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说陈仲甫的事，有一半是关系胡适之的；现在要讲刘半农，这也与胡适之有关，因为他之成为法国博士，乃是胡适之所促成的。我们普通称胡适之为胡博士，也叫刘半农为刘博士，但是很有区别，刘的博士是被动的，多半含有同情和怜悯的性质。胡的博士却是能动的，纯粹是出于嘲讽的了。刘半农当初在上海卖文为活，写“礼拜六”派的文章，但是响应了《新青年》的号召，成为文学革命的战士，确有不可及的地方。来到北大以后，我往预科宿舍区访问他，承他出示所作《灵霞馆笔记》的资料，原是些极为普通的东西，但经过他的安排组织，却成为很可诵读的散文，当时就很佩服他的聪明才力。可是英美派的绅士很看它不起，明嘲暗讽，使他不安于位，遂想往外国留学，民九乃以公费赴法国。留学六年，始终获得博士学位，而这学位乃是国家授与的，与别国的由私立大学所授的不同，他屡自称国家博士，虽然有点可笑，但这是很可原谅的。他最初参加《新青年》，出力奋斗，顶重要的是和钱玄同合唱“双簧”，由玄同扮作旧派文人化名王敬轩，写信抗议，半农主持答复，痛加反击，这些都做得有些幼稚，在当时却是很有振聋发聩的作用的。他不曾与闻《每周评论》，在“五四”时，胡主持高等学校教职合会事务，后来归国加入《语丝》，作文十分勇健，最能吓破绅士派的苦胆。后来去绥远作学术考察，生了回还热，这本来可以医好，为中医所误，于一九三四年去世。在追悼会的时候，我总结他的好处共有两点；其一是他的真，他不装假，肯说话，不投机，不怕骂，一方面却是天真烂漫，对什么人都无恶意。其二是他的杂学，他的专门是语音学，但他的兴趣很广博，文学美术他都喜欢，做诗、写字、照相、搜书、谈文法、谈音乐，有人或者嫌他杂，我觉得这正是好处，方面广，理解多，于处世和治学都有用。当时并做了一副挽联送去，其名曰：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在第二年的夏天，下葬于北京西郊，刘夫人命作墓志刻石，我遂破天荒第一次正式做起文章来，写成《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墓志》一篇，其文如下：
“君姓刘，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县人，生于清光绪十七年辛卯四月二十日，以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四卒于北平，年四十四。夫人朱惠，生子女三人，育厚、育伦、育敦。
君少时曾奔走革命，已而卖文为活，民国六年被聘为国立北京大学预科教授，九年，教育部派赴欧洲留学，凡六年；十四年应巴黎大学考试，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返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二十年为文学院研究教授，兼研究院文史部主任。二十三年六月至绥远调查方音，染回归热，返北平，遂卒。二十四年五月葬于北平西郊香山之玉皇顶。
君状貌英特，头大，眼有芒角，生机勃勃，至中年不少衰。性果毅，勤劳苦，专治语音学，多所发明。又爱好文学艺术，以余力照相、写字、作诗文，皆精妙。与人交游，和易可亲，善谈谐，老友或与戏谑以为笑。及今思之，如君之人已不可再得。呜呼，古人伤逝之意，其在兹乎。
将葬，夫人命友人绍兴周作人撰墓志，如皋魏建功书石，鄞马衡篆盖。作人，建功，衡于谊不能辞，故谨志而书之。”
第五个卯字号的名人乃是刘文典，但是这里余白已经不多，只好来少为讲几句，虽然他的事情说来很多。他是安徽合肥县人，乃是段祺瑞的小同乡，为刘申叔的弟子，擅长那一套学问，所著有《淮南子集解》（？），有名于时。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刘号曰叔雅，常自用文字学上变例改为“狸豆乌”，友人则戏称之为“刘格拉玛”，用代称号。因为昔曾吸食鸦片烟，故面目黧黑，亦不讳言，又性喜猪肉，尝见钱玄同在餐馆索素食，便来辩说其不当，庄谐杂出，玄同匆遽避去。后来北大避难迁至昆明，于是相识友人遂进以尊号，曰二云居士，谓云土与云腿，皆所素嗜也。平日很替中医辩护，谓世上混账人太多，他们“一线死机”唯以有若辈在耳，其持论奇辟，大抵类此。
◎三沈二马（上）
平常讲起北大的人物，总说有三沈二马，这是与事实有点不很符合的。事实上北大里后来是有三个姓沈的和两个姓马的人，但在我们所说的“五四”前后却不能那么说，因为那时只有一位姓沈的即是沈尹默，一位姓马的即是马幼渔，别的几位都还没有进北大哩。还有些人硬去拉哲学系的马夷初来充数，殊不知这位“马先生”——这是因为他发明一种“马先生汤”，所以在北京饭馆里一时颇有名——乃是杭县人，不能拉他和鄞县的人做是一家，这尤其是可笑了。沈尹默与马幼渔很早就进了北大，还在蔡孑民长北大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虽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带头作用。朋友们送他一个徽号叫“鬼谷子”，他也便欣然承受。钱玄同尝在背地批评，说这诨名起得不妙，鬼谷子是阴谋大家，现在这样的说，这岂不是自己去找骂么？但就是不这样说，人家也总是觉得北大的中国文学系里的浙江人专权；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但是这经过闲话大家陈源的运用，转移过来说绍兴人，可以说是不虞之誉了。我们绍兴人在“正人君子”看来，虽然都是绍兴师爷一流人，性好舞文弄墨，但是在国文系里，我们是实在毫不足轻重的。他们这样的说，未必是不知道事实，但是为的“挑剔风潮”，别有作用，却也可以说弄巧成拙，留下了这一个大话柄了吧。
如今闲话休题，且说那另外的两位沈君，一个是沈兼士，沈尹默的老弟，他的确是已经在北大里了，因为民六那一年，我接受北大国史编纂处的聘书为纂译员，共有两个人，一个便是沈兼士，不过他那时候不在城里，实在香山养病。他生的是肺病，可不是肺结核，乃是由于一种名叫二口虫的微生物，在吃什么生菜的时候进到肚里，侵犯肺脏，发生吐血；这是他在东京留学时所得的病，那时还没有痊愈。他也曾经从章太炎问学，他的专门是科学一面，在“物理学校”上课，但是兴味却是国学的“小学”一方面，以后他专搞文字学的形声，特别是“右文问题”，便是凡从某声的文字也含有这声字的意义。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的陈援庵相识，陈研究元史，当时著《一赐乐业考》《也里可温考》等，很有些新气象；逐渐二人互相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任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陈援庵则由导师，转升燕京大学的研究所主任，再进而为辅仁大学校长，更转而为师范大学校长，至于今日。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匆遽死去。陈援庵同胡适之也是好朋友，但胡适之在解放的前夕乘飞机仓皇逃到上海，陈援庵却在北京安坐不动；当时王古鲁在上海，特地去访胡博士，劝他回北京至少也不要离开上海，可是胡适之却不能接受这个好意的劝告。由此看来，沈兼士和胡适之都不能及陈援庵的眼光远大，他的享有高龄与荣誉，可见不是偶然的事了。
另外一个是沈大先生沈士远，他的名气都没有两个兄弟的大，人却顶是直爽，有北方人的气概；他们虽然本籍吴兴，可是都是在陕西长大的。钱玄同尝形容他说，譬如有几个朋友聚在一起谈天，渐渐的由正经事谈到不很雅驯的事，这是凡在聚谈的时候常有的现象，他却在这时特别表示一种紧张的神色，仿佛在声明道，现在我们要开始说笑话了！这似乎形容得很是得神。他最初在北大预科教国文，讲解得十分仔细，讲义中有一篇《庄子》的《天下篇》，据说这篇文章一直要讲上一学期，这才完了，因此学生们送他一个别号便是“沈天下”。随后转任为北大的庶务主任，到后来便往燕京大学去当国文教授，时间大约在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吧，因为第二年的四月，李守常被捕的那天，大家都到他海甸家里去玩；守常的大儿子也同了同学们去，那天就住在他家里；及至次晨这才知道昨日发生的事情，便由尹默打电话告知他的老兄，叫暂留守常的儿子住在城外。因此可以知道他转往燕大的时期，这以后他就脱离了北大，解放后他来北京在故宫博物院任职，但是不久也就故去了。至今三位沈君之中，只有尹默还是健在；但他也已早就离开北大，在民国十八年北伐成功之后，他陆续担任河北省教育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后到上海任中法教育职务，他擅长书法，是旧日朋友中很难得的一位艺术家。
◎三沈二马（下）
现在要来写马家列传了。在北大的虽然只有两位马先生，但是他家兄弟一共有九个，不过后来留存的只有五人，我都见到过，而且也都相当的熟识。马大先生不在了，但留下一个儿子，时常在九先生那里见着。二先生即是北大的马幼渔，名裕藻，本来他们各有一套标准的名号，很是整齐，大约还是他们老太爷给定下来的，即四先生名衡，字叔平，五先生名鉴，字季明，七先生名准，本字绳甫，后来曾一度出家，因改号太玄，九先生名廉，字隅卿，照例二先生也应该是个单名，字为仲什么；但是他都改换掉了，大约也在考取“百名师范”，往日本留学去的时候吧。不晓得他的师范是哪一门，但他在北大所教的乃是章太炎先生所传授的文字学的音韵部分，和钱玄同的情形正是一样。他进北大很早，大概在蔡孑民长校之前，以后便一直在里边，与北大共始终。民国廿六年（一九三七），学校迁往长沙，随后又至昆明，他没有跟了去，学校方面承认几个教员有困难的不能离开北京，名为北大留校教授，凡有四人，即马幼渔、孟心史、冯汉叔和我，由学校每月给予留京津贴五十元，但在解放以前他与冯孟两位却已去世了。
马幼渔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这似乎是马氏弟兄的一种风气，因为他们都是如此的。与旧友谈天颇喜诙谐，唯自己不善剧谈，只是傍听微笑而已，但有时迹近戏弄的也不赞成。有一次刘半农才到北京不久，也同老朋友一样和他开玩笑，在写信给他的时候，信面上写作“鄞县马厩”，主人见了艴然不悦，这其实要怪刘博士的过于轻率的。他又容易激怒，在评议会的会场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特别是后来“正人君子”的一派，他便要大声叱咤，一点不留面子，与平常的态度截然不同。但是他碰见了女学生，那就要大倒其楣，他平时的那种客气和不客气的态度都没有用处。现在来讲这种轶事，似乎对于故人有点不敬的意思。本来在知识阶级中间这是很寻常的事，居家相敬如宾，出外说到太太时，总是说自己不如，或是学问好，或是治家有方；有些人听了也不大以为然，但那毕竟与季常之惧稍有不同，所以并无什么可笑之处，至多是有点幽默味罢了。他有一个时候曾在女师大或者还是女高师兼课，上课的时候不知怎的说及那个问题，关于“内人”讲了些话，到了下星期的上课时间，有两个女同学提出请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