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6世纪以来，俄罗斯对外非理性扩张为人类历史所罕见。俄罗斯民族的崛起是近代欧亚地缘政治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到19世纪末，仅在东方，沙俄就抢占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完成了对面积达390万平方公里的中亚地区的血腥征服。在短短的三百多年间，俄罗斯变为一个面积达2200万平方公里的庞大帝国。俄罗斯民族的这种迅速扩张培植了俄国人的帝国精神和大国意识。如德拉贡斯基言：所谓“俄罗斯思想纯粹是帝国思想，不多也不少”。李凤林亦指出，俄罗斯人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特殊思维定式是一种“堡垒意识”或“超级大国综合征”，即，俄罗斯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当一个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的国家。当然，对此俄罗斯学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可谓见仁见智，不尽相同。肯定者如俄国诗人维吉尔高调宣扬说，“让别人把金属变软，把大理石变活，使雕像在他们的刻刀下焕发生气吧！啊，罗马人，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你干得好！而你，只需记住一点：以威力统治各个民族，对驯服的和不服的，恩威并施。”再如，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断言：“帝国——这是历史和地缘政治所决定的俄国发展的形式——从古代起，俄国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在15—16世纪之交，俄罗斯人曾这样概括道：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大国意识奠定了基础。难道今天应该放弃我们的祖辈几十代人以其英雄主义的劳动和战斗换来的历史传统吗？”根·久加诺夫的这段话从一个侧面表明，时至今日，俄国政界许多人仍未能正确地认识到俄国帝国传统本质上非理性，反之，他们将之看做为显示了“俄罗斯人民雄壮有力的精神和伟大性格”。否定者如亚·索尔仁尼琴则认为，彼得大帝为了加快俄国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发展，而过度地践踏了俄罗斯的历史精神、人民的信念、灵魂和习惯；“把人民的力量挥霍在俄国所不需要的对外目标上：关心欧洲的‘利益’，超过对自己人民的关心。”总之，如别尔嘉耶夫所指出的，“在俄罗斯顶层的开明人士，只存在着两个本原，两支起破坏作用的力量：军人的勇气和否定的勇气。”因此，与西方国家由理性主义、上帝意识和罗马法主导的扩张主义一样，由非理性思维方式主导的俄罗斯对外扩张也强调，通过坚决地进攻、大面积征服别国领土和消灭敌人主力等来达成战略目的。
二、俄罗斯战略文化特性
1.与生俱来的攻击性
俄罗斯历代沙皇和前苏联领导人都笃信所谓“国王‘最后的证明’”，按照“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的原则，热衷于在国际舞台上“拉一个，打一个”，并“崇信给敌人致命的一击”。彼得大帝留给俄罗斯人的一句名言是，“到敌国的土地上去找敌人”。彼得大帝本人是玩弄这一游戏的高手。他一辈子军旅生涯中曾无数次地制定和发动军事进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的俄军统帅苏沃洛夫元帅也是毕生致力于率领俄军发动快速、突然和猛烈的进攻。俄国海军上将乌沙科夫元帅是第一个将这种“进攻、进攻、再进攻”原则应用于海战之中的俄罗斯人。这种崇尚进攻的俄罗斯军事思维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前苏联时期，苏军的军事战略就建立在“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的基本理念之上，主张以积极进攻的方法达成政治目的和完成战略任务，并按照“将敌歼灭于敌国领土”的方针，规定了战略进攻是苏军基本的、决定性的战略行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对外奉行的“勃列日涅夫主义”首先强调通过进攻，打赢包括核战争、常规战争、世界大战和局部战争在内的一切战争，其次才是重视利用联盟和威慑，来维护苏联的全球利益。冷战结束以来，俄军的战略方针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原点，即经历了“单纯防御”变为“积极防御”到“攻防并重”的变化之后，回到了强调进攻的俄罗斯战略文化传统。俄国战略文化特别崇尚进攻的原因在于：
(1)俄国国家地理空间上的无界性及缺乏天然疆界屏障。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战略文化在内的所有文化特性都是地理因素的产物。历史上，俄罗斯人生活在严寒宽阔的大草原，处于地理、文化绝缘状态之中的时间更加漫长。如索洛维约夫言，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广阔无垠的大地和漫长酷寒的冬季”这“三者从根本上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性”。“有一个事实强有力地统治着俄罗斯的历史运动，它像一条红线一样贯穿于俄罗斯的全部历史，这个事实就是地理事实。地理事实是俄罗斯政治之伟大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俄罗斯精神软弱的真正原因。”别尔嘉耶夫亦认为，“旷野对俄罗斯灵魂产生了一系列统治了俄罗斯人的美德和缺点。俄罗斯无边的空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压迫着俄罗斯民族的灵魂。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空间的巨大不能在俄罗斯人身上铸就自律性和自主性——他离散在空间之中。俄罗斯灵魂被俄罗斯一望无际的被冰雪覆盖的大地给压倒了；它被淹没和溶解在这种一望无涯里。”因而，俄罗斯人只有“感到周围都是自己的巨大空间”，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换句话说，俄罗斯本能地想不断地扩大外部生存空间，以空间的广大作为获得生存机会的主要手段。对此，一位俄罗斯诗人形象地指出，俄罗斯农民在寒风中四处奔走，“像风滚草一样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俄罗斯平原的天然疆界，到乌拉尔和白海为止”。索洛维约夫则将俄罗斯民族这种善于流动的特性称之为“液态因素”。这种因素决定了在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危机感。如弗兰克言：“一切历史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视点。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一个民族或者个人的基本特性，是其内在自然发展的基本趋势。俄罗斯人的好战、侵略成性等游牧部落因子是俄罗斯个人和集体人格的内在自然发展，是其某些原始精神力量的宣泄，是其宗教形而上学生活观点和生活态度一般特点的表现，也是最深刻的即宗教价值观对其心灵影响的结果。”布尔加科夫在《我的祖国》中指出，“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平原、平原，还是平原，它在俄罗斯内心产生的，要么是真正‘无边的恐惧’，要么是真正的宗教灵光，要么是纯粹的虚无主义。”因此，俄罗斯立国以来，俄国统治精英历来奉行的安全法则是：“为保卫国家的心脏地带，首先必须在心脏地区的外围建立缓冲地带；第二，为保卫新建立的缓冲地带，必须在缓冲地带的外围进一步开辟更安全的缓冲地带；第三，一旦占领了别国的领土或建立了缓冲地带，决不能松手。”2008年爆发的“俄格战争”和今年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视察俄国远东太平洋四岛等，再次表明了地理因素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中的决定性影响。
(2)文化上的无根性、流动性和多元性。俄罗斯文化精神的根本特性在于多神崇拜、上帝意识、蒙古鞑靼政治专制和西方工具理性等多重文化传统的相互融合与共处。这种多重文化相容与共生使俄国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精神分裂性、政治专断性和科技求新性等传统。近代以来，在俄国现代性发展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这些精神文化传统与俄罗斯先民——欧洲北方人的野性相结合，不仅推动了俄罗斯民族的大国扩张精神、强权政治和不甘人下的争霸世界意识，而且使“俄罗斯的灵魂”具有一种明显的双重性。如别尔嘉耶夫言，俄罗斯思想在一切方面都是二元对立的，不理解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方二元对立，就不能真正地参透“俄罗斯人的灵魂”。而俄罗斯人的灵魂如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建立在其先民的原初信仰之上”。因为，“最初的信仰是相对不变的民族心理的一种特殊表达。民族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宗教的改变都受这种初始因素的影响。信仰是‘信仰着’的民族所要寻求的生命精神的集中反映”。俄罗斯人的原初价值取向或者信仰可以用一句诗歌和民谚来概括，即“头顶上，晴朗的天——是我睿智的天父；脚踏大地——大地是我神圣的地母”；“斧子是万物之母，带着斧子可以走遍天下”。在俄罗斯先民看来，整个世界永远处在发展之中，生活永远都是无定型的，“一切都从‘一个点’向四周扩散”，奔向一个灵魂得以永生、永存、不朽的天国。基于此，别尔嘉耶夫指出，“无根基性可能是俄罗斯的民族特点”。尼·洛斯基断言，“俄罗斯的灵魂是按启示录方式或虚无主义方式建构起来，它没有感受到界限的存在，并向四方扩散。”维·耶罗费耶夫根据俄罗斯文化的这种流动性把俄罗斯形容为是一个“容器”，以突出他的“中空”和“海纳百川”的“雅量”。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不是一般的容器，而是一个有窟窿的容器：一方面，任何液体都可以装入这个容器；另一方面，无论你给它装入什么液体，也终归会流失。”正是这种无根的、流动的文化精神特性使俄罗斯人总是对外部世界充满着忧虑，担心来自外部的危险。尤其，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俄罗斯在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会紧张地“东张西望”，为发展方向问题而苦恼和争论。文化上的无根性和多元性使俄罗斯总是处在十字路口，时而偏向西方，时而偏向东方，在左顾右盼中来回摇摆不定、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仍会如此。
(3)蒙古鞑靼专制主义的国家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支撑俄罗斯不断对外扩张的思想动力，除了建立大帝国外，还有一个就是为了稳固政权，即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缓和、消解国内政治矛盾。从伊凡三世开始，俄罗斯大公改变了过去大公与年长贵族共同统治俄罗斯的旧制，并通过建立全民皆兵制，削弱了贵族、领主的权力，加强了个人的权力基础。而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建立，历代俄罗斯统治集团都充分利用对外扩张作为巩固政权的主要手段，为此，他们一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就是暴力和强制，强调国家的强力和残酷性关乎俄罗斯民族的整体安全和稳定，从而使国家至上成为俄国的一个根本的政治传统。建立、巩固和保卫庞大国家的利益，在俄国历史上占有压倒一切的特殊地位。俄罗斯的全部心血都被用来巩固和保卫国家。在国家安全重于一切的名义下，许多沙皇从肉体上被消灭掉了；国家暴力作为一种历史必然性而受到肯定。如俄罗斯总理普京言：“俄罗斯即使会成为美国或英国的翻版，也不会马上做到这一点，在那两个国家里自由主义价值观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而在俄国，国家及其体制和机构在人们生活中一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着强大权力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不是一件要去反对的事，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以国家的名义对外进行扩张，使对外扩张贯穿于全部俄罗斯的历史。如果说16—17世纪时期，沙俄主要采取地域性蚕食的扩张政策，那么自彼得大帝后，俄国就开始陆海兼顾，以争夺出海口为军事战略的主要目标。如马克思言：“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彼得一世的名言之一是：“只有陆军的君主是只有一只手的人，而同时也有海军才能成为两手俱全的人。”几百年来，对大国地位的渴望、对海洋优势的寻求以及大国沙文主义等都积淀为具有恒常性的因子并影响着俄国军事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因此，诸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思想家都认定，俄罗斯民族本质上是一个有着天然的“帝国冲动本能”的外向型民族，俄罗斯外交政策根植于其扩张主义的民族性之中。
2.卓越无比的坚韧性
国际上俄罗斯文化论者一般认为，在俄罗斯人能够苦战的精神中，蕴藏着一种忍耐力。这种忍耐力，不仅是对艰苦环境的忍耐，而且也包括对于社会压力的承受。而俄罗斯人之所以能忍，首先，它源自于俄罗斯严酷的自然环境，是这种自然环境造就了俄罗斯人的坚韧精神。维·别林斯基在《彼得大帝以前的俄罗斯》一书中指出，“在高山人民与平原人民之间，在海滨、海岛人民与远离大海的人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它存在于精神本身之中，而不仅仅存在于形式之中。——俄罗斯的婴儿双眼看见的是阴沉的天空，肆虐的暴风雪给他唱摇篮曲，而酷寒则锻炼了他的体魄。”俄国著名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亦指出：“13至15世纪大俄罗斯森林、洼地、沼泽随处可见，给移民造成无数的危险，无数预料不到的困难与麻烦。他们身历其境，无法逃避，必须随时随刻进行斗争。——自然环境促进了大俄罗斯人闪避小危险、小困难的能力，养成他们对不幸与贫困战斗的习惯。”克柳切夫斯基还认为，“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大俄罗斯人这样如此的未受自然娇生惯养，——不期待自然及命运的恩赐，如此能忍受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