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新时代了，要面临的也是新的东西。张中行到了出版社，任务是编写语文教材。其时，社会在革新，一切都要规范。新词语，新理念，自然，也要新语文。旧的那一套，靠边站是自然的了。
这一切对左翼文人，都是必然的趋势。要造就伟大的新文化，教育是起点。人民教育社就有了沉重的担子。张中行对这些开始是不适应，要慢慢地拐弯子，后来见社会的趋势，也就如此下去吧。其实在他心里，语文教育不是课堂能解决的，即如学生的作文好坏，乃复杂的心理与学识的交汇使然，谁也说不清楚。教材的思路如何，和民众教育的关系，不可看得太重，也不可瞧得太轻，如此而已。
那时是一切向苏联看齐。文学与语法在语文里的比重也受苏联的影响。出版社讨论来讨论去，按照领导的意图办，编辑的权力是有限的。在新形势下，要一切向无产阶级思想学习，老北大的那一套就不得不靠边站。新词汇代替旧词汇，在知识界是新的呼声，这些和新政权的领导者的理念是呼应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聂绀弩还在香港的时候，就对新中国的词语的变化表示欣慰。他在《拥护爱人》里说：
新中国尤其是老解放区的人称配偶为“爱人”。
老爷、先生、丈夫、外子、当家的、毛儿的爹、未婚夫——爱人。
太太、夫人、老婆、贱内、妻、拙荆、毛儿的妈、未婚妻——爱人。
起初，外面来的人不懂，闹过许多笑话，甚至故意用这话开玩笑的都有。
我们不知说了多少年话，原来对于一个极常用的用语，却没有好好解决的。我是男性，在介绍妻给别人的时候说“这是我的妻”，或夫人、太太、老婆、贱内……有时候觉得不是太文，就是太俗；不是太客气，就是太不客气——太倨傲或太谦卑。总之都不很恰当，想女性方面必也有此感觉。尤其是文字上分得很清楚，含义也很明确的夫妻两个字，在口头上简直很少用。
爱人，把这问题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末了，最足以表示这用语的特色的是只有新中国才可用，因为只有在新中国才有真正的爱的结合，爱的结合才能普遍化。至于旧中国，旧世界，不能用，不配用，纵然强用也不过丧失了实际意义的空话罢了。
聂绀弩所礼赞的新词汇，张中行未必就赞许。他那时以及后来，喜欢用的还是老词汇。新的词，旧的人，世界只是权力更迭，一切还是老样子。正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昨日如斯，今日如斯，明日也如斯也。所以对左翼文人关心的东西，他是隔膜的。
比他年轻一代的文人，很快接受了这一切。邵燕祥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读书与创作，就承认那时的思想与时代的接近。“融入”是个关键词，思想与审美的融入，行为与言说的融入，都是。巴金到了朝鲜前线，冯友兰开始转变自己的思路，周作人在随笔里也真实地说出共产党的好话。周围的知识分子，没有几个不在变化着。历史是一股潮流，人不能孤立地停在真空里。身外的世界的变化，不能不说也在慢慢地改变着张中行的环境。
但张中行和以往一样，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照例在自己的世界里。不适应就不适应吧，在过去，不也是不适应吗？
语文教育的新变化，还在于一切在向规范化看齐。词语、句法、观念，都在向规律靠拢。整个知识界如此，语文界更是如此。比如叶圣陶在文章里就说，“我诚恳地希望大家写得正确，也就是说得正确，也就是想得正确”。他认为“写错就是说错，语言又是思想的工具，说错也就是想错”。此话的内涵，就是在语文的编选与实践里，要在规范里行事，不可天马行空。五十年代的语言文字，被新的思路所裹挟。知识界是自愿地进入这一历史的景观里，时代风尚的不可逆性，他也是感受到了的。
这些对他的刺激还可以忍受。因为毕竟是一家之说，语文问题是没有最后的答案的。对工具理性，在西方也有不同的看法，他当然知道。可是学习语文的根本点是什么，能否解决写作的问题，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但那时的领导者和编者是相信语文可以解决这些的，至少部分解决这些吧。他却绕开了这些争论，沉默着，心想，用完美主义和道德化的术语对待语文，是不会有青年的个性的。自己能做的只是具体的常识的确定，如此而已。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被分到了《汉语》编写组。那时受苏联的影响，汉语与文学分开来讲，教材也是这样。中学生系统地学习语法好不好，是新问题，只能摸索着来。对语法，他是门外汉，没有研究过。吕叔湘让他多读些书，摸摸思路。不到两个月，他基本熟悉了。对语法这类东西，他承认有学术价值，但没有多少实用性。学好语法的人，可能不会写一手好的文章。所以他参加《汉语》的编写，只是职业行为，至于信的成分有多少，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对自己的新的集体是喜欢的。周围的人都很有学问。无论比自己大的还是小的，他都没有等级的眼光，一律是以朋友待之。吕叔湘、张志公、吕冀平、陈治文、罗常培、陆志韦等，有的是本单位的，有的是借调的，在一起也就快乐的时候多，悲哀的时候少。讲话嘛，也就随便起来，照例有自由的言论，不太掩饰自己的观点。大家还愿意开点玩笑，外出开会时，还能造访古迹，发发思古之幽情。在他看来，这是常人之乐，是永恒的。可是别人就不这样，再放松的时候，也有紧张的准备，原因是多留意流行的东西吧。同事里能和社会周旋的人不少，张志公就细致，明白处理棘手问题的道理，吕冀平则劝其少说为佳，不可天马行空，这都救了他，使其在许多运动中基本未能被整肃。这个集体，善人与仁者很多，这在他是个幸运之事。社会的大变故，并未影响学术群落的乐趣，在那个时期是少见的。
在枯燥的劳作里得其乐趣，在他是个本领。古人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没有想到，这汉语语法的编撰，也给自己带来了益处，在阶级斗争的年代，作家都闲笔的时候，他竟能编出《简略句、无主句、独词句》《紧缩句》《词组和句子》三本书。这可说是那时的一点成果。语言的问题，如果只落在技术层面，是没有阶级的话题的，自然是安全的。他因之获益。在经济上，也有了大的帮助，几个孩子的上学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在那时，这是少见的。此可以说是他的得。失呢，自然是多的。那就是不能再像过去还能写《度苦》一类的文章，在社会上，也越来越难找到买古物的场所，可谈天的人，几乎都自顾不暇了。而日子，照例一日比一日紧，风声、雨声、整人声，渐渐多起，不久，待到“文革”风起的时候，他那个小环境也垮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