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随着西方理性主义、个体主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浪漫主义等哲学思想相继渗入俄罗斯，俄国思想界出现了斯拉夫主义和西方主义的思想对立和学理论争。为克服、消除西方思想中思维和存在、主体和客体、科学与信仰及人与神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维护俄罗斯传统的信仰第一的地位和确立俄国现代性发展的精神基础，俄罗斯伟大的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创建了以“神人”本体思想为核心的“万物统一”哲学理论体系。而所谓“神人”本体思想，俄国宗教哲学家舍斯托夫在1933年发表的代表作——《旷野呼告——克尔凯郭尔与存在哲学》中曾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指出，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论根植于犹太—基督教，目的旨在克服“多神教中人与神的关系中存在的一种极端化的迷误——不是人被‘神’吞没(在印度)，就是‘神’本身变为人的影子(在希腊和罗马)。”它“以信仰为依据，以人类之得救为目的。但并不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但又不同于一般的人本主义，而是以信仰为基础。舍斯托夫还指出，所谓‘神人类观念’，即“‘神’的本质和人的本质在保证它们区分和独立性的前提下相互渗透和结合，其前提是‘神’和人之间的可比性，在人身上存在着‘神’的原则，同时又不允许一元论的同一”。关于“神人类”思想，弗兰克、别尔嘉耶夫等俄罗斯思想家也作过比较明了的阐述，如弗兰克指出，从根本上说，所谓“神人”指的是，人之所以为人(即与动物有着根本区别)并非由于自身创造，而是由于神的作用。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即与神相通的人性。再如，别尔嘉耶夫认为，“神人类的思想意味着在人道主义中克服了人的自给自足性，同时又确认人的积极性、人的最高尊严、人身上的神性——神人类的思想致力于宇宙的改造，这一点几乎完全不同于官方的天主教和新教。当然，也不同于俄国的东正教。”中国学者徐凤林在《索洛维约夫》一书中概括地说，神人本体思想的核心是：通过反对“传统观念中绝对者是静止不动的”的思想，主张“绝对者与人类处于紧密联系之中”，来强调“人类就是形成中的绝对者或‘形成中的神’，人的使命就是在自身之中实现神的智慧(索菲亚)，并因此和神人基督合为一体。全部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改造世界的‘神人过程’”。而且，索洛维约夫还期望，通过把“人的西方和‘神’的东方联合起来”来“形成‘神人类’”。当然，弗·索洛维约夫心中的这种“神人类”不会是别的什么人，而只能是俄罗斯人。
20世纪后，弗兰克继承并发展了索洛维约夫提出的神人思想，将其明确地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作为俄罗斯最根本的思维价值肯定形式之一。弗兰克认为，神人哲学本体论的核心是：作为人的存在之最终基础的精神性；人生活于世界，而世界之奥秘首先在人本身；世界是人化的，在人之外不能认识世界。他还把世界的实在性分为三种类型，或三个层次。第一层是“物质的”实在或“经验的”实在(一般意义上的客观世界)。第二层是“理想之物”、“观念之物”，即人对现实世界的理性的认识观念。第三层是更深层的实在，即人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而是个性化的，与人的内在体验直接相关。弗兰克还强调，人的内在精神的实在性并不亚于物理世界的现象。人的善意与爱对生命来说要比物质财富更为可贵。因而，在实际存在的三种实在中，第一性的是精神实在，人最需要的也正是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而不是物质世界。同时，弗兰克还指出，弗·索洛维约夫强调信仰的目的：一是解放思想，主要是使俄国思想从各种西方理性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二是为俄国思想提供新的纬度，利用信仰来战胜理性的自明性，以减去俄国人精神上的原罪负担；三是给俄国人以希望和力量，来应对西方文化的压力与挑战；四是从根本上为全人类提供真正的精神“家园”。
神人本体思想是弗·索洛维约夫的“万物统一”哲学的核心。弗·索洛维约夫在构筑其“万物统一”哲学体系时借用斯宾诺莎的“单子”，将神人作为一个来于己归于己的统一、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绝对物”或“绝对始源”。不过，弗·索洛维约夫同时又将上帝、神凌驾于这个“绝对始源”之上，并通过人这个中介来实现神与“绝对物”在经验世界的统一。他认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超验的、内在的，即两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在西方人脱离了神并宣布自己的至高无上性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将自己绝对化，宣称“人定胜天”，不但不尊重自然世界，而且以自己的意志“改造之”，即“压迫”自然世界，结果完全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因而人的自我崇拜，实际上是人的堕落，这是人的悲剧。因此，人应当摒弃自我，摒弃自己的自我中心主义，把自己存在的中心或支点从自己纯粹自然的本质转移到神身上。人只有摒弃自己的自足的、非神性的自然存在，自愿地服从神的意志，才能首次获得自己，获得自己真正的本质的完满。离开神的人是渺小的，软弱无力、注定要失败的。同时，弗·索洛维约夫又认为，个性的力量在自己的孤立中肯定自己，它既是善，又是恶的根源，因为，如果没有自我肯定的个性力量，没有利己主义的力量，那么人身上的善就是无力的和冷淡的，只能显现为抽象的理论。而抽象的科学理论只懂得外在现实和个别事实而别无所知，因而不能成为理性信仰的基础。人的真正信仰不应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不在于某种理性批判，而在于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人的信仰应当成为他的生命的主宰；它不仅包括概念世界，还包括行为世界。弗·索洛维约夫还充满信心地宣称，由于“抽象理性证明了自身的不可靠性，它就成为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当人不得不说‘我是虚无的时候，就等于说出了上帝就是一切’”。总之，弗·索洛维约夫通过将人的高尚性、超越性、精神价值，与上帝观念联系在一起，创造了神人类概念，使人同神的关系成为人的本质的决定性特征。即是说，使人成为人的东西——人的人性因素，就是他的“神人性”。(换句话说，人的本质规定性在于其与身俱有的人性、仁性)。而且，在弗·索洛维约夫看来，“只要人类还有宗教情感和哲学求知精神，只要人类还有追求永恒和理想的意向，那么迄今为止，神秘、纯艺术、神学、形而上学和教会就仍然是不可动摇的”。弗·索洛维约夫还认为，西方文明——“个人的私利，偶然的事实，细枝末节：生活中的原子论，科学中的原子论，艺术中的原子论造就了生命的个别形式和外在材料，却没有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它把单个的因素孤立起来，使它们达到只有个体才能达到的发展极限，却使它们失去了活生生的精神的有机联系，致使所有的这些财富都成了僵死的资本。”弗·索洛维约夫的这些思想为俄罗斯人本学哲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如尼·洛斯基言，弗·索洛维约夫期待基督教(包括东正教)发生巨大变化，真正变成“神人性”的宗教；亟盼“始终置身于两大低级本原之外(东方和西方的文化本原)的斯拉夫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民族，能够成为第三大本原的历史传播者、俄罗斯人成为像犹太人那样的神人类、莫斯科变为新的耶路撒冷，但却看不到希望”。别尔嘉耶夫曾指出，弗·索洛维约夫在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问题上的认识与态度，与俄国斯拉夫主义完全一致，这种认识与态度长时期主导了俄罗斯人的意识，对现代俄罗斯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一，20世纪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就深受弗·索洛维约夫神人类思想的影响。弗兰克认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者在唯物主义的外表下追求的绝对存在实质上就是弗·索洛维约夫的神人类。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者“不仅有自己的启示学，而且有自己的神秘主义，一种任何具有这种神秘感的人都了解的神秘主义，并用对科学的信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永远地彻底地不借助上帝而安身立命’的愿望取代了宗教”。即，布尔什维主义通过把“个人变成无个性的对经济关系的反映；同时又使人神化，变成人神”，以便“明天就在人间建立天国”。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反映了包括弗·索洛维约夫、弗兰克等人在内的俄国思想家在哲学本体论上存在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俄国宗教哲学家认识到：整个受造物的共同的物质是“无”向将“有”的转变；“非存在”存在于其中的物质存在以相互区分和相互分离为特征；“绝对物是超验于世界的神的‘无’，它不能通过任何‘什么’来表达和不能用任何借自世间存在领域的概念来规定”。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调“在观念中没有‘物质-无’的位置”，也“没有什么比神的‘无’的涵义更重要了”，并视“绝对物自己就是上帝，因而把上帝和世界及世界上的人的区别置于自身之内”。其结果是，“绝对物成为人的上帝”，“观念的索菲亚成为第一性的世界”。这表明了，包括“神人论”在内的俄罗斯哲学本体思想，既未能在思想高度上达到诸如中国老、庄、“道”本体论那样的高度，也没有彻底脱离西方理念主义先验论的窠臼。弗兰克对此也有一定的认识。他指出，“无论俄国和西欧两种精神现象之间有多大差别，他们的相似性与亲缘特点还是不难看到的。他们有共同的起源。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文化归根结底都起源于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精神的融合体，它们只是同一树干上的不同枝杈。它们的相似性就在于宗教神秘主义领域。”俄共领导人根·久加诺夫亦指出，今天在俄罗斯，人们依旧是靠心灵迸发的不可思议的力量来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并发自内心地相信救世主会降临，特别是知识分子。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知识分子，在他们心中，强大的俄罗斯肩负着这个世界的特殊使命，并为此感到自豪。20世纪90年代后，俄国一些舆论调查报告也显示，认为俄罗斯人优于其他民族、是世界的拯救者的人比例依然很高。
其二，神人本体思想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以来俄罗斯人道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人道主义史中绽放的一朵奇葩。别尔嘉耶夫在评述俄罗斯思想时指出，“俄罗斯人信仰上帝的原初的充满激情的根据在于，希望充满人性的上帝来实现自己的人与人将不再是狼，而是兄弟的愿望。”雷永生在《东西方文化冲撞中的人——东正教与俄罗斯人道主义》中亦认为，“基督教的基本思想是上帝人化的思想，所谓上帝人化，就是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相结合。19世纪俄罗斯人道主义的主流是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即由人化的上帝来保证的人道主义，不像西欧人道主义那样从人的崇拜导致尼采现象，并使人道主义变成了反人道主义，而是以人的崇拜为最高和最后的目的。”即是说，俄罗斯人道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由富有人性的上帝来保证人类社会的人道化。这是一种有神论的人道主义，同时又带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印记。总之，如别尔嘉耶夫言：“如果存在上帝和‘神人’(即具有人性的神)，那么，人类只是偶然地保留了自己的最高价值、自己的自由以及对自然和社会权力的非依赖性。这是俄罗斯思想的主题。”
二、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和非理性主义“聚议性”
1.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
俄罗斯哲学家弗兰克在总结俄罗斯思想时概括地说，俄罗斯哲学认识论的特点在于，它为了绕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对立，而发展成一种“倾向于确认认识主体直接领悟超主观的现实”的直觉主义。首先，俄罗斯哲学认识论认为，“任何一个客体在被认识之前就处于和我们(主体)直接联系之中”，因而，“我们不是通过意识，而是在我们自己的存在中和它融为一体”。换句话说，俄罗斯直觉主义认识论认为，“我在意味着某物在”(I’am_there is)——是印度哲学中的“梵”和“我”，“梵”我就是具体的完满性，它是一般的生命(生命就是“梵”我一体的存在)；“抽象的逻辑认识之所以可能，仅仅是由于对这个包罗万象的统一性的直觉”。除了基于“绝对存在不是被给定的，而是‘自我拥有’”的本体认识论思想之外，俄罗斯直觉主义者还希冀用超理性原则的先验思维，克服西方哲学“思”与“在”的对立。他们强调，在先验思维中，认识不是判断，而是“经过经验而进行的纯粹直观或先验现实的自我揭示”；体验中的自我，实在的自我，这种自我是“逻各斯”，是认识之光，是世界整体的一个微小粒子和中心。在世界整体中，这颗微小粒子也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而不可知物本身则是超越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即所谓万物在我中，我在万物中；“聪明的无知，最高真理在沉默中言说自己”；或“心灵会通过向内部、向深处、向精神的超越而摆脱无根据的任性的‘主观性’”。显然，俄罗斯直觉主义本体认识论来自于康德时期的德国哲学，并与俄罗斯哲学关于“个体的存在根源于作为‘万物统一’的绝对者”的本体认识密切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