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中行的回忆录里，入学初期的环境被简单化了。印象里一切都是静谧的，悠远的深切，甚至还带着淡淡的书卷味。在阅读他的这些笔记时，我就想，其实那是一个精神极度紧张、思想十分活跃的时代，外面的风雨集聚着，难道就没有感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难与民怨，都深嵌在人们的躯体里，不安定的情绪四处蔓延着。杨沫后来无法忍受寂静的不变的书斋生活，也许不无道理吧。
他入学后不久，爆发了抗日的请愿运动。“九一八”事变，日本占据沈阳，引发学潮像浪一样地涌来。查看那时的资料，就能感到空气的紧张。对国耻的敏感，使许多学生已无法安心于考据和逻辑推理，文章和言论里不再仅仅是学术的话题了。学校里有两种氛围弥漫着：一是教授们的学究气，各学院一流的思想者的辐射力照例很大；二是学校外的抗日的空气对学生的冲击，年轻人几乎无法忍受教授们的宁静。这些引起了一些师生的焦虑。于是也有人把目光投向时政，从学理上解析当下的难题。罗盛尧、胡嘉椿就写了《介绍〈日本研究〉》，谈到知己知彼的重要，希望从理性的高度上审查日本侵略问题。还有学者介绍日本占领朝鲜的情况，旨在引起殖民问题的讨论。北大学生会那时是活跃的，关于抗战的言论和声明很多，几乎每周都有批评政府不抵抗的愤怒言论。待到那年的12月12日，罢课签名运动已经开始了。
教师的反应也是强烈的。12月4日，北大教职员对日委员会紧急启事中有云：
日来对日外交情势险恶，政府似有迁就之意。由本校多人要求召集本校教职员全体大会共商对此应持之态度及表示之方法，并有人主张本校教职员应联袂赴京要求政府明白宣示外交方针。兹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半在二院大讲堂开全体大会。务请准时出席。如遇有课，可通知各院注册股，分别布告请假，此启。
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热度几乎合一了。学生的反应有两种：大多是支持，反对乞怜的外交，主张对日宣战，类似的言论几乎成了当时社会的主导；还有一种是不参与，不支持，旁观的态度也是明显的。学生内部在那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分歧。法律系三年级学生史家棋12月多次发表声明，对被人利用表示不满，其中一则声明说：
顷见前日之五十余人反对罢课启事内列有鄙人名字，查此事本人并未与闻。不知何人代为签署，做此违法越轨之举动。除查明其人依法提起质问外，特此郑重声明。
那时校园完全被抗日的热情笼罩着，往日为学术而学术的氛围淡化了。在那一期的《北大学生周刊》上，几乎已看不到张中行刚入学时的面孔，完全是忧患的文字。因为是校庆，可是对母校历史与现状的解释，几乎只剩下了一种色调。主要目录如下：
许德珩：《振奋起无私的精神来》
文普：《文化战线上的北大》
罗盛尧：《北大真的死去了吗？》
郝瑞桓：《北大的精神》
焦步青：《纪念与国难》
孙善抡：《纪念感怀》
杨廉：《国难与教育改造》
许采章：《爱国诗人陆放翁》
田文彬：《从准备到斗争》
陈湍：《从唯物论到唯物史观》
包乾元：《杀吧，中华民国》
学生已没有心情读书了，整个校园被一种激越的情绪包围着。连一些素被学问气纠缠的人也被外来的风潮吸引了。胡适、周作人在那时都很忧虑，内心里理解学生的心情，也担心其学业的荒疏。北大的领导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一方面是师生的压力，一方面是政府的压力，但同情师生的一面是多的。考虑到实际情况，校方几次发出布告，要求复课，但学生的情绪太高，岂能静下心来？在一些学生留下的诗文里，能感到情绪的激越，其状比“五四”并不差的。台上振臂一呼，台下立刻应者云集。“到南京请愿去！”成了学生一时的意愿。于是大家纷纷南下，围在南京政府。在这种气氛下，张中行也参加了这次请愿示威。可惜他的日记已经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我们无法详细了解他彼时的具体心境，仅据《流年碎影》的记述可知，他那时只是随同前往的二百多人中的一员，既非领导者，也非消极者。参加请愿，除表示爱国外，他还有一点私情：“是借坐车不买票的机会，到南京看看。”做职业革命者，他是不会的。内心似乎也没有多少亢奋，和那些诗人气很浓的学生比，他的状态是温和而平静的——从通县师范时代起，对革命式的狂热，他就开始保持着一种理性的冷静态度。不过，那一次的参加抗议活动，对他是一次难得的经验，他甚至也和大家一起绝食，场面是异样的。他回忆说：
总是到南京的两三天以后吧，照计划，早晨出发，人人手持小旗，由少数人带领，边走边喊口号。口号中当然有要求抗战一类；有没有打倒不抗战一类，不记得了。街道两旁挤满看热闹的人，虽然是不知道这群青年要干什么。这样走出不远，进了成贤街，忽然由街道两旁闯出大批军队，两个捉一个学生，拉上街口停放的大卡车，往东开向城外。我们不知道要运向哪里，如何处理，但既然抗不了，只好听之任之。不久就知道，是送入孝陵卫军营，囚禁起来。为了表示抗议，决定绝食。估计消息不久传出去，爱国学生被捕，这还了得。陆续传来外面的情况，很多学校罢课了，有些学生也抢上火车来南京，不让上就卧轨。由南京当局看，绝食是点火。北大的旧人则反应复杂，其中也会有自己的学生不吃饭，心里不好受。
持久的罢课也引来人们的焦虑，在校园里也出现了复课的启事。12月15日，一部分同学发表布告云：
此次本校示威团南下示威，引起各地之响应，轰轰烈烈，震动全国，使政府当局，应觉民众之势力不可侮，乃积极幡然改图，打消其承认“锦州中立区”之卖国计划，使垂亡之东北，得暂延残喘，皆我同学首倡之功也。但此次中日之纠纷，绝非短时期能解决，此稍有国际常识者皆知之。吾人能真正救国必以吾北大为全国民众运动之大本营，做继续不断之努力，方能达吾等庄严神圣之目的，必先巩固此大本营之壁垒而后可。现在学校停课，教授与同学，均日见星散。最近期间，如无开课之望，不但本学期归于停顿，恐下学期，亦将受其影响。事至如此，吾等学业，固受莫大之牺牲，吾北大之前途，故将暗然无光，而吾人之救国大业，究亦何从着手耶？吾等有见及此，乃发起上课运动，思集中全体同学力量，继续做更悲烈而有效之救国壮举，凡我同学，赞同此旨者，请即到各斋房签名为盼。
不论“倡议者”怎样温吞，在那时的效力还是有限的。在这个意义上，我才理解了周作人《北大的支路》一文的用心。国难当头，有什么办法呢？读书救国，是对的，但大学的任务不是干政，乃自由的读书和思考，培育精神和智慧，这才是干路。在《流年碎影·小见闻和大见闻》这一节的最后，总结这次示威，他写道：“闹，对于不抵抗的当局也许作用不大，但可以让侵略的日本敌人看看，中国人的心并没有死。”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他对这次行动意义的更多的结语。这大概与鲁迅写《记念刘和珍君》时的心境约略相同吧。因此，从南京回来后，他的热很快地降了下来，走向了周作人的思路里。羸弱的学生，能够救中国吗？于是理性的力量上来，和非理性的存在打架。暴风雨之中，他的心却慢慢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