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随着日本朱子学衰落而逐渐兴起的古学派和阳明学也分别从不同的学理方向，开始脱离中国儒学，而与日本的“神之直”思想进行“习合”。如，“山鹿学”将儒学之“忠”与“神之直”思想糅合在一起，开创了“士道”，为后来日本武士道的发展确立了思想基础。如山鹿素行言：“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道统之传，至宋竟泯没。况陆王之徒不足算。唯朱元晦(朱熹)大功圣经。然不得超出余流。”同时，山鹿素行不仅“‘不承认’性有善恶”，而且将之“同‘礼’的相互联系上来理解‘仁’”。“结果是认为‘性’的发动只要合乎‘礼’，那么‘仁’就实现了”。山鹿素行断言：“仁者——克己复礼也”。“‘礼’者民之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圣人之教，为在礼乐。”由于山鹿素行是从“‘礼’这个社会的、客观的规范中寻求形成道德依据，而不是从‘性’，不从主观上来引出道德”，因而，他主张“人皆有好利恶害之二心，是谓好恶之心”。“果无此利害之心，乃死灰槁木，非人也。以利为本，故此道立而行，君君、臣臣。果失此利心，则君臣上下之道不立。”山鹿素行开创的“士道”经过山本常朝等日本思想家而发展为“不含邪念的武士道”，从而将“儒之忠”与“神之直”两种思想更加紧密地合在一起，成为推动近代日本历史发展的又一个强大的思想动力。如山本常朝言：“儒教伦理喜欢一一拷问人之事，却忽略了神之事，这会使人过于窘迫，也不太符合神的意思，反而使人心萎缩，坏事变得多起来。”“向神祈祷人间正道，是不会不成的。天地也是按照思想来行动的，也就是说，人的思想也是与天地贯通的。”而在山本常朝看来，所谓“正直”就是“在某项行动中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的能力，该赴死的时候就赴死，该攻击的时候就攻击。”基于此，山本常朝将“山鹿学”的“礼”和“神之直”结合在一起，称之为“义”。他认为，对日本武士来说，义高于一切，它不仅等同于正直，而且意味着勇与武德，而在社会伦理上，义及内含的理(礼、社会规范)或义理指的就是一般的做人做事的“正确的道理”。新渡户稻造认为，“随着世界的改变，它变为公众舆论期待任职者应完成的一种笼统的责任。”这样，日本近代以来出现了无数个“义士”及一般大众对他们的普遍崇拜。如新渡户稻造言：“解开一个最具有进步思想的日本人的外表，他骨子里显示的是一个武士的影子。”但是，更准确地说，他们骨子里隐含的是“神”的踪影、自然人的痕迹或日本国学家和神道家所认为的人的本真之心。简言之，“神之直”经过数百年的演变成为现代日本社会普遍重视的所谓“义理”或职责。在日本，人活着是一种职责，一个日本人一辈子有各种各样的尽不完的义理人情或职责。
我们认为，日本一些思想家自古以来热衷于在“直”字上“大做文章”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强调“直”的原本、原初、本真之意，来恢复日本民族与中国、印度等超先进文明国家之间的平等地位，即，企图通过强调各民族先民所走之道具有共同性来克服自己内心中的低人一等意识；二是通过说明日本文化中保留的自然原始成分，表明本民族文化特性和优越性。因为其他先进民族已经失去了这种原始性的要素，而日本文化中却大量保存了这些文化要素来强调自己的优越性。前一个目的通过国学、复古神道而基本达到了；后一个目的在明治维新后，尤其是二战之前皇国主义精神无限扩大中得到了释放。但是，二战的失败表明，这第二个目标日本并没有真正实现。即使是二战后经济复兴，也没有能够真正地证明是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使然。尽管一度宣扬日本模式，80年代末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优越论也随之偃旗息鼓，日本人在文化精神上又重新回到了出发点上，站在十字路口徘徊不定。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沉沦，日本迄今没有找到国家未来朝何处发展的明确方向。
第三节 日本战略文化特性及其变化趋势
一、尚武、好战性(武士精神)
日本古时候传说，遣唐僧从中国回国后，在回答人家问他都学到了些什么时说，“其他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柔软心而已。”这简单的一句话，可以说道破了中国与日本文化精神上存在的最大差异，反映了日本战略文化特性，首先在于其原始性、自然性或野蛮性。如日本著名学者梅猛原言：日本文化精神的四重结构性要素的底层，是“绳文时代以来的怨灵和镇魂”。而这种精神层面上的信仰所产生的日本原始神道，又给日本人带来了“尚武的风气”。即，所谓日本人尚武的根底在于《古事记》的神话。日本神话中的神，“没有经过道德的洗礼，是超是非、超善恶、超人性的，他们无拘无束，杀来杀去，有一种残酷之美。二战中日军嗜杀成性，以杀为美，就是这种神性文化带来的恶果”。换句话说，在流淌在日本人血脉中的无数神话的影响下，人类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过的一般意义上的自然野性，并没有随着日本历史的发展而消失。由于“内心极度不安”，日本人成为世界上“富于攻击性的民族”之一。如，封建时代的日本武士“为了试一下新刀，可以随便找个‘非人’来杀”。自古以来，日本神性的文化中一直存在着一种非人性的，或者说是反人文主义的底色。它的主要表现就是一种本质上善恶不分的人性观。如小泉八云言：“善神和恶神，在每一个人的灵魂中占据着。”“神道教不分善恶，对神一律尊敬，‘正像皇上敬拜着天地诸神，老百姓也向善神求福，向恶神取得欢心以避祸。——既然恶神是和善神一样存在着，那就必须与他们和好。做种种能使他们高兴的事。’”小泉八云还强调，“日本人不信绝对的、纯粹的罪恶的概念。绝对的罪恶是不近人情的，恶的神主并不就是魔鬼。他们不过是鬼魂，能影响人类的欲情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欲情之神。”再如，日本国学大师和复古神道的创始人本居宣长在其名著《物哀》中认为，应当“以‘知物哀’者为善，以‘不知物哀’者为恶”。而所谓“知物哀”指的是，“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视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这就是知物哀。”本居宣长强调，“神之道与儒教、佛教之道不同，它对善恶是非丝毫不作严格的判断，显得宽松柔软，而且十分风雅。”“‘道’原本不是只靠学问来获得的。而人与生俱来的‘真心’才是‘道’，所谓‘真心’，就是无论善恶都是人与生俱来之心。”这种反对有客观的是非道德标准，主张是非善恶一切皆由一己之心论断的“物哀”论，无疑对日本人的世界观、思想行为方式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除了神道，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经过日本净土真宗创始人亲鸾上人的改造后，同样主张一种善恶不分的道德取向。如，亲鸾上人认为，“绝对不能把相对的善恶作为超越手段的目标：只要‘颂念佛号’(真宗教义的核心)就能获得在自我满足意义上的善根；相对世界中的善恶是无论如何不能通过‘自力’得到克服的。”“而这种相对的善恶归根结底可以归纳为一个‘恶’字。”但在亲鸾看来，“恶人”并不是指在客观上作恶并被问罪的恶人，而是指烦恼于自身的欲望，认为生存本身即是受苦并且产生罪恶感的人。而且，“人不是由于自己的意愿或苦修就能够成为善人的。善人也经常会成为恶人。”在道德论上，亲鸾强调，人心“原本非善非恶”，即它“既能向善也能向恶”，且“非人的自由意志所能支配”。同时，亲鸾提出的“为了达到往生，即使千百人也能斩杀”的命题，“在日本一直被当做一种极端的、非现实的比喻而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基于此，戴季陶断言：日本人不懂中国孟子所说的“闻其声不忍食其肉”与“君子远庖厨”的意义。因此，“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僧侣本身都带着‘武士’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功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他们或为宗派打仗，或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中亦指出，禅宗认为，人的潜力存在于自己身上，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再使之增加。这对武士来说可谓是正中下怀。因而，12世纪后，日本禅宗创始人荣西开始用“禅”训练武士，将“禅”作为军事训练的一种科目。而“禅宗只追求可在自己身上发现的光明。禅宗不能容忍妨碍这种追求的任何障碍。从你的道路上清除一切障碍——如果在途中碰到佛，就杀死佛！如果碰到祖师，就杀死祖师！如果碰到圣者，就一个个地杀死圣者。这正是获得拯救的唯一道路”。除了禅宗，日本密宗代表性著作《大日经疏》亦认为，“只要胸怀大悲之心，即真正拥有为他人的利益而祈愿之心的话，那么杀生本身也不成为罪恶。”
由于对日本人的心灵具有重要影响的日本净土真宗、禅宗和密宗等，肯定中国佛教视为十恶之首的杀生，这就使日本文化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传统，即为了集团的利益，可以杀人作恶。“在日本，邪恶的英雄不需要任何的美德，他们只要呈现自己就可以了。”“在日本人的思想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这回事。”这是日本邪教《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制造1995年3月20日“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的文化基础。而麻原彰晃信奉的《金刚乘》教旨主张，“虽杀害三界之有情而不堕恶趣，可得无上正等觉(最高、最正确、最完全的悟道)”。日本学者中村雄二郎认为，日本之所以会产生《奥姆真理教》这样的邪教组织，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不懂的怎样去对待‘恶’的问题”。它反映了在现代日本，“恶的观念变得模糊了”，不存在“作为宗教核心的‘罪障性’”(guilty)即“恶的自觉”。中村雄二郎还认为，在哲学本体论上，对日本人来说，“位于‘善’的最高峰上的神只不过是一个大写的‘存在’”，而“‘恶’则被理解为是存在的欠缺或者是某种意义上的‘非存在’”。而且，“日本人的头脑中并不存在尊重人的生命的哲学”。“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认为‘恶’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恶’”。因而，自古以来诸如日本历史上的“忠臣”的代表人物之一楠木正成和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恶党”，实际上被视为通过其强大的能量将原有的关系或秩序从外部进行破坏的人。如，对田中角荣这个现代日本“恶党”代表人，“许多日本人并不认为他是罪犯，只是认为他的做法有些过分，甚至认为他是一个果敢的勇于打破现状的人。这正是中世纪‘恶党’的现代版。”因此，戴季陶在比较中国人和日本人性格时认为，两者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人历史上从未有过中国晋朝时士人的清谈和六朝时“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连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中，都含有不少杀伐气”。这些事实表明，日本民族在历史的社会进化中从未完全地被教化或被善恶分明化过；日本人心灵深处存在着大量的关乎善与恶难以清晰地界定的价值、伦理道德观念。即是说，日本人从来没有如中国人普遍具有的那样强烈的善恶、是非分明感。而这也是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及犯罪感不那么强烈的原因之一。也可以说，相对于中国和西方讲究普遍性原则的(男性)文化而言，日本文化的根本底色属于一种“中性”文化。如，小泉八云说，“我们看自然只是男性或女性(大概是女性)的，而日本看自然却是中性的，这种思维倾向，遍及了艺术和思想。”正是这种“中性”的自然观使日本人在心理上绝不排斥暴力。他们将之作为自然而然的事来接受，并基于这种平常心，进一步从血腥中寻求所谓的残阳之美。而切腹这种源于中国古代人的自杀方式被日本武士发扬光大，成为一种日本人偏好凄美的最好的表现形式。
其次，日本人尚武、好战及不畏死等文化秉性与日本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现世为神，来世为佛”等神秘主义“神佛儒”宗教心及观念密切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