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回到德国的科尼希，曾经出版了一本记载包括有其在青岛担任主治军医和医院院长期间经历的回忆录，但很遗憾，目前本地的研究者并没有获得阅读这本科氏个人生活记录的机会。据说，科尼希1926年出版的这本图书，记述了自己随“伊丽莎白号”大帆船环球旅行，以及在东非德国殖民地和青岛的生活。
我们注意到，到1902年的秋天，野战医院装有暖气设备的第三病房已接近完工，在这个设备齐全的病房里，除了值班医生的宿舍外，还有一间为病人举行礼拜活动的小教堂。到这时，医院正常设置的病床已有208个床位，这其中包括了在一幢棚屋中临时安置病员的32张床位，由殖民地病员护理妇女协会派出的4名护士，在这里进行忙碌的工作，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与此同时，在离医院不远的地方，一幢医院办公楼也已建成，里面包括了医院职员的公费宿舍。实质上，科尼希接手的是一个完整并设施优良的医院，这里甚至还修有花园。他接下来的工作，是保证医院高质量和高效率地运转。比如，1905年10月至1906年10月的一份政府年度报告，曾经记录了医院进行的阑尾手术。报告特别提到，不下42例动过手术的人都获得了康复。显然，这份报告的写作者相信，在科尼希的主持下，那个时期野战医院的工作是可以信赖的。
似乎，科尼希对自己在青岛的生活，也表示了满意。在一张拍摄于科尼希时代的照片上，科尼希居住的别墅已楚楚动人：屋顶和塔楼之下雪白的外墙和对比明显的木构架装饰，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诗意化联想。在1905年之后，科尼希的邻居们开始多起来，先后有海军营军官、外交官、商人和避难的政治家住在了这里。至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间在沂水路酿造出更多故事的时候，淳朴的科尼希别墅依然具有其无可替代的风采。
科尼希医生在这里的故事，随着沂水路3号别墅主人的更替，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科尼希成了这个城市的匆匆过客，他走过的街道和他工作过的医院，都没有给他留下记忆的空间，在整个城市，人们看不见任何关于这个海军医生曾经停留过的踪迹。
科尼希医生居住过的沂水路3号别墅，据说1913年后成为逊清多罗特氏升允的王邸。
升允，字吉甫，号素庵，姓多罗特氏，清蒙古镶蓝旗人。曾祖富明阿，通州副将；祖色普真，前锋参领；父纳仁，工部侍郎。升允承先祖之遗泽，又以举人出身，深受清廷信任，历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而在这之前，升允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章京，不久以候补道资格出洋，出使过欧洲各国，对西方的学校、工厂、商业、农业、市政建设等等，都有感性认识，这为他日后在甘肃厉行新政，奠定了基础。
升允的光荣，和大清国的落难互为因果。当年落难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起驾回銮时升允随扈进京，1902年2月26日才回陕视事。1911年10月22日西安爆发起义，升允未在城中。他一边向陕西革命军捐银20000两并致函声言赞成革命，一边却只身逃往甘肃平凉，电告陕甘总督长庚表示誓死效命清廷。重新夺取西安的行动失败后，升允带着家眷逃往西宁，经东北、西伯利亚辗转流亡到日本，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并成为宗社党复辟清王朝的重要人物之一。1913年春升允潜回库伦（今乌兰巴托），纠集旧部并联合沙俄及蒙古王公阴谋起兵恢复亡清，未得逞。同年12月潜入青岛，继续进行复辟活动。
本来，科尼希医生在沂水路3号别墅遗留的咖啡气味，以外交官身份曾在圣彼得堡等地待过的升允并不陌生，可此时他的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所以咖啡之类零碎，始终引不起他的兴趣。我们从升允发自青岛的一封亲笔信中，可以大致看出他参与的一些颠覆共和制度的活动踪迹。升允被时间淹没了的政治野心和抱负，跃然纸上。在信中，升允给新疆都督杨增新、蒙古族郡王帕拉特、甘肃都督赵惟熙、宁夏镇护军使马福祥、那王彦图、蒙古喀喇沁王贡桑诺尔布、嘉木养禅师、绥达将军张绍曾、热河都统姜桂题等人发出讯号，说他已联络到散落在20省的遗老遗少，图谋恢复清朝统治。但和这期间青岛广泛存在的大量复辟阴谋一样，升允的图谋，最后依然没有成功。到了1917年，矢志不渝的升允在青岛继续努力，他寻求到日本守备军司令官的支持，并去上海找郑孝胥秘密商议，同时致函正率兵入京的辫帅张勋，督促其抓住“机会”宣言复辟。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第二天升允即获授大学士。7月12日昙花一现的复辟失败后，升允再次亡命青岛，慨叹无力回天。也许，到了这时候，他才真正品味出杯中咖啡的苦滋味。1931年夏天，这位为复辟多年奔波的多罗特氏，死于天津租界内。升允死后，废帝宣统赠谥曰文忠。溥儒为其作《神道碑》，云“武侯尽瘁，天道可知；申胥空还，臣力尽矣”。
1922年北京政府收回青岛主权后，沂水路3号别墅曾设立培基医院，院长为钱培基医生，楼上为病房，楼下为诊疗室。到20世纪50年代，这里成为青岛日报社职工宿舍，后来在庭院内加建起了新楼。
里希特恩│建造港口的人
◎记忆地标：青岛港/港口新海关办公楼
埃米尔·里希特恩在青岛逗留的时间很短暂，所以，把里希特恩1899年的这次历时几个月的青岛之行称为访问，是合适的。实质上，作为柏林德国政府海军部的技术官员，里希特恩对青岛港的建设并不负有直接的责任。所以，即便是从职务范围和管理权限上看，他在1899年的青岛之行也符合访问的性质。
根据马维立博士在《波恩通信》中向青岛城市史研究人士提供的线索，里希特恩1839年5月7日出生在不来梅近郊。1876年他成为威廉港的海军建港顾问后，威廉港的军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1891年的时候，里希特恩被提拔到柏林德国政府的海军部。所以，当1898年在青岛建立一个现代港口的工作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有关方面希望得到有经验的里希特恩的支持，便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实质上，存在着海军部曾向里希特恩咨询过的证据，这包括青岛的港口应该建在哪里，以及如何建设等专业问题。而后来里希特恩的青岛行程，显然也与港口有密切关系。
在里希特恩到来之前，青岛港口的建设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根据把大港建在胶州湾中的计划，1898年的年底，政府方面就开始在妇人岛及与其毗邻的位于西南方的一个暗礁所在的水域之间填筑一道石坝。这道石坝将构成港内抵御强大西北风侵袭的防浪堤的主要部分。石坝工程所用石料，分别来自沧口以北的采石场和在俾斯麦山北新开的一个采石场。一条铁轨由采石场通往海岸，石料则由一个活动的倾翻架装上车辆，以方便在所需地点翻卸。
1899年秋天制作的政府报告中记录，当年的夏季，测量技术部门对港湾水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查。这次勘查的主要目的，是要搞清楚在海平面下多深的地方才能触到岩石，因为这可决定需要疏挖的港湾的水深。在开工前进行的钻探取样，初步结果已通过在大约延伸4平方公里的水域内的勘查，获得了满意的证实。到报告完成时，勘查工作已经结束，而码头的最终设计方案，也可以提出了。
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希特恩出现在了青岛。
在到达青岛之前，里希特恩实际上不仅仅接受过一般性的咨询，他也曾经被要求去青岛直接指导或监督那里的港口建造。但是，这个要求被里希特恩拒绝了。人们不确切知道里希特恩拒绝担任这个职务的真正原因，但从年龄上推断，他在接近60岁的时候如果长时间被派出在一个待开发的殖民地任职，可能有相当的困难。从研究者后来掌握的实际情况看，里希特恩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是很好，因为在拒绝去青岛任职的5年后，他就去世了。但是，没有亲自监督青岛港口建造的里希特恩，还是认真地选择了一个能干的技术官员去了青岛。1898年5月16日，受里希特恩派遣的筑港工程师乔治·格罗姆施来到青岛，成为青岛建港部门的首位负责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格罗姆施对港口的建设过程和大港最后如何完工，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他反对改变最初计划里的一号码头和二号码头的走向等。
里希特恩1899年在青岛活动的具体细节，研究者目前还没有获得可信任的记录。据说马维立博士在里希特恩的孙女那里得到了里希特恩的日记，但尚不清楚那里面是不是涉及了里希特恩1899年访问青岛的内容。在青岛的几个月，这个60岁的海军港口建设顾问的行踪，被胶州湾的海浪淹没了，人们不知道这中间是否包括了一些重要的史实。文件显示的是，在1899年秋天的时候，海军胶州政府计划的工程修建速度是，当山东铁路由潍县修到青岛港并交付使用时，这个港口应能对若干艘大型船只提供有蔽障的泊位。同时，政府希望妇人岛至暗礁之间达到高水位线的石坝工程，可以在1900年的早些时候完成。那样，就可对港湾内域进行有效的保护，以使政府船只、私人舢板和帆船可在这里得到安全的停泊。
最终由维林公司获得了港口建设工程并进展顺利，1904年3月6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胶州总督以及山东巡抚周馥都出席了竣工仪式。随后二号码头也在1906年完成。里希特恩应该获得了一号码头建造顺利的消息，但他却不知道胶州总督关于为“殖民地历史一个如此重要的阶段”立一块纪念碑的想法，他没有活着看到这个码头的最终建成。1903年5月3日，里希特恩在柏林去世。
和作为铁路工程师与青岛发生联系的锡乐巴一样，以筑港工程师的身份出现在这里的斯提克弗茨，接受的也是独立商业机构的委派。连接锡乐巴的是山东铁路，而围绕着斯提克弗茨故事的一直是青岛港。和之前已经在中国工作了许多年的锡乐巴不同，斯提克弗茨对与这个陌生城市的相遇缺少准备，并且，他似乎算不上喜欢这里。
约翰·斯提克弗茨所服务的，是汉堡的维林公司，这个公司在早些时候青岛的一些出版物上，一直被翻译成回利格公司。早在1875年，维林还是不来梅的一个不出名的铁路工程师，可能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不确定的考虑，后来他开始转行从事港口建设。1879年，维林在威廉港参与了海军码头的大规模扩建工程，1883年至1889年，他则在汉堡建造了三个远洋轮船的港池。之后，他还参与了耗资3200万马克的北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工程。
1897年11月德国占领胶州湾之后，建造一座可以通行大型军舰和远洋轮船的现代化港口，便成了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此前，虽然中国军队早在1892年就已经建造了一座伸入大海的栈桥，但这座简易的军用码头仅能靠泊吃水很浅的小型船舶。经过柏林海军测量部的考察勘测，新港口最终选址在胶州湾内，原因是那里夏天不受东南季风和可能到来的台风影响，冬季也可以躲开强劲的北风。
筑港的首要任务是建造一座巨大的半圆形防波堤，以保护锚地免受北风的影响。这座防波堤的建造开始于1898年10月29日。1899年，防波堤的建筑工程由施密特公司接手。
早在1898年5月，受海军部建港顾问埃米尔·里希特恩的派遣，格奥尔格·格罗姆施就成了胶州总督府筑港工程部的首位负责人。5月16日，格罗姆施来到青岛。随后，格罗姆施制订了整个大港，包括后来的半圆形大防波堤和一、二号码头的建设规划。维林公司的出现，基于格罗姆施和总督府的一个共识，这就是他们都认为，大港工程的建造，应交由一家私营公司来完成，而来自汉堡的维林公司恰好符合要求。
1898年11月23日，维林在汉堡和海军部进行了首次会谈。结果维林表示愿意负责建造青岛港，并提出把工程师约翰·斯提克弗茨派往青岛。在1896年的时候，斯氏已经考察了墨西哥和危地马拉。但随后进行的合作并不顺利，斯提克弗茨在1899年来到青岛后只看了看施工现场，就离开了。显然，在一些我们不十分清楚的关键环节上，他和格罗姆施或者叶世克总督没有取得一致。这样，青岛方面便决定取消与维林公司的合同。
原本，斯提克弗茨短暂的青岛之行会以匆忙的方式结束，但事情后来的发展却出现了戏剧性变化。原因是柏林的海军部无法再找到另一家愿意建造青岛港的德国公司，只好回过头来，再与维林公司商榷。据说，在这个有利的时机，维林问斯提克弗茨，工程的造价会有多高，斯氏的估计是8501000马克。但维林回答，这根本不够。最后，维林向德国政府提出了自己的报价：9519250马克。经过长时间的磋商，1901年3月25日，德国政府最终在汉堡与维林公司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9336840马克的建港费用。这样，约翰·斯提克弗茨就重新回到了青岛，和他的助手弗里德里希·施瑙克一同负责起了码头工程的建造。
在斯氏的组织下，1904年3月6日一号码头投入使用。当天，总督在竣工仪式上对施工公司的“各位先生”表示了感谢，并“感谢全能的上帝迄今给予我们事业的护佑，祈求他将其护佑和支持的手保持在这项工程的始终”。上帝继续帮助了斯提克弗茨，在1906年，二号码头工程完成。
在重新回到青岛的开始阶段，斯氏住在现武定路北端的维林公司别墅，大约在1905年前后，他搬到了沂水路5号。斯提克弗茨有三个儿子，由于受到筑港工程师这个职业的影响，他的儿子们便在青岛的德国学校里有了Mole1（一号码头）、Mole2（二号码头）、Mole3（三号码头）这样的绰号。结束了青岛港的建设后，斯提克弗茨在1909或是1910年的时候离开了青岛，在此之前，施瑙克已于1907年回国。离开青岛前，斯氏把自己在沂水路的房子卖给了希塔斯·博拉姆拜克公司（哈利洋行）的董事奥古斯特森。后来，维林公司就从所有的记载中消失了，看不到一点踪影。
1925年，受胶澳商埠督办公署的邀请，当年的筑港工程师施瑙克又回到青岛，并从1927年2月起担任青岛港的顾问工程师，直至1937年在青岛去世。就在施瑙克去世的前一年，于1934年开工的大港三号码头在2月10日举行了竣工典礼，而这项工程是由德国工程师沃尔特·伯特舍尔负责建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