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跻身秦廷，语激昭王
范雎到了咸阳后，没有机会面见秦昭王，尽管王稽作出了许多努力，仍丝毫无进展。范雎无奈，居于下等客舍，郁郁而不得志。
当是时，秦昭王已在位三十六年，国势强盛。秦军南伐楚国，力拔鄢、郢两座重地；秦军向东，大破强齐；数困魏、韩、赵“三晋”之师，使魏、韩二国俯首听命。秦廷上下人材济济；“四贵”掌权，排除异己；秦昭王深居王宫，又被权臣贵戚所包围。战国时期，风云变幻，在政治舞台上驰骋的谋士说客多如过江之鲫，难免鱼龙混杂，良莠不分。一时之间，在秦国上层统治集团中，对来自诸侯各国的宾客辩士没有多少好印象，以为无可信者居多。因而尽管范雎用尽心机，还是难以跻身秦廷，一展平生之所学。
无可奈何之中，范雎派人向秦昭王侈报家门，说道：“现有魏国张禄先生，智谋出众，天下奇才。他要拜见大王，声称秦国危如累卵，失张禄则危，得张禄则安。然非面陈大王不可。”显然，这是故作惊人之举，危言耸听，以期引起秦昭王的重视。然而秦昭王却以为天下策士辩客，往往如此，所以并不理睬。就这样，在焦虑烦躁中，粗茶淡饭，范雎挨过了一年的时光。
然而范雎并不是一个遇有挫折便萎靡不振的人。他知道时机有时需要等待，而时机一旦成熟，便要紧紧地抓住它，争取一举而成功。周赧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70年）丞相穰侯魏冉欲率兵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占取纲、寿二地。范雎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完全可以借题发挥，打动秦王，从而跻身秦廷。魏冉和华阳君是宣太后之弟。昭王年幼未冠时，宣太后临朝决政，便委任魏冉为丞相，封穰侯，使其次弟为华阳君，并专国用事。后昭王年长，乃封自己同母弟为泾阳君和高陵君，意欲分宣太后之权。这样一来，宗亲贵戚专权专利，其私家富有甚至超过了王室，使昭王如芒刺在背，有苦难言。这次穰侯欲攻齐国占领纲、寿二地，也是因为二地紧邻穰侯的封地陶，扩充以为己有，其结果势必进一步增强魏冉的实力，助长枝繁干弱，尾大不掉的弊端。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和一年来对昭王内心世界的了解、分析和判断，范雎果断而大胆地再次上书昭王，阐明大义，直刺时弊而又紧紧抓住昭王的心病。
范雎在信中说道：“我听说英明的君王执政，对有功于国者给予赏赐，有能力的人委以重任；功大者禄厚，才高者爵尊。故无能者不敢滥职，有能者亦不得遗弃。昏庸的君王却不然，赏其所爱罚其所恶，赏罚无据，全凭一时感情使然。我听说善于使自己殷富者大多取之于国，善于使国家殷富者大多取之于诸侯。天下有了英明的君王，那么诸侯便不能专权专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明主善于分割诸侯的权柄。良医可以预知病人之死生，明主可以预知国事的成败。利则行之，害则舍之，疑则少尝之，自古以来，舜、禹这样的圣君明主都是这样做的。有些话，在这封信里我是不便深说的，说浅了又不足以引起大王的注意……我希望大王能牺牲一点闲暇时间容我直言，如果我所讲的对于治国兴邦之大业无效，我愿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范雎的这封信，表达了两点颇为可贵的思想和见地。其一，范雎主张选贤任能，赏罚皆以功过而论，反对用贵任亲，赏罚皆以好恶用之。这在血缘关系纽带又粗又长的早期封建社会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闪光思想。其二，范雎抨击了权臣专权的现象，指出了枝繁干弱的危害，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君王的统治地位，是很有见地的说词。秦昭王是个有雄心有作为的帝王，然而王室中显亲贵戚盘根错节，对他厉行富国强兵之大计多有掣肘，这正是他多年来难与人言的一块心病。范雎一语中的，不能不使他为之一震。尤其妙在范雎在信末所传达的含蓄的隐晦之语，诱使昭王浮想联翩，吊起他的胃口；紧接着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有治国的奇谋良策，这样便足以使秦王不得不召见他。由此可见，范雎不但胸藏治国韬略，而且工于心计。
秦昭王见信，果然心动，甚为高兴，传人立谢王稽荐贤有功，派专车将范雎接入王宫。
一个智谋出众的人在机会没有出现时，可以忍受难熬的寂寞；机会一旦出现了，就会煞费苦心地充分加以利用。范雎进入秦宫后，一个出乎常人意料的惊人之举，已经在胸中形成了。范雎过了离宫，佯装不知地走入宫围禁地“永巷”。这时昭王从对面被人簇拥而来，一个宦官快步趋前，怒斥他说：“大王来了，还不回避！”范雎并不惧怕，反而反唇相讥地回答说：“秦国只有太后和穰侯，哪里有王？！”说罢，继续前行不顾。范雎此举，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在封建社会里，向来把王宫和君王看得十分神圣，稍有不恭，轻则治罪，重则杀头。然而范雎的一句表面上看起来颇有冒犯的话，却恰恰击中了昭王的要害，其弦外之音收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昭王非但不怒，反而将他引入内宫密室，屏退左右，待之以上宾之礼，单独交谈。
范雎颇善虚实之道，并能恰到好处地一张一弛。他紧紧地抓住对方的心理，越是急于探胜寻奇，我就越是迂回曲折，曲径通幽。昭王施以重礼，虚心地请教道：“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只是“唯唯”虚与周旋，避实就虚，如此者三次。这样既增加了这次关键性谈话的悬念感，同时也于不知不觉间提高了自己的身价。
范雎见昭王求教心切，态度诚恳，便不再故弄玄虚，婉转地说道；“臣非敢如此，昔者吕尚钓于渭滨，及遇文王，一言而拜为尚父，卒用其谋，灭商而有天下。箕子比干，身为贵戚，尽言极谏，商纣不听，或奴或诛，商遂以亡。此无他，信与不信之异也。假如周文王疏吕尚而不与深言，那么周便无天子之德，而文主武王便不可能成其王业。今臣羁旅之人；居至疏之地，而所欲言者，皆兴亡大计，或关系人骨肉之间。不深言，则无救于秦；欲深言，则箕子比干之祸随于后，所以王三问而不敢答者，未知王信与不信何如耳。”
范雎这番说辞的开场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范雎将昭王比作周文王，周武王，极大地满足了他的虚荣心，使谈话得以顺利进行，增强了两人之间的感情。范雎将自己比作吕尚，虽暂处蓬蒿之间，然有经天纬地之才，可以辅佐明主而成轰轰烈烈的王业。关键是君王“信与不信”，用与不用。如果有贤才而不用，甚至诛杀，那就等于自贬到商纣这样的暴君了。杀贤误国历来为明君大忌，不但给昭王敲了警钟，也为自己的人身地位争取了安全系数。
接下来，范雎仍然围绕“信与不信”这个话题侃侃而谈：“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为臣患，亡不足以为臣忧，漆身为厉。披发为狂不足以为臣耻。”然后他列举了五帝，三王、五伯，成荆、孟贲，王庆忌、夏育等先贤因圣，仁，力、勇而死，说明“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并不足以为恐，而“臣之所恐者，独恐臣死之后，天下见臣之尽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向秦耳！”
这番慷慨悲壮之词更进了一层，不但披肝沥胆，以情感染对方；而且将自己置之度外，似乎一切都是从秦的根本利益出发，晓之以大义利害，使对方更加信赖自己。
经过充分的铺垫，范雎最后才接触到实质问题，点出了秦国的弊端隐患，水到渠成，令对方信服：“大王上畏太后之严，下惑奸臣之谄，深居简出，不离阿保之手，终身迷惑，难以明断善恶。长此以往，大若国家覆灭，小若自身难保。此臣之所恐耳。臣死而秦治，是究胜于生啊。”
其实，治国之大计远非此一端，范雎不过是以此来投合昭王之心，确立自己在秦廷的地位。只要地位确定了，其他一切便可顺理成章。谋略家们的良苦用心，于此可窥一斑。
因为范雎的“矢”，射中了昭王的“的”，秦昭王十分感激地施之以大礼，将范雎视为知音，推心置腹地说道：“秦国僻远，寡人愚下，先生至此，是上天对秦的恩赐。自此以后，事无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愿先生悉教寡人，切勿见疑。”
一席话，范雎成功地取信于秦昭王，具备了从政的基本前提，向纷纭复杂的政治舞台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4.远交近攻，固干削枝
不久，范雎再次晋见秦昭王。范雎是颇谙谈话艺术的，他抓住居高位者包括某些有作为的君王大都喜听恭维之词的心理，他首先从对秦之优势的分析入手开始自己的说辞：“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秦地之险，天下莫及。雄兵百万，战车千乘，其甲兵之利，天下亦莫能敌。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用以治诸侯，如同良犬搏兔。然而兼并之谋不就，霸王之业不成，莫非是秦之大臣计有所失吗？”
范雎所言，既使秦王感到慰贴，又使他感到警怵，因而没等范雎说完，秦王便恭恭敬敬地说：“寡人愿闻失计。”范雎考虑到自己初涉秦廷，根基不牢，不敢言内，便先谈外事，借以观秦王之俯仰。他接着说：“臣闻穰侯将越韩、魏而攻齐，其计谬矣。齐离秦国甚远，中间隔着韩、魏两国。秦出兵较少，则不足以败齐；如出兵甚众，则首先使秦国受害。假若伐齐而不胜，为秦之大辱；即使伐秦取胜，也只是使韩、魏两国从中渔利、得到好处，对秦国有什么益处呢？远交则可离间他国之间关系，近攻则可以扩大我国领地。目近而远，如蚕食叶，倘若兼并了韩、魏二国，齐和楚二国还能存在多久呢？”
在这段奏议里，范雎明确地提出了“远交近攻”这一明确的战略思想。这是范雎对秦国的杰出贡献，为秦逐个兼并六国最后统一中国奠定了战略基础，而且对后世影响也相当深远，为中国政治、外交思想史增添了重要的一页。魏冉自秦昭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94年）任相以来，应该说对秦国之大业也是有建树的，但在国家总体战略上也有严重的失误，给秦国带来了一定的损失。例如对待“三晋”，魏冉轻视魏、韩两个邻国的肘腋之患，却劳民伤财地跨越魏、韩去远征赵国。当时赵国又处于鼎盛时期，以逸待劳，重创秦师，昭王三十七年至昭王三十八年的秦、赵大战，即以赵奢挥兵大破秦师而告终，使秦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如对待齐国，接连讨伐，虽然双方互有胜负，却并没有得到战略性的胜利，秦国在人力财力上都有较大消耗，魏、韩坐山观虎斗，火中取栗，其结果是得不偿失的。
范雎在“远交近攻”这一策略原则指导下，进一步阐述了秦一统天下的具体设想：魏、韩两国地处中原，好比天下的枢纽，其位置相当重要，应该首先给予重创，解除心腹之患，壮大秦国实力。魏、韩归附秦国后，北谋赵，南谋楚，赵、楚归附，秦国当时最大的敌手齐国必然惧怕，一时不敢与秦争锋。在秦国的国势强大到压倒各国的情势下，便可一个个消灭魏、韩等“虏国”，最后灭齐，一统天下。
秦昭王很赞赏范雎的战略原则和具体部署，高兴地说：“寡人敬闻命矣。”遂拜范雎为客卿，参与国家大政，主谋兵事。两年后，即昭王三十九年（公元前268年），昭王用范雎谋，派五大夫绾伐魏，攻克怀（今河南武陟西南），两年后攻克邢丘（今河南温县东）。
秦国“远交近攻”的原则确立后，范雎及时地为秦昭王谋划“收韩”之策。韩国是当时七国中最弱小的，范雎选中了这个突破口。他首先向昭王分析了“收韩”的战略意义：“秦、韩二国互相交错，秦之有韩，如木之有蠹，人之心腹有病。天下如果有病，最大的隐患便是韩国，因此应该首先收韩。”
秦昭王说：“吾固欲收韩，韩不听，为之奈何？”
范雎早已成竹在胸，他回答说：“韩国怎能不听命归附于秦呢？如果大王派兵首先攻打并占领韩国政治、经济、交通、军事的咽喉要塞荥阳，便可使巩邑、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上党之韩军不得而下，一举可将韩国拦腰斩为三截。如此，韩见必亡，怎能不听命归附于大王呢？”
嗣后，昭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果然发兵，对韩采取了一系列攻伐，终于将韩拦腰斩断，致使韩国摇摇欲坠。秦国在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补偿，实力更其强盛，诸侯各国为之侧目。
范雎日益受到昭王的亲信，地位也日益得到巩固，于是他在内政方面开始进行变革，周赧王四十九年（公元前266年），他向昭王奏议道：“臣居山东时，闻齐但有孟尝君，不闻有齐王；闻秦有太后，穰侯，不闻有秦王。制国之谓王，生杀予夺，他人不敢擅专。今太后凭国母之威，擅行不顾者40余年。穰侯和‘四贵’生杀自由，私家之富，十倍于主。大王拱手而享其空名，不亦危乎？”接着他列举列国臣弑君、子弑父的惨痛教训后，进一步指出：“今穰侯内仗太后之势，外窃大王之威，用兵则诸侯震恐，解甲则列国感恩，广置耳目，布王左右，恐千秋万岁后，有秦国者，非王之子孙也！”
司马迁曾说：“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实事求是地说，魏冉在秦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历史功绩，范雎将其一笔抹倒未免失之公允，反映了他排除异己的私心，然而对于宗亲贵戚的专权和势力的膨胀，昭王早就嫉恨在心，听了范雎的一番义正词严的宏论，一拍即合，自己亦不觉毛骨悚然，再三拜谢：“先生所教，乃肺腑之言，寡人恨闻之不早。”当年，昭王便罢了穰侯的相位，命其回到封邑。穰侯搬家时竟动用了上千辆车乘，奇珍异宝，皆秦国库所未有者。后昭王又驱逐其他“三贵”，安置太后于深宫，不许与闻政事。任命范雎为国相，封以应城（今河南鲁山之东），号为应侯。
从此，以秦昭王为首的中央政府的权力更为集中了。这时秦封建割据走向封建大一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这是范雎对秦最后兼并六国统一中国大业的杰出贡献。
