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伪时期百姓之苦，人们现在还记忆犹新。抗战胜利后，本可以放松些了，可是知识分子的活路依然很少。日本人败走后，张中行不能在北大兼课了。傅斯年、沈兼士等来接收北大时，凡是日伪时期的教员一律清除，任助教的他自然悄悄走开，靠朋友帮忙，在四中谋了一个职位，教书。
现在已无法知道他那时的心情了。高兴吗？灰色吗？还是别的什么？那些离开北大的教员后来是打闹一番的，抗议新的校方对留平的教员的歧视。学校可伪而老师不伪，教育不伪。不久就是周作人的受审和入狱，因为是伪北大的文学院长，还是伪华北政权里的教育督办，罪不可免。可是像俞平伯、徐祖正这样的人就认为，周作人是留守教员，为北大保住了校产，不可以汉奸罪处置。北京许多学者也纷纷出来为周作人说情，希望能从轻处置。不过，当时接收北大的人，也面临诸多压力。傅斯年一方面清除失节之人，一方面也知道周作人掌管北大文学院事业，为学院增添了许多书籍与器材。但一个理念在他的头脑里起了作用，失去气节者，当除之。1945年10月17日他在致胡适的信里，就对一些人员的调整提出看法，对孙子书、孙蜀丞、俞平伯等苦苦守节的人表示留任，余者换掉。这一次变换，学人的名节成了标志，许多人受到了冲击。俞平伯就写信呼吁公正对待周作人，可是应者寥寥。从后方回来的人，扬眉吐气，死困在北平的人，则多在新的困惑中。那是个大转变的时期，日伪时代的沉闷消失了，新的紧张却相伴而来。这里流行的是新思想，而道德却是旧的，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意识差不多，人的身份和名节成了标志之一。普通的教员因为无名，没有谁为之呼吁，只是自己抗争，希望不要被定为汉奸罪名。可是傅斯年等人不听，处理很严，连一些善良的不与日本为伍的学者也伤害到了。容庚在致傅斯年的信里悲愤地写道：
沦陷区人民，势不能尽室以内迁；政府军队，仓皇撤退，亦未与人民内迁之机会。荼毒蹂躏，被日寇之害为独深；大旱云霓，望政府之来为独切。我有子女，待教于人；人有子女，亦待教于我。则出而任教，余之责也……当北大等校迁于西南而伪政府之重立三校也，课程依旧，尽先聘任留平之旧教员。除增日籍教授每院数人，即增加日文每周数小时外，实无若何之变化。不知所谓奴化教育者，将何所指？日寇之所望于学校者，欲使学生时间一半读书，一半之为工作，则教职员生活所需，皆可配给，遭同人一致之拒绝。吾辈多专心教书，而兼政府职务者甚少。《剧秦美新》之文固优为之，然而藉以媚日取荣者亦甚少。日寇之不得逞志于教育界，自沦陷以迄于今。教育之苦，至近两年而极。教授最高之月俸，曾不足以购百斤之米，或一吨之煤。故破衣恶食变卖书籍家具以为生者比比皆是。兼任讲师，受苦尤甚，至有步行往返四小时于道路而授课二小时者，其所得远不如卖烟拉车之辈为优。艰苦卓绝，极人世悲惨之境，果何为乎？故知吾国之不亡，教育之不当停顿，故忍受而无悔也。汉奸乎？汉忠乎？事实俱在，非巧言所能蒙蔽者，固愿受政府之检举裁判而无所逃避。在日寇则视吾辈为反动，在政府则视吾辈为汉奸，笑啼皆非，所谓真理，固如是乎？天乎，尚何言哉！
在诸多抗议里，我们几乎找不到张中行的声音，在名人扰扰的学界，自己算得了什么呢？周作人、容庚等人要为自己的身份辩驳，而他连辩驳的资格也没有，管什么奸与忠呢？老北大的教员是要保住自己的饭碗，自然也有学术的地位，等等。可是对他来说，学界与自己没有关系，在名家云集的地方，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权的。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活法，那么到中学去吧，不是下而等其次，而是次而等其下，下面才有自己的生活。下的世界，是自己才该真去的世界，至于附逆与守节，叛国与忠孝，和无权无势无名的他有什么关系呢？
民要活，是第一要义。自己的人治不了国，外敌来了，百姓如何？要生存，就不得不屈身，受人宰割。我曾和他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回答干脆：只要思想还是自己的，为饭碗而觅职，不算问题。可是这样的话私下说说可以，与世公开言论，就不是那么回事。汉奸的帽子就会扣上来。他说顾亭林为明朝守节，其气可感。可是明朝的皇帝个个不是好东西，是专制的魔王，为这样的人守节值得吗？所谓节烈，是只有专制社会才存在的东西，根本未考虑到民本的问题。天底下的事，民为重，君与社稷次之，可是千百年来，这个顺序被颠倒了。在不把人当作人的社会里，人要保护自身的存在，实在太难了。
他到四中任教的时间是1946年，是同学介绍他进去的。四中在距西什库教堂不远的地方，是一所很有名的学校。那个地方比较安静，学员差不多都是北京最好的。鲁迅、蔡元培等人当年都光顾过这所学校，无论师资还是教学设施，都是一流的。他到这里教书，心情自然有些凄然。国民党治下的北平，比日伪时期的情况没有好到哪里去，在新闻出版和言论发表的空间上，还退步了。所以他在课堂上不免也发一点牢骚，说着讽刺官方的话。北大时的记忆，使他无所顾忌、任意而谈的风格未变，于是招来校方的不满。也许是学生举报，也许是同事嫉妒，不知何时他就被戴上了思想落后的帽子。有一次一位同事来告诉他：
“有的同学反映，你虽然讲得不坏，但就是喜欢说闲话。”
同事的传言也许是善意的，警告的意味也是有的吧。但他在课上照旧还是老风格，偶涉及时局，讲一些不满的话还是有的。物价的飞涨，言论不畅，都成了他涉及的话题，于是真的被人举报到领导那里了。下课的时候，他听到了这样的劝告：
“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
分明是在警告了。中学并不比大学好，国民党对教育的控制，以及学校间的刺探者的增多，令他不寒而栗。
不止一次，他摘录着《庄子·田子方》的语录：“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本治下的时候，他想起这段话；国民党接收北平不久，他经历了更苦楚的一个过程，也想起这段话来。对于在中学里进行党义教育，他是殊不以为然的。学校是精神与知识的培植地，党化教育就不免太小了，且八股腔与政客腔浓浓，对学生只有弱智的摧残，绝无益智的滋养。这是后来的历史证明的。所以，日本人走了，政客来了，小民依然是小民，日子不好过的滋味，几乎所有敏感的读书人都感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