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知道为什么，在关于刘冠三从青岛开始的新一次出逃过程的叙述里面，却充满了戏剧性，其中化装和独轮车的细节，渲染了出逃行动的仓促和紧张。据一个流行版本的描绘，1908年的最后几天，朝廷终于下决心与青岛德国总督交涉，要求查禁震旦公学，并“引渡”刘冠三。刘冠三闻讯后，化装成农夫，星夜离青回籍。因当局追捕甚急，他遂推起独木轮小车，决计远游。此后，刘冠三先去诸城，过沂水，经曹州，至河南开封，奔安徽，返山西、河北、察哈尔及蒙古柴青堡等地。一路上，他似乎没有忘记使命，依然进行了诸如联络故交、发展盟员、鼓吹革命这样一些活动。刘冠三的逃亡历经两年，行程万里，在这个过程中，刘写有“一程风，一程雪，前行不怕虎狼恶”的诗句。
在逃亡中，刘冠三和商震曾在新蔡县刘芬佛私塾有过一段共同避难的经历，那里是同盟会秘密设立的一个联络机关。当时和刘冠三、商震在一起的还有朝鲜人金秉万，以及新蔡县的刘芬佛、阎子固、刘纯仁、任芝铭、单懋统等共和革命支持者。
1911年，因积劳成疾，刘冠三到北京山东会馆养病。至秋，身体康复后回山东，约刘溥霖、蔡自声等秘密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在济南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联合会，并推举山东巡抚孙宝琦为总督，宣布山东独立。之后，刘冠三再一次进入青岛。
刘冠三重新回到青岛的原因，据说是“他感到孙宝琦不可靠，遂奔赴青岛，与王麟阁、班麟书、邓天乙等组织革命武装”。但关于刘的这次青岛行程的结果，却不见记述。从其他资料看，在1914年之前，青岛并没有产生出一支有组织的共和武装。
山东独立失败后，刘冠三赴上海拜谒孙中山，被委以领导山东革命的职责。回鲁后，刘冠三即发动了高密、诸城、即墨、安丘、青州的独立运动。
民国建立初，刘冠三先后出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山东省留日学生监督等职。1913年国会选举时，刘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据说，袁世凯曾有收买刘冠三的企图，但刘不为所动。在此期间，刘冠三还多次援救过被捕同志，商震被捕时，刘即声称捕错了人，并将其子易商放出狱，促其逃走，后又设法救出其子。
1914年初刘冠三的被捕，应该是袁世凯的指使下令。后幸赖商震、侯延爽等人营救脱险，刘始到陕西总督陆建章门下避难。1917年，段祺瑞揽权，刘冠三奔赴广州，协助孙中山成立护法政府，并被委为山东招讨使，全权负责山东军务。刘冠三回省招募旧部，成立护法军，屡挫北洋军，并击溃山东都督张树元部。
1922年国会恢复，刘冠三回北京，复任国会议员。时曹锟为谋取总统，贿买议员。丁惟汾、王乐平等联合会员赴上海对抗。这时，刘冠三却坚持不住了。身患肺癌未走的他，最终接受了曹锟的贿赂，带领一些议员为曹锟投标。后因为病情恶化，刘冠三于1925年7月1日病逝于北京。
对青岛来说，1908年是个普通的年份。但对于包括陈干在内的革命者而言，这一年却是这个城市的共和元年。使秘密的颠覆行动在这里成为发动机的标志，就是陈干缔造的震旦公学。
因为陈干，也因为陈干的许多同志，一个仅仅存在了10个月的学校，一个会集了最早的本土民主力量的地方，成为1908年青岛最值得记录的地方。今天，尽管人们走过胶州路的时候，已不会对曾经在那里出现过的震旦公学，对那里曾经发生过的关于共和的种种谋划有任何直观的印象，但是，共和锐利的破土之声，却依然可以在那片坡地的上面，在某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早晨，发出震撼人心的回音：头角兮山崩，撞破自由钟；嘴唇兮海裂，喝尽匈奴血。翻身登上大舞台，雷火天地开。转脚踏渡昆仑顶，风雨欧美并。
1881年12月29日，陈干出生在山东昌邑白塔庄。16岁时，他开始去东北谋生。1901年5月，陈至京师投营，1904年始随赵尔巽习军。1906年正月，陈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不久，当东三省同盟会在高丽门外郭家店集合准备暴动时，消息外露，赵尔巽派出一营清兵围捕，陈干与商震等人逃往辽阳。1907年，陈干由东北回到山东，进行秘密组织的扩展，吸引吕子人、李长庚、陈希孟、肖香坡等多人加入同盟会。
1908年正月，陈干等在青岛着手创办震旦公学。这是一个具有速成特征的共和培训基地，军事课程的设置，使得这个学校与一般的普通公学很容易区别开来。革命者希望通过公学的招牌可以掩护共和党人在德国租借地的秘密活动。资料显示，丁惟汾、刘冠三、张继、吕子人等人在这个特殊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都有过积极表现。根据不完整记录，公学的教员有保定商震、浙江陶成章、湖南陈汉元、山西景梅九等多人。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闻讯后曾大为兴奋，认为“青岛大有可为”。
关于震旦公学此后数月的活动，已有的资料没有显现出任何完整图像。而在同盟会内部，原始文献的寻找则更加困难。一般的叙述多强调，学校所设课程“一切皆以革命主义为教”，注重共和思想启蒙，同时认为公学关心对学生的军事技能培养。在把共和思想向社会民众传播方面，公学似乎也有尝试，据说曾有“蜂起加盟”的局面。但是，关于学校是否曾购置过武器以为武装起义进行准备的说法，却存在着争议。依据后来对公学一些学生踪迹的追访，同样也不易结构出可信的原貌。这样，曾经的震旦公学就如同一个火星在寒冷的青岛天空上迅速划过，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青岛震旦公学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德国方面不希望任何具有革命色彩的东西出现在租借地中间，同时也不愿意因此引发和山东当局的不快。后来公开发生的“保矿”事件则激化了矛盾。这样，在1908年冬天，公学被以参加保矿活动有碍治安为名查封就是自然的事情了。是年12月，青岛总督在总督府约见陈干，通知他在30天内离开青岛，并要求同时关闭震旦公学。陈干以公学没有触犯德国法律，“有碍治安，也无封禁之理”进行争辩，终不获通融。最后，公学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中被强行关闭，陈干遭驱逐。
1909年10月，离开青岛的陈干在长春组织山东同乡会。辛亥事变后，陈干被陆军总长黄兴任命为山东民军统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陈干被授少将，任三十九混成旅的旅长。1917年，陈干被调往济南，任山东政务厅厅长。但没过多久，陈干就在混乱的分裂现实面前失去热情，遂于1918年辞去职务，避居青岛。
1922年9月5日，黎元洪任命陈干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第一部委员，交涉山东归还问题。陈干与王正廷等4人为谈判代表。1922年12月1日，日本将青岛交还给中国。在山东归还谈判中，陈干被康有为视为“鲁案砥柱”。
1926年11月至12月间，陈干去南昌谒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军部参议。1927年9月，任第二支队司令，率部转战千里，一举攻下韩庄、枣庄。就在这时，电文迭至，令陈干撤军返宁。到南京后不久，陈干即成为派系争斗牺牲品，死时年仅46岁。陈干死后，他的朋友商震在他的昌邑坟地立下了“故陆军中将陈公明侯纪念碑”。
盛宣怀│一个溃退信号
◎记忆地标：宁阳路/湖南路
从1910年开始，盛宣怀生命中间的最后4年，注定要在动荡中间度过。是年正月，清廷委派给了这个李鸿章最得力的前助手一个尴尬的职位——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于是，创办了轮船招商局，熟悉煤铁矿务，督办过铁路、航运、电报、邮政、纺织厂、铁厂和公学，管理过财政商务事务的盛宣怀，开始如履薄冰。
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后，盛宣怀重新获得了被起用的机会。七月初十日，盛氏到达北京，赴邮传部本任，并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十二月初六日，盛宣怀出任邮传部尚书，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左侍郎，吴郁生为右侍郎。1911年5月，内阁改制，盛氏由本官简授邮传大臣。受事数月，盛宣怀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划官建各路，拓展川藏电线，厘定全国轨制。
随后，朝廷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所有在1911年以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盛氏主张将先收归国有的川汉、粤汉铁路所招各股，改换官办股票，同时又议订与英、德、法、美各银行600万镑借款合同。盛氏的这个举动，引发了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的保路运动，导致中央官员群起指责盛宣怀肇祸，盛成为众矢之的。8月19日，革命党发动武昌起义，各省相继响应独立。盛宣怀电请袁世凯出山，同时向清廷推荐袁世凯。资政院弹劾盛违宪、乱法、激兵变、侵君权。九月初五，盛宣怀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盛宣怀漂泊的日子，开始了。
对从1911年到1912年的青岛来说，盛宣怀的到来，是个不小于孙中山到访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孙在1912年秋天的短暂访问还具有选择返程路线时的偶然性，那么盛在10个月前的避居，显然就具有了现实的示范意义。这个已接近70岁的洋务老人颤颤巍巍地迈向德国租借地的步伐，像一个燃烧在烽火台上的溃退信号，迅疾就变成了一个涌往东南海岸的集体逃亡行动。这样乌烟瘴气的浩荡场面，鱼龙混杂的热闹程度，为历史罕见。就此，数以百计的达官显贵的到来，书写出了青岛殖民地晚期时光里面最光怪陆离的政治风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盛宣怀并不知道他具有这样大的号召力量。实质上，这个号召力的源泉，的确也不是来自盛氏，而是租借地的德国当局。盛大人不过是个探路者，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盛大人给人的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信号，因为他似乎并无意久留。从1911年开始，盛宣怀在青岛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很快，他就去了日本。
两份权威媒体对盛宣怀的避居青岛保持了必要的敏感。特别是由于盛宣怀的出现而带来的开放，是舆论界始终抱有兴趣的。因为，青岛政府不平等的隔离法规一直存在着。它明确规定，不允许中国人定居在租借地的欧洲区之内。“但是，自从最后一任的满清交通大臣盛宣怀被允许在此居住之后，许多中国的政治难民便前来这个城市定居。德国统治者向他们提供了种种便利，并不去询问他们对现政府是友好还是反对袁世凯。”1914年11月出版的《远东评论》相信，毫无疑问，青岛作为一个庇护所已经向中国难民们敞开了大门，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个党派，都能够得到足够的保护。而在更早时的上海《申报》，则对盛宣怀来到青岛后的行踪，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消息涉及了其住处的转换和在青岛获得的待遇，比如出入都有政府提供的武装保护等。
《申报》关于盛宣怀的报道出现在1912年的1月7日，而3天后同样在上海出版的同盟会总机关报，则又披露了盛已于1月3日匿名前往日本的消息，报道同时引述了盛的自白，否认了他在青岛期间的种种传闻。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通过其代表给了盛宣怀一个口信，表示民国对他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孙中山同时说，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9月，盛宣怀从日本回到上海。1913年2月22日，汉冶萍公司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推选盛氏为总经理。这时期，盛宣怀认为孙中山在兴办实业方面“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同时相信袁世凯“措置大局，举重若轻，实超秩乎汉、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当革命党人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盛宣怀重新避居青岛，希望袁军获胜。1915年，日本曾利诱盛同意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遭拒。
1916年3月25日，盛宣怀病逝于上海，终年73岁。
赵尔巽│逃亡者
◎记忆地标：上海路/中国剧院
在进入青岛尝试短暂停留之前，赵尔巽历时40年的政治履历，已让他的行踪几乎遍及了大半个中国。这使得他与一同流亡青岛的晚清同僚们，有了些许的区别。早年，他去过湖北、福建、广东、贵州、安徽，后来又到过陕西、甘肃、新疆、山西、湖南、盛京，继而任四川、湖广、东三省的总督。但是，在1912年的晚些时候，告退离任的赵尔巽选择这个德国的保护地隐居，则和其他陆续到达的晚清政治家有着大致一样的理由。
在革命的暴风骤雨突然涤荡整个皇权的时候，青岛成了中国不多的可供挑选的世外桃源之一。海景、山境、绿树、红楼和德国法律的保护，让包括赵尔巽在内的许多风云人物，有了使紧张神经得以放松的机会。赵尔巽在这里发出的“欲逃庄叟人间世，来听成连海上琴”的感慨，大约可以看作是这个“识见通达”者的真实精神状态。至少，在某个闻奏《归去来辞》的瞬间，他或许能够真正体会到血腥政治角逐之外的平静。
对赵尔巽的政治作为，传统的评价多指“所至以廉能著称”，曾“力扫数百年积弊之巢穴”等。早年在御史任上，他也被认为“抗直敢言”，而“极谏”则更是扩大了他的声誉。赵尔巽的为官作风，被描述为“自奉俭约”，以实为务，比如“新任就道，尝微服入境，屏绝送迎”，比如“居官则未明即起，烛下治案牍辄二三小时，以俟天晓”，等等。从这些记录看，赵的“治事精覆”和“识见通达”，应该是得到了认同的，这也为他以后不断上升的仕途开辟了宽阔空间。
赵尔巽成为共和的敌人是必然的。在任东北三省总督时，东北党人欲起事，赵尔巽就曾以“保境安民”为名断然镇压，迫使东北革命转入地下。而其弟四川总督赵尔丰，则直接在辛亥年时为革命党人所杀。武昌起义爆发后，赵尔巽更在《忠告于武昌此次肇祸诸君》函电中声称“倘若执迷，则所谓子能覆楚，我必能复楚者”，以申包胥自居的赵尔巽，复仇之势已不加任何掩饰。
显然，逃亡青岛隐居的赵尔巽，“复楚”梦想是不可能有机会实现了，这不仅仅是赵尔巽的宿命，也是整个清王朝的宿命。寓居的日子，赵尔巽和与他命运类似的一班政治流亡者一样，在享受平静和无聊的等待中，打发着时光。这时候的这些大人物，已没有了前呼后拥的气派，平常的消遣，不外是琴书留赠，游山玩水，看电影，喝大酒。根据一些零散资料的记录，从任东三省总督时赵尔巽就和挚友吕凤岐的女儿吕美荪保持了长时间的联系，并给了这个女诗人许多关照。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青岛。后来，吕美荪也来到了青岛客居，但这时她已没机会直接表示对赵尔巽的感激了，因为在1927年的秋天赵已去世。
尽管赵尔巽在青岛生活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后来本地还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和他有关的档案文件。2005年5月15日，一家拍卖公司竞拍的25件赵尔巽所藏纸本档案，就是在青岛发现的，这些已有虫蛀的清末写本，拉近了人们和赵尔巽被时间涂抹的距离，也使得赵尔巽的青岛生活开始变得有声有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