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25年，他到了通县师范学校读书。这一改变命运的选择，在他日后的回忆里一直有非同寻常的分量。通县在北京东郊，离北京只有几十里之遥。新的教育之风也恰是在此时传过去。《流年碎影》中详细地介绍了那时他所学的课程和校内情况，史料的价值很大。对于北京现代教育的脉络，我是从他的自传里才知晓一二的。
据刘德水考据，通县师范是一所老学校。“1905年，清顺天府在通州新城西门以里，原敦化堂和法华庵两个相邻的庙宇的基础上，创办东路厅中学，培养师资人才，设有师范班，这是通县师范的前身与摇篮。当时，校舍残破，学生不多。1909年改为东路厅师范学堂，设初师班和后师班。后师即完全师范，也称中师。1914年，改为京兆第三中学，名义为中学，实为师范编制。1920年，顺天西路厅师范由卢沟桥迁通州，与京兆三中合并，仍名京兆师范学校。”一个从乡下来的人，突然沐浴在新风之中，知道了历史、科学、男女、都市等概念，张中行的思想变化是可想而知的。除了学习文、史、地、数、理、化、生物、教育、法律、医学、图画、音乐、体育、英语外，他还第一次与鲁迅、周作人、张资平、徐枕亚等人的文学作品相逢，而且也读了一些外国人的小说，眼界是大开的。那时说不上什么专业意识，业余的生活就是杂览，古典的，外国的，大凡好的都细细体味。人的最初的浏览的快乐，日后是常常思念的。他在几篇文章里，多次提及了这些。
师范学校的一些老师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接触了几个有趣的老师，比如孙楷第、于赓虞，都是有学问的人。孙氏是搞史料的大家，于氏则有文学的天赋。他对孙氏的印象很好，后来成了忘年交。张中行回忆说：
记得是1929年或1930年，我在通县师范，还差一两年毕业，学校请孙先生来教国文课。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留校任助教；到通县兼课，距离五十里，往返奔波，推想家道必不富裕的。人清瘦，总是像大病初愈的样子。口不能说有才，但讲得细致确切，丁是丁，卯是卯，我个人的感觉，是有学问，像是也不想学问以外的事。我当时入世浅，理想多，无知而尊重知识，因而对孙先生，起初是怀有深的敬意，时间稍长就交往多起来。记得有事到北京还去看过他，至少是两三次吧，那时他住在中南海居仁堂西四所的西房，环境清雅，屋里书已经不少，我的印象，他更加往书里钻，因而离世故更远了。
孙先生对他的影响，一是纯粹，没有杂色；二是方法论的鲜活，有乾嘉学派的根基；三是深而精，在学理上一以贯之，几十年如一日。这对涉世不深的张中行来说是个吸引。原来知识人是这样生活的！他后来就沿着孙楷第的路走了许多年，虽然不是汉学的范围，但在读书得趣这方面，是相似的。而他晚年身上所体现的那些品格，就有前辈学人的遗绪。
另一个老师于赓虞，却对他没有产生什么大影响。于氏是个诗人气质很浓的人，那些怪异的审美方式，对日后他的阅读经验是有一点作用的，却不及孙楷第影响那么大。老师有旧式的，也有新式的，我以为他是喜欢有趣的那一类。师范学校的教育有新也有旧，如果他一开始读私塾，受旧式教育，情调是否也会有遗老气也未可知。他是因为新的不好，才向旧的文学求美，这对他是特别的。像于赓虞那样的新式人物，并未勾起他对新文学的神往，原因是过于枯涩，不好理解。他这样回忆道：
他是文学革命后写长条豆腐干状的新诗的，词语离不开地狱、荒冢、死神、魔鬼等，所以有人称为魔鬼派（？）诗人。可是名声不很小，连《中国新文学大系》也给他一席地，说他有《晨曦之前》《魔鬼的舞蹈》《落花梦》等著作。他教课如何，已经都不记得，只记得人偏于瘦，头发很长，我当时想，诗人大概就是这样，所谓披发长吟是也。而其所吟对我却有反面影响，是新诗过于晦涩，或说古怪，情动于中，想读，或进一步想表达，只好躲开它，去亲近旧诗。
于氏是他接触的第一个搞新文学的老师，却没有什么趣味留在心里，这对他也许是一个刺激。一般青年人不会先喜欢老先生的汉学本领，而是趋于新文学。他却相反，新文学最初给他的是不可亲的印象，真是奇怪的事情。我由此也理解了他到北大之后，没有被新文学的热潮所卷动的原因。在他思想深处，是有一种理性的力量的，喜欢的是常识和平静的东西。不过那时侯他对文学和学术还谈不上什么高的见地，不过朦胧的感受罢了。令他难忘的感受却是男女之情。
张中行在十七岁时由家里做主，和一位姓沈的女孩子结婚。彼此是谈不上什么感情的。因为是旧式婚姻，加之自己还小，也谈不上什么满意不满意。但到了师范学校，知识渐多，接触的事物由旧变新，思想不能不起变化。对异性的看法，就从乡村式变为城里式的。新女性的出现对他是个大的诱惑，才知道过去的婚姻方式是有问题的。女性渐多了，渐渐生出爱慕之情。他曾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因为其时是风气半开，女性可以上学，男女却不能合校。我们学校是男师范，当然没有女生；奇怪的是还延伸到教师和员工，也是清一色的男性。这样，我们这个校门之内，就成为标准的太平天国式的“男馆”。……通县还有女师范，校址在鼓楼以北往东，我们间或走过门前，向里望望，想到闺房和粉黛，总感到有不少神秘。星期日，女师范同学三三五五，也到街头转转，于是我们就有了狭路相逢的机会。映入眼帘，怎么办？据我的观察，我们是装做非故意看，她们是装做并未看。印象呢，她们的，不知道；我们的，觉得柔婉，美，尤其冬日，肩上披着红色大毛围巾，更好看。但我们有自知之明，其时上学的女性稀如星风，我们生遐想，可以，存奢望是万万不敢的。想不到政局的变化也带来这方面的变化，新出现所谓（国民）党员和党部，有些人，性别不同，可是同名为党员，同出入党部，就有了接近的机会。得此机会的自然是少数；有机会，男本位，看准目标进攻，攻而取的更是少数。但少不等于零，到我毕业时候，只计已经明朗化的，我们男师范有两个。如果同学在这方面也可以攀比，这二位是离开通县，有文君载后车，我们绝大多数则是肩扛被卷，对影成二人，其凄惨不下于名落孙山了。
从早期记忆的这种痕迹，能如此真切地看出他可爱的一面。如果说几年师范的生活遇到了新的内容的话，诗文之美和异性之美是最主要的吧。在诗文方面，读了古典和周氏兄弟的作品，养成了一种自娱自乐的习惯。在男女之情方面，他知道了自己的那种婚姻生活，是有大问题的，没有爱和美的存在。也就是从那时开始，他有了向新生活挺进的渴望。知识的意义，在他那里怎么估量也不算大。求知和怡情，从此成了他一生离不开的话题。
六年的师范生活，可说的很多。其中北伐的胜利，对他也是个大的影响。革命胜利，群情激昂，大家都卷入精神的狂欢。在环境的热度里，他的思想也一度是热的，相信了三民主义，并和同学一起，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不过，他只是盲从，跟着别人走。待到意识到党派的东西与自己心性甚远时，就自动地退将出来。对那一次的精神的热，在他后来的描述里，是有悔意的。他甚至自嘲那是一种无知，他同代的人中，是很少有过类似的反省的。
“新的，并不一定是好的。”许多年后忆及此事，他这样叹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