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指出，俄罗斯的崛起和扩张是自16世纪以来欧亚大陆上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之一，苏联解体却使俄罗斯三百多年扩张的成果几乎化为乌有。“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在西部，俄罗斯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潜在的伊斯兰挑战忧心忡忡。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苏联解体后，面对俄罗斯地缘战略环境的变化，俄罗斯政府在大西洋主义者的主导下，一厢情愿地推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将融入西方和回归欧洲作为俄国的首要战略目标。俄罗斯欧洲—大西洋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对外政策最优先的方面不是同苏联各共和国的重新联合，而是尽快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在民主化、非意识形态化、非军事化和对外政策的非全球化等标志下”，使俄罗斯成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和“盟友”，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一员。同时，俄罗斯“应忘记‘泛斯拉夫主义和白色沙皇’及‘可恶的大国神化’”。他们还指出，历史上，正是在欧洲俄罗斯才实现了自己的世界强国的梦想，因此，冷战结束后，俄罗斯要成为欧洲大国，首先需要回归欧洲；“俄罗斯没有别的选择，它必须与西方和东方的发达民主国家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盟友关系”。1991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在纽约大学演讲中说，“俄罗斯已经作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同年，兹·布热津斯基在《俄罗斯的机会》一文中说，“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渴望着‘正常化’，他们把正常化等同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西化——俄罗斯人习惯于或者陷入高度的傲慢，或者陷入极端的自卑。他们在自己的命运中看到了命定的失败，并绝望地在国外寻找他们的理想。他们希望模仿美国，或者更希望模仿瑞典，因为这个国家把民主与繁荣同社会平等结合起来，他们为此倾倒。”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比尔·克林顿政府启动了北约东扩，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生存空间。随着北约东扩不断地取得进展，美俄之间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完全呈现在世人面前。美国坚持北约东扩表明，“说到底，美国不会让俄罗斯变得强大起来。”这就使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俄罗斯自身发展的需求同其欲保持势力范围的愿望相矛盾。另一方面，俄国同美国的关系很难改善，融入欧洲也不现实，俄罗斯永远不会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因而，随着美俄矛盾的日益突现，大西洋主义渐渐失去了其在俄国外交思想、政策上的统治地位。1996年，奉行大西洋主义方针的外长科济列夫被叶利钦政府解职后，作为历史上斯拉夫派思想的延续和发展，由俄罗斯自民党党首日里诺夫斯基和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代表的激进民族主义和新欧亚主义思潮的影响开始上升。
在这两股思潮的影响下，1994年1月1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俄罗斯是个大国，它永远都不甘心处于世界文明的边缘”，“要在世界上占有应有的地位”。同年12月5日，叶利钦在欧安会上又提出了“冷和平”概念，明确将北约作为俄罗斯主要军事对手。1995年9月14日，叶利钦批准了《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该文件强调，对俄罗斯来说，独联体地区不仅仅具有周边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意义，而且是恢复世界大国地位的最主要的地缘政治依托。尤其，叶·普里马科夫担任俄罗斯总理后一再强调，一方面“俄罗斯不可能回避它与欧美社会在利益和价值观上的巨大不同。俄欧之间的文化和心理鸿沟也非一朝一夕能够填平；另一方面，无论从文明、历史传统还是现实来看，融入欧洲都不一定是俄罗斯的最佳选择。由于俄罗斯具有明显的与美国的利益不兼容的利益，因此通过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体系对美国的权力加以限制是其利益之所在”。叶利钦也明确地指出，俄罗斯对外战略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此后，为强调俄罗斯的独特性和大国地位，俄国政府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与美国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当然，俄罗斯大西洋主义并未因此而完全退出俄罗斯外交舞台。只不过俄罗斯大西洋主义者被迫从前台转到幕后，从暗中推动改善俄美、俄欧关系，并在21世纪俄罗斯激进民族主义影响相对下降之后，与他们及新欧亚主义者共同分享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2.俄罗斯新欧亚主义思潮的重新崛起
俄罗斯历史上每次重大变革都伴随着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围绕国家未来发展方向而进行的激烈的思想和文化斗争。冷战后，随着大西洋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思潮的光环相继退色，主张“在独联体范围内开展‘普世基督教合一’运动，通过加强欧亚超民族的整体性意识，把各民族和各民族文化联合到‘新的历史共同体’之中”的新欧亚主义思潮，逐渐在俄罗斯地缘政治理论争辩中占据上风，成为影响俄罗斯外交安全战略的最重要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基础。
俄罗斯欧亚主义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恰达耶夫在其名著《哲学书简》中提出的“俄罗斯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论。而欧亚主义的主要思想原则来自于1868年尼·达尼列夫斯基撰写的《俄罗斯与欧洲》。达尼列夫斯基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俄罗斯不是一个进步缓慢以致不得不较迟加入‘欧洲共同家园’”的西方国家。“俄罗斯广阔的亚洲领土会确保它最终在欧亚地区外围的‘罗马—日耳曼’地带占据统治地位。”因为，“俄国不简单是一个国家，俄国连同自己的亚洲领地组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具有独特生活的完整的世界，一个特殊的还没有找到自己固有文化类型归属的地方。一个有能力成为某种新东方国家类型的代表，以东方斯拉夫新文明代替日耳曼欧洲文明”的国家。俄罗斯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亦认为，“俄国——不是分开东方和西方的分界线，而是连接它们的桥梁。俄国的特殊使命不在于在世界面前展示自己某种独特的面貌，而在于更好地更本质地对比和综合东西方。”而“为了实现这种综合，俄国应当避免简单重复西欧发展道路的错误”。基于这些思想，20世纪20年代在保加利亚出现了泛欧亚主义概念和运动。该运动的组织者们期待，“一种理想的唯物主义可能会在‘俄罗斯—欧亚大陆’上创造一种新型的和谐个性”。冷战结束以来，新欧亚主义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主要代表人物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巴纳林、俄罗斯“欧亚党”创建人亚·杜金、俄罗斯国际象棋大师加·卡斯帕罗夫和《俄罗斯身份的历史模型》作者阿·古恩斯基等。这些新欧亚主义者的基本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强调俄罗斯文明和文化传统的独特性。如，根·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文明是“一种历史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文化统一体”或“一种特殊的、在不同时期接受过不同国家形式的文明，它曾存在于拥有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同疆域内，而且总是保持着无法根除的独特性和内在的、精神上的自足”。久加诺夫还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欧文明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源自拜占庭，源自俄罗斯本身，源自亚洲东北部。俄罗斯是特殊文化和道德传统的体现者。”而且，俄罗斯文化传统也与“海洋强国”及大西洋“大空间”霸权倾向相对立。俄罗斯文明主要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共同性、集体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自足性和实现善良与公正的最高理想的追求等。同时，久加诺夫认为，“对西方世界的世界观、文化和思想而言，犹太教的影响越来越明显。随着自身‘市场’的发展，长期以来控制着全球金融生活的犹太移民，开始成为西方文明的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控股权持有者。他们借口注定负有特殊使命的动机、拥有领导世界的‘最高使命’，开始对西方的自我意识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条件下，斯拉夫文明便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是主张建立新的拜占庭模式(将不同的民族统一到一种非特定的“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下)，以便从道义上领导21世纪的“全球改革”，为整个世界发展提供一个更好的范式选择。许多俄罗斯新欧亚主义者认为，只追求物质享受的西方个人主义文化已经使西方的自由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模式耗尽了本身所有的能量。因此，俄罗斯可以通过建立欧亚合众国，在欧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并推动形成一个伊斯兰—东正教联盟，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西方的世俗主义和个人主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阿·巴纳林提出，俄罗斯应通过在欧亚地区发挥领导作用，掌握21世纪“全球改革”的主导权。阿·古恩斯基在《俄罗斯身份的历史模型》中认为，欧亚主义是最适合当今俄罗斯的一种模式。与此同时，俄罗斯著名地缘政治家亚·杜金在《地缘政治的基础》一书中呼吁，俄罗斯应回归到斯堪的纳维亚文明，并将这一回归视为神圣的理想。杜金认为，俄罗斯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而俄罗斯要重新回到争霸世界舞台上的前提之一是，俄罗斯不应把自己看做一个“地区强国”或一个“民族国家”，而要把自己看做一个“新的欧亚帝国”。杜金认为，伊拉克战争已将俄罗斯从沉睡中唤醒，使俄罗斯开始寻求成为“欧亚帝国的核心”。杜金认为，未来的欧亚帝国应由印度、伊斯兰、斯拉夫和中国等坚守传统价值观念的文明国家构成。同时，欧亚帝国集团应同德国、法国国内的大陆主义者一道组成，共同反对大西洋主义的同盟军。为此，俄罗斯必须成为超俄罗斯，俄罗斯不仅要保持还要增强它的核力量，并在扩充力量的同时，将核武器和核技术输入伊朗、印度和阿拉伯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