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俄罗斯文化本原上具有无根、流动、极端、外来、比照和赶超西欧文化等诸多特性。在这些根本特性影响下，俄罗斯人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偏好表现出重精神、道德、直觉和洞悟，而不屑于激进的唯理主义。在时空观上，俄罗斯属于那些没有确定感的民族之一，俄罗斯在心灵深处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寻求确定性的冲动。如罗扎诺夫言，“俄罗斯灵魂是躁动的、寻觅的灵魂，是漂泊的、寻找新城市的灵魂”。近代以来，无数俄罗斯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其生命存在的确定意义，为那些他们认为具有确定意义的事业而奋斗终生。但迄今为止，代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努力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恰达耶夫指出，俄罗斯“每前进一步，过去的一瞬间就会无可挽回地消失。这是一种以借用和模仿为基础的文化之自然而然的结果；每一个新思想都不留痕迹地挤走了旧思想，因为每个新思想都不是从旧思想中派生出来的，而是从天知道的什么地方冒到我们这里来的”。俄罗斯“所接受的永远仅仅是现成的思想——俄罗斯在成长，可却不能成熟；俄罗斯在向前运动，但却沿着一道曲线，也就是说，在走着一条到不了终点的路线。俄罗斯就像那些没有学会独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时候，他们体现不出来他们自我的东西”。基于此，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天性自由，热衷于漫游和寻找。广大的疆土，培养出了俄罗斯人超过其他民族的空间感；俄罗斯的灵魂难以长久地原地不动，精神流浪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俄罗斯是一个流浪者和寻找者的国度。”同时，“一切男性的、解放的和定型的东西在俄罗斯，似乎是非俄罗斯的、外国的、西欧的、法国的、德国的或古希腊的。俄罗斯仿佛无力构造自由的生活，无力由自身造就个性。在精神生活中控制它的时而是马克思，时而是康德，时而是施蒂纳，时而是另一个异国丈夫。在其他国家可以找到一切对立的东西，但唯有在俄罗斯，命题会转变为反命题，官僚主义的国家诞生于无政府主义，奴性诞生于自由，极端民族主义出自超民族主义。在这个没有出口的怪圈里唯有一个出口：在男性的、个体的、定型元素的精神深度里，俄罗斯向内在敞开；对个人的民族主义自然力的把握；男性的、发光的一时的觉醒。”
在价值诉求方面，尼·洛斯基认为，“俄罗斯灵魂是无拘无束的，它没有感受到界限的存在，并向四方扩散；它要求一切，或者是无；它是按启示录方式或虚无主义方式建构起来的，因此不能建设‘文化的中庸王国’。”别尔嘉耶夫亦指出，俄罗斯人没有创造中性文化的天赋。俄罗斯精神在各方面都追求终极、彻底和绝对，追求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爱。但是，俄罗斯人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在各种相对的和折中的行动中，表现得软弱无力，庸碌无为，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和社会的全部历史，又充满着中庸之道和相对主义；它既不是绝对的，也不是彻底的。俄罗斯人总是受中庸的和相对的东西的奴役。同时，在吸收外国折中主义文化时，俄罗斯还“一直迷恋德国风格，迷恋德国的哲学和科学。而德国的国家体制实质上也是折中的和相对的”。这说明了，在很大程度上，所谓“俄罗斯灵魂的双重性”，主要源自于“德意志精神与俄罗斯精神的深刻的亲缘关系”。由于德国哲学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俄罗斯知识界中民族主义者抵御“西化”的重要精神资源，长期以来俄罗斯人的精神事实上为德国人所“奴役”，并造成了“俄国人生活在没有坚实民族哲学基础的虚妄之中”。
总之，如果说西方文化是理性精神、罗马精神和上帝意识三者之间的相互渗透、融合而成为一种三位一体的文化形态，那么俄罗斯的文化形态就是具有北欧瓦兰人文化、南方拜占庭希腊人文化、东方蒙古人专制文化以及西方现代性文化等多种文化观念、思想合而为一的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观念和文化形态，俄罗斯文化是上述四种文化要素之间长期融合、相互作用的产物，俄罗斯人的精神特质在这四种文化长期冲撞和融合过程中得以成形和发展。而在俄罗斯文化这个复合体中，北方文化要素是第一位的，也是最主要的。它是一种原始的多神信仰和粗陋的祖宗崇拜，与俄罗斯先民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它在俄罗斯人血脉中根深蒂固，与俄罗斯民族生活的地理、自然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只要俄罗斯人的生活环境不变，俄罗斯文化中海盗性，劫掠性、无形式性、简易性和粗犷性等将继续存在下去。如，俄罗斯人的嗜酒文化和崇尚暴力攻击等。在基辅罗斯人由蛮荒走向文明的时期，欧洲“北方人”的非定居性、劫掠性，游动性、商业性和军事性及首领亲兵制在俄罗斯文化中居于首要地位。其次是随着“罗斯受洗”而来的拜占庭东正教文化对俄罗斯人心灵、精神上的深刻影响。主要是：俄罗斯原始的多神教神秘主义变为精致的一神教的神秘主义；俄罗斯宗教信仰的表达形式更加发达、文明和精细了；俄罗斯出现了美轮美奂的建筑、绘画和音乐及神学思想理论。13—15世纪，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和占领给俄罗斯带来的主要是先进的政治管理文化、军事技术和战争手段。它们与大自然造就的俄罗斯人的坚韧秉性相结合，推动莫斯科公国在欧洲的崛起。蒙古鞑靼汗对付罗斯首领的残忍手段，还使罗斯王公学会了隐忍和两面三刀，养成了主子和奴才并存一身的双重性格。18世纪后，随着彼得大帝改革而进入俄罗斯的不仅仅是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西方的政治自由文化，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哲学等诸多由西方现代性危机而产生的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想，都对俄罗斯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尽管如此，19世纪60—90年代后，俄罗斯的西方现代性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西方现代性在俄国发展的结果是，西方个体主义本体之思对俄罗斯人的影响上升了，俄罗斯哲学本体论上出现了一种特殊的二元结构或者两重性。即，俄罗斯传统的整体主义的二元论与西方个体主义的二元论之间形成了种种尖锐且难以弥合的张力。可以说，当代俄罗斯文化是俄罗斯诸多文化本原相互之间张力的产物，即，它是俄罗斯文化中南方、北方、东方和西方文化四种文化本原性要素的混合体，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南北文化要素混合而成的新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都是后来生存发展的需要，补充进来的文化，它们始终没有完全取代俄罗斯人原初的北方诺曼人信奉的海盗及军事部族制文化。
第二节 俄罗斯战略文化变化趋势
一、俄罗斯战略文化的历史轨迹
1.“诺曼人”和“鞑靼人”的野性及其影响
“决定一个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除了人种特性和所处的自然疆域外，尤为重要的是他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精神特质’，即历代人所共同具有的那些最基本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被称之为民族生存之道的战略文化特性。俄罗斯人的战略文化特性历史上主要受到北方诺曼人、东方鞑靼人、南方拜占庭人和西方日耳曼人四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18世纪之前，俄罗斯战略文化主要受到北方诺曼文化、东方鞑靼文化和南方拜占庭文化传统的影响，18世纪以来则主要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首先，如俄国伟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言：“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气候上说，我们(俄罗斯人)纯属北方民族”。即，远古时期居住在欧亚大陆北部边缘地带俄罗斯人先祖的生活习性、思想观念、社会观念、价值偏好、道德伦理、精神、信仰等，对俄罗斯战略文化具有最根本的影响。欧洲人种学上的“北方”人，主要指的是北欧雅利安种族的诺曼人、芬兰人及他们与东斯拉夫人混合组成的族群。这些族群信奉多神教，实行军事部落制，生活方式以首领率领亲兵外出打家劫舍，进行海盗式的掳掠为主。俄罗斯先民也不例外，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野性的生活方式影响下，养成了与生俱来的血性和好战性。
其一，现代古人类学研究表明，俄罗斯人具有乌格罗-芬兰民族血统，尤其从前俄国欧洲部分人多系这一人种。这些古罗斯人的先祖——瓦良格人游荡在欧亚大陆西北蛮荒、贫瘠土地上以渔猎为生，崇尚打打杀杀、攻掠和抢占，常常充当欧洲一些宫廷的雇佣军，依靠替人打仗卖命获取佣金。因而，首领崇拜、打家劫舍的习性、重视享受现世物质美酒和女人成为古代罗斯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俄罗斯古代史研究表明，早期罗斯人国家的形成主要是酋长的事业，他们率领亲兵不断地征服人烟稀少，分散在广大东欧平原地带上的斯拉夫人和其他部族人的部落群。留里克(瓦良格人)建立的基辅公国实际上就是一个交换头领及其亲兵战利品的集市贸易地。俄罗斯历史学家叶·阿尼西莫夫指出，“在家乡基辅，人们对奥列格带回的丰饶之极的掳获物品大为惊叹。”即使基辅罗斯强大了，著名的基辅罗斯奥列格公还是“像瓦兰人酋长一样谁给他钱，他就准备站到哪一边”。“军人、刚强的瓦兰人几乎从未离开过马背，不断征服一个个斯拉夫部落，勒令他们纳贡，如同奥列格一再对拜占庭发动突袭。”可见，尚武的北方诺曼人不仅给俄罗斯战略文化打上了第一块胎记，而且成为俄罗斯人扩张精神和军国主义传统等文化心理定式的主要根源。俄罗斯人立国之后，围绕酋长组成的亲兵集团、军功贵族阶层构成了国家权力的基轴。
其二，古文字学研究证明，“罗斯”一词原来的词义为斯堪的那维亚大船上的军人桨手，后来随着留里克和瓦兰人传到斯拉夫人之中，指称那些在酋长和王公身边服务、充任亲兵的瓦兰人。瓦兰人消融于斯拉夫人之中，并在东斯拉夫人的疆域上建立了基辅罗斯国。基辅大公不仅用刀剑实现了罗斯各部的统一，而且威逼尚处于村社时期的罗斯各部放弃原始的多神教信仰而改信希腊正教。在这一进程中，“富有侵略性的北欧人(瓦兰人)从一开始就把寻求和保护商道的扩张意识带入了罗斯国家。在俄国的全部历史中，寻找出海口和与国外(海外)的联系向来都是主要的战略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俄国发动了无数次侵略战争”。
其三，17世纪后，源自于“瓦兰”人的武力至上思想成为俄罗斯民族主义精神的源泉和沙俄对外扩张的主要支柱。俄罗斯的大部分历史，特别是挣脱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之后的历史，是一部备战和军事扩张的历史。自16世纪以来，军事需要和军事活动在俄国的政治体制，甚至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形成中，一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6世纪20年代，俄罗斯领土统一之后，为了扩大大公、教会和贵族的利益，整军修武，对外扩张成为历代沙皇最主要的“工作”。在俄国沙皇的心目中，“军队不但是俄罗斯帝国的缔造者，而且是帝国正统与稳定的化身”。近代以来，很少有其他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如此突出军事在国家政治和经济中的地位。俄罗斯统治者历来强调军事的意义，扩军备战对于俄国从来都不仅仅是政治的工具，而是最重要的政治，是国运之所系。为了实现扩张，沙俄不惜调动自己全部的政治力量，并最终成为自己穷兵黩武的战争政策的牺牲品。同样，为了争霸世界，前苏联也同沙俄一样不止一次地“迷失政治方向”。今天，保持和加强军事实力依然是当代俄国政治的重要内容。如卡尔·马克思言：“俄国毫无疑问是一个有侵略野心的国家。”“它的方法、它的策略、它的手段可能改变，但是这一政策主旨——世界霸权是不会改变的。”列宁也指出，专制俄国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掠夺各地方、各区域、各民族的土地的历史”。通过疯狂的对外扩张，俄国的面积从13世纪时43万平方公里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大陆，面积曾达2200平方公里的帝国。
其四，如索洛维约夫言，“按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说法，俄罗斯的民族事业是事实上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它只要仰仗一种力量——武力就行。完全仰仗武器的粗野力量，已经使我们面临一次塞瓦斯托波尔式的毁灭”。伴随着武力崇拜的是开疆拓土这个俄罗斯历史中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如，英国历史学家恩·米·萨姆指出，俄罗斯人一直都在为掌握违背他们驯服的国家的资源而奋斗，通过永不停止的迁徙和对外民族的征服以及与它们融合，它慢慢扩张为一个跨洲界的大国。但是，这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剧了俄罗斯人的不安全感。由于地理上没有天然的防卫屏障，俄罗斯总被安全问题困扰。而武力扩张带来的与邻国未确定边界，又只能主要依赖军事手段来解决。结果，从14世纪初莫斯科公国的弹丸之地，到18世纪初彼得一世时期的泱泱帝国，400年间俄罗斯的版图增加了400倍。历史上很少哪个国家像沙皇俄国那样把武力作为国家政治的基石。再如，美国著名的俄罗斯战略文化研究人员琼斯认为，俄罗斯的扩张倾向与其除了北极天然疆界之外在地理上缺乏天然疆界的自然条件有密切的联系。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对敌对势力的立场倾向于将之驱逐到离俄罗斯族核心地带越远越好，以增强其安全感。在苏俄之前确立的俄罗斯战略文化传统是，安全等同于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