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人——商朝鸣条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治王朝的开基者商汤天乙领导商部族和其他反抗夏王朝残暴统治的同盟部族，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垂死腐朽的夏王朝，建立起新的统治秩序。在这场革故鼎新的变革中，鸣条之战作用重大。
商，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氏族部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强盛起来，由夏的属国演变为足以与之抗衡的对手。商汤即位并迁徙部族统治中心到亳地（今河南商丘）后，即积极筹措攻夏立国的大计。当时，夏朝的统治者是桀。他骄侈淫逸，宠用嬖臣，对民众及所属方国部落进行残酷的压榨奴役，引起普遍的憎恨与反对。
这样商汤首先在政治上采取了争取民众和与国的政策，开展了揭露夏桀暴政罪行的政治攻势，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在军事战略上，他在贤臣伊尹、仲元的有力辅佐下，巧妙谋划，“先为不可胜”，逐一剪除夏桀的羽翼，孤立夏后氏，最后一举攻克夏邑。
具体地说，他实施了以下几个主要步骤。
第一，创造性开展“用间”活动。为了彻底察明夏桀的内部情况，商汤大胆派遣伊尹数次打入夏桀内部，充当间谍，掌握了夏王朝“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的混乱状况。做到知彼知己，然后有针对性地实施自己的战略方针。
第二，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剪除夏桀羽翼，完成对其战略包围。当时夏王朝总体力量仍然大于商部族。在这种情况下，商汤不马上正面进攻夏王朝，而采取先弱后强、绝其羽翼的正确方针，为最后决战创造条件。他把第一个打击目标指向夏的属国葛，以替童子复仇的名义起兵灭葛。这不仅剪除了夏桀的一个羽翼，也还大大提高了政治威望。继而他又集中兵力逐次灭亡了韦、顾，并攻灭夏桀最后一个支柱，即实力较强的昆吾。这样商汤就完成了对夏桀的战略包围，打通了最后灭桀的道路。
第三，正确选择和把握决战时机。在完成对夏桀的战略包围后，商汤对最后决战仍持十分慎重的态度，几经试探和权衡后方才做出决定。
立国近400年的夏王朝，即便已面临灭亡之时，但仍具有相当的实力。当商汤停止向夏桀纳贡以试探其反应时，夏桀即调动九夷之师，准备讨伐商汤。商汤视情马上“谢罪请服，复入职贡”，稳住夏桀，继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不久传来了夏桀诛杀重臣、众叛亲离的消息。商汤乃再行停止向夏桀的贡奉。这次，夏桀再也指挥不动九夷之师，有的甚至公开反抗。只有到此时，商汤方才认为伐桀的时机完全成熟，于是果断下令起兵。
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兴兵伐夏。在战前他隆重举行了誓师活动，一一历举夏桀破坏生产，残酷盘剥压迫民众的罪行。申明自己是秉承天意征伐夏桀，目的是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商汤还宣布了严格的战场纪律。这番誓师，极大地振奋了士气。
战前誓师后，商汤简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战略大迂回，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在那里，夏王朝宣告灭亡。商汤回师西亳（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大会，得到3000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天下其主的地位。就这样，在夏王朝的废墟之上，一个新的强盛的统治王朝——商建立了起来。商汤“革命”是政治上的一项进步之举，鸣条之战则是我国军事历史上一篇辉煌的杰作。它是中国古代通过“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的全面运用，最终达到战争速胜的最早的成功战例，对于后世战争的发展，军事理论的构筑，都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2.出其不意，击碎军事教条主义的霸王梦——春秋时期泓水之战中的军事谋略
宋襄公的名字叫兹甫，是宋国国君桓公的嫡子，很早就被立为太子。公元前651年，宋桓公病得快死了。兹甫一再请求垂危的父亲把君位让给庶兄目夷。他说：“目夷年长，而且仁义，请您改立他为太子吧。”目夷听到了，当然不敢担当，也向宋桓公说：“兹甫连君位都要让出来，这是最大的仁义了。我哪里及得上他。况且，他本来就是太子，君位理应由他来继承。”第二年春天，宋桓公死了。兹甫又推让一番，然后当上了国君。他，就是宋襄公（前650—前637年在位）。
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统治者见荣誉就上，见好处就抢，大家争权夺利，你欺我诈；尤其是为了争夺最高的权位，往往演出流血的惨剧，宋襄公居然一再推让君位，这在当时看来，是件“仁义”的事。因此，大家称他是个讲“仁义”的国君。宋襄公名利双收，尝到了讲“仁义”的甜头。
宋襄公认为目夷不肯接受君位，也很有“仁义”，就任用目夷做他的助手，帮助他治理国家。
宋襄公即位后的第八年（前643年），齐国国君齐桓公病死，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齐国发生内乱。太子昭逃到宋国，请求宋襄公做主。宋襄公觉得支持太子昭复国，是件“仁义”的事。他立刻会合了几国诸侯，共同出兵护送太子昭回齐国，帮他平定了内乱，立他为国君。太子昭就是齐孝公。
齐国是东方的大国。齐桓公的时候，他曾多次召集诸侯，主持盟会。黄河流域的许多诸侯都奉他为头儿。他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那时候，齐国的威望高到极点。霸主的地位也特别惹人眼红。现在，宋襄公平定了齐国的内乱，代它立了国君。这样，在无形中，宋国的地位就在齐国之上了。宋襄公自然“当仁不让”，准备出场当霸主了，
但是，霸主的头衔是不能自封的，须要取得一些诸侯的拥护才行。于是，宋襄公仿效齐桓公的做法，准备召集一些诸侯举行会议，借以抬高自己的声望。他恐怕大国诸侯不听他的号令，就约请几个小国诸侯来开会。但是，就连那些小国诸侯也没有按时到齐。滕国（今山东滕县西南）诸侯迟到了，鄫〔céng层〕国（今山东峄〔yì译〕县东）诸侯干脆不到。会还没有开完，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北）诸侯又偷跑回国了。
这下子，宋襄公被激怒了。看来，“仁义”是不适用于对待小国诸侯的，还得诉诸武力。他把滕侯关押起来，把鄫侯杀了祭睢水神，又出兵压服了曹国。
接着，宋襄公准备同大国打交道，以便确定他的霸主地位。
当时的大诸侯国，有齐、秦（今甘肃天水一带）、晋（今山西太原一带）、楚等。齐国自从发生内乱以后，国力已经衰弱下去。秦和晋，一个在西边，一个在西北，离中原还远，它们暂时并不妨碍宋襄公去称霸。只有楚国，才是宋襄公称霸的惟一对手。
楚国占有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疆域很辽阔。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一向瞧不起它，称它为“蛮子国”。这个“蛮子国”不断向北方扩张势力，同那里的各国经常发生冲突。那时候，楚成王在位（前671—前626年），国力很强大。鲁、陈（今河南开封一带）、蔡（今河南上蔡一带）、郑（今河南新郑一带）等中小诸侯国，都被迫同楚国订立了盟约，接受它的节制。
对于这样一个强敌，宋襄公打算采取联络它的办法。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把楚国拉过来，那么，那些同楚国订立盟约的诸侯国自然也会随着一起过来了，他的霸主地位也就可以确定了。
他把这步高招告诉了目夷。目夷却另有看法：第一，宋国称霸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如果急于去称霸，恐怕会惹出祸事来，第二，楚成王野心很大，能力也很强，恐怕宋襄公斗不过他。宋襄公却认为目夷的顾虑太多，仍旧坚持自己的意见。拉拢楚国的方针就这样草草地决定了。
公元前639年春天，宋襄公约请楚成王、齐孝公在鹿上（今安徽阜南南）开了个小会。会上，宋襄公要求楚成王约请他的盟国出席下一次诸侯大会。高傲的楚成王居然答应了。
那年秋天，宋襄公带了目夷和其他一些文官兴高采烈地到盂（今河南睢县）地去大会诸侯。楚成王也带了一帮人如期到达。此外，郑、蔡等五国诸侯也都出席了会议。
宋襄公满以为这次会议既然是由他召开的，当然得由他来担任盟主。因此，他就大模大样地登上了盟主的座位。哪里料到，他还没有坐稳，楚成王一声号令，楚兵一拥而上，就把这位“盟主”从宝座上揪了下来。顷刻间，“盟主”变成囚犯。会场上秩序大乱。在混乱之中，目夷逃回本国，准备应付事变。
楚成王押着宋襄公，带领楚军一直打到宋国的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幸亏目夷早做准备，楚军一时攻不破城。
楚军这次攻打宋国，本来是临时采取的措施。楚成王只是看到有机可乘，才用军事行动试探一下。现在，强攻的一手一时不易奏效，他就试用讹诈的一手。他向宋军说：“你们再不投降，我就要杀掉你们的国君了。”宋军回答说：“我们已另立国君。随你怎么办，我们决不投降。”
楚成王觉得在宋襄公身上已经榨不出什么油水，与其把他杀了，还不如买个人情把他放了。这样，宋襄公才获得了自由。楚成王带着军队凯旋而回。
碰了钉子的宋襄公怀着满腹委屈被目夷等一帮大臣迎回宋国。他越想越生气，楚成王如此不讲信义，这个仇非报不可。
但是，对标榜“仁义”的宋襄公说来，要报仇，总得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才行。凑巧，公元前638年，郑国的国君去朝见楚成王。这给宋襄公带来了兴师问罪的“理由”。在宋襄公看来。郑国国君祖祖辈辈都受到周王朝信任，而那个没出息的后代竟然不去朝见周王，却拜倒在“蛮子”的脚下，这简直是忘恩负义，有失体统。单凭这一点，他就有责任去惩罚郑国。何况，宋襄公十分清楚，郑国的兵力不强，打起仗来，宋国赢得胜利是十拿九稳的。郑是楚的盟国，把郑国打败了，好歹可以出一出这口窝囊气。
提不同意见的，还是那个目夷。他认为攻打郑国可能引起楚国出兵干涉，会闯出乱子，劝宋襄公忍耐一下。但是，宋襄公仍旧不听。那年夏天，他就出兵去攻打郑国。
郑国打不赢宋国，果然向楚国求援。楚成王立刻发兵，矛头直接指向宋国。宋襄公得到消息，急忙带领军队往回赶。宋军赶到泓水（故道在今河南柘〔zhè蔗〕城西北）北岸，楚军也已到达泓水南岸了。
两军隔河相对，大战一触即发。
目夷对宋襄公说：“算了吧！楚强我弱，乘现在还没有打起来，同楚军讲和吧。”宋襄公不答应。
宋军列好了阵。楚军正在乱哄哄地渡河。
目夷对宋襄公说：“敌军多，我军少。乘他们刚渡河的时机，给他们来个迎头痛击，或许能够打败他们。”宋襄公还是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乘别人困难的时候去攻打人家。”
过了一会儿，楚军全部渡过了河，但是还没有摆开阵势。
目夷又建议道：“乘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我们即刻发动进攻，还可以打赢。”宋襄公仍旧不同意。他说：“不行，讲仁义的人不能攻击不成阵势的队伍。”
不一会儿，楚军摆好了阵势，千军万马冲杀过来了。到了这个时候，宋襄公才下令还击。但是，已经迟了。宋军抵挡不住，一个个地倒了下去。宋襄公的卫队全部被楚军歼灭，宋襄公的大腿上也挨了一箭，受了重伤。在目夷等人的拼死保护下，宋襄公狼狈地逃了回去。
泓水之战以宋襄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宋襄公争霸的“理想”由此破灭。
回到宋国，大臣们都埋怨宋襄公丧失战机。宋襄公却理由十足地争辩说；“讲仁义的人不去伤害已经受伤的人，这叫做‘君子不重伤’；也不去捉拿头发已经花白的老人，这叫作‘不擒〔qín勤〕二毛’。我怎能忍心向没有摆好阵势的敌军发动进攻呢？”
宋襄公的伤势很重。泓水之战以后不到几个月，他就死去了。
3.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军事谋略
唐末农民战争，是唐朝末年农民起义军埋葬唐王朝的一场革命狂飚，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裘甫浙东起义开始，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失败结束。历经25年，席卷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省，经过汝州之战、广州之战、潭州之战、洛阳之战、长安之战、莱芜之战，沉重地打击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世族门阀势力和唐末藩镇势力，唐朗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唐朝后期，中央集权势力衰微，各地藩镇势力兴起，唐廷与地方藩镇之间进行了长期集权与分权斗争。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地方藩镇争战扰攘。然而，不论是中央政权统治，还是藩镇割据势力统治，同样都很黑暗。地方藩镇与朝廷宦官、大臣相勾结，形成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政局动荡混乱，更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唐朝末年社会已是百孔千疮，凋敝不堪，人民大众煎熬在死亡线上，只有起来反抗，才有生存的希望，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
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浙东爆发，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又爆发了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庞勋起义。这两次起义虽然被唐朝镇压下去，但却开启了更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先声，为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起义的到来举行了奠基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