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的含义，在于它的隐晦性，在于我们已经经历，并且还要经历一个不可言说的灰色过程，更在于我们做过，并且还要做一些不可言说的灰色行为。
在我们从计划经济中走来，走向市场经济的当口，在这个制度渐变的时刻，任何对旧制度的打破、任何对旧观念的创新，任何对旧思路的背离，任何对旧伦理的无视，都意味着冲突与矛盾的出现。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企业也好，个人也罢，在原始积累的阶段，在事业突破的阶段，无不存在着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
一个极端事例发生在2003年10月，在一次企业家论坛上，当主持人发出“没有行过贿的请举手”的提问时，在座的数百位企业家面面相觑，最终迟疑地举起手的，只有寥寥的五六位。
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当这些企业家的心目都默认了一点——有灰色行为是正常的，没有反而是不正常的。
另一个典型的事例无时无刻不发生在我们身边，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为稻梁谋，不得已参加这样那样考试、选拔的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具备了获得机会的资格，但为了通过所谓的选拔机制，最终不得不以种种作弊手段攻城拔寨。
我们经历着这样的过程，做出这样的行为，然而我们却绝少有人为此感到羞愧难当，我们为何如此？
因为我们身边的每个人都在这样做。
因为即便我们不做，其他人也会这样做。
因为如果我们不做，那么便会落败于他人。
这种从众的心态与未来的欲望挑逗，构成了这个时代中最有趣的风景线之一。
这是一个变革时代中的必然现象，当我们的时代处在转型当中时，任何的墨守成规都意味着未来的落后，而任何的尝试与变革，都意味着对现有规则、现有体制的挑战与突破。
4.2：公民不服从
当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刻意地去突破体制，挑战规则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这样的体制与规则已经出现了缺陷，所谓的灰色行为，就不仅仅是社会成员的问题，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在这方面的一个极端事例与自行车有关，在上海的一个本不应有红绿灯的路口，却不知为何设置了红绿灯，于是许多市民行至此处时，往往会用违章来换取时间，为此宁愿接受交警的处罚。
这其实是社会学中一个典型的“公民不服从”现象，当某一条或是某部分法律、行政指令不合理时，社会成员主动对现行法律或政策拒绝遵守或执行的”违法”行为。
可以说，我们所谓的“灰色行为”，其实正是这一现象的又一表征。
我们无意于评价这一现象本身合理与否，然而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现象，其背后的规律是中国文化中权谋思想的映射。
正如一位文学家对中国历史所观察的那样——我们的历史太长、权谋太深、兵法太多、黑箱太大、内幕太厚、口舌太贪、眼光太杂、预计太险，所以才会有种种妄度与猜测。
当我们对一切都不再信任时，自然也就不存在简单而普适的商业逻辑，不存在公平透明的游戏规则，不存在符合人性的商业道德。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在每时每刻的活动中，让我们的时代蒙上了一层灰色。
在这个意义上，“灰色时代”的存在，固然成为了中国成长的阴暗面，然而，当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也就意味着要放弃一些东西，被放弃的东西固然可惜，但这却正是成长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4.3：新伦理，新信仰
我们有过自己的伦理标准，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抛弃了它。
我们从未有过全民族的信仰，但现在我们似乎已经找到了它。
在过去的10年里，当自由经济的浪潮开始冲击我们的旧体制时，也将一个困扰了我们千年的社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就是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所谓的无限欲望，乃是基于社会资源共享所产生的不满心态。假如一个人处于资源与财富极其丰富的富庶社会中，哪怕他占有了较多的份额，只要看到其他人也在均沾资源，自己并没有掌握全部资源，那么他势必会产生强烈的不满心态，认为自己的生活还不够好。
欲求不满，永无止境，这是人性中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占有少数资源时，希望占有更多的资源，占有多数资源时，希望占有全部资源。
然而，在现代的商业社会中，正是人性的贪婪，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而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更是构成了这个社会前进的助推燃料。
当这种贪婪被冠以进取心、事业心的名义登堂入室的时候，我们的伦理观念就因此而遭到动摇，直至最后的颠覆。
正如我们在前面说到的那样，我们生活在一个由财富堆积起来的时代，这并非是指我们的眼睛里只有钱，而是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与金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我们靠着金钱取食，我们靠着金钱穿衣，我们靠着金钱行动，我们靠着金钱住宿，无钱不饱暖，无钱不安心，靠着一张张货币所换来的服务与物质供应，我们维持着自己的生命。
可以想象的是，假如明天我们变得身无长物，那么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无异于堵死了求生之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费尽心思地求财，才将我们人生的成功定位在收入的多少，而工作恰恰是决定我们收入的唯一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职场的成就，代表了人生成功与否的指标。
当我们升职加薪的时候，当我们创业成功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不虚此生；反过来，当我们降职降薪、失业离职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是社会竞争中的失败者，人生也变得再无意义。
唯有事业上的成功，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感与成就感，唯有我们的事业才是需要竭尽心血的唯一对象，在这样的逻辑下，旧的伦理标准已经悄悄地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以事业为核心的新社会道德。
事业意味着一切，财富意味着信仰，工作定义了人生，岗位界定了生活环境，当我们的伦理道德正在朝这个方向转变的时候，也就意味着限定我们几千年的伦理轰然倒塌。
4.4：夺食的群狼
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传说中，狼都被刻画成狡诈、凶残、贪婪的形象，这样的结果固然与文学家的着力渲染有关，然而，最终决定这一切的，仍然要归结为狼的本性。
狼不是独来独往的动物，独狼的生存能力是有限的，在围捕猎物的时候，狼群所表现出的高度协作性，在自然界中唯有蜂蚁堪于比拟。
狼群懂得照顾弱小，懂得最合理的分工，在抗击强敌，抵御天灾的过程中，狼群的集体意识令人赞叹。然而，狼又是性情至残的动物，这并非指它们对待猎物的态度，而是它们在对待同伴时所表现出来的冷酷与残忍。
在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中，当集体向人类发动进攻的狼群中有牺牲者的时候，群狼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同伴的尸体啃食一光；
当狼群中的首领年暮力衰，为后来者取代的时候，群狼总是任由其落魄出群，潦倒致死。
这种看似残忍的狼群文化，其实与我们的伦理观并无不同。
当我们无视亲情的时候，当我们将物质生活为主体的生存看做人生目标的时候，当我们将个人事业成长定义为一切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全社会逐利时代的来临，其最终结果无外乎全社会成员的互相碾压，最终使社会观念偏离了人类的道德情操。
在通往2020年的后半程中，这样的情势未必会有多大的改变，这并非是一个悲观的论断，而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商业社会文明中浸淫太久，为新伦理标准影响太深，断然不可能在10年的时间里完成伦理的重铸。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我们的思维无法加速转变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个任务交付给时间来完成。
（5）大时代规律：思维创新，引领新旧思维激烈碰撞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正是中国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主题介绍：历史中的思维病根——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民众的守夜人
5.1：历史中的思维病根
关于大国崛起原因的讨论，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外向型思维。
所谓的外向型思维，即意味着国家的外向型战略，无论用和平的手段开拓世界市场，还是用坚船利炮来完成这一目标，其最终结果都是在金融和商业领域昂首而立。
当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意味着新问题的开端。
为什么我们从未有过外向型思维？
为什么我们出现过“走出去”的契机，却又无声无息地消弭？
以及，当我们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变革时，是否意味着我们的目光已经落在国门之外？在未来的10年里，我们究竟会走得更远，还是停留在原地踯躅不前？
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远非只言片语所能够说清楚，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也不可能完全看清楚，因此，我们唯有从过去的经验中汲取力量，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寻找答案，
我们常常说，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点，殊不知性格与特点，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形成的。
在地缘政治学的考量中，浓厚的地理性因素，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环境，也决定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区别。
比如说，历史上的中国，一直是一个单面临海的大陆性国家，而类似英国、美国，以至于更古老的罗马、无不是地处海岛、半岛、或双面临海的海洋性国家，地处欧洲大陆核心的德国，其生存环境则是诸国环抱，处于地缘政治学所称的核心地带。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差异，才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具有了极大的地理特征。
比如说，在中国的东部是横无际涯的太平洋，西南方有喜马拉雅山脉作为屏障，南方是人迹罕至的横断山脉与热带丛林，西北方有高寒的帕米尔高原，正北方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西伯利亚荒原。
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形态，才决定了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生存环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才决定了中国的农业文明和经济可以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中发展，直到历史条件与自然条件下所允许的最高高度。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之所以在三千年内从未“走出去”，其原因就在于在独特的地理形态下，我们已经习惯于关起门来谋求发展，当这种习惯积淀日久，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格时，也就意味着它从属于我们思维模式的一部分，任何离经叛道的企图，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全社会的合力痛击。
5.2：任人摆布的经济木偶
当我们习惯于关起门来寻求发展的时候，一个令我们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了。
长时期的内部战略模式，使得我们的经济缺乏足够的抵抗能力，特别是当外部因素出现不利情况的时候，所导致的问题往往会更加严重。
当我们习惯了根据自己的感觉，对国际形势的环境去进行判断时，很难准确的形成对趋势前瞻性的判断与把握。
正如这一次经济危机中出现的情况那样，当欧美国家的危机恶化之后，我们不但未能做出有效的防范，甚至于还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恶化之后，我们却惊讶地发现，我们所受到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身处危机策源地的欧美国家。
人人都知道的事实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处在价值链的最末端，所付出的辛苦与工作量最大，却有着最小的收益，与此正相反的是，整个美国却在此同时，静悄悄地消耗掉了本不属于他们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