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战败，北平解放。日本人走了，生活照例不好。北平的物价飞升，民不聊生。出版业也是萧条的，生存的空间变得狭窄起来。日伪时期，是亡国奴之苦，现在开始做起本国人的奴隶了。国民党的宣传腔，张中行颇为讨厌，连中学也要搞什么党义教育，无聊感很浓地袭来。老虎刚去，豺狼又来，大家都在灰暗的世间。那时他正是盛年，一事无成，家里有幼小的孩子，乡下是年迈的老人，内心的空漠是浓烈的。做学问，在那时谈何容易？为了谋生，除了教书也只好写作，自己能做的，也只有这些。
1946年起，他开始给天津的《新生晚报》开设专栏。报纸的负责人是张域宁和马秋英，都是老朋友了。有朋友的催促，卖文的热情上来，文字泉水般地涌动着。这些文字，后来从没有结集出版过。我曾好奇地打听那些文字的内容，建议整理一下，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它们，可是他拒绝了。后来我在国家图书馆里，找到了一些残报，发现了些他的旧作，都很儒雅、有学理，精神是开阔的。不过有时也很随意，因为是卖文为生，仓促的痕迹偶也有的。总的说来是颇有才华，见解不俗，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和，也充满了焦虑和愁思，甚至带有怨怼意识，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
不喜欢革命的人，未必就不金刚怒目，也未必不忧患满腹。虽然厌恶暴力革命，却对专制统治没有妥协的地方。冷嘲热讽、嬉笑怒骂也是有的。《新生晚报》是很怪的报纸，像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很多元，宗教的内容和左翼的作品，经常能看到。既有雅的一面，也有俗的地方，贴近大众口味。编者是有学术眼光的，“五四”的意绪也多少能从中感受一二，比如连载过巴金的《寒夜》，刊登过潘光旦的科学普及短文。钟敬文、臧克家、徐迟、姚雪垠、黄裳、袁鹰的作品也偶能见到。关于苏联、解放区的艺术也出现在版面上。各类主张的登场，怪论也不足为道，激烈的文字便湮没在报纸里。张中行的文章属于漫谈类的，锋芒未必有左翼文人那么毕露，而特点是显然的。他开设的栏目叫《周末闲谈》，后改为《一夕谈》。文字很是老到，风格上明显受到周作人的影响。文章总的特征是讽刺体，表明看是闲适的，实则暗含锋芒，都是对社会的抨击，可谓是文明批评吧。1947年4月12日，他发表了《忆阮籍》一文，散漫而俏皮，游戏笔墨间是智者的诘问。此文在什么地方受到鲁迅的影响，在精神上和《魏晋风度与酒及药之关系》有相似的痕迹，借古讽今，旁敲侧击，很是痛快，从中看得出他的学养和境界。文章介绍了阮籍的特点之后，笔锋一转，是如下的感叹：
且不管他人的事吧，至于我，当然是卑微及愚昧到不足道的一个人，可还是不至不明白生活及说话之不易。而不幸，我又没有阮籍那样的庄老之术或充步兵校尉的机会（《世说新语》：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贮酒数百斛，阮籍乃求为步兵校尉）。所以，剩下的一条路就只有多说闲话了。
闲话可否，人听过一笑，于是说的人就可因此保全一条性命，闲话之为德也真是大矣哉。但这细究起来也并非易得之事，比如说，有那么一天，一个所谓有热血的自以为肩负正义的青年便问我：“你说共产党好还是国民党好？”我只好说：“凡有枪的党派都好。”我不知道他是否满意而去，而由此，我就感到说闲话的机会的难得了。因此，我应该感谢报纸，它没有逼我写闲谈，也感谢读者诸君，没有因我之写闲谈而表示大厌烦。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智慧，它教我明白，自今而后，我应择吉改行，连闲话也不说，用仅有的余闲去坐茶馆，喝一百一包的龙井，面对着高挂在墙上的“莫谈国事”出神。
文章不像一般的时文，从学理进入当下话题，《语丝》的笔法用得很是娴熟。在不能自由言说的时候，只能谈谈风月吧。他是熟悉《语丝》那些笔法的，在学识与生活感触里观照人生。周作人当年还写过《闭户读书论》，也是类似的意思。大约是在言论不自由的世界只能闭户读书，苟全性命于乱世。他和自己的老师一样，都不喜欢党争，讨厌政治，喜欢学术的思考。可是在国将不国的时候，也只能说说闲话，连闲话也不能说的时候，也就只好沉默着。所以，看他那时的写作，就应验了鲁迅的那句话，哪有什么闲适呢，在人被囚为奴隶的时候，要么爆发，要么死亡，还有别的出路吗？
既不想革命，又不愿沉默，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他想成为另一类的人，可是不行。这就是彼时的尴尬。他在《鸡犬之声相闻》《强哉矫》《春眠不觉晓》诸文里，表示了同样的倾向，直面着现实，有点鲁迅的风骨。不过那时他对社会的看法还过于简单，把社会问题归于简单的几点上，几乎不去思考知识分子问题，对自身的拷问是稀薄的。这和左翼作家有点相似。也许因为生存的压力太大，也只好从政党政治里找问题吧。《强矫哉》直接把矛头对准政府，对飞涨的物价大为不满，还从经济学的理念讲起，可谓气宇轩昂。他在结尾写道：
台湾事变之矢口不承认原因是官吏坏，这据说是怕有损威信。夫威信者，岂非硬乎？政府之威竟至相形之下把人民的生命比成软，非大强大硬而何？
在他后来，这样的文章是不多见的。时文的特点很明显。周作人也写过类似的短文，都不收到集子里。也许因为太张扬，自己也厌恶吧。张中行其实何尝不喜欢平静的生活，发些中和之音？可是做不到此点，只好也愤青般地发泄了。在《春眠不觉晓》里，他写到了无所不在的黑暗和无聊，连梦里的事情都是不清洁的。四边都是污水，人掉在泥潭里。真有点波德莱尔的意象了。他在文章里说：
近几天来，我连遇几个关心我的朋友，谢他们的感意，都劝我此后写文章应该多发中和之音。其中之一甚至说：“这不只可以使读者高兴，就是你自己看了也会高兴的。”我想了想这个劝告，以为大概不错。那么剩下的事显然只有发中和之音了。然而此则是大难。这原因不是我不会发中和之音，自然更不是不想发，而是很难找到使我不得不发的动机。
从审美的角度看，这和左翼的舒愤懑无疑是同道的了。京派文人并非都是悠然自得、不味人间烟火的。他们在忧患中只是说话，并不行动，嚷嚷而已。虽然知道并不合体统，可是人受了压迫，总要反抗的。这么看来，他身上照例也有明末清初文人的戾气，笔触带着傅山、唐甄的形影。他的文章体例，和唐甄的《潜书》颇像，连标题的风格也是一致的。越到后来越有此类特征，喜欢议政，又以学问超度自己。就锐气而言，绝不亚于周作人的另几个弟子。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读书人不关心国运者很少。象牙塔里的读书人几乎都发出了吼声。朱自清、闻一多都有社会批判的短文，凡是感到气闷的人，不再安于象牙塔里的生活了。他们不安于现状的原因，是失去了普通人的家园，连象牙塔的日子也过不成了，并非想走到十字街头。张中行的文字和社会名流不同的是，即使最紧张的文字，也是代表自己的声音，和别一群落是不一样的。他的赏玩也好，忧虑也好，都是个体的行为，不是别人的传声筒。精神的源头在自我的思考与反诘里滑动。所以和激进青年的短章有所不同的。诗可以怨，而心不含杂质，这是那时候他的特征。这个特征在五十年代后得到了抑制，到了九十年代又略有复苏，不过那时的文怨已有更为苍凉的况味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