法学院院长戴台馨博士、台大电机系教授张凡人博士，还有写了好几本市场营销广告方面的专家陈伟航、广告奇才叶两传……
节目主持人陈凯伦在他从低潮往上爬的阶段参加了卡内基训练。训练之后，一次他在主持一个晚会节目时，歌手文章对他说：“陈凯伦，你好像变了，变得很有自信。”陈凯伦就当着大家的面说：“这是卡内基训练带来的改变。”
并非所有的学员都是为了获得向上爬的力量才来卡内基训练。营销专家陈伟航在别人眼中已经是位成功人士，他和他的太太来参加了第二期的卡内基训练班。当时我是老师，我还记得他的太太毕业发表感言时说了一句话：“如果我现在再结婚，我还是会选择我现在的先生。”陈伟航坐在后面感动得掉泪，即刻上前热情地拥抱太太。他后来也在自己的《是的，我要成功》这本书中提到卡内基训练对他的影响。
这些反馈令我非常开心。开办卡内基训练后，我看到非常多热情的、想从各个方面改变自己生活，让自己更加成功，也更加幸福的学员。这本身对我就是一种鼓励。
我突然想起我在一年前作决定的那段难熬的时期，我意识到，当我们用心灵决定自己的行为，美好的人和事物就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在自己身边。幸亏我在47岁、多数人认为应该“世故”、“成熟”的年龄，听从了我心灵的召唤，选择了卡内基训练。
站稳脚跟
1987年，《台湾时报》的一位记者打电话给我，要来采访我，我同意了。于是，她专门从台南赶来对我进行了采访。采访结束后，她告诉我，自己因为听过卡内基训练推介会，对这个训练所传递的思想非常认同，所以，她刚刚进入《台湾时报》，就向领导争取了这次对我的采访机会，作为自己记者生涯的第一篇报道。
我们越聊越投机，最后我问眼前这位24岁的女记者道：“你愿意到卡内基训练机构工作吗？”
“我很愿意。”这位叫黄德芳的女孩子回答。她的眼神中闪出年轻人的认真与机灵。
于是，我们机构又多了一名员工，她是我们的第5位员工。
在创业的前几年，我们的员工基本都是像黄德芳这样，出于对卡内基训练的认可而加入团队的，这种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默契，无形中极大地增加了我们团队的战斗力。
“我要开始训练卡内基讲师，你可要准备学习了。”一天下课后，我回到办公室对黄德芳说。“是吗？”她显得很惊讶。
“我知道创始人卡内基先生一直是自己授课，坚持了25年，这以后才开始训练讲师。”她解释说。
黄德芳的疑惑只是我遇到的一种情况。当我给朋友和学生表达了要训练讲师的想法后，短短几天里，很多人劝过我：“现在的学生都是慕你的名而来，你不教可能会流失很多学生。”也有人说，讲师的要求太高，可能一时难以训练出来。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们是一个学习与分享的组织，我也信任年轻人们的学习能力。
站在办公室里，我简单地回答黄德芳：“是的，但我相信你们能成为好的讲师。”黄德芳那天异常高兴。
黄德芳大概在学习了一年后，正式成为了卡内基训练讲师。她甚至在一年半以后，就给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钢）的高层主管讲课了，这些主管对她的授课内容都很满意。
之后的一两年里，卡内基训练在台湾的发展之快出乎我的想象，而正是因为我训练了讲师，才能跟上这样的发展。
当时，我们的学生越来越多，除了外商公司、个人，逐渐还有很多台湾机构成为我们的客户。台湾自从有了“国家品质奖”以后，每个获赠“国家品质奖”的企业公司，都曾支持很多人来接受卡内基训练。比如得州仪器公司、中钢、摩托罗拉，他们的主管都成为卡内基训练的学员。从这样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的台湾经济发展是多么蓬勃。
我当时不停地上课，每个星期至少有三四个晚上在授课。我不停地训练讲师，也不停地对外宣传卡内基训练。《中国时报》还找我写“人际沟通”的专栏。卡内基训练在台湾顿时变得很热门，甚至有学员远从高雄、花莲来上课。
“我们要不要扩展到台北之外办班呢？”1988年夏天，百龄、几位同事以及我一起商量。
“现在光是台北的课就多得教不完。”有同事说。
“是这样不错，可是，还有更多人的家庭生活、工作发展需要卡内基训练帮忙。”我沉吟道。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我们有责任到其他地区开班。
接下来，我开始在台中等地开办卡内基训练班。很多时候，我教完台中或新竹的课，开车回到家已经半夜2点了，但是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累。在无形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下，我们几乎在全台湾各个角落都开过课。在全盛时期，从大都会的台北、桃园、中坜、新竹、高雄、台中，到纯朴的苗栗、彰化、云林、台南、善化，还有世外桃源的屏东、台东、花莲，卡内基训练几乎在全台湾都开过班。
3年以后，1991年，这是台湾卡内基训练扬眉吐气的一年。从那年开始，我们赢得了全球150个加盟区的第一名。到现在，这个荣誉还是属于我们的。无论是卡内基训练总部、各国朋友，还是我们自己，都对这个成绩非常惊喜：谁也没想到，台湾这么小的地方，会拿下世界第一。
课程创新
1990年的夏天，我沿着台北的街头走向办公室，一路上的树枝繁叶茂，透出勃勃生机。进入办公室后，我看见走廊上一位太太在看布告栏，我走上前去：“你对这个训练感兴趣吗？”
“是的。”这位太太回答，她接着说，“不过，我们都已经定型了，为什么你不帮小孩训练？”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她说的可能有一些道理。
1988年，我到菲律宾参加卡内基训练亚太大会，印度尼西亚地区的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用卡内基训练的方法带领青少年活动，反应很好。
我觉得，卡内基训练是我可以贡献社会的方法，青少年可塑性高，在他们成长的阶段就培养出沟通能力，拥有自信、抗压能力和热忱，为自己建立人生目标，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社会培养更多栋梁。
到了秋天的时候，这件事便不止于理想了，我已经思考了方方面面，包括讲师如何调拨、课程如何设置等现实问题，然后就下了决心，试试开办青少年教育。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美国总部时，他们只是冷淡地回答我：“你可以试办一两次看看。”他们对这类课程没有信心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我们没有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教材以及授课内容，也不知道青少年是否会来参加这样的训练。
我们第一期青少年训练班的学员，大多数是参加过卡内基训练成人班的学员的孩子。中国人的父母跟别的国家的父母不一样，他们愿意为小孩做任何好的事，能付出多少就付出多少；如果是在美国，青少年班很难办得起来，因为美国人认为孩子上了中学就应该打工，自己存学费上大学。
这个决定使得我们在台湾的发展，有了一个新的方向。每年暑假，我们在全台湾各地开办青少年和大专班。现在，大概一年有一两千名中学生、大学生来上课。这些人占了整个卡内基训练人数的1/4。
美国的卡内基训练95%都是企业派训或企业内训。但是在台湾，我们招收不到这么多的企业级学员。我们有60%的学员是自费，40%的学员是公司付费上课。这自费的60%里，就有很大一部分是青少年班的学员。
1998年某月，卡内基训练办公室里，我请了几位学员来“演戏”：他们两两一对开始出演犯错的员工和他的主管之间的事。
一位学员手里拿着一页白纸，上面写着一个叫“林先生”的人会遇到的事情：你是员工林先生，你迟到了，因为你送生病的女儿到医院。你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加薪了，而且常常加班……
他对面，一位学员也拿到了“邵老板”的剧本，情况恰恰相反：你面对一位员工林先生，他总是迟到，总是抱怨没有加薪，很影响团队氛围……
接下来，“林先生”与“邵老板”开始对话。毫无意外的是，两者间的对话充满了火药气味，他们大部分互相指责，但其中有一对学员中的“邵老板”选择了倾听“林先生”说明情况。
等一阵喧闹过后，我请他们停下，互相交换故事脚本看看，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啊，原来误会就是这样子造成的。他们才知道，原来自己只是了解事实的一部分。
这个演练是在为我将要推出新的领导课程作准备。
卡内基训练认为，任何训练要想真正改变人的行为，一定要采用“隔周训练”的方式，而且需要相当长的受训时间。如果课程太密集、时间太短，根本没有时间和机会多多练习，也就无法产生新的行为，更无法养成习惯。
但是，在台湾，一些正在台湾市场全力打拼的企业主管们，常常要面对很多突发的出差、会议，以至于为期三个月的定期课程让他们望而却步。还有一些，上了几课后也不得不半途而废。
于是，我便想到设计为期两天的密集课程。为了保证效果，我在现场安排了许多现场参与和角色演练，来达到加深印象的效果。
于是，一套只有两天的密集训练教材就被我设计出来了。这套课程时间短，再忙的人也抽得出时间来上课，而且，由于采用了角色演练的方法，同学们加深了卡内基训练内容的印象，弥补了时间的不足。
当时美国总公司没有这样的训练方式，也还没有授权允许各加盟区修改课程内容。不过，当我把修订的教材课程翻译成英文，送到美国审查，还是得到了批准。
此后，台湾卡内基训练推出了两天密集课程，这成为打开卡内基训练和公司主管们互相接触的大门。无数的“林先生”和“邵老板”都觉得效果不错。
充满感恩
1996年，时间很快就来到我加盟卡内基训练的第10个年头，这一年，我57岁。我带着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全部同事去美国参加全球卡内基训练一年一度的年会。这一次的年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Tucson）召开。作为第一名，我应邀在会上发表英文演讲。我还记得，当年我的演讲内容是这样的：
“卡内基训练在台湾发展的时间刚满10年，这个10年是我一生中最好的10年。”这的确是事实，有几个原因：第一，这是我做得最好的一个工作，我们不是拿到世界各加盟区的第一名吗？第二，这是我做得最不累的一个工作，因为无论是授课、企划还是演讲，每一件事我都很感兴趣。第三，这是我做过的最有价值的工作，通过这份工作，我可以帮助这么多人和公司不断成长。
“我不知道将来还有多少个10年，不过我一定会带着很大的期望过下半辈子。”
说到这里，我哽咽了。许多人来跟我拥抱，也有人以为我得了癌症，在演讲中感慨生命苦短。其实，如果他们了解我这一生闯过多少关卡、付出多少代价，才有现在这成果，那他们就一定能体会到我内心的激动了。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台湾经济受到的影响在“亚洲四小龙”中是最小的，但也难以避免地出现了经济滑坡，一些企业陷入低谷。不过，这时候我们的卡内基训练课程的销量并没有大幅滑坡。
我从小喜欢写作。在开办卡内基训练后，这个爱好与我的工作得以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98年，我写的个人传记《破局而出》出版了。在其中，我回忆了自己是如何从一位自卑的青年，经历了坎坷与努力，找到了自信，成为了台湾卡内基训练的推广者的过程。
这本书刚出版不久，有一次在一位“立法委员”的竞选讲台上，我遇到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他轻声地跟我说，他最近在看我的这本书。当时我的感觉是，连马英九也爱看能帮助我们从低潮、挫折中站起来的书。还有一次在机场遇到一位先生。他告诉我说，他在飞机上一口气把我写的这本书看完了，而且还要买100本送给朋友和同事。
在台湾，我们和学员一起度过亚洲金融危机；接着就是“9·11”恐怖袭击事件、伊拉克战争，两岸关系停滞不前，丑闻、贪污层出不穷，但我们都没有放弃对未来的期望。我还会和他们一起经历更多。
2000年的一天，我和我们的一位企业客户聊天，他问我：“你们能去大陆开办训练课程吗？我们在那里的业务团队越来越大，希望接受你们的训练。”
这个建议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见，TCL、飞利浦、康柏（2001年被惠普公司收购）等企业早就要求我们去大陆开办训练课程。
于是，2001年，我在上海开始了在大陆的第一次卡内基训练。这时候，我的大儿子黑立言已经加入到台湾卡内基训练的事业中来，后来有部分大陆卡内基训练的开拓工作，就是他在进行。他做得不错。今天，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的公司都可以请我们去提升它们的生产力。
特别是，大陆独生子女一代的青少年，也可以在卡内基训练中学习沟通及人际关系了。
现今，山东、江苏、浙江与上海地区都由我负责。他们称呼我为“中文卡内基训练之父”，其实，这真的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2006年，《天下杂志》的《影响200》特刊报道了200位在过去400年中，对台湾最有贡献的人，其中大概只有一半的人还活着，而且只有20多人出身企业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人，主要是卡内基训练之故。
2012年2月，上海，我在这里举行为期两天的卡内基经理人训练课。课程一结束，我就直接从上海卡内基训练办公室赶赴机场，返回台湾。随行的一位记者朋友问我：“黑老师，你看起来好有活力，你站了两天，也不停地说了两天，可还是兴致勃勃，一点都不像70岁的人。”
听到别人这么说，我有点沾沾自喜。不过，这应该归功于我对生命有极大的热忱，相信自己可以带给周遭的人更多正面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全台湾巡回训练许多企业的中高级主管，还是去各地演讲、参加会议，我的心里总有把永远不熄的火，就算因为舟车劳顿觉得疲倦，只要一轮到我上台讲话，我总是神采奕奕，好像吃了大力丸。
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事业也有交棒的人选，却仍不在意旅途辛苦，到处带训练和演讲，物质的所得已经是次要的考虑了，最主要的是我有强烈的热忱，想带给别人正面的沟通力与领导力。
现在，我73岁，尽管我还四处讲课，但台湾卡内基训练的工作，已经由我的儿子黑立言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