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由于歌德的人生过于顺利。在自传《诗与真》开篇他就聊起自己的星盘。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十二点，有紫微软件的女同学可以核实一下歌德的描述——太阳位在处女座内，正升到天顶，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太阳，水星也不忌刻，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那时只有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显得格外厉害，等等等等，反正就是显得自己连出生都很神气似的。
有一点可以确定，他的外公是法兰克福市长。至今讨论作家是否应贵族化的问题上，正方还在拿他当武器。我支持反方，我也认识挺多太子党，我没见他们干过什么诗情画意的事。
歌德死于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二日，死前两天还在给七月革命的杂志写评论。最常见的歌德遗言是——亮点，再亮点。小时候读着觉得充满寓意，长大才知道原来后来还有句话被“歌德派”给删了——让我看清你的小手。当时坐他床前的是他的儿媳妇，他儿子早在四年前就挂掉了。
歌德在二十五岁就因《少年维特之烦恼》（下文简称《维特》）誉满欧洲。满大街的年轻人都穿维特的衣服。青春小说大卖的例子并非独它一个，《麦田守望者》《在路上》《你好，忧愁》，都影响过同时代，但青年最多也就是戴着鸭舌帽开着破车去滥交，没法跟《维特》比。这么说吧，如果你生活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的欧洲，恰好不喜欢青春文学，然而你周围看过《维特》的朋友跟拍动画片似的一茬儿一茬儿地都自杀了，你能不崩溃吗？当然是责令政府，作者本人怎么不去死。不少国家嚷嚷要把这书禁掉，歌德马上写首诗道歉。我不懂德文，郭沫若的译文老觉着不舒服——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子谁个不善怀春？后面还有更别扭的，我怀疑中文不是郭沫若的母语。有时候不幸碰到这类大师的文字，我总会悲观地认为，中国文学完了。
《维特》是书信体小说，故事很简单，一段三角爱情，最后那男孩自杀了。其实到现今我们在恋爱中还是会产生死亡情节。马尔克斯在准备《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一直找不着那种爱着的感觉。两本书给他指明了方向，头一本是川端康成的《睡美人》，后一本正是《维特》。《霍乱》成于一九八五年，事隔两百年，然而同样的情感牵连了两部作品——纯爱。
也许我们的表达形式在改变，以前是示爱一年才上床，现在是上床一年才示爱，但要承认，爱的意义是一样的。有些感情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这是人类共通的标签。诚如福克纳在一九五〇年冬天所言——爱与荣誉、怜悯与自尊、同情与牺牲。正是我们拥有这些永恒的母题，才能从《维特》，到《睡美人》，到《霍乱》，而且一定会继续下去。
有些情感不变，所以它的载体——文学，将永不消亡。
我一编导朋友放言，不出二十年，单一的阅读方式将会被取代。我不少朋友都坦言自己已经许多年没读书。在中国，你和我这样怀有文学梦的人们，只能在此刻才有机会大声喊出我爱文学。我想说让文学越来越远肯定不是文学的错，只是作家的群体无能，他们暂时无力将读者拉回来。
华语文学仿佛歌德以前的德国文学。歌德认为只有清楚地认识其他民族的文学，才是复兴之道。比较文学专业便源自他的理论。他早年把英国文学比作瑞士群山，群雄并起，而法国文学有的是根基和机智。创作六十年他能最后一个挤进来，成为欧洲四大名人。待晚年他再评价法国文学时却说德国的影响已在法国酝酿中。当时，歌德即德国。人生次骄傲的事情是成就一番霸业，而最骄傲的却是做到能活到见证自己霸业成形的那一天。
歌德也讲过中国文学，中国人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总是月白风清，房屋内部像中国画一样整洁雅致，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而且还会长存下去。
借助他的祝福，我相信文学不死，我相信中国文学不死，每年有四千二百万外国人在学中文，中国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我们只是在等待一个歌德式的人物将中文带入世界文学，我相信中文会有大爆炸的一天。
我曾多次表述过我的文学理想，说来说去自己都觉得做作了。而此时我还要再讲一遍——我立志向峰顶攀登，若是最终未能如愿，我也会化作白骨在山腰为后人做路标，若是非得十万个作家才能出现一位大师，我至少也要为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数字贡献一个单位，若是日后你们哪个够天赋够才华够勤奋路过此地，不要犹豫，不要停留，踩着我的骨头前行，这是对我最好的祭奠。
再引一句《歌德名言录》的话来结束我们的文学时间——要做一番伟大的事业，总得从青年时代做起。
送给你们。谢谢。
60
下午在春熙路签售，好像能有四五十个买书的吧。书店经理说慢点签，再慢点签，不然没几分钟签完了，剩我在这儿傻坐着，书店和作者都没面子。我说那我出去抽支烟，让孩子们先排着，有点规模我再进来。
到吸烟处就没人认识你了，我站在墙角点烟，大家都很沉默，仿佛被无烟书店放逐的犯人，各抽各的。大部分是陪女友来买书的男人，脸上就写着不愿意三个字。要是谁喊出我就是令他们失去美好周末的祸首——作家，估计要被他们打进垃圾桶。
我想起几年前在上海第一次签售，得意，骄傲，一分钟就把十几个人的书签完了。然后心情落寞地坐在那儿看人群。他们买什么书的都有，就是没人看我书。出版人同学怕我哭出来，自己掏钱买三本，他说刚得到消息，莫言上午在西单图书大厦也只签了八本，人家都没哭。
后来好多了，明白写书是一回事，卖书是另一回事。算是挺不在乎这东西了。有一次一小朋友硬让我在扉页上写句话，那是我写的侦探小说，前面说过，我很喜欢读和写这种故事。我说是不是我写什么你都不会找书店退书。她很信任我，点点头。我不会辜负我的衣食父母，我铺开了在献辞下面写——凶手是她爸爸！
王淇进吸烟室找我，问我是不是烟不够抽，该给我买包烟。我查了查还有七支，是该再买一包。她把我拉出吸烟室。
“商量件事，美女，”我说，“你不用扣我的手腕，拉我手就行了。”
她没应我，只是扣得更紧一点儿。
“我反扣了啊，我练过功夫的。”
电梯在四楼下不来，她拽着我从楼梯上去了。
人果然多了一些，她就坐旁边监督着我。好像经理把员工们都动员起来了，后面几个是穿制服的导购。快收工的时候王淇让我把昨晚的餐饮发票给她。我说我没吃，一直在酒店搜成人频道来着。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胖？”
“因为前天在北京吃过了。”
“孩子，”这是她最得意的称呼吗？“你用不着以绝食抗议我。”
我一时没接话，把出租车后窗摇开，成都天空阴阴的，湿得仿佛一挥手就可以抓到大滴水珠。北京也不好，相反的气候，干燥，风大，沙尘多，等到三四月份，找个地方躺下来，不用挖坑就能被活埋。我思念北京，也许她也一样。在异地相识令我们俩都感觉不舒服。
车在青石桥花桥市场的红灯前停了下来，阵阵芙蓉香气伴着鸟鸣的节奏向十字路口飘来。我把头伸出去，几乎是通过前排的窗口对她讲：“我们一起吃个晚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