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腔：你是不是党员？（来源：郑州市财政局某官员）
群众说：那……必须是党员才能跟您说话么？
官腔：那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来源：郑州著名的“替谁说话局长”）
群众说：我哪有那胆子！我只是想知道一些政府信息……
官腔：政府信息？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来源：河南小伙王清到当地政府机关查资料，被一官员这么请了出去）
群众说：可是，公民是应当享有知情权的……
官腔：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来源：广州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某中层干部）
群众：……（晕倒，口吐白沫）
官腔：这事已发生了，你说怎么办呢……要知道，你还要在这里生活……（来源：河南伊川市民柴占波被警方误抓殴打，媒体曝光后警方去慰问道歉，说了这么一句话）
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单个来说，是某些官员工作不负责任，品行、修养差。但连在一起，就有别的感觉了。大家会想，这些官员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这么蛮横，怎么这么笨；还会想，这些当官的，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官僚机构……对社会的对立情绪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
2.“闫德利事件”
2009年10月12日，新浪博客一个自称“闫德利”的博主自曝丑事引起网友关注：该女子被继父强暴后在北京做发廊小姐，想收手时发现自己染上艾滋病毒。“我的人生既然已经烂了，那就要烂出名气！”随后，“她”在博客上公布了279个手机号码以及大量不雅照片，并称“我每天还在把身上的艾滋病毒传染给不一样的男人”。
这篇博文很快被天涯、开心网等转载。10月14日，《东方卫报》在热辣网事版刊载《艾滋女开博曝光数百性接触者》一文，该文迅速被大量转载，推动了整个事件的传播。“闫德利”三个字成为网络热词，“闫德利照片，无码，还能看，快围观”，“闫德利博客火爆，400张照片供下载需慎防木马病毒”，新浪微博的用户相互转发着相似信息。279个号码的主人也开始频繁接到陌生人的“求证”电话。
10月16日，《东方卫报》追踪报道，《艾滋女再自曝公布接触者只为寻夫》，该报记者通过网络聊天工具与“闫德利”接触，“在得知记者身份后，闫德利主动表示想聊一聊”，“她”称未来几个星期还会公开更多号码，这一切只为了寻找未婚夫。这篇报道再次被疯狂转载。根据百度搜索数据显示，这一天，“闫德利”在百度搜索引擎中的搜索量达到19万人次。
“闫德利”红了，人人都是麦克风，网友在谈论“她”，同情、谩骂、质疑声交织在一起。“关爱社会弱势群体、小姐无情嫖客理亏、培养健康的性生活习惯、这不过是无耻的自我炒作……”各种或调侃或严肃的解释顺势而生。黑客也打起了“她”的主意，数十个与“闫德利”相关的网站被黑客植入恶意代码，潜伏静候那些忍不住想看看艳照或视频的网友。河北容城也出名了，它夹杂在“容城闫德利图片”一词中，在百度中的搜索量上升比率达到537%。
10月17日，河北本地媒体到闫德利家实地采访，发现其家人的描述与网上的传闻并不相符。比如，闫德利根本不懂如何开博客。其家人称这个事件系闫德利前男友杨某的报复行为。18日，为证清白，闫德利到容城县疾控中心检查，随后又到国家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抗体检测，结果都证明其未染艾滋病。10月21日，容城县公安局民警在北京将杨某抓获，以涉嫌诽谤罪将其刑事拘留。据杨某交代，博客上所谓“嫖客”号码大部分来自闫德利的通讯录。
“闫德利”事件，包含了几个常见的煽情故事模式：小姐无情无义（公布电话报复嫖客）、小姐也有情义（寻夫）、小姐也有苦衷（被继父强暴，被逼迫卖淫）。“闫德利”的故事符合了人们对“小姐”这一群体的成见以及想象，而传播艾滋病这一情节，又符合了“风险社会”中人们发泄莫名焦虑的潜在需求。
你挡不住有不负责任的博客，但无法想象不负责任的媒体。而在这里，恰恰是，一个人利用网络暴力，利用了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一则假故事给媒体与公众提供了两个星期的八卦养料。
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网友其实并不缺乏怀疑精神。在闫德利三次检查均未查出艾滋后，一位网易网友留言认为，这是“稳定民心”、担心造成公众恐慌的举措。换一个角度看，这就是在怀疑。反过来，这又证明了假信息得以生存的原因：谣言也经常是我们所愿意相信的信息。
“闫德利”很快成了过眼烟云。但是，“她”多多少少会沉淀下一些东西，会留下一些集体狂欢的记忆。“闫德利”就像一块口香糖，我听了，我看了，我知道了，我转了，我说了，我可能还向里面添加、丰富了一些内容……够了，口香糖没味道了——还有下一块呢。
社会意识就这样在传播媒介的引导下，往下走，就这样忘我地堕落了。
3.上海浦东“钓鱼式执法”事件
2009年10月14日，面包车司机孙中界在上海搭载了一名“乘客”，“乘客”留下10元钱作为车资。孙中界随即被交通行政执法人员拦下，车辆因“从事非法营运”被扣留。经记者核实，孙中界搭载的“乘客”是交通行政执法便衣，俗称“钩子”。
下面是一段交通行政执法人员讯问孙中界的录音记录：
执法大队人员：你是XXX。
答：是的。
执法大队人员：那事情你知道了吗？
答：知道什么？
执法大队人员：你非法开黑车的事。
答：我向你申诉的就是我不是开黑车，我开的是私家车，在去公司的路上。
执法大队人员：那个人要上你的车。
答：我开始没让他上，后来他说胃很痛，就在前面，打不到车，叫我帮忙带他一段。
执法大队人员：他说叫你带你就带？你认识他吗？
答：不认识，他说胃疼啊，我开始说是私家车不带，后来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
执法大队人员：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答：……不是说要开世博吗？不是说要展现上海市民风采吗？不是要热心对外国友人施以帮助吗？
执法大队人员：……（沉默二秒）你认识他吗？说这些干什么？
答：我是说政府号召我们做这些，这些不是市民公民提倡做的吗？
执法大队人员：你让他上来就是想做非法营运。
答：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那地震灾区捐款捐物，那些人全国人民认识吗？我也捐了……
执法大队人员：你别扯这些，不认识你让他上车干吗？
答：我确实是他说胃疼要上车心软，才让他上来的。
执法大队人员：你不认识（他就）让他上来，就是开黑车。
答：雷锋帮助的那些人他都不认识。
执法大队人员：（一下子爆发）喔哟，你还自比雷锋了，你还能了。
浦东新区城管部门此前发布的调查否认了“倒钩”执法问题。18岁的孙中界为证明清白，自断左手小指（幸好及时经医院手术，康复顺利）。此事经网络传播，一时间，成为舆论焦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政府10月26日就“钓鱼式执法”事件的调查向社会公众公开道歉，称城管部门之前所做的调查“简单草率”，结论与事实不符，“误导公众和舆论”，“将启动相应的问责程序，对直接责任人追究相应责任”。
当然现在一切都已经水落石出了。
2009年11月18日的《文汇报》报道，中共九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于11月11日至12日举行，会议结束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接受了媒体专访，首度公开对上海“钓鱼事件”、闵行倒楼案、上海房价、反腐形势等诸多热点进行了回应。
谈到“钓鱼事件”，俞正声认为，在治理非法营运车辆时，这种“钓鱼式”执法行为“肯定是错误的”。错误在于“有奖举报制度不加限制地使用”，没有从法律的层面上认真地加以审核，没有评估一下这种制度会导致什么样的局面，也没有加以很多约束性的条件，所以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它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
老实说，读了这段话，感觉俞书记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可嘉，但对一些问题的界定却不能完全赞同。比如“钓鱼式”执法行为“是一种制度性措施的错误”，但它不只是说明“我们，我和我们的同志们，我周围的同志们法治意识淡薄”，因为“法治意识淡薄”，可能、可以不作为，现在一些人是积极、主动地坑人、害人，无中生有，借刀杀人，借口惩恶，实则作恶，乐此不疲，怎么能轻描淡写地以“法治意识淡薄”一言以蔽之呢？
然而我们依然要庆幸、庆贺孙中界到底证明了清白之身（18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知道以后是会不相信这个社会呢，还是对这个社会充满信心，因为他曾对记者表示：以后再遇到求助者，内心会很矛盾）；我们依然要庆幸、庆贺一系列舆论热点事件对弥补法律漏洞、甚至对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发挥了显著作用——
2003年，27岁的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殴打致死，直接促成了有关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新的法规出台。
在佘祥林案等“错判”案件的影响下，最高法院自2007年起收回死刑复核权。
2009年初，云南省一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这个被媒体称为“躲猫猫”的事件促使全国公安和检察机关彻查羁押场所……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需要我们足够注意的方面是，这么多的负面的教训，使得我们——具体到每一个人，对社会、对政府、对集体、对其他人的不信任感有意无意地、自觉不自觉地强化了。
二
2009年国庆节期间在报社值班时读到一篇稿件，说一老太晕倒在路口，许多宁波市民纷纷向前，或携手扶起老人，或用雨伞为老人遮雨，或根据老人胸前挂着的牌子上的电话号码联系她的家人，或拦车送老人去医院抢救……这是多么感人的一幕！可是这篇报道的主标题却是“老人倒地无人敢扶？”尽管有个问号，尽管副标题是从正面来叙述的，却终归令人感觉颇为复杂。
之所以会这样做标题，怕是缘于南京彭宇案。2006年11月，南京市民徐老太在公交车站等车，据其称被正在下车的市民彭宇撞倒，而彭宇则称下车时见老人摔倒，所以扶至旁边，并且在其亲属到来以后一起送该老人到医院，还垫付了200元医药费。2007年1月，徐老太将彭宇告上法庭，彭宇被判赔偿40%损失费计45876.36元。彭宇案后，重庆等地相继出现老人倒地无人敢扶的事情。
然而，发生在宁波的这起老人倒地事件却是众人踊跃相助啊！为什么一定要扯上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的“无人敢扶”呢？最后，我们把标题修改为“七旬老人昏倒众多市民救助（主）好心人表示，有爱心的人都会伸出援手（副）”。
南京彭宇案当然应该报道，歹徒行凶报复当然应该揭露。但是，传媒更多地关注这类新闻，强化报道这类新闻，会不会加力催化社会的冷漠情绪？而公众，会不会从不敢扶起倒在地上的老人，到不敢让路边患病的人搭车，以至于若干年后，大家的眼泪不为别人而流，只为无助的自己而流？许多有害的作用，要在多年以后才凸显出来。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已如森严壁垒，有谁古道热肠，往往会被当作另类乃至怪物。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媒体的一些不尽适当的报道是否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构建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解决或者至少缓和社会矛盾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正因为人际关系中那些亲善、美好的东西受到了冲击和挤压，所以人们心底里对这些亲善、美好的东西，对新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关系的确立充满了热切的期盼与渴望。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人际关系和谐、人性完善之间取得更高层次上的协调与平衡，已成为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大众传媒没有理由不积极地反映、引导这种客观需求。起码来说，媒体报道不应该成为激化各种矛盾的因素。媒体不仅应当承担既有的报告新闻、传播信息的责任，也要承担起致力于推动公民素质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社会责任，也就是说理当从建设性出发展开报道。
200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确定全国39所中学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中学，其中浙江有3所中学榜上有名，杭州第二中学、学军中学和宁波镇海中学，社会上对此有很多的议论。这个时候，媒体是应该出来引导的。1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一篇该报记者李泓冰写的博客《北大遭质疑，究竟冤不冤》，文章不长，却方方面面都说了理，讲得很好：
倘是一所西方大学的校长，很难理解中国时下关于北大招生改革的种种喧闹：不就是某大学自己选定了39所中学校长，有资格推荐学生参加自主招生面试吗？何以招致公众如此强烈的反弹和质疑？在人民网调查中，居然超过九成的网友担忧北大此举的公正性。
其实，这一招并不新鲜，北大借鉴的正是西方大学的招生路径。美国名校录取学生时，就十分看重教师和熟悉该学生的人的推荐信。从中我们还能看到中国名校的历史背影呢！人们津津乐道于清华当年录取了数学仅考15分的钱钟书，殊不知，这一破格录取，正是清华校长罗家伦的“一意孤行”。试想，如果今天的清华、北大校长也如此一意孤行，录取一个数学仅15分的考生，恐怕会惹来举国哗然与猜疑。
为什么独独是中国，为什么独独在当今，北大招生的一举一动，会惹来如此沉重的关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